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

摘要

《新诗发展概况》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它是当时政治文化情势的产物。当时各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批判，普遍关注文学史问题，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科研，也集中在文学史的改写、重编上，目的是为新的观念、制度、价值体系合法性的确认提供保证。《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属于这一性质。《新诗发展概况》具有新诗史“草创”的意义，但在诗歌观念和叙述方式上，基本依循当时确立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规则；所体现的进入历史的方式，也基本是以先验性意识形态作为处理材料、评骘对象的前提。作为了解50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编写、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将《新诗发展概况》、当时的相关资料以及编写者后来的“回顾”文章相参照，对中国新诗史的编撰史研究应该具有参考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对《概况》本身产生的过程进行历史清理和反思，借此提出有关反思历史的视野和资源的、需要我们继续寻找和思考的难题。

《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

（“百年新诗学案”之一）[1]

作者：洪子诚先生

195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在《诗刊》的提议、组织下，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下面简称《概况》）。《概况》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文稿的前四部分在1959年的《诗刊》上分期刊登。《诗刊》曾联系出版社出版全文的单行本，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概况》是当时政治文化情势的产物。反右派之后，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拔白旗、插红旗”的“两条路线斗争”，全国高校和和社科人文研究机构，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组织青年学生编写教材，夺取被“资产阶级占领的阵地”。当时各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批判，普遍关注文学史问题：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科研，也集中在文学史的改写、重编上，目的是为新的观念、制度、价值体系的合法性的确认提供保证。作为新诗发展简史性质的《概况》的编写属于这一性质。

《概况》当年编写情况的相关资料留存不多。有助于“还原”当时情境的材料，主要来自编写者后来的讲述。他们的回忆文字，收录在《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以下简称《回顾》）一书中[2]；这些材料是现在勾勒事件缘起、过程的，（从呈现历史真实的角度）不无缺陷的主要依据。

01

一、编写的缘起、经过

《概况》的编写由《诗刊》提议、组织。据主持编写工作的谢冕回忆：

大约是1958年的初冬时节吧，我在宿舍接到《诗刊》编辑部的一个电话，说是《诗刊》的负责人要到宿舍来看我，谈一些他们的设想。在约定的时间，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到了我所住的32斋学生宿舍，来的人是《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编辑部的沙鸥先生和丁力先生……徐迟先生跟我说，新诗发展已经30多年，迄今没有一部用正确的观点写的新诗史。这件事靠一些专家做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观点。克家同志（指《诗刊》主编臧克家——引者）和编辑部研究过了，建议由北大的同学来编一部新的新诗发展史，时间要快，利用寒假的假期立刻动手，争取明年（即1959年）开始在《诗刊》连载。那次谈话很具体，大体涉及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的历史以及新诗史写作的一些设想。至于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我们觉得人少了做不完，人多了也做不好。人数多少，找谁来做，如何发挥集体编写的优势？他们建议由我来考虑。[3]

徐迟并未说明将这件事交给北大中文系学生来做的原因，推测与北大中文系1958年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产生的影响有关。该系1955级学生利用暑假一个多月时间，集体编写了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9月出版，这件事经由教育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媒体的宣传，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科研“大跃进”的典型[4]。而让谢冕来负责这件事，则与他当时在新诗批评上已有活跃表现有关。谢冕入学后，参加北大诗社，成为负责人之一，并担任学生文艺刊物《红楼》诗歌组组长，是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李白一章的主要撰写者。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

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

经过谢冕等的协商，最后确定的编写者六人，其中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是1955级，刘登翰、洪子诚是1956级：他们都是新诗爱好者。1959年1月寒假开始，便由《诗刊》安排，他们带着自己的铺盖和生活用品，住进北京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的一个空置的两居室单元里，并从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作协资料室，借出几百部的新诗诗集和相关图书[5]。半个多月时间，在对这些材料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经过讨论磋商，他们逐渐形成《概况》整体框架（新诗史分期、诗人地位，基本叙述方式）的共识，也对撰写章节做了分工。到寒假结束分别写出初稿，带回学校继续修改。

