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

文 | 大卫·哈维

译 | 胡大平

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是,身体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积累策略。

(丹纳·哈拉维,《社会与空间》,1995,510)

可以说,资本是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的身体来循环的,并因此把劳动力变成了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物。

(大卫·哈维,《资本的界限》,82,157)

事实上,两个积累过程——人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一一是不可分割的。

(米歇尔·福柯,《规训和惩罚》,1975[1995],221)

为什么关注上述这些引言？部分原因在于,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作为各种理论研究基础的“身体”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呢?简单地说,当代对先前早已确立的范畴缺乏信心,这导致了向身体的回归,把它作为不可还原的理解基础(比较:第l章及Lowe,1995,14)。但是把身体视作决定全部价值、含意和意义的不可还原的核心,这并不是最近的事。这是前苏格拉底哲学流派的根本问题,而且“人(man)”或“身体(the body)”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念也有着漫长有趣的历史。例如,对古希腊人来说,“尺度”就超越了与某个外在标准比较的观念。它是一种“形式”,借以洞察通过感官和心灵而被感知的“所有事物的本质”。据说,在清楚地理解全部世界实在的过程中,这种对内在意义和均衡性的洞察力具有根本意义,由此它对和谐有序的生活也十分重要。正如波姆(Bohm,1983)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术语(如音乐和艺术中的“尺度”观念)显示出较广的意义,但现代人的见解基本上已失去了这种微妙性,变得相对粗糙和机械。

在当代争论中,对身体兴趣的复兴确实为重新评价各种研究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机会。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理论家们试图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解决性别和性问题(issu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时,他们就已经开创了先例。并且,尺度如何失去与身体康乐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也已作为有一定意义的认识论问题而重新受到关注(Poovey,1998)。我在此要探讨的论题是:在确定价值和意义被构造和理解的方式时,这种向“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回归的态度至关重要。我特别希望回到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的更为广泛的相关意义上,并提出一个更加辩证的理解身体的方法,它能够更好地把有关身体话语和其他话语转向联系起来,那种转向把“全球化”置于争论的中心。

1、身体过程

安东尼奥·葛兰西

唐娜·哈拉维

朱迪斯·巴特勒

皮埃尔·布迪厄

我首先谈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来自于不同的作家,如马克思(Marx,1964)、艾利亚斯(Elias,1978)、葛兰西(Gramsci,1971)、布迪厄(Bourdieu,1984)、斯塔福德(Stated,1991)、列斐伏尔(Lefebvre,1991)、哈拉维(Haraway,1991)、巴特勒(Butler,1993)、格罗西(Grosz,1994)和马丁(Martin,1994),该命题主张身体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历史和地理的可塑性。当然,它不是无限地或者轻易地可塑,它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天生的”或生物学遗传的)品质并不能够被取消。但是,通过同时反映内在转化的动力(常常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中心)和外在过程的结果(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中最常用),身体可以继续进化并改变。

第二个命题与第一个命题明显地一致(要不就是含蓄地包含在其间),该命题认为身体不是一个封闭的未知实体,而是一个相对的“物(thing)”,在多重过程的时空之流中被创造出来,被限制、维持并最终消融在其中。这就需要一种相对的——辩证的观点,它认为,身体(被当成物一样的实体)使创造、支撑、维持和消融它的这些过程的影响内在化。我们占据的、且对我们来说是万物之不可还原尺度的身体,它本身不是不可还原的。这就使得身体成为问题,特别是作为“万物尺度”时。

人体黄金比例《维特鲁威人》

由于多重社会生态过程汇集于身体,身体便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体。例如,维持身体存在的新陈代谢过程就需要与它的环境进行交流。如果这些过程改变了,那么身体要么转化并适应它,要么就不再存在。同样,特定地点和时间中,身体所能进行的各种述行行为组合(the mix of performative activities)并非与身体存在于其间的科技、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无关。在社会中进行的各种再现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同样塑造着身体(通过服装和姿态的形式提出各种附加的象征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对占统治地位的身体再现系统的挑战(如近年来由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理论家所提出的那些挑战)都是对身体实践的直接挑战。最终结果就是,不同过程(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在物质上和表象上都)根本不同的身体。由于作用于身体的不同的社会生态过程,人类就被烙上了阶级、种族、性别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特性。

