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迈克尔·赫德森等：新冷战时代之中美关系-SSFS7会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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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学聚集多元化的公共思想资源，汇聚传统智慧、创新思考，在全球及在地化的不同层面及领域促进团结实践，争取生态及社会经济公义。
新冷战时代之中美关系
1.2020年7月10日（北京时间20:30pm-11:00）
2.对话嘉宾：温铁军，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
3.评论嘉宾：
贝弗利·J·西尔弗（Beverly SILVER）美国
雷米·埃雷拉（Remy HERRERA）法国
保罗·中谷（Paulo NAKATANI ）巴西
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中国香港
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加拿大
4.论坛主席：刘健芝
为了让嘉宾在论坛短暂的对话时间内，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讨论，论坛在开始前的数周内，就组织对话和评论的嘉宾通过笔谈的方式，就对话议题进行预先交流。下文是几位嘉宾的邮件讨论摘选。
论坛主席刘健芝设问：
论坛前交流第一回合
Michael Hudson
迈克尔·赫德森 (2020-06-15)
新冠病毒只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的催化剂而已。当时间来到2020年时，美国经济已进入奥巴马大萧条12年。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在2008年（甚至在2009年上任之前）做出了一个决定，导致后患无穷，即不把垃圾抵押贷款债务（主要是欺诈性债务）转回，以回到支持现实的房价和债务人的支付能力。相反，他将债务记在账上，允许甚至鼓励银行取消1000万美国家庭（主要是少数族裔）的赎回权，并将止赎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非自主的华尔街业主以供出租。奥巴马也拒绝起诉银行家。相反，他通过4.6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美联储的大规模支持来拯救金融市场。
因此，2008-2020年的GDP增长仅仅只涉及到美国人口的5%。剩下的95%都缩水了。经济两极分化，因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是由房地产食利阶级以牺牲劳动和工业为代价获得的。我在我的书《杀死主人》中描述了这种发展变化。
这是资本主义吗？这并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们通过雇佣有工资的劳动力以加价出售商品来赚取利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已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马克思确实描述了这种发展变化。
也就是说，美国霸权的驱动力又增加了一个明显的层面。它不仅支持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支持垄断资本主义——想把所有的垄断权集中在美国手里，而且阻碍外国发展和自给自足，包括从粮食到石油和能源、信息技术和通信，再到原子能。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生产者到IT创新者，美国都在行使霸权，伤害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
美国外交正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非美国的能源、信息技术、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供应商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对美元化的美国金融体系，包括SWIFT（来自美国的欧盟殖民地）。在这一点上，有效的做法是统一世界其他地区，使自己免受美国制裁扰乱他们生产过程的威胁。金融主权的关键是要摆脱美国银行业和SWIFT系统。
对此，美国的反应是秘密暗杀和公开军事威胁相结合。
如何推动另类的全球化道路？首先，现有的债务管理费用需要被减记：一笔勾销。从以外币计价的政府债务，以及没有合理计算支付能力的“垃圾贷款”开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美国对外援助贷款。
这将不包括抵押贷款债务，因为这对非自住业主是一个免费的午餐，他们通过赊购房产获取资本收益。无论如何，取消债务需要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税收政策。
需要制定一项基本法：如果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贷款或提出财务索赔，而债务人没有合理的支付可能性——不没收财产或在经济胁迫下出售资产——则该贷款被视为欺诈性贷款，并应该被撤销。
传统的税收主要是针对经济租金收受人（1%到10%）。它是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价格和租金理论，作为对经济租金征税的基础——土地租金、垄断租金和资产价格（“资本”）收益。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西蒙·帕滕，再到托尔斯坦·凡勃伦，这就是19世纪漫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一切。
为了评估经济增长和进步，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模式，首先是将FIRE部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隔离出来，还需要衡量“经济的负外部性”，如全球变暖、犯罪、流行病和疾病等的清除成本。
Radhika Desai
拉荻卡·德赛(2020-06-16)
在我看来，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內爆是因为他明白资本主义正在积累矛盾。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资本主义，而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式，后者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版本。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资本主义。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的40年里，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人们甚至可以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考虑。
自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那些与国家紧密结合的大型垄断公司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那时起，国家就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包括在国内政策方面，国家越来越多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市场，无论是通过直接采购还是通过福利国家及相关的高就业政策创造高需求；在国际上，则是通过帝国主义政策。这种逻辑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秩序的三十年危机（1914-1945）中达到了顶点。此后，由于苏维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失败而暂时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在国内仿效社会主义政策，在国外接受非殖民化而进一步发展。