虽说编写者只是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因为“大跃进”运动原来的教学计划被打乱，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课程还没有学过，但对于这个工作却充满信心：

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时都参加了学术批判的活动，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可说是充满了自信和豪情。那时我们不知畏惧为何物，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志在必得的狂劲。（谢冕）

对写作新诗史这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材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敢想，敢干，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孙绍振）

当时写‘史’的年轻人，都有一点指点江山、褒贬历史的气概。这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既是动机，也是动力……（孙玉石）[6]

02

二、诗歌观念和叙述方法

诞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过去虽然也有一些整体性的评述文字，如臧克家写作于1954，发表于1955年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7]，但稍具规模的新诗史论著还没有出现。从这一角度看，《概况》具有新诗史“草创”的意义。但在诗歌观念和叙述方式上，基本依循当时确立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规则，并没有许多新见。它们所体现的进入历史的方式，也基本是以先验性意识形态作为处理材料，评骘对象作为前提。编写者后来有这样的说明：

我们当时非常注重观点的“正确性”……非常重视当时编写文学史（指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引者）议定的三条基本思想：一、民间文学的主导地位；二、现实主义的主体意识；三、进步的、革命的与落后的、反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谢冕）

在当时的“科研大跃进”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选择标准和研究方法，即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在哲学思想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野，而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贯彻在我们的整个写作中，成为选择、肯定和批判的不二法则。（刘登翰）

经过“反右”之后，国家大大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舆论一律”，也包括文学史的制约和管束。学术研究中，无形中确立了一套基本的评价标准和叙述方法……根据作家的政治表现，和他们的作品对民众疾苦关切的程度，去安排座次，分配字数。（孙玉石）[8]

这里涉及文学史编写上“史”、“论”关系的问题。他们回忆，编写时“阅读的资料，应该说不算少，许多也都是原始资料。”“但是，当时是‘以论带史’的年代，强调的、重视的是主导性观念、理论。因此，我们对原始材料的阅读，显然不是‘开放性’的，而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不是尽力理解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开放阅读中的感受，扩展阐释的空间，而是自觉地压抑、涂抹、修改不符合思想确定的观念、框架的部分。”[9]这种处理史论关系的方式，得到其他编写者的证实。[10]

《概况》的编写在诗歌观念、叙述方法上依据的论著，有当时流行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而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特别是1958年的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茅盾《夜读偶记》、邵荃麟《门外谈诗》、周扬《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等——起到更为直接的“指导”作用。臧克家关于以新诗与革命斗争关系来衡量诗人地位，关于新诗发展史就是与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作斗争的历史的观点，邵荃麟关于新诗各个时期都存在两种对立“诗风”——人民大众进步、革命诗风和资产阶级反动诗风——的历史论述，都直接呈现于《概况》的叙述脉络之中。

03

三、《概况》基本的面貌

初稿陆续修改后，大约1959年4月间，《诗刊》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组织座谈会讨论《概况》。除编写者六人外，参加的诗人有臧克家、徐迟、丁力、郭小川、田间、楼适夷、阮章竞、邹荻帆、沙鸥等。座谈记录已不存，但据《概况》编写者回忆，大体上他们对《概况》有较多肯定，批评意见也比较委婉。楼适夷等大多讲述三四十年代诗坛情况，臧克家发言则主要谈他自己，认为《烙印》出版不是《概况》说的1933，而是1932，那一年他在资助下自印300本：这引起我们会后有关自印本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版本的讨论。臧克家并将他和已经成为“右派”的艾青比较，来谈他在30年代诗坛的地位。郭小川的坦率给大家印象深刻，他认为除了思想内容外，要重视艺术成就，不能单以政治立场来评判诗的优劣；这个意见，与他当时出版的《月下集》“权当序言”中对诗的思想艺术独创性的追求是一致的[11]。

《概况》在定稿之前，徐迟等对稿子做了不少修改。根据郭小川的建议，将原来的“中国新诗简史”题目，改为“新诗发展概况”。臧克家认为，对已经修改可用的前四章先在《诗刊》刊登，后面三章再进一步修改。[12]

