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林 | “马克思归来”与文化研究的重建

主持人语：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英国“独立工人教育运动的灰烬中，升起了文化研究的凤凰”。这样的一种文化研究聚焦的是利维斯主义所代表的精英主义所拒斥的大众文化，抑或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因而不但为大众文化、为日常生活进入文学研究的殿堂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且也为化解人文学科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以，文化研究既强调批判性又注重参与性，体现出一种同时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

根据卡尔·曼海姆所谓的“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乌托邦意味着希望和可能性，一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言：“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既然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早或迟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那么，乌托邦很可能是一种“或早或迟是会实现的”蓝图，这正是文化研究的乌托邦精神之源。

乌托邦既包括对未来的设想，也包括对现实的批判，其“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拥抱大众文化，但与此同时又对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进行一种保持距离式的批判，以期促成人们更加全面地认知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其间的“艺术”“政治”等概念。

具有这样一种乌托邦精神的文化研究已然赢得人们的认同，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受各种“后学”的影响，文化研究的批判锋芒有所减弱，其发展也因此有所放缓甚至受阻，所以，为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可能性已然成为一种必须。

寻找新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必须始终在路上。

徐德林

徐德林，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马克思归来”与文化研究的重建

内容提要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东山再起”“马克思归来”等话语的流行，随之出现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未来形塑；在“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文化研究走向何方？”等“杂音”幽灵般飘荡在文化研究共同体的当下，这样一种情势的出现对文化研究而言固然是幸事，让人欣慰，但同时也让人不禁要问，既然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直接联系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归来”与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耦合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键词  “马克思归来”  文化研究  重建  未来

作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符指，2008年金融危机让很多学术精英甚至国家政要再次走近了马克思，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马克思东山再起”“马克思归来”等话语随之不断见诸各类著述，继而间接地催生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未来形塑，集中见诸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专著《文化研究的未来》、美国学者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编著《文化研究的重建》、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的专著《文化研究怎么啦？》、英国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的专著《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等。由于“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文化研究走向何方？”等“杂音”幽灵般回荡在当下的文化研究共同体中，这些旨在基于深刻检视文化研究现状而探究文化研究未来的著述，悉数传播迅速，影响广泛。这种情势的出现，对热度已大不如从前的文化研究而言，固然是幸事，但同时也难免让人好奇，既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直接联系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归来”与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耦合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征候（symptomatic，又译“症候”）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图片源自豆瓣

01

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显影至今，英国文化研究始终徘徊在“十字路口”，见诸研究范式的不断转移或研究旨趣的随时变换；新时期以降，尤其是在被公认最具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7年被解散、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在2002年被撤销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由此引发有关学者重新规划或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努力。早在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共同体中就不断有形塑其未来的著述面世，比如保罗•史密斯的论文《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论文《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的未来”近年来能够再度吸引学者似乎不足为奇，但我们稍加注意便会发现，这些新著述都可谓是“马克思归来”的产物，这些作者在为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的同时，均着力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之于文化研究的已然及应然之贡献，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它促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运动的开展，而英国新左派及新左运动则直接联系着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二战前后“活生生的经验”，二战后的社会情势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显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供了社会和政治资源。比如，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不但作为新左派的重要代表，积极参与了成人教育运动，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还倡导并致力于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是承认多样性与复杂性，总是考虑变革中的连续性，总是虑及偶然性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即使有这些保留态度，它依然总是把种种经济结构的事实和因之而起的社会关系视作主线；基于这条主线，文化被编织而成，而沿着这条主线，文化得以被人理解。这依然是一种强调而不是具体的理论，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的传统。

在回归学院体制后发表的《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一文中，威廉斯依然宣称，倘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关乎“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演变的基本界定，然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迫切需求”，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这些是我现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立场，而且我勉力根据这些立场来安排我的生活、我的活动”。威廉斯认为，既然当代马克思主义已将视野拓展至“政治和经济形构之间的关系、文化和教育形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或许极其困难的情感和关系的形构——它们是我们的即刻斗争资源”，“再次认识到整体性的真正意义”，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项运动，我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而且乐此不疲”。事实上，威廉斯确曾毕其一生“乐此不疲”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运动”，因此实现了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主义者再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蜕变。

