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磊 | 身份认同:霸权禁制的忧郁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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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霸权禁制的忧郁产物
文 | 何磊
作者简介
学者，男，1985 年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哲学、跨文化研究，译有伊丽莎白·格罗兹《时间的旅行》（合译）、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合译）、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等。
“身份认同终究属于‘想象界’，它是主体间共存的想象性尝试。认同打破了镜像‘自我’的自恋想象，其过程包含了‘我们’的积淀，因而包含了构成‘我’的诸多异己成分。”
在拉康的霸权体系中，个体若想成为“主体”就必须接受律法的禁制，因而所有的欲望皆属“原初欲望”(同母体结合的欲望)的幻象，所有的欲望对象都只是“原初逝者”(母体)的替身。表面上的乱伦禁忌与更为隐秘的同性恋禁忌共同构成父权律法的禁制两翼，在欲望法则的塑形之下，主体的欲望得到管控，形成稳固的欲望/认同/身份统一体。可见，“同一”的身份认同实为欲望的幻象轨迹，一种试图获得地位(主体地位)的欲望，一种受到驯服或曰“辖域化”(territorialized)的欲望;换言之，借由规定欲望客体的选择范围，律法悖论地借由禁制生产主体身份，身份的本质仍是欲望。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
法国作家、学者、精神分析学家
究其根本，身份认同并非可以追溯的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它只是权力话语规定与塑造的“目标”或“成果”，这一人为本质决定了身份认同无法彻底实现的根本困境——作为权力产物的身份认同自身即包含“挫败”可能。巴特勒指出，尽管父权律法试图以符号秩序管控欲望，但身份认同终究属于“想象界”，它是主体间共存的想象性尝试。认同打破了镜像“自我”的自恋想象，其过程包含了“我们”的积淀，因而包含了构成“我”的诸多异己成分。在符号律法的介入之下，认同的成分不断重新配置、厮杀角力、吸纳排斥，形成仪式化重复的幻象。在律法的惩戒恐吓之下，认同过程不断趋近律法的理想要求，却永远无法抵达这一理想。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在拉康勾勒的性别差异理论中，作为认同范准的“势”充分暴露出权力话语驯服欲望的霸权运作。“势”的特权地位有赖于一系列的人为建构与排除抹杀，在一系列“不是......而是......”的话语建构/排除之下，“势”成为拉康话语体系中整体(非局部)、稳固(不可动摇)、唯一(无可取代)的“特权符号”。经过一系列否认与掩饰之后，“势”不复属于次生而具体的肉身，而是成了整合镜像阶段前“碎片”身体的基础原则，由此一跃成为起源性与普世性的终极主宰。然而，本体论同逻辑层面的跳跃与混淆始终存在:“有势/无势”、“阉割”等说辞的原型无疑来自于生理器质，而拉康却否认这种类比与起源，反而将“势”树立为无涉具象的终极符号。“势”与“阳具”之间诡谲复杂的关系暴露出“势”这一意符本身所包含的人为且不稳固的特征，也凸显了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同义反复的自恋循环:在将女性排斥为外在“玄牝”的权力操演中，在将“势”树立为神圣根基的话语建构中，父权话语既依赖物质又否认物质的忧郁逻辑昭然若揭。
克里斯蒂娃早已指出认同话语的忧郁本质:在她看来，成为拉康意义上的“主体”并进入语言世界意味着同母体分离，因而符号秩序内的语言只是对“原初”身体关系的忧郁替代。语言中的“物质”层面(克氏所谓“征候界”)体现出源自“原初”身体关系的“物质”属性。征候暴露了失乐园般的“原初”身体及欲望关系，而父权语言却试图以稳固同一的认同话语驯服所有可能颠覆“主体”身份的不羁欲望。语言与认同皆属否认与禁制的产物，它们拒绝承认“失去”，同时试图以井然有序的认同来替代“原初逝者”与“原初欲望”。因此，究其根本，认同只是忧郁的语言。换言之，语言加诸混沌世界之上，凝固了“原初”世界的自由流溢，使其相对静止，由此造成“原初失去”;语言力图塑造世界秩序，殊不知着力越多则离“本原”越远，因此话语沦为“忧郁”:不愿承认自身的根本困境却妄图以自身替代世界。显然，这种说法无法令巴特勒服膺，在她看来，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原初”的完满状态，而在于预设“原初世界”的权力运作。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对于巴特勒而言，认同的忧郁并不在于话语的根本困境，而在于伴随“认同”过程的“认异”(与建构同步的区分排斥)活动。在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到，弗洛伊德区分了哀悼与忧郁，认为两者皆源自“失去”，区别在于，哀悼是接受事实、另觅新欢，而忧郁则无法接受事实，反而否认“失去”，并且试图以“逝者”自居来徒劳挽留“原初”爱欲对象。随着理论思想的转变，弗洛伊德后期认为，以“逝者”自居的忧郁“认同”实为哀悼的前提。换言之，哀悼者无法彻底斩断“原初依赖”，唯有将“逝者”合并为自身认同，哀悼才能继续。正因如此，“自我”认同中总是包含着“逝者”的影子，“哀悼”无法彻底终结，“失去”始终与“自我”同在，忧郁的否定逻辑也始终伴随着“自我”。