最后《概况》定稿为七个部分，共十余万字。没有采用章节等序号，只是在题目下面加上“新诗发展概况”之一、之二……的副标题。七个部分分别是：

女神再生的时代：“新诗发展概况”之一 刘登翰执笔。评析“五四”时期的新诗。认为胡适在新诗观念和创作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为新诗奠定基础，开辟新诗新天地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刘半农、刘大白、冰心、康白情等的创作指认阶级属性，分别给予高低不同的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高潮：“新诗发展概况”之二 殷晋培执笔。论述1921年至1931年的新诗。重点分析、高度评价革命诗歌代表诗人郭沫若、蒋光慈、殷夫，批判新月派、象征派的资产阶级诗风；认为闻一多、王统照、朱自清、冯至的苦闷、彷徨是看不到人民力量。最早将鲁迅的《野草》放在新诗史中评述。

暴风雨的前奏：“新诗发展概况”之三 洪子诚执笔。抗日战争发生之前的30年代新诗。高度评价左联的以蒲风为首的“中国诗歌会”，将“严峻”现实主义风格的臧克家置于这一时期主要诗人地位。批判“与革命诗歌对立”的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的“现代派”，但也论及他们后来的进步和转变。

民族抗战的号角：“新诗发展概况”之四 孙玉石执笔。分述国统区（郭沫若、臧克家等）和根据地（延安、晋察冀的肖三、柯仲平、田间等）40年代诗歌情况。认为“后来堕落为右派分子的艾青”在这个时期虽“是个有成就的诗人”，但“现代派世纪末的悲哀，个人主义者阴暗心理”不时流露。而“打着左翼作家的招牌”分裂革命文艺队伍的胡风、阿垅（S.M）等，“诗成了他们利用的武器”。

唱向新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之五孙绍振 执笔。1942年《讲话》之后解放区诗歌，宣告诗“真正地开始了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抒情主人公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的转变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分析田间、李季、张志民的创作和叙事诗的高潮。

刘登翰、谢冕、洪子诚合影

百花争艳的春晨：“新诗发展概况”之六 谢冕执笔。1949到1957年的诗。高度肯定阮章竞的《漳河水》和李季的《玉门诗抄》。论述青年诗人闻捷、未央、顾工等的创作和贺敬之、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描述这个时期诗歌界“两次重要战斗”：1953年起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年对艾青、公刘、邵燕祥等右派分子的批判。首次将王老久等工农诗人和少数民族诗歌划入新诗史版图。

唱得长江水倒流：“新诗发展概况”之七 殷晋培执笔。认为“1958年是新诗史上划时代的一年”。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开一代诗风”口号的提出；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开展；诗人向民歌学习热潮以创造“民族气派、民族风格”的作品。认为诗歌队伍“已经空前的纯洁，健康”，“新诗已经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

04

四、发表和出版

《概况》前四部分分别刊登于《诗刊》1959年的第6、7、10、12期。原定陆续全部刊载，但没有实现，具体原因不明。后三个部分仅留存打字油印稿（第五章）和手写稿（第六、七章）。

发表时的署名问题。署名问题当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因为反右运动严厉批判个人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举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风格的大旗，当时的集体科研都不署个人名字。这种观念和处理方式也带到《概况》的编写中。但《诗刊》坚持要署个人名字。按照实际情况，谢冕在编写中承担事实上的“主编”职责。但他坚持不突出自己，提出六人名字并列，并在第一篇发表于《诗刊》之后，就提出更换排名次序，将他的名字从第一移到后面。所以，《诗刊》发表的前四个部分的署名排列各不相同。