雷蒙·威廉斯，图片源自腾讯文化

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其书写社会底层历史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大作，更是“专业历史学家圈外的一个政治灵感之源”，堪称当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典范。在阐释英国工人阶级及其形成过程中，汤普森不但发现了“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即价值系统及文化的作用，而且强调了阶级原本是一种历史现象、一个过程——“我强调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不把阶级视为一种‘结构’，也不把它视为一个‘范畴’，而把它视为实实在在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的某种东西”，以及经历之于（工人）阶级产生或者形成的重要性，即连接社会存在与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意识，认为“阶级经历主要由人们出生时就进入或者后来被迫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是用文化的方式对这些经历进行处理的方式，体现在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及组织形式之中。如果经历可以先在地决定，阶级意识则不然”。

所以，汤普森赞成的是一种重视人的经历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因为他受到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等概念的著述以及马克思关于人及历史的观点，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启发。汤普森认为，阶级的形成仅仅有“利益的同一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因素，所以，阶级并非是一个能被抽象地或孤立地定义的社会与文化形构。这样的一种观点既是汤普森在政治上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拨，也是他在理论上从左翼立场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右翼反对派的抵抗，暗示了作为其“自下而上”史学观的政治着眼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

E.P.汤普森，图片源自《新京报》

让人倍感意外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文化研究体制化肇始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不像威廉斯和汤普森那样浓厚，但他对“过去三四十年间工人阶级文化所发生的变革”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公共文化与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纠缠、英国文化“美国化”的强调，依然一如威廉斯和汤普森，有效地超越了苏联式或者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文化观。正因如此，文化研究的“后生”对霍加特与威廉斯、汤普森一视同仁，把他们合称为“文化主义者”，以期凸显他们所开创和践行的“文化主义”，即他们主张各种文化形式、经验及阶级之间必然的对应关系，强调文化之“普通”，强调大众主动、创造性地建构有意义的共享实践的能力，从而在更加有效地抵制以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更新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同时，批评性地对话僵化的庸俗的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种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主义，文化研究于1964年显影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其学科化发展的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虽然我们必须同时知道，从不存在“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可以完美契合”的时刻，即“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必须首先被理解为与问题的纠缠”。

02

“失去的联合”

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之后，先后选取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维度聚焦威廉斯所谓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以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姿态关注并介入社会现实，因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虽继承并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及结合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有着固定议程的连贯紧密、统一的运动，而是连贯松散的一组趋势、议题和问题”。比如，文化研究学者虽然大多认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任何现代考察都必须始于对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思考”。但他们往往不能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一种类比性的说法，因而随意地将其简单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宣称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程度的“化约论和经济主义”之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之马克思确乎“从未讨论文化、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系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无论是在文化主义支配时期还是在引进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之后，始终拒绝与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联姻，于是出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论争，而该论争的结果则是二者的决裂或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ner）所慨叹的“失去的联合”。

具体地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就围绕经济决定论等问题，对威廉斯、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提出批评：对文化产品的分析不能仅仅聚焦对阶级基础的控制，还应该着眼对控制权力行使的总体经济脉络的分析。对此，霍尔回应指出，“单单坚持经济要素在最后关头的作用，未免流于慵懒，好像没有人为的努力就自动会使资本主义的体系崩溃”，因此主张，“正因为经济力量在很多社会现象当中，都率先产生影响作用，人为的抗争才更显得必要；马克思不是万灵丹，不能保证任何善果的发生”。后来，默多克和戈尔丁又曾批评文化研究因为注重文本分析批评而忽视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只有将文化生产与物质利益相连接，才能对文化生产过程中创造与分配的范围与内涵做出充分说明。如果只集中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会忽视掉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力量。”对此，霍尔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政治经济分析学者视经济层面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效果的充分及必要解释，但焦点集中在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却无法解释不同媒体实践的区别，而且除了找出媒体所有权骨架之外，无法从事更细致的历史分析。”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

图片源自豆瓣

1995年前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争经过格罗斯伯格的精心设计，日趋公开化、白热化，双方最著名的代表分别是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与格罗斯伯格。加汉姆在其进一步发展了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所谓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还是离婚？》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关乎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误解：“作为一项事业的文化研究发展自一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它持续地将该范式作为其身为‘激进’”的基本假设与合法性之源而置于自身内部，尽管为了避免可怕的经济主义或化约论指控，这一范式经常受到某一修辞烟幕的压抑或者伪装。”