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是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布鲁塞尔学派的首领,以研究非平衡态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而闻名于世，并因而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如此表达这个问题并不是把身体当作一个客观过程的被动产物。有关生命实体的最引人注目方面就在于它们获得传播能量或信息流并将之聚集成复杂而有序形式的方式。如普里高津和斯滕格尔斯(Prigogyne and Stengers,1984)指出的,从混沌中创造秩序是生物体系的一个重要特性。人体作为“欲望机器”,不仅能够在它的自身内部而且能够在它的周边环境中创造秩序,在生产、维持和消融它的那些过程中,它是积极主动且能起改造作用的。因此,被赋予符号能力和道德意志的身体个人使得他们的身体成为我们长期称为“人民(the body politic)”的这一东西的基本元素。

把身体(个人和自我)与环境之间的渗透关系概念化,这就以特定的方式构造了“自我—他者”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认定身体把所的东西都内在化了(我在其他地方已作略述的一个有关各种内部关系的顽固教条——参见Harvey,1996,第2章),那么逆命题同样适用。如果自我把所有事物内在化了,那么自我就会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念应该追溯到普罗泰戈拉和古希腊人。这使得个体被看作某种非中心的宇宙中心,或者正如芒恩(Munn,1985,14,I7)在对美拉尼西亚岛的社会行为的意味深长的分析中所表达的,“身体时空是它所属的更广阔时空的浓缩符号”。只有当身体被认为向世界开放并且易于渗透,我们才能以这种方式有意义地思考它。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中,身体并不是被这样看待的。斯特拉森(Strathem,1988,135)强调这个问题：

社会化的、被内在控制的西方个人必须作为教化过程的缩影出现,自然资源就借助这个缩影被赋予文化用途……在这里,惟一的内部关系就是个人角色“属于”他/她自己的方式。其他关系都是从外部带进来的。个人的属性就这样被外部压力所修改,就如物的属性被修改一样,但他/她所固有的身份保持不变。

但是在美拉尼西亚这个例子中：

人是生产它的各种活动的一个活生生的纪念品……人是各种关系的客观化形式,它不是有争议的自我的持存,而是各种关系的持存或终止。吃并不必然意味着汲取营养;西方的商品观念认为自我就是使自己的存在永久化,以这种观念来看,吃在本质上并不是受益行为。更确切地说,吃使美拉尼西亚人暴露在他/她所处的各种关系的所有危险面前……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成长不是营养的一种反映;相反,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营养容器的过程中,得到营养的人见证了与父亲、母亲、姐妹的丈夫或其他什么正在从事哺育工作的人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这样,消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取代问题,而各种关系的承认和反映……自我作为个体主体存在……于他/她改变各种关系的能力之中。(Stathem,1988,302)

在西方传统中,有关身体、自我、个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身份概念只有以辩证的论证模式才能把握。在当代造诣很深的生态学者的工作中可以发现它的轨迹(比较Naess和Rothenberg,1989),并且这种见解在文学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中很流行。它构成了对通常被认为属于笛卡尔、牛顿和洛克的世界观的否定,那种世界观为大多数西方思想中“文明的”和“个性化的”身体理想(被认为是绝对时空中的一个实体,还被当作是不可剥夺的和有界限的财产权的一个场所)提供了基础。

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他在法国和美国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还著有近70部作品。他的成果影响了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时空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身体的生产相关联。列斐伏尔(Lefevre,1991,l)抱怨说,“随着笛卡尔逻辑学的出现,空间就进入了绝对王国……空间通过包含全部感觉和身体而开始支配它们。”列斐伏尔和福柯(特别是在《规训和惩罚》一书中)在此目标一致:把感觉和人类身体从那种人为的牛顿/笛卡尔的时空世界的绝对论中解放出来这成为他们解放策路的中心问题。而且那就意味着要挑战那种遏制和规范身体的机械的和绝对的观点。但是笛卡尔/牛顿的这种时空概念是被什么样的身体实践所制造出来的呢？而且怎样才能彻底推翻这些概念呢?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特别的难题。一方面,回到作为全部经验(包括空间的和时间的经验)源头的人类身体,这在目前被认为是挑战整个(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网络的一种(现在正越来越有特权的)手段,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公共机构和物质实践是通过这种抽象概念的网络得到定义、再现和调节的。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什么人类身体可以存在于杜会决定过程之外。因此,回到它就是用具体例证来说明据称正受到反抗的社会过程。例如,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如果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方面都被转变成资本的附属品(或者,用福柯喜欢的表达方式,从18世纪开始,通过增加强大的惩戒机构而改造身体使其成为温顺的身体),那么他们的身体怎么能够成为资本循环之外的或者规训它们的各种机构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尺度、符号或接受器呢?或者,采用更加当代的描述,如果我们现在全都是电子人(正如哈拉维在她有关此主题的著名宣言中所指出的),那么我们如何衡量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和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这一绝对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呢？