与此相关的还有稿酬问题。谢冕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基于1958年批判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我们放弃了稿酬。这次《诗刊》表示要付给稿酬。我们心中有点忐忑，但还是乐意的。此事不能声张，只有我们知道。每期的稿酬都由编辑部直接寄给我，好像总有一二百元光景。我收到稿费都记账，扣除邮费、饭费、交通费等开销之外按六人平均发放。这在当时，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行为，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亏心的感觉。”[13]孙绍振的叙述略有不同：收到的稿费，“大约是每期120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月是12元5角，这相当于10个月的伙食费。我们马上就缴到系里。但不久以后就退回了，说这不是系里规定的任务……这样就平均分配了，每人大概是20元。谢冕还领着我们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很普通的……谢冕还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得了稿费，得了就得了，没有什么可怕，但不要有个人名利思想”。[14]

1959年初夏，中国作协门口，与徐迟先生合影。右起：刘登翰、谢冕、徐迟、洪子诚、殷晋培、孙绍振、孙玉石、尹一之

《概况》在单篇发表的同时，徐迟等积极联系出版单行本。1959年8月16日徐迟致信百花文艺出版社[15]推荐。出版社开始回应积极：

徐迟同志：

八月十六日大函奉悉。谢谢您对我社的关怀与支持。关于新诗发展史的论著确不多见，政治上能站得住，内容较有份量的就更其少了。北大几位同学写的这部著作我们很欢迎，也非常同意以“诗刊社编”的名义出版。请即将定稿寄下，并请先函告知定稿日期，以便安排计划。致以

敬礼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印章）

八月十九日

出版社在审读文稿之后，显然很失望。很快九月五日就回复“诗刊编辑部负责同志”，信中说：“这部稿子就目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出版要求，从内容看似有草率空洞的缺点，而材料的掌握科学分析等方面似乎也嫌不够。与常见的几种中国新文学史的资料相比，不管深度与广度，似都没有更多的东西。”徐迟后来与编写者谈及此事，不大满意地说退稿信话“说得很刻薄”[16]。

但《诗刊》、徐迟仍不死心。大约在1960年将稿子改送作家出版社。1960年8月4日作家出版社回信也表示不能接受，与百花文艺强调学术水准相比，退稿理由偏重于政治思想方面，指出文稿的阶级、政治观点还不够鲜明：

诗刊编辑部：

送来的“新诗发展概况”，我们好几位同志读了。总的看来，诚如来信所说，是有不少优点的。在大的政治原则上，界线分明，收集的材料也不少，特别是个别的论述，如论袁水拍、阮章竞、贺敬之的诗等部分，都相当细致、具体，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分析能力和见解。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一部诗史来要求，我们觉得也还有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之处，表现在：

一、在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问题上虽然论点是明确的，但还嫌着力得不够，许多对立面没有树立得起来，没能抓住他们的要害，集中地加以分析和批判。如胡适，他的反动理论的实质，以及他根据这种理论的创作实践，是怎样一副面目？早期共产党人及鲁迅等如何对他进行斗争？斗争如何发展，如何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取得胜利而告一段落？这些关键问题，都嫌谈得过于简略。阶级斗争在诗歌领域内的反映，后来又如何此起彼伏，如何与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胡风派，以及后来一些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历史脉络的伸张，各个时期的争论和创作实践的特点如何？稿中都论述不多，甚至缺如。

二、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胡适、胡风，稿内虽作过一些批判，但说胡适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说他在反封建上有软弱性；批判胡风集团和他们的诗时，只说成是一种“晦涩而带着疯狂的反动的诗风”，是否提得过低？

再如1957年反右斗争，像流沙河草木篇所代表的反动思想及其创作实践，稿中竟没有提到，而只举出星星的“吻”做例[17]，也未加批判，似嫌过于草率。

三、对一些诗人和作品的分析，有些作得较好，有些则较简单。或者可以说只是用了划阵线的方法。界线分明，但并不解决问题。例如这样的概括：“这时期的资产阶级诗人尚有梁宗岱、白采、王独清，但他们的影响较小。”我们知道，王独清是托派诗人，诗的影响虽小，但在政治上的危害却比较大。我们以为还是应该略作交代的。