换言之，历史地看，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性的冲突。英国文化研究已然为实现其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一抱负探究了意识形态问题、支配与从属问题；前者将英国文化研究引向了对真理与谬误、意图与阐释等概念的关注，致力于符号表征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后者则将文化研究的视野从阶级扩展到种族与性别之中，聚焦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谓的“白人父权制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本质并未发生丝毫变化。加汉姆因此认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必须纠正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是反映论的或者决定论的，放弃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拒绝和对性别与种族的强调，停止夸大消费及日常生活的自由，重建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之桥，阻止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离婚或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

徐德林《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

图片源自豆瓣

面对加汉姆的批评，格罗斯伯格给予了坚决的回击。首先，他否认了加汉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间的亲密关系：“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从未如此亲密过；毕竟亲密关系本身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决定因素。它们更像相互容忍的堂兄弟。”然后，格罗斯伯格又全面而有力地指出了由加汉姆的批评所代表的来自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惯常性批评——不顾及文化的生产机构而赞美大众或流行文化及放弃自己的反对派角色，因忽视经济学而无力理解当下世界中的权力、支配及压迫结构。他宣称，加汉姆等人对文化研究的诸多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对文化研究强调性别与种族的指责有去历史化之嫌、批评对象的选择太过随意、比较对象之间往往不具可比性、批评对象时常是在场的缺席等等。最后，格罗斯伯格指出，尽管当下的文化研究正在以重要而有趣的方式回归经济问题，但是“文化研究无需回到事实上从未存在过的某种关系之中……我必须拒绝和解的邀请，并且指出我们无需离婚，因为我们从未结过婚”。 

本轮论争之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重新回到了各自原来的轨迹。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最近对文化研究的诸多批评都是误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论争至少暗示了相较于显影之初，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或者借用英国文化理论家克·富克斯的话来讲：“加汉姆与格罗斯伯格之间的讨论表明，自威廉斯和汤普森发表其主要著作以来，文化研究已然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即严重背离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和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文化分析。”一如霍尔在“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大会的主旨演讲题目从原定的“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变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所暗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在本世纪的前几年，马克思之于文化研究几乎是销声匿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家指出，当已然被霍尔同质化处理并推而广之的英国文化研究遭遇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不期然间陷入了同时“走向马克思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悖论之中，从“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走向了“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日渐模糊，仅仅聚集菲斯克意义上的“符号民主”，因此被吉姆•麦克盖根贴上了“不加批评的民粹主义”的标签。 

所以，在一些学者看来，新世纪前后的文化研究确乎因为“失去的联合”，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既然文化研究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基于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语境、情势而重新形塑或者重构文化研究，那么我们必须为此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反思“失去的联合”，继而把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之于文化研究的已然之贡献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之于文化研究的应然之贡献，或者说从当初的何为文化研究转移到文化研究在当下可以和应该何为上。

03

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

当马克思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骑马归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文化研究共同体中流行了起来：

重新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是有某种急迫性的。一方面，研究文化不考虑政治-经济基础的影响或者文化活动的政治-经济后果，这无疑是极为天真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人的意志和自由同样是有害的。否认或者贬低人的能动性等于贬损人的尊严，宿命地淡化社会改革的可能性。

加之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是一项“重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固有共识，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学者意识到既然“如今的情势已经大为不同。在很多领域，或许尤其是在文化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已然在经历意义重大的复兴的同时，经历了理论发展上相应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找回“失去的联合”，跨域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鸿沟理应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必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罗斯伯格等人进行着重新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尝试：他们并未满足于文化研究历史的文献汇编，而是在让人看到当代文化研究已然因为当代社会的深刻危机陷入危机的同时，领会到文化研究的未来取决于学者们何以改变或者调整文化研究的领域。对格罗斯伯格而言，文化研究的问题在于以文化研究为名开展的工作大多过于肤浅，这一方面关乎这些工作对文化研究对象和政治观点的认知，另一方面则关乎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和理论。所以，格罗斯伯格认为，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基于文化研究自身的智识渊源和政治历史，为文化研究建构一种视野”，而《文化研究的未来》则旨在尝试“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化研究工作设定进程”，并“创造一种能够回应当代世界和其间的斗争的文化研究”。为此，他提倡“一种激进语境化的价值理论，因此，[提倡]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一种激进语境化的阅读”，以期区隔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更加广义地阐释价值概念，比如价值是“一个表征的问题”“物品被渴望的程度”“质量度的存在或者衡量”“对美好或者合意的界定”。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图片源自豆瓣