Donna J. Haraway：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所以,回到作为理论抽象——这种抽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纯粹抽象——的更加真实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基础的场所的身体,尽管这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但那种回归除了自恋的自指性生产以外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任何东西。哈拉维(Haraway,1991,190)注意到了这个困难。她宣称,“客观性最终与特定的、明确的体现有关,而绝对与承诺超越所有界限和责任的假象无关。”所以,谁的身体会成为万物的尺度呢?它要怎样衡量,又能够衡量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必然要反复回归的深奥问题。然而,不预先理解身体如何被社会地生产出来,我们就不能开始回答它们。

2.马克思思想中的身体主体理论

我们先假设并不会因为马克思的范畴“非常不稳定”而抛弃它们。我并不是要为这种假设进行辩护,尽管我注意到,从《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Marx,1964,143)开始,马克思就把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建立在与世界之间的真正感性的身体相互作用这个基础上:

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还详细阐述了一种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哲学,这一哲学与以上概述的(特别是由斯特拉森所概述的)相关身体概念相一致。因此,在当代,竞相回到作为所有论点不可还原基础的身体就是竞相回到马克思——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不少人——得以开始的那个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想知道的全部事情,但他的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主体(bodily subject)的生产理论。既然我们全都生活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的世界中,那么这就必须成为任何有关当代身体特征争论的一部分。回避它(依据似是而非的理由,说马克思的范畴不稳定,或更糟糕,强调它过时了),就是回避下列这个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即身体必须怎样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且,虽然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框架经常被解读为(如我想要表明的那样,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一种悲观主义基调，描述了身体是如何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认为身体是承担某种特定述行经济角色的被动实体,但正是这种分析激活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考虑,人类抵抗、渴求改革、反抗和革命,这些起改革作用的过程如何能够并确实发生。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美] 大卫·哈维 著，谢富胜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一个准备性步骤就是稍微扩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或更确切地说,“阶级关系”)的传统定义,使它表示与资本循环和积累相关的位置。马克思常常根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劳动者方面,它包括劳动者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来确定这种关系,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定义过于狭窄而不能捕捉甚至马克思自己分析的内容(想一想,马克思在全部著作中都回避对阶级作任何正式的社会学定义)。拥有“与资本循环和积累相关的位置”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更楚地阐明人类活动于其中的多重位置的内部矛盾。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是一个工人、消费者、储蓄者、情人和文化载体,甚至间或也可以成为一个雇主或地主,然而作为经济角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范畴——的劳动者却是单一的。

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提出的那个独特的系统性概念。可变资本把劳动力的买卖和使用称为一种商品,但是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很明显,可变资本本身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循环过程。劳动者(人)在劳动过程中出劳动力(商品)给资本家从而换得现金工资,并以此购买资本主义制造的商品以维持生存从而重新工作……马克思在劳动者(作为个人、身体、意愿)与劳动力(从作为商品的劳动者的身体中榨取出来)之间所作的区别立即为激进批评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劳动者必然就是异化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被资本家当作劳动力商品而占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展为:可变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循环对它藉以周转的那些人的身体(个体和主体)有什么影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对生产性消费、交换和个人消费等等不同的环节进行探讨。

生产性消费

在资本主义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性消费尤其需要把“活力”、性驱力、情感意识和创造性劳动力等等动员到资本所规定的特定目标之中。这意味着:利用人类的基本合作/协作能力;根据科技需要使劳动力熟练化、非熟练化和再熟练化;使劳动力在文化上适应任务的惯例化;使劳动力封闭在受管制(有时是受空间限制的)行为的严格时空节奏中;使他们“作为机器附属物”频繁地服从身体节律和欲求;使劳动力按不断变动且经常是强度增加的长时间集中劳动的要求来社会化;不同性质(取决于工作的异质性或同质性,以及与社会劳动分工相对的复杂组织)的劳动分工时发展;在工作场所中对等级制的适应以及对权力结构的服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最后一点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对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生产进程中的那些快速变革能够作出反应的劳动力的可变性、流动性和灵活性生产。