在《性学三论》(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中，弗洛伊德指出性别身份的建构有赖于对某些性欲的禁制，而禁制令此类情欲成为禁忌与“失去”，在同一而稳固的性别认同中，上述禁忌只能成为隐秘而难以启齿的欲望，成为无法获得承认、无法得到哀悼的欲望。因此，精神分析话语常将忧郁与同性恋情欲相提并论，因为在父权律法的禁制作用下，不仅“原初”(同性)爱欲对象遭到了禁制，连(同性)爱欲本身也要遭到否认与拒斥，这双重否认决定了同性恋情欲的忧郁逻辑。在巴特勒看来，唯独将同性恋情欲称为忧郁情欲显然是异性恋霸权思维的产物。事实上，精神分析理论预设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主体”身份的门槛，这一做法意味着律法禁制不仅包括(异性)乱伦禁忌，还包括乱伦禁忌前的同性恋禁忌。正因如此，同性情欲对象实为比“原初母体”更“早”的“逝者”。正是基于同性情欲对象的“失去”，正是凭借否认同性“逝者”的“失去”，个体才能依据父权欲望法则(体现为拉康“有”与“是”的二分)塑形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性欲倾向。巴特勒指出，在性别认同与性别气质的形成过程中，个体合并同性“逝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性别认同与性别气质表现越强烈，同性“逝者”的“失去”就越得不到承认，无法超度的“原初”同性情欲也就越强烈。依据这一逻辑，最为“忧郁”的人不是偏离二分矩阵的逾矩者，而恰恰是性别认同最为稳固、最为同一的“异性恋者”本身。
《性学三论》，[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至此，性别认同似乎陷入了康德式“二律背反”(Antinomie)的困境之中:由不同的起点出发，依据相同的评判标准(忧郁就是双重失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巴特勒的目的并非争论具体的情欲与认同形式本身，她也无意争论同性恋认同与异性恋认同何者更为“忧郁”。从“玄牝”到“势”，从“认同”到“身份”，在巴特勒的条分缕析之下，权力建构身体的忧郁逻辑暴露无遗。正如康德运用“二律背反”揭露了人类理性的界限一样，巴特勒探讨性别认同的“二律背反”，正是为了揭露异性恋霸权逻辑的人为与局限。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批判权力建构的二分逻辑，还要挑战更为深层的霸权规范矩阵及其建构产物。激进政治的诉求不应囿于拓展更多的“主体”身份，而应揭露忧郁权力的排他逻辑。如果说“主体”之中早已包含“逝去他者”的踪迹，那么，问题关键就在于改造话语条件，承认遭到拒斥的他者，承认“主体”受限的“自我”与“同一”。否则，政治将永远无法摆脱“想象”层面，而扩增的“主体”也终将沦为霸权的“增补”，在霸权的辖域之内为虎作伥，徒劳复制霸权的忧郁运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忧郁并不只属于任何一种具体的身份认同，一切诉诸“同一”、“规范”与“稳固”的排他性身份认同无疑都复制了霸权的忧郁逻辑。僵化的认同不仅将各类欲望凝固为互斥的身份，还将各类认同分割为互不相干的权力场域:性别、种族、阶级......忧郁的认同/同一思维阻碍了更广大范围内的政治合作，唯有打破此类忧郁逻辑，唯有从权力内部出发反思根本的话语条件，我们才能重新构想更为开放的身体与社群，激进民主政治才不至于沦为锐挫望绝的空想，人们才不至于在权力铁笼与乌托邦想象的两极之间无所适从。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本书（《欲望·身份·生命：朱迪斯·巴特勒的主体之旅》）将以“主体”这一饱含矛盾的现代哲学概念为线索，勾勒这位哲学家的理论发展。阐释巴特勒的主体理论基础，分析巴特勒以主体理论出发“介入”性／别、女性主义等领域的过程，并探讨巴特勒近期的“伦理转向”，以此为巴特勒未竟的主体旅程划上暂时的句号。
本书内容属于跨学科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议题。其论述置身于全球话语的视野，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全面评价乃至批判西方理论的建树与不足，厘清其深层局限，去芜存菁，结合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借鉴运用西方成果、批判审视西方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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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邓善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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