这种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战略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政治妥协基础上的，当这些对立的利益无法再调和时（主要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使其有可能放缓），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发生了公开战争。问题是，是否遵循历史逻辑，为了人民的利益深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实质上向社会主义靠拢，还是在社会妥协上倒退，维护资本阶级的利益。
以下是一些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是可行的和可持续的，第二种不是。因此，当采取第二种选择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就走上了一条矛盾加剧的道路。大致顺序是：
A. 新自由主义战略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相反，通过降低国内工资增长率和它可以控制的海外经济体的工资增长率，它限制了世界需求，尽管从技术上讲，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B. 在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性投资受到限制，虽然在国外有一定的扩张空间，但也有限。
C. 从移民和第三世界劳动力中受益或依靠降低成本的低投资部门扩大了生产，这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低工资和低价格，无论是初级商品还是轻工业生产。
D. 这也意味着，鉴于这种资本主义的资源足迹越来越大，对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E. 替代（温和的）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这导致了影响世界经济的通货紧缩的死角。
F. 因此，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在生产基础按比例缩小的情况下寻求回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能够获得高利率的回报，但到了21世纪初，同样的高杠杆金融机构自身则需要低利率的支撑。
G.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包括日本）的增长依赖于资产泡沫及其财富效应，这可能扩大不断缩小的社会阶层的消费。
H. 这些资产泡沫最初发生在西方以外（记得东亚金融危机），但随着越来越多能够维持其资产泡沫的国家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它们开始发生在西方：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和21世纪的抵押贷款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
I. 这种食租类型的资本主义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管，因为它越来越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J. 在2008年最后一次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范围缩小了。贸易增长加速放缓，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恢复，资本主义战争造成移民危机，气候变化加速，现在，这场新冠病毒——它本身就是入侵越来越多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从事工厂化农业的突破“底线”压力的结果——已经大爆发。
我相信上面的提纲只不过是一点启示而已。然而，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萨米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内爆是什么意思。它正在发生。这对那些认识到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中国有许多资本家）的人来说最有意义。
美中新冷战的特点，要通过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发展的逻辑来理解。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帝国主义也是矛盾的。帝国主义是使弱国屈从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的一种手段：它的商品和资本过剩，它需要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资本主义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使弱国在服从和抵抗之间作出选择。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但是，那些可以通过追求独立工业化来抵制的国家，托洛茨基提出一个更好的词，叫做“联合发展”。他指的是国家支持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美国和日本对英国就是这么做的。俄国革命之后，又增加了中国这个非资本主义的案例。第三世界工业化（有限）的成功也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发展。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故事既不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无缝统一的世界经济，也不是一连串“霸权主义”的故事。相反，它是资本主义强国通过自身与弱国的互补关系来维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与那些能够通过联合发展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后者旨在建立与强国相似的关系。在这场对抗中，后一方有其自身的历史，并导致了多元化的扩张，随着非资本主义形式的联合发展的出现，乌戈·查韦斯称之为多元化。
人们可以把最近中美紧张局势的升级称为新冷战，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某种类型的战争，冷战、热战还是温和战，其实强国与竞争国之间始终存在某种战争。长期的结果可能是多极化的更广泛的传播。真正的问题是短期的结果会是什么，其中可能包括战争。
有一点我们可以说：除非华盛顿发生“政权更迭”，否则不太可能有谈判结果。
在新老冷战对峙继续进行的同时，超越新自由主义核心的世界必须继续制定和执行适合有关国家的政策。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方面，所有可行政策的关键是资本管制。没有它们，就没有办法管理经济。资本管制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只意味着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由合法当局而不是私人权力管理。资本管制需要尊重主权，这使得许多国际问题更容易解决，包括去殖民化和无核化。
一旦这些措施到位，其余的都是可能的，尽管这一点也不能保证。
银行事业的公共化是第二个关键步骤：它允许政府确保投机不会取代生产性投资。一旦这样做了，生产必要的东西和停止不必要的事情，将是第一要务。必须以生态上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这需要计划。去发展不是解决办法：减少资源足迹才是。
温铁军 (2020-06-22)
在我看来，萨米尔·阿明关于资本主义内爆的观点是一个客观规律，这很重要。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还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时候，因为产业资本的在地化以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有祖国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成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萨米尔·阿明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的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新世纪之交开始进入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意味着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跨国公司使用没有国界限制的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洼地，将产业链配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期获得最大的利润。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劳动力等等最终都将被资本化。马克思当年讲过，当资本把人类完成了从人到劳动力要素的异化之后，资本主义就走向灭亡。