我提供这份目录(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紧迫性如何在各种不同且常常根本矛盾的方向上推动劳动体(working body)的极限——它的能力和可能性。一方面,资本需要受过教育的、灵活的劳动者,但另一方面,它又拒绝认为劳动者应该能够独立思考。虽然劳动者的教育看起来很重要,但它却不能是那类允许自由思想的教育。资本需要某些种类的技巧,但憎恨任何种类的垄断技巧。虽然一只“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足以胜任一些工作,但其他一些工作仍然需要创造性的、负责任的工人。虽然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有时是卑微的屈服)是极为重要的,但劳动过程的“塑形之火”(form-giving fire)所必需的创造性激情、自发的反应和活力同样必须被释放、被动员。健康的身体也许是需要的,但残疾、病态和疾病往往在所难免。马克思强调了这些矛盾：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生产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Marx,975,67)

马克思发现这些矛盾正历史地、辩证地得到解决(主要是运用强制力和积极斗争,但并不完全如此)。但是资本主义创造性历史所关注的部分东西正在揭示着一些新方式(和潜能),借助那些方式,人体被当作劳动能力的载体来用。例如,马克思(Marx,1976,617)评述说, “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运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在这些形式中进行”。人体的旧能力被重新改造,新的能力被揭示出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对劳动身体所涉及东西的彻底变革。人类身体未完成的计划在一组特定的互相矛盾的方向上被推向前进。而且对于作为生产机器和流动有机体的人体极限,人们已确立了一大批研究和探索它的科学,从而来探索这些可能性。和其他人一样,葛兰西(Gramsci,1971)也由此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如何关注新型劳动身体的生产。

《规训与惩罚》，[法] 米歇尔·福柯 著，刘北成、杨远婴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虽然这种矛盾可能会在总的劳动力内部被内在化,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它们在每个劳动者的身体内被内在化。实际上,劳动力的“集体身体”被分解成有关技巧、权威、智力和体力功能等许多等级,以这样的方式使可变资本的范畴在内部具有异质性,这就是马克思本人叙述的要点。并且,这种异质性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生的永久变革确保:需求、技巧定义、权威体系、分工等等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虽然集体劳动者会被瓦解和分裂,但这些碎片的定义和碎片之间的关系将会不稳定,而且个体劳动者在这些碎片内及这些碎片之间的运动也相应地变得复杂。不难发现,面对这些矛盾和多重不稳定性时,资本主义会需要马克思经常提到的某种规训性监督、惩罚和意识形态控制机构。福柯对此作过详细阐述,我发现他所运用的方式是对马克思方案的广泛补充而非对抗。但是这种不稳定性却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使劳动力熟练化、非熟练化和再熟练化等方面全部历史地理学所证明的那样)。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于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

但是谁的身体卷入到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并且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马克思并没有给这个问题提供系统的答案,部分原因在于这不是他理论探询的主要目标(他主要研究经济职能而不是人)。谁正好卷入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它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答案。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身体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和传统而由不同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性质来区分和标记的。他还意识到,种族特征、种族划分、年龄和性别这些符号被当作外在标准用来衡量某一类劳动者能够或者被允许去做什么。在19世纪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卷入可变资本的循环有它独特的理由,马克思对此尽力做了详细的阐述。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特别的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把有关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工厂雇佣规章制度的斗争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斗争: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狼人欲望”的影响。此外,雇佣妇女和儿童作为雇佣劳动者不仅“为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新基础”(Marx,1976,615),而且它还对家庭和性别角色的许多传统概念提出了(并且继续提出)根本性的挑战：

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讨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1845-1851年，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由于马铃薯欠收爆发了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图为都柏林街头的大饥荒纪念雕塑。