还有最末一章平铺直叙，还只是堆积了一些素材，缺少概括。

四、谈及作家和作品时，较少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谈，而比较偏重谈诗人的主观愿望，谈诗人自己要写什么，并写了些什么。这样就不容易让读者感受到诗人跟时代跟人民思想感情上的紧密联系，不能使人明确地理解到在每一个时代，人民所要求于诗人的是什么所必然要产生的又是什么。也因此，若干具体的问题，如形式的创造、民族风格的形成，以及传统的继承等等，也就不容易谈得很清楚了。

另外，还有几个较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也是可考虑的：

1，作者在谈到两条道路斗争的时候,只把它归结为两种诗风的斗争,而没有明确指出这是革命与反革命,是新兴的无产阶级与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这点，我们以为还可研究。所谓两种诗风的斗争，作者系引自邵荃麟同志“门外谈诗”一文，但邵荃麟同志之所以这样提，是根据当前提出的“开一代诗风”这个口号来说的。作者的意思，似乎是为了避免有人从字面上理解，误以为“开一代诗风”只是寻求风格和形式的改变，所以他强调：“所谓诗风，不仅是指的风格和形式，恐怕应该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中诗歌创作的倾向，因而也就包括着决定风格和形式发展的思想内容。”他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所谓“诗风”问题，它包括着两个内容：一个是内部的，即风格形式的问题，一个是敌我之间的，即阶级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的问题，这两者单凭“诗风”这两个字样，是很不容易分得很清楚的。因此用来在历史上作为结论，也就很不容易说得十分准确，要不要援引这个提法，也就可以考虑了。

2，采用了旧体诗的形式却表现了新的政治思想内容的诗，是否应包括在新诗这个范围之内？这也是个问题。从这部稿子看，如果说包括在内，则稿内对瞿秋白、鲁迅的诗，近之如陈毅同志的诗（瞿、陈还是写了不少新诗的），都没有提，说不包括在内，则毛主席的诗又放进去了，体例上似乎不一致。

毛主席的诗虽说收进去了，但未另立专章，并只说是“达到了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这样是否妥当，也还值得研究。

3，民歌、民谣，地位如何摆法？说它是属于新诗，则在这部稿子里面，对解放以前的民歌、民谣，收集的很不充分，特别是当时苏区的许多激动人心的民歌、民谣，最近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谈到了的，这部稿子里都没有说，若说不属于新诗的范围，则稿内对大跃进民歌又还是谈得较多的。这也是个矛盾。在谈新民歌时作者曾说：“它已经直接加入了新诗的行列。“意思也就是以往的民歌，还没有加入新诗的行列。这也就难怪有这个矛盾了。这点，我们以为也还是应该明确起来的。

其他还有些个别的提法，如说五四运动“实质上是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说“革命斗争的深入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说“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向革命进攻，等等，或者属于提法上的错误，或者逻辑上缺乏辩证，以及语法上的一些毛病，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我们以为在当前大力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方针之下，这部稿子是还得作若干重大的修改，有些问题，甚至还得作较根本性的考虑，才能达到出版的水平。

我们的意见很不成熟，这样提出来，只是为了在你们对作者进行具体帮助时的参考。

因为最近大家都比较忙，稿子压得较久，非常抱歉。

此致

敬礼！

作家出版社第四编辑室（印章）

1960，8，4

这样，《概况》单行本最终没有能出版。

05

五、《回顾》：五十年后的反思

事情过去将近50年，一些从事新诗研究的年轻学者提议将《概况》整理出版，作为了解50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编写、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这个提议引起《概况》编写者对这个事件的重新关注。他们认为，《概况》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编写者后来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也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也认识到，借这个机会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稿集合在一起，对中国新诗史的编撰史研究应该有资料性参考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对《概况》本身，它产生的过程进行历史清理和反思。“‘反思’主要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不是站在对立位置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参照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发生的历史条件，和这些条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18]