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特别是科技资本化和金融资本直接结合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这个内部张力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内爆。即使美国想通过再工业化来缓解自身的两极分化，受制于美元金融资本的利益阻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反金融资本主义客观规律的。针对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各种矛盾，所以我先得强调萨米尔·阿明的观点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表述，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主观判断。
此次的新冠疫情爆发，对于已经形成严重张力和两极分化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我以前讲过疫情爆发将破坏全球化的供应链，因供应链的破坏而导致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的断裂，最终导致全球化的解体。在全球化解体之后，疫情会是资本主义内爆的扳机。疫情使得阶级斗争显化，比如美国黑人的街头暴动。扣动扳机导致的是这样的一个反抗，最终还是要归结为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阶级矛盾在新时代的异化的表达。
要想说清楚新冷战，先得将冷战这个概念做点解读。老冷战时候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那在客观上是成立的。这个是和新冷战最大的不同，新冷战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因为中国已经纳入到全球化了，在中国创造大量GDP的，形成大量产能的恰恰是西方的产业资本；中国所创造的大量外汇盈余是美元，大部分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与老冷战相比，苏联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控制着世界上一大批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体系。
老冷战也早就被毛泽东批评过了，他认为美苏其实是两个超级大国，并且认为美国是西方的老牌帝国主义体系，苏联是新的社会帝国主义体系。毛泽东提出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点像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说的半核心，就是毛泽东说的第二世界，那些被叫做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不是超级大国，属于被控制的、它既有顺从又得反抗，它有合作也有不合作，所谓的“两个体系”本身已经被毛泽东解剖过了。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垮了，接着进入到后冷战时代。面对苏东解体后留下的大量的破产的实体资产，西方金融资本得到大肆扩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则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受到西方的一致制裁，外资全部撤离，中国被迫利用国家资本和政治主权赋权的本国货币来扩张经济，并且因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
这一阶段美国在全球扩张金融化，中国则在本国扩张货币化和资本化。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明白，真正的威胁是中国。从那个时候西方开始把中国列为邪恶国家，准备拿中国开刀的新冷战其实就开始了。中国崩溃论变成了中国威胁论。于是我们把新冷战不是放在2020年，也不是放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而是放在1999年，是因为98年中国成功的应对了东亚金融风暴，并且是坚持着国家金融主权的条件下，使得西方金融资本在中国长城面前碰壁。
由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盘西化，其实就是全盘照搬美国，学习美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科学，导致中国现在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美国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的时候，那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中国几乎无以应对。中国自身没有任何在冷战时期应对老冷战意识形态和应对老冷战的策略，没有经验。因为在老冷战阶段中国不是主要矛盾，他恰恰是两大阵营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要争取的一个中间力量，双方都不想把中国作为主要对立面。
全球化解体之后很可能出现的是全球产业的重组，变成全球区域化，或者叫做区域一体化。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方向调整，那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循环。中国现在已经具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跟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很不一样。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空间广大，仍然还有在国内进行亚区域整合的条件，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经济区等等。
其次，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还有新基建。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更多的使用互联网技术，用互联网创业，工业4.0，人工智能，大数据，这套新技术的引领，在中国完成北斗卫星和5G体系，新基建仍然可以带动引领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中国内部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乡村振兴，发展绿色经济。中国农村的集体资源还有很大的整合空间，可以利用“绿色债券”来对应增发货币，形成自主的国有金融体系，就可以在即使面对美国主导的SWIFT体系的金融制裁，中国仍然可以维持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内部的金融化和债券化过程，在向金融资本升级的这个时段上还有空间。
关于迈克尔·赫德森提到的对资本利得征税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注意一下，现在跨国公司很多都不在美国注册，而是在那些非税国家或者低税国家注册，所以如果对这些跨国公司征税呢，它们就跑了。这一点在欧洲也是类似的，西方国家目前它的自由主义体制已经很难再约束这些跨国公司。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操作起来有难度。
论坛前交流第二回合
Rémy Herrera
雷米·埃雷拉（20200704）
（原文由英语和法语版本）龙治铭 译
1.