在评论奴役、殖民主义和移民(比如爱尔兰人移民进入英国)时,马克思清楚地说明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的结构同样被牵涉在可变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只要性别、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全都被理解为社会构造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范畴,那么它们卷入可变资本循环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在集体劳动的内在异质性的定位,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和阶级制度内的定位)就必须被看作是以独特的资本主义方式重建它们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之产生了许多的必然结果。首先,个人生产力被还原成了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马克思(Marx,1976,644)讽刺性地谈到,“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劳动者可以具有的惟一价值不是由他所做的工作及产生的有用的社会效果来决定的,而是由“一种特殊社会的生产关系来决定……,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劳动者作为人所期望的东西,以及从他/她的身体中榨取出来的对劳动力商品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便是异化的核心。而且,虽然工人作为个人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些方式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产力、有用性和对他人的价值,但是由他们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所决定的那种十分有限的社会评价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管理人员在他们也会被解雇时所发现的那样)。然而,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这取决于外在于劳动过程的那些条件,从而也就取决于交换问题。

其次,生产力缺乏、疾病(或任何一种病态)在这种循环过程中被确定为不能工作、不能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循环中恰当完成任务或不能遵守其纪律规则(由罗斯曼[Rothman,1971]和福柯[Poucault,1995]所阐明的存在于收容所和监狱构造中的那种制度效果,马克思早已在《资本论》中有关“工作日”和“所谓原始积累”章节中明确表达过了)。此外,那些(因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不能继续承担可变资本的人要么落入产业后备军的“医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疾病被广泛定义为不能劳动),要么落入无纪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地狱(大家都知道的“社会最低层”),很遗憾,马克思对这些人的同情少得可怜。可变资本的循环,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运行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它规定了受雇的“圈内人”和失业的“局外人”（常常受到欺骗和污辱)的角色,这些角色使社会在总体上有了很多分支。这使我们回到了“交换”的环节。

可变资本的交换

劳动者(以人的身份)与资本家所交换的商品是劳动力,是可以从事具体劳动的能力。契约的基本条件大概是:资本家有权占有劳动者生产的任何产品,有权指挥劳动,有权决定劳动过程,并且可以在工作时间内以契约规定的报酬任意地使用劳动能力。资本的权利常常受到争论,了解这种争论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非常有趣的。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拥有完全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对劳动者个人拥有合法的权利(那将会是奴隶制)。马克思反复强调,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的一个根本原则。

劳动者作为人应该对他/她的身体拥有完全的权利,应该总是在自由订约的条件下进入劳动市场,即使如马克思(Marx,1976,272-3)所指出的,工人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但是作为人的劳动者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例如,资本家不具备形式上的权利置人的身体于危险之中,这样的行为会受到质疑。这个原则甚至一直贯穿到文化和身体资本领域(如布迪厄所定义的那种):由此就产生了大量的对劳动力非熟练化和重新定义熟练化等方面的反抗行为。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合法性持续不断地遭到破坏,而且经常会发生在下列这样的情形中,即劳动者的身体和个人在类似于奴隶制的条件下被接管。但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连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体现在当时“工厂法”和现在的一些法规中比如说“职业安全和保健条例”)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有权拥有劳动力商品和无权拥有那个商品载体的个人这两者之间有巨大差异。

这种斗争延续到可变资本价值的规定,因为在这里劳动者身体的“贫困”形成了契约条件所依赖的论据事实。在《资本论》中,为了进行分析,马克思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些贫困是固定的并且是已知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资本通过榨取剩余价值而得以生产出来有清晰的定论)。但是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些条件绝不是固定的而是依赖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文化和社会境况、劳动者争取基本工资的长期阶级斗争史,同样还依赖于文明社会中对什么可以忍受和什么不可以忍受这种道德观念的规定。看看马克思(Marx,1976,314)在“工作日”这一章中是如何表述这个问题的：

这种生命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在于,它如此频繁地违背、损害、抑制、残害并消灭劳动身体的完整性(甚至所使用的方式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都有危害)。而且,对替代生产方式的探求最初正是从劳动身体(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称呼它为“类存在物”[Marx,1964])的潜力和可能性角度来考虑的。

但是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劳动力商品对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从事于具体的劳动,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包含一定量的抽象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正是抽象劳动才具有价值,而且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具体行为在可变资本的循环内被视抽象劳动为论据事实的“价值法则”所控制和调节。