基于这一考虑，在编写者之一的洪子诚的提议、组织下，2007年开始了这个工作。除将《概况》不做任何改动完整录入之外，还拟定若干问题，由参与者五人分别作答（殷晋培在90年代初去世）。问题涉及当年的政治文化形势，《概况》编写缘起、过程，主导的诗歌观念和具体写作方法，以及现在对这一文本、事件的认识等。这些材料集合为《回顾一次现在：〈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19]一书出版。《回顾》一书正如后来有学者指出的，它包含三个不同，但也互相关联、对比映照的文本：一个是50年代编写的《概况》，一个是50年后对《概况》本身和写作过程的清理、反思，还有就是这些编写者“文革”之后的新诗研究的新成果和体现的观念。

作者: 谢冕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7-11
页数: 311
定价: 34.00元
ISBN: 9787301130155

《回顾一次现在：

〈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

 《回顾》出版后召开了座谈会，一些研究者对此展开对话[20]，刊物也刊载一批评论文章[21]。座谈会和刊发的文章，对《概况》本身以及对编写者的反思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

对《概况》本身的评价，编写者刘登翰的观点得到较多的认同：写作者“当时还只是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学生的我们，政治上懵懂，学术上也幼稚，整部‘概况’反映出当时极‘左’的观念，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重提这部旧作，解剖那个时代，是可以的；但影响，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远说不上”。[22]也有相反的持积极评价的，虽说较罕见。如认为这些年轻人当年的研究和写作，“是改造自我与发展自我，更是通过文学活动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活动的组成部分”[23]；北京大学学生自编《中国文学史》和“谢冕、洪子诚在学生时代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都是毛泽东鼓励提倡的“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表达”的表现，具有时代意义——“可惜这些又被他们自己后来否定了”。[24]

批评家和学者更多的关注点是《概况》和《回顾》这两个文本并置在历史阐释上的启示。有批评家指出，可以借它们认识到“真实的历史有很多层面，很多侧面。……大而化之地否定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并不难，难的是怀着一种同情之理解，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思历史”[25]。从文学史书写的层面，也有批评家指出，《概况》的写作和事后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195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之间的深刻关联[26]。也有学者从历史阐释的“普遍问题”的角度来看待“一个观念‘过时’的文学史文本（《新诗发展概况》）与对它的当下反省”加以并置这一现象：

书中对阐释者心境不同角度的追述与“回顾”和当时心态的细致描写，呈现了一套知识话语是如何完成合法性的过程，如何使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知识反省就是要使这一不可见的塑形过程显形。所以，知识的批判不是道义性的批判，更不是简单的自我否定，它是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出某种历史话语生成的奥秘——一种观念的历史合法性及其限度。[27]

赵园先生则借此提出有关反思历史的视野和资源的，需要我们继续寻找、思考的难题：

《回顾一次写作》对个人历史、对“成长”的历史情境的重构，无疑是有效的反思路径。我自己也正面临同样的困扰。我发现我们的许多经验难以在现成的框架中处理，苦于找不到属于我自己的叙述的调子。反思的深度也是我所渴求的东西，我还不知该如何获取它。我也在努力为反思寻找视野与资源，同时不断审视自己的态度与方式，力图面对个人经验，唤醒被压抑的那一部分记忆。当然我明白，为反思所需要的空间并非仅凭“愿望”便能获得。[28]

2020年2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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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吴思敬教授之约，为他主持的科研项目“中国新诗学案”50年代卷撰写的一节。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

[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回顾》第6-7页，这次谈话，据孙绍振回忆，在场除谢冕外，还有孙绍振和孙玉石（《回顾》第9页）。孙玉石则说，徐迟来北大等具体情形，“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回顾》第13页）。

[4]1959年9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版后，光明日报9月27日社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社论《乘胜前进开展科学研究》都给以高度赞扬。此后，宣传、总结《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成绩、经验的文章，陆续刊于《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报刊。

[5]“记得当时好像是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的铺盖、生活用品，还有从图书馆借来的诗集资料，拉到北京城东北边的和平里那边”（（洪子诚，《回顾》第18页）。“我们六个人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大模大样地进了北大图书馆的书库，搬走了一整车的新诗的诗集和相关的资料，是满满的一个面包车的资料。”（谢冕，《回顾》第23页）。“把作家协会或者北京图书馆的新诗集尽可能地借来，再加上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下子摆满了两张木板床”（孙绍振，《回顾》第25页）。“那时候，属于‘大跃进’和‘学术批判’群众运动，图书馆要为集体科研服务。我们也借着这个便利，开证明从学校图书馆里……借了许多五四以后的新诗集，以及其他有关的书籍，搬到和平里的住处。徐迟、丁力等先生，也从《诗刊》编辑部资料室，给我们借了一些书。一间不足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桌子上，床上，都堆满了书”（孙玉石，《回顾》第27页）。