萨米尔阿明是过去五十年间最重要的、以及少数几位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在历史和理论的双重维度和框架下，涵盖极为广泛的主题，成功地详尽创立了一个全面、浑然一体、和坚实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内部崩溃是他的作品中所强调的进程的逻辑结果
从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当前高度金融化、受银行业巨头寡头垄断所控制的资本主义，如今已然从本质上是毁灭性的（对经济、社会、个人、环境的毁灭，乃至于现在是对人性甚至生命的威胁），但我也认为资本主义被锁死在系统性危机之中，它再不可能通过它自身的逻辑，通过它自身的动态积累机制，找到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美国的霸权之下，这一体系被螺旋式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挡住了前路。诚然，归因于新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在央行或国家内部），这一体系在过去经历并克服了许多其他的危机，尤其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我相信，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和深刻的矛盾，以至于我们必须考虑它内部崩溃的可能性。内部崩溃的可能性只可能来自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剧，以及来自反资本主义体制斗争的扩张和深化，来自民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高涨。当前新冠病毒危机通过影响全球化，进而阻碍资本周转的发展空间，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毫无疑问，很快地，当经济衰退加剧时，这场新冠危机会加速工人和人民的斗争。
顺便提一句，在地区层面，这场危机将会放大欧洲建设的问题。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国家民众，已经认识到，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不是欧洲或者美国，而是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国家，如古巴、中国、俄罗斯帮助了他们。这个所谓的欧洲不过是欧洲资本家用来反人民的工具；是屈从于美国统治阶级、屈从于高等金融集团的、德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计划。高等金融集团不仅与世界冲突，而且相互斗争，尤其是在“全球化主义者”（由克林顿、奥巴马、拜登所代表的“民主派”）和“大陆主义者“之间（特朗普）。
2.
从理论的角度，在马克思之主义者看来，发动贸易战多多少少和贸易危机有着类似的影响，即预期延缓决定发动贸易战国家利润率下降。然而，与危机不同的是，它是由国家发起并组织的；在当前这种情况，即特朗普政府。它为国家带来了税收。但是应该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贸易战间接地对在中国设立的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发动（如IT等行业），特朗普声称他想将这些公司带回，并重新安置在美国领土上。所有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和讨论，都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正如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统治阶级增加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两件武器[1]。
在最近一篇即将发表的，我和北京清华大学龙治铭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冯志轩教授合作的论文中，我们研究了过去二十年间中美贸易的演变。众所周知，美国贸易赤字逐年扩大，现在已经高达3500亿美元。我们指出：1）两国之间的贸易存在不平等交换，相对于中国更加有利于美国（中国出口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高于从美国的进口）；2）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交换趋于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劣势逐渐消失；3）不同部门存在着差异，在某些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价值转移的方向是相反的（例如：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农业部门、汽车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甚至是医药产品制造业）。
或许正是这些变化，揭示了美国霸权在与中国这个当前最为强劲的对手面前，双边贸易关系中地位相对下降，这也许能有助于解释（这正是我们建议的）华盛顿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但是，问题远远比这更加广泛和严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场贸易战以货币战争为中心时，美国和美元已经对其竞争对手货币发动了数年的货币战争（如俄罗斯等）。我们正在谈论的新冷战当然也
存在于军事维度，这意味着有全面军事战争的风险。美国领导人并没有摒弃这种情况。这对于出于侵略意识形态运动所导致的对抗中国的西方来说，这并不奇怪。即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西方甚至有一些声音指责中国对这种病毒的传播负有责任，甚至是制造了它。西方主流高等金融集团的大众媒体，通过宣传谎言，正在为人们准备一场军事战争的可能性。
3.