抽象劳动——价值——通过商品在时间和空间进而最终在世界市场上的交换来衡量。价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空结构,它依赖一大批时空实践的发展(包括通过财产权和国家形成而发生的地球表面的领土化,及地理网络的发展、货币及包括劳动力本身在内的全部商品的交换制度的发展)。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价值本身视这些价值在社会地构成的时空政治经济行为世界中的实现而定。这限制了劳动者在生产和市场中的一个特定地方可以获得的价值。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交换的这些条件既受到体系偏见的限制(比较劳动报酬中的性别和种族差异已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又受到了产业后备军动员的限制(或者是在原处,或者通过资本和劳动为了寻求“更好的”合同条件而进行的迁移运动)。

Tamara Hareven：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我们现在称为“全球化”的东西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变得清晣明白。但是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马克把可变资本的循环描述为“用于商品交换的商品”:为了获得可以用货币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交换。这类交换通常具有高度的地域性和地方差异。工人必须使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劳动(即使是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但是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被卷进了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过程中,这个过程轻易地避开了局部劳动市场的时空约束,并导致了世界舞台上的资本积累。积累加速了周转的时间(它缩短了工作周期、循环时间等等),虽然它同时也通过时间消灭了空间,却也保持一定的领土(工厂的和民族国家的)作为监视和社会控制的领域。在一个规模上(“全球化”及其所有相关意义上的规模)确定的时空性与在一个更加地方化的规模上运行的身体互相交叉。时空规模上的转换在这里通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循环过程的交集得以实现,一个过程通过长期的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来确定,而另一过程取决于劳动身体在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上所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分离,哈雷文(Hareven,1982)在《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类分离。但是正如哈雷文接下来所指出的,这两种时空体系虽然在性质上互不相同,但却不得不彼此“同步(cogredient)”或“共存(compossible)”(这些术语的进一步解释,请参见Harvey,1996)。“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关联就这样确立了。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的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入了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

用更加直接的当代术语来说,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纽约的血汗工厂模仿危地马拉的类似公司并使加入其中的工人屈服于身体纪律的集权化的而又极端压抑的体制。通过资本循环建立特定的时空关系同样会在我们穿在身上名牌衬衫、我们运动时所穿的耐克鞋、我们行走于上面的东方地毯,与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只列举这些商品的一些生产点)好几万受剥削的妇女儿童的劳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消费环节

劳动者不仅作为制造者和交换者存在于可变资本的流通之中,他/她同样作为消费者和自我的再生产者(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存在于循环过程之中。一旦拥有货币,劳动者就被赋予了任何市场实践都具有的所有的自主权。

正是工人自己把货币变成了他所渴望的任何什么使用价值;正是他购买了他所期望的商品;而且,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作为货物的买主,他与货物卖主的关系完全与任何其他买主一样。当然,他的生活状况——他挣得的货币有限——迫使他只能从相当有限的商品选择中采购。但是从报纸构成了英国市内工人基本采购物的一个部分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可能会有某种变化的。他可以有一点储蓄,否则他就可能把钱花在酗酒上。即使这样,他也是一个自由的行为者;他必须勉强维持生活而不负债;他自己对其花费工资的方式负责。(Marx,1976,1033)

在这一例子中,马克思暗中诉诸“与资本积累相关的位置性”,将之视为阶级关系的一个实际定义。当焦点发生转移时,阶级位置性的意义也发生了转移。劳动者拥有有限的选择自由,不仅可以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共同运用需求偏好来表达欲望(个人方面和集体方面),并因此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选择。当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可变资本的循环时,对这种思想的详细阐述使我们发现,对个别劳动者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如果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就变得相当有限了:

资产阶级不断地付给工人阶级支票,以货币的形式给予由后者生产却被前者侵占的商品的一部分。工人又只是不断地把这些支票送回给资本家,并因此从后者那里收回他们自己产品的分配份额……工人的个人消费无论是在车间内外,无论是在劳动过程内外,都仍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因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阶级即使是处于直接的劳动过程之外,它还是像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一样也只是资本的附属物。(Marx,1976,713,719)

对资本和劳动之间那种相当于“伙伴商店(company store)”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是有益的。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非常详细地研究的关系)。为了积累而进行的积累要么显示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可以向其出售必需品的劳动者数量,要么显示了劳动者变化了的生活水平(通常它同时指这两者)。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地发现,可变资本如何不得不被当成是一种循环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果箭头),因为正是通过支付工资这种方式才使得购买资本家产品的可支配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证。