[6]《回顾》第7页，第21页。

[7]刊于《文艺学习》1955年第2、3期，并收入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17-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作为“代序”。

[8]以上三段引文，均见《回顾》一书。

[9]《回顾》第30页。

[10]谢冕说，“我们这些人很早就喜爱诗歌，受到国内外许多诗人的影响，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与当时流行的趣味相悖的东西……不过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服从于整体的时代氛围……所以，虽然在内心深处有过去的趣味，但‘排除’也并不困难。”（《回顾》的32页）孙绍振说，“就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我可以说是和1942年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格格不入，尤其是诗歌……在诗歌领域，我不能接受李季、张志民，在小说家中，我根本瞧不起赵树理，私下认为，拿他和肖洛霍夫比，简直是家畜比大象。……（但在反右运动中我差点成为右派分子后）我彻底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看来，我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本质了。”（《回顾》33-34页）

[11]郭小川《月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版。

[12]1959年4月15日臧克家致郭小川信：“昨天同北大同学谈‘诗史’，颇有意义。这个稿子我觉得可按你的意见改改题目，叫做‘新诗发展概况’（或‘概略’）。口气就比较小一点。这个稿子，如果头四章修改后大致可用，《诗刊》可六、七月份先刊登，以后几章再分别讨论修改。如果等到整体弄好，那恐怕需要许多时间。而且永远也无法达到‘完善’。刊出后再经读者提意见，然后进一步修改。你以为如何？”《臧克家全集》第11卷第15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郭小川当时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13]《回顾》第48页。

[14]《回顾》第24页。

[15]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是成立于1958年。关于提议在这个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时间，谢冕认为是在“文革”之后（《回顾》第48页）。他的记忆恐有误。虽然百花文艺社信的落款只有月日，没有年份，而信封上邮戳也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信封出版社地址署“天津市锦州道六号”，经查出版社“文革”前世在锦州道，“文革”后恢复时社址盖在天津赤峰道。

[16]《回顾》第51页，孙绍振回忆。

[17]指《星星》诗刊1957年创刊号发表的曰白的短诗《吻》。

[18]洪子诚《〈回顾〉·前言》，《回顾》第2页。

[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2007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行了《回顾》一书的研讨会，有四十多人参加。另外，段从学、张雅秋、姜涛、冷霜、周瓒、孙晓娅、张桃洲等组织了关于《回顾》的对话，对话内容以《文本背后的新诗史、个人经验、审美话语与政治—关于〈回顾一次写作〉的对话》为题刊登于2008年《中国新诗研究动态》。

[21]如《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刊发了赵园、孙绍振、钱理群、刘复生、姜涛、冷霜等的讨论文章。

[22]刘登翰《“北大新诗学派”，有吗？——复古远清先生信》，《谢冕评说三十年》203页。

[23]韩毓海《谢冕：崇拜青春的热火》，《人民日报》2010年6月30日，另见古远清编《谢冕评说三十年》。

[24]韩毓海《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徐南铁编《放眼与放言》第21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5]谢泳，见《教育放言录——丁东、谢泳对谈录》第22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6]冷霜《在两次“重写文学史”之间——读〈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冷霜《分叉的想象》第4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

[27]刘复生《保留差异：文学史阐释的意义》，将《思想的余烬》第238-239页，河南大学2011年版。

[28]赵园《读〈回顾一次写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本文是为吴思敬教授主持的科研项目“中国新诗学案”50年代卷撰写的一节，原刊《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原载于“学术研究”公众号。感谢洪子诚教授和“学术研究”公号授权海螺发表。

本期编辑：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