在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所设想的“脱离危机”的选项中，毫无疑问包含军事战争破坏的计划。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尤其是虚拟资本的积累。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的顽疾，这标志着它的长期结构性地倾向陷入危机甚至腐烂。要避免过度积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极端的但对人民却是荒谬的方案：大规模地毁灭资本，即通过战争。即使最后，帝国主义战争使矛盾更加深刻。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阻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战争来进行“调节“。当务之急是捍卫和平：我们必须切断金融垄断
寡头（主要是美国）对地狱般的战争机器的操控，并尽快对它们实行民主控制。不幸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寡头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一个“改良“的资本主义，以人的面目出现，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种资本主义行不通。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它。“去增长”主义包含了一些好的思想，但忽略了主要的地方：人性的敌人、环境的敌人、生命本身的敌人，不是GDP增长，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因此，世界工人和人民的目标仍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Michael Hudson
迈克尔·赫德森 (2020-06-15)
黄钰书 译
1 第一个问题关于阿明的资本主义内爆.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redictions” for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yet catastrophe capitalism seems to hang on, feeding on increasing polarizations and suffering/elimination of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Do you see the current conjuncture of pandemics, economic downtur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suing state and people’s responses,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order? In what ways?
我认为应该从指出19世纪经济学家——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甚至布尔乔亚非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皆有共同的看法来开始讨论。它把经济以至社会本身从封建主义的遗孽中释放出来，也就是承袭土地不劳而获的食租贵族，以及利用借贷从房产、自然资源或政府及私人借贷者的资产来榨取利润之掠夺性银行及金融部门。
情况一直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向士地租征税，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化或社会化而把土地变为公众范畴。要达成此目标，政治家以民选国会来取代上议院（控制把持上议院的正是霸占英法等国土地的军阀之后代）。
由此引发1909-10之英国宪政危机，当时的贵族拒绝一条开征土地税的下议院法案。结果是上议院以后再无权阻挠下议院通过的财政收入法案。
与此同时，在银行业方面，德国与欧洲中部诸国正推动马克思及社会主义者预测的资本主义演化之自然道路：银行业工业化[银行业与工业结合]。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事态状况。简单而言，就是工业金融化。
自1945以来，大部分财富源于房地产、股票及债券的资产价格膨涨。而资产价格上升主要源于债务杠杆——因此，支付银行及股东的偿债（利息及摊销）日益增加。现在的税收制度优惠金融投机，资本利得税还低于针对工资及利润之税收，而且容许利息支付可以扣税。因此ebitda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愈来愈大部分为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所占有。
因此，西方是金融资本主义 ——即是说，工业资本主义没有承担它本来看似要释放市场免于经济租之历史角色。反之，金融资本主义是经济租之重要支持者（现在经济租用于支付利息）。租用于支付利息。企业利润也是用于支付利息。工业工程学变成金融工程学。
资本主义究竟指什么？是指工业资本主义抑或金融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是美国、欧洲及中国致富之途：通过建造房屋、生产商品、服务以提升生活条件及生产力。此中的动力是雇用劳工去创造产出，然后出售赚取利润。利润动机被限于利益社会。工业投资及经济剩余创造富裕。英语富裕affluence的字面意思是 “流入”，包括科技、自然及出口收益。
金融资本主义的态势却不是这样。它容许银行创造信贷以制造金钱，然后承继财产的人靠向不富裕的人提供借贷而过活。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是债务杠杆，以及银行创造信贷，即是替银行客户创造债务，只需简单创造电子信贷。银行得到一张欠单——一般以房产或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借贷者以此换取其银行账户获得注入信贷。
银行信贷主要用于购买房屋、地产或其他资产，膨胀的银行信贷推高住房成本（主要在美国及欧洲）及购买股票、债券价格及退休收入。银行愿意借多少钱给新买家置业，房子便值多少钱。只要银行放贷超过偿债，效果便是房地产及金融市场上涨。住房价格上升为中产阶级（最起码为白人）创造财富。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则受经济歧视，无法从1945-2020 间之房产泡沫中致富。
可是西方经济已经达到借贷的极限点，能借的都借出了（loaned up）。75年的上涨到了尾声。金融、房地产、保险部门变成榨取，而不是创造财富。金融工程带来的不再是富裕（affluence[流入]）而是流失（effluence），称之为：债务通缩。美国所有GDP增长被最富裕之5%人口所占有，而收入增长则用于支付FIRE部门。