但是所有这些都假设了劳动者的“理性消费”——也就是,从资本积累立场出发的理性(Marx,1978,591)。组织、动员并引导人的欲望,以说服、监视和强迫的策略鼓励积极的政治参与,这些成为了资本主义消费机构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对身体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压力,这个身体就是进一步积累所需要的“理性消费”的场所和执行代理人(比较:亨利·福特着迷于培训社会工作者来监视其工人的预算)。

但是“理性消费”这个词绝非固定不变的,部分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技术和产品不断变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失衡效应(这些变革既影响了家庭经济又对工厂产生了影响),而且还由于,假设工人可支配收入的运用中真有任意因素的话,那么在争取生活方式和相关身体实践的社会斗争中就存在着像在生产领域中一样的潜能。争取社会工资的斗争——例如,争取国家支出的范围、方向和分配结果的斗争——对建立可能由“文明”国家适当 生活水平所表现的底线已变得很重要。争取“家务劳动”和“市场中的劳动”与家庭环境内工作的性别分配之间关系的斗争同样也引人注意(比较:Marx,1976,518,对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如何被“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所掩盖”的评论,及20世纪70年代再次兴起的对家务劳动的作用与可变资本的循环之间关系的讨论)。

Donald M. Lowe：The Body in Late-Capitalist USA

马克思对可变资本循环中的这个环节虽然没有完全忽视,但也没有非常强调。罗厄(Lowe,1995,67)在做出以下论断时,想到的便是美国(并且大概也是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生活方式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消费关系,像社会生产关系一样是不同于阶级的。从消费关系来看,视觉构造和自我表达至此已使工作场所中的阶级生产关系黯然失色……(消费)本身是通过变化的产品特色的设计和生产、生活方式和格局中形象和符号的交叉重叠以及消费者市场的分割这些因素而逐步显示出来的。

这暗示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的一个双重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内的一个新兴矛盾)。首先,通过在生产中不加思索地屈服于资本的命令且缺乏有意义的反抗(或者只是通过对日益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的导向性斗争),工人可能会在消费环节内为不同的(社会的或个人的)选择开辟一个更加宽广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家庭组织、生殖行为、欲望的表达、快乐的追求等方面。但这并不会自动地产生更大的幸福和满足。正如马克思(Marx,1965,33)所指出的:

虽然劳动者的快乐在增长,但是较资本家增长的快乐而言,他们所负担得起的社会满足感却降低了。我们的需求和快乐起源于社会;所以我们以社会来衡量它们;我们不以充作其满足感的物来衡量它们。既然它们具有一种社会性质,那么它们就具有一种相对的性质。

相反地,通过使工人受困于生活方式、消费者习惯和欲望这样的概念之中,资本家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劳动过程内获得顺从,并同时为他们的销售活动赢得独特的、扩散的市场环境。

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审查这些冲突，但是把这些冲突结合到他的框架中也不会特别困难。很明显,这个过程具有独特的异质性,同时它又充满了不稳定性。例如,所有的生活方式共同体(诸如工人阶级在产业环境中塑造的那些生活方式或由不同文化传统塑造的那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产生,最后却又会被产生它的同一过程所解散(即使面临相当大的阻力)。最近的非工业化历史就充满了这样例子。

就消费而言,那些广泛的身体实践和文化选择原则上可以嵌入可变资本的循环之中。当然,这个范围取决于劳动者财产中可任意支配的收入的数量(而且,很清楚,十亿左右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那些工人根本不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高收入工人那样发挥影响)。可变资本并不决定消费者选择的、乃至消费者文化的特性,虽然它的确带来了有力的影响。这意味着生产必须使异质文化传统和消费者选择的强大影响内在化,无论是通过政治行为(通过福利计划建立“社会工资”)集体地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个人消费选择个别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生产和消费的环节当作彼此之间内部关系的一个问题来谈论才富有意味。

可变资本的总循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可变资本总循环规则内劳动者的形象。经验世界、物质存在、主观性和人的意识部分地(不然就是主要地)形成于劳动过程的激烈考验中,形成于劳动过程中对价值和竞争优势的热切追求中,形成于商品文化的永恒欲望和显著失败中。它们还形成于主要隐藏于物的交换与物的运动之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空母体中。可变资本循环过程的显著不稳定性,配上那些由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同环节建立的世界的不同窗囗,使劳动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个体控制的一系列力量的支配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身体必须被视为历史地和地理地获得的资本循环过程的一种内部关系。