在史密斯看来，文化研究的问题是一方面它抱有“追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效能的残存欲望”，另一方面这种愿望又是因其体制化的诉求，已“变为类如幻肢的东西”。所以，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帮助文化研究重新界定身份”，回答“目前文化研究能够和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而在哈特利看来，文化研究的问题是媒体与文化研究建基于并且总是坚持媒介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发现“日常文化实践……全方位地受制于更为隐蔽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在同时为党派和企业的迥然有别的目的而剥削寻欢作乐的消费者”。因此，对他而言，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是改造文化研究，以期它能更加重视数字媒体和传播的对话模式。

不难发现，首先，在格罗斯伯格等人看来，文化研究惟有经过重建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而这样做的不二选择就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重新思考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格罗斯伯格宣称文化研究应该“在避免再度陷入种种化约论和本质论的情况下，了解和探讨经济学问题”。在史密斯看来，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为了“回避经济问题”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这一修辞，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对研究对象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态度”，并因此走进了“死胡同和危机”，无力“实现其至高的智识和政治抱负”。所以，“进一步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是重建文化研究的必要条件”。哈特利则基于文化研究“没有与经济学展开持续的对话”“在动荡的经济学变革中置身事外”，因此提出了一个他希望可以借助演化经济学实现的目标，即“文化科学2.0”。

其次，格罗斯伯格等人重新规划文化研究未来的尝试既是因为“马克思归来”这一契机，更是因为他们对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发展的不满，尤其不满于文化研究中已然被极大内在化的多元论立场，已然让人对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学科化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很多人基于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这一认知，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的式微，甚至踏上穷途末路。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指出，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取向本身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推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有可能将文化研究置于不利情势之中。

基于文化研究宣称自己反学科且反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这一认知很可能联系着“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观点。霍尔确曾说过“我的意见是我们是在勉力借助文化研究找到一种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实践”，亨利·吉罗等人也曾指出“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抵制性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很多人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别样政治、一种政治运动，即文化研究旨在解构、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政治地思考文化，对意义的制造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学术分析是一回事，宣称这样的智识工作是表达政治运动之类东西则是另一回事。一如霍尔所指出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解智识诚实需要的实践”。文化研究的政治并非直接实用的政治，而是“学术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并非是一种政党或者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理论、研究、教学实践。所以，“文化研究可能具有独特的政治，但它并非是独一无二政治的。主张学术可以产生政治知识是一回事，但把它视为文化研究的独特范畴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当然，这一认知很可能联系着一些人对文化研究的政治浪漫想象，即在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之前，曾有过一种文化研究的纯政治时刻。诚然，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院体制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但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显影于教育机构，并未经历从英雄壮举般的抵制实践到被体制收编的变化。“伯明翰的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研究及其体制化的摇篮，是因为这个中心从一开始便是存在于体制之内的，即创始人霍加特的伯明翰大学文学教授这一身份，或者换言之，霍加特所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先是个教学机构，文化研究首先是个教学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或者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起点不应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而应是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或者情势的变化，比如就像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曾一度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未来这个问题上很坚定，而不是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本身注入到了它之中，我们自己对它将走的方向的感受，将构成所产生之物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部分”，因为“一种规划与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决定性的；文化研究的重点恰恰在于它要与这‘二者’打交道，而不是把它本身限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图片源自豆瓣

结语

格雷姆•特纳在《文化研究怎么啦？》中指出，文化研究已然从一个政治项目演变为一种“仅仅是自我服务”的“学术表演流派”。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虽然同是文化主义者，但我们知道，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文化研究发展初期更多是受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霍尔则喜欢穿梭在马克思主义内外，有时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鉴于这样的一种情势，加之无论是阐释过去或者现在的文化，还是预测未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研究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借助“马克思归来”实现文化研究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实现对文化研究的重建，从而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6期专题栏目“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感谢徐德林老师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授权海螺社区，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本期编辑：周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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