此次冠状病毒大流行起着催化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作用。它于2020爆发之际，美国经济已经历了12年的奥巴马衰退。我以此称之因为他于2008年（甚至先于他2009上任）决定不把主要属于欺骗性的垃圾按揭债务减免降低至反映现实可负担房价及负债人实际可支付水平。这个决定命定了后来的事态 。奥巴马反其道而行，让所有债务在账面上保留着，他容许、甚至鼓励银行对1000万户美国家庭（主要是少数族裔）止赎，并把被止赎的物业之产权转移至不在地（absentee）之华尔街食租所有者手上。奥巴马同时拒绝起诉那些银行家。反之，他利用4.6万亿量化宽松以及庞大的联储局支持来为金融市场救市。
结果2008-2020 间美国的GDP增长归于5%人口所有，其余的95%则收缩。经济两极化，食租者阶级以牺牲劳工及工业为代价获得攫取顶层财富。我在《杀死宿主》一书中描述了其态势。
这是资本主义吗?它并非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态势（雇主利用雇佣劳动并提价出售产品以赚取利润）。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从工业资本主义态势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马克思没有描述过这个态势。
此外，美国霸权又添加了另一个特殊的层面。它不仅支持金融资本主义，还有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希望把所有垄断集中在手上， 却扼杀外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及自给自足，从粮食至石油、能源、信息科技、通信乃至核战争。
2 How would you defin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A? How do you see this impacting on the two countries and globally in the curr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
为了可以单边制定全球贸易、投资及央行规则，美国力图阻止任何国家 组织另一套经济政策。因此它试图孤立及制裁任何潜在对手，相信威胁要推倒现有的贸易及投资体制会阻吓其他国家不敢尝试抵抗美国投资收购，以及对美国的单边贸易优惠。
这有别于修昔底德陷阱，那是指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尝试打压对手发展。在2500年前修昔底德的年代，雅典及斯巴达之间的对抗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斗争—民主vs.寡头，而非相同体系内部的竞争。
可是今天中国及其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推动去美元化，创造不同于新自由金融资本主义。讽刺地，中国今天的政策与十九世纪美国体系同出一脉，而那恰恰是让美国的工业起飞的动力。这些政策包括保护性关税、供给基础建设之公共投资，这些基建的服务应该以受补贴之价格供给予经济体，甚至理想地应该免费：医疗卫生、教育、退休金、研究、发展、农业服务、种子，及其他基本需求，还有受补贴的运输、通信和能量生产。
这些政策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是重拾工业资本主义本来应该推动、而事实上在一战前确实在推动的基础政策。
这恰恰让美国恐惧。它希望其他国家金融上依附美国，充当其出口之市场，为其投资者提供利润。美国投资者试图收购及私有化其他经济体的制高点，并对其国民收取垄断性价格，强迫他们对美国债权者负债。
换言之，美国试图模仿古罗马建造一个掠夺性帝国。它试图借着意识型态及金融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获取外国的土地及工业。
美国逐鹿霸权，伤害任何潜在的对手，从第三世界粮食生产者以至IT创新者。
在能源、IT、粮食及其他基本需要方面，美国外交强迫其他国家在美国抑或非美供应之间二选一，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化的美国金融系统，包括SWIFT (来自美国的欧盟殖民地)。其当下的效应是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免于美国制裁破坏它们的生产所带来的威胁。美国的反应是结合暗杀及公开的军事威胁。
关键是要摆脱美国银行部门及SWIFT体系而达致金融自主，保护各经济体免于美国经济战争的破坏。
欧洲是冷战2.0的一张百搭牌。欧洲会继续像一战结束以来那样屈服于美国的规矩吗（这一次是作为负债经济体以资助美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包围，以及收购控制外国经济）？又或者欧洲将会与欧亚大陆各国携手并挣脱美元圈？
正如某中国古谚语所云，大意为：“一个人同时走两条路只会弄伤髋关节”。
3 There are many critical analyses of the problems, but how about so-called “alternatives” that do not work, and alternatives that can be pursued at global, regional, national or local levels, such as on finance, economy, decolonization, degrowth, de-nuclearization, re-localization, etc.?
1970年代末，中国发现苏式共产主义——史太林主义官僚体制——并非可行的增长政策。它邀请费里曼（Milton Friedman）及拥护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义做顾问，背后假设是它不仅替代苏式共产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史太林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避免邀请马克思主义者当顾问，害怕他们的亲国家主义还过于富史太林主义色彩而不能指出一条可行的替代之路。实际上，到了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离弃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经济核心议题。他们转向了文化及政治课题。因此，剩下中国来重新打造其政策，“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多个方面，它的确重拾了马克思相信将引导工业资本主义自然演化为社会主义的政策。
因此，今天保护中国经济的关键第一步是去美元化。其次是关于全球暖化、隔离美国出口、航班及旅游。就国际外交而言，它须要坚持解散北约，直至美国承诺裁军条约。这项政策关乎赢得欧洲，让它在与欧亚的合作中得到较臣服于掠夺性美国霸权所能享有的更好经济未来。