然而,当我们把积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也会发现“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实际上,工人阶级深陷于与资本积累的那种“伙伴商店”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使之在其存在的任何环节中都是资本的附属品。简言之,资本家“制造了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马克思(Marx,1973,717-18)继续说道:

劳动力所得报酬是资本,这种资本转化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它必须被消费从而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头和大脑,并创造新的工人。因此,在绝对必需的范围内,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就是把劳动力以资本回报所得的维持生存的手段恢复成资本可以再次剥削的新鲜劳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样,再生产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正如资本家一样,他把它留给了“工人自我保存和自我繁殖的驱力”。他所提出的惟一规则就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家庭,无论是在繁荣还是萧条时期都将努力积累它所拥有的惟一“财产”形式:劳动力本身。因此就产生了扩大的积累和“人口最大限度的增长之间的联系——这里的人口指的是活劳动能力”(Marx1973,608)。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但同样很清楚,当劳动者依靠自己获得财产或者开始以技能形式获得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时,这种平等将会很有可能改变并产生不同的再生产策略,以及由世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出的不同的社会供给目标。此外,马克思间或把“家庭”视为一个社会地构造的再生产单元(结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两性与物种繁殖之间分工的强调),这显示了性特征和性别这些问题与政治经济学交互作用的物质交接点。在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近些年所作的详细阐述在此表现出巨大的重要性。如果总的可变资本循环说明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再生产,那么它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再生产条件问题必须要在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前提上提出来(比较巴特勒[Bulter,1998]与弗雷泽[Fraser,1997]之间的争论)。

对资本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各种可能性从生产、交换、消费或再生产的不同角度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仍然会发现调节可变资本总体循环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恶性规律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环节上对劳动身体产生建设性/破坏性作用(既是实质上的又是表象上的)。资本不断地努力按照它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需求和社会关系(有时公开表现为集体阶级、共同体或以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这个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有关性特征和生物繁殖的“选择”,或者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那些“选择”(如果它们真的是那样)更主要是由社会秩序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社会和政治代码以及规训行为(包括操纵性特征的那些行为)所构成。

说来说去,对可变资本循环的研究并不能自然而然揭示一切事情。首先,它只是许多不同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这些不同的循环过程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循环。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些资本全都有它们自己的运行模式,而且资产阶级税收的循环产生了“必需品”、“需求品”和“奢侈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影响了生活方式的选择、身份的象征以及由富人、权势人物和名人所树立的时尚。这些为劳动人民设置了相对标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生活安康的感觉是一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标准,贫富之间的差距像绝对生存状况一样重要。而且,在资本积累的世界舞台和可变资本循环得以发生的固定条件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关键问题并不是在理论上或历史上坚持完整地或严格地描述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理解可变资本循坏的条件却无疑是理解当代社会中身体状况的必要条件。

Susan Hanson and Geraldine Pratt:

Gender, Work and Space

对于劳动身体的生产、个人和集体主体性的生产,马克思所提供的有限而集中,对此存在着无数的阐述、修正、再表述甚至直率的挑战。马克思的图式缺乏(或者只是简单触及)许多东西,如性和性欲、身体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以及精神分析和再现、语言学和修辞、想象和虚构等诸多方面(这里只列举一些明显的缺乏)。空间和社会分工中的性别角色已经成为近年来大量研究的中心(可参见Hanson and Pratt,1994),碎片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关系问题或种族/宗教歧视问题也得到详细硏究(可参见Goldberg,1993),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式较深地理解并坚持了马克思的思想(Marx,1976,4l4),即“白人劳动者不能解放烙印在黑人身上的他自己”。同样还有很多其他的过程——新陈代谢的、生态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对身体实践和可能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些缺乏还不能通过抹杀马克思研究的方法或主旨来加以解决,后者是需要依赖的而不是要否定的东西。人体是一个战场,冲突的社会生态评估和再现力量永远都运行在这个战场的内部和周围。马克思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生产的过程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工具。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他为研究如下问题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认识论(历史—地理的和辩证法的),即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体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如何成为意义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内在化的身体实践又怎么样反过来改变其自我生产的过程。

本文节选自《希望的空间》，大卫·哈维 著，胡大平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感谢公众号“暴风骤雨”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侵权删。文章仅表达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 |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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