4 What is the gist of your propositions for alternative theories, praxis, policies, strategies…?
金融、住房及其他房地产及公共事业应该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不应被私有化。为了防止土地投机，应该以土地税来收缴土地租。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和三卷（及剩余价值论）是关于以下理论的最好的经济史：经济租乃不劳而获之收入，以及债务的指数式增长超越实体经济的增长速率及能创造足够的经济剩余以支付债务开支，势将创造危机，因此，要推行具生产性、更社会主义的政策，前菜首先得宣布免债，减记现存债务开支。首先从以外币计价之政府债务开始，以及那些不经合理估算还债能力而创造的“垃圾借贷”，例如IMF、世银，及美国对外援助之借贷。这将不包括按偈债务，因为否则就会向那些为了寻求资本收益而借贷购房的不在地业主提供免费午餐。不管怎样，取消债务需要继之以古典经济学的税务政策。
人们需要颁布一条基础法律：假如债权人跟没有合理偿还可能性的负债人创造一项借贷，或者确立一项金融债权——没有财产止赎或在经济胁迫下出售资产，那么这项借贷就被认为是欺诈而应予以废除。
古典税项应该主要加诸于经济租的获得者之上(人口中的1至10%)。它将建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价格及租理论而对经济租征税——地租、垄断租，以及资产价格(“资本”)收益。这恰恰是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旨趣，从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至李嘉图、穆尔、马克思、马歇尔、帕顿乃至范伯伦。
人们需要创造新的GDP会计形式以评估经济增长及进步，将FIRE 部门 (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分离出来，并且估量“外部经济与非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例如全球暖化、犯罪、大流行与疾病等的清理费用。
5 Wher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analysis or proposition of other panelists in this group? Why?
我强调债务以及古典税收政策，防止地租及垄断租创造一个食租阶级。
我强调废除债务，“清理”经济以降低生活及营商之成本。
Michael Hudson
迈克尔·赫德森 (2020-06-15)
黄钰书 译
回应温铁军的评论
替代新自由全球化不是简单地推动多极的世界经济，而是朝向并非由债务、私有化公共事业的金融机制所主宰的经济，包括土地、自然资源、信贷及银行，以及理所当然垄断的基建，或理所当然属于公众的功能，比如教育、卫生医疗、通信及运输，这套经济需要纳入思考被经济学家排斥在模型䢖构之外、被视为“外源”的外部性。
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所奠基展开的也许正是这种经济。可是金融资本主义试图扭转工业资本主义演化的社会主义趋势，并且把历史逆转倒退回封建主义，朝向新农奴制及债务劳伇。
相反，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聚焦于今天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及成本函数所否定的层面，包括（温铁军指出的）环境因素及卫生健康，还有人类的精神满足，艺术及文化。
这些层面不会出现在私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或是公共GDP会计之上。因此，它们不会呈现为GDP的减数项。
马克思指出疾病如何增加后来成为GDP的计算，因为疾病带来更多成本。GDP是成本——然而不是改善气候或社会环境的清理成本。
我欣赏温铁军指出的：制度愈现代化，成本便愈高。美国经济成为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经济体。支付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成本成为生活及营商的内置成本。这些成本是经济租——不劳而获的收入，源于强行从公共领域中挖出来而成为的特权（字面意义是“私人法律”）。
社会主义的角色应该是重新整合、治疗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撕裂的社会，金融资本在打造寻租机会的过程中对社会说：“要钱，还是要命”。这恰恰是美国所支持的新自由全球化的态势。
金融，正是被私有化成为寻租机会的主要公共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温铁军说：“霸权拼命维持它赖以把债务成本转嫁给世界的特权”，美国“在资产负债表上无中生有创造大堆数字”。
这正是讽刺之处：美国以负债而非债权经济体的方式统治世界，这是独特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人够胆如此犬儒去想象这种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它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它仍然威胁全球经济，通过其宣扬的金融化价值观。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中央化的计划经济，由华尔街和伦敦市等金融中心所规划的[全球]经济，榨取收入及财产以照顾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改善社会及大众利益。
[1] 译者认为是《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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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张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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