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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岂止十二载
一部电影的文化地形图
滕威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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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后身亡的悲剧发生之后,以BlackLivesMatter为主要旗帜的抗议活动席卷美国各地,不同程度地暴力冲突每天都在美国街头上演。这无疑会将正在经历全球最严峻新冠疫情(累计超过200万人感染、逾12万人死亡)的美国社会拖入更深的人间“地狱”。不仅社会动荡不安,而且大选在即的两党也会充分利用疫情和种族议题进一步激化意识形态争斗,彻底撕裂美国社会。尽管众所周知,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痼疾,但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十年,为何美国社会没有真正进入人们预先期待的“后种族时代”?为何奥巴马竞选时所承诺的“改变”“治愈”与“团结”完全没能实现?本文试图从奥巴马时代,尤其是2012-2014年间井喷的“奴隶制题材电影热”(Slavery film)入手,以《为奴十二载》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与版本考释,勾画美国奴隶制题材影视生产的历史脉络,分析奥巴马时代“奴隶制题材电影热”的历史重写策略,从而为我们理解今日“美国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提供某种历史参照。
2012年《相助》(The Help)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2013年,《被解放的姜戈》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最终在颁奖礼上为昆汀·塔伦提诺赢得了原创剧本奖;而斯皮尔伯格的史诗大片《林肯》获得十二项提名,票房一亿八千万美元,成为近五年“林肯热”[1]中最叫好叫座的一部。2014年,同样涉及美国奴隶制历史的《为奴十二载》捧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斯蒂夫·麦克奎因也因此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此奖项的黑人导演。这充分说明,奴隶制题材电影(Slavery film)是近三年来好莱坞主旋律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有增无减,美国电影人甚至将2013年命名为好莱坞的“奴隶制电影年”[2]——据说至少有七部同题电影于当年公映或完成。其中包括《萨凡纳》(Savannah)、《守卫家园》(The Keeping Room)、 《北极星》(The North Star)、《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图拉》(Tula,根据发生在荷兰殖民地的奴隶起义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无人知晓》(Middle of Nowhere,约翰·卡萨维茨奖)、《贝莉》(Belle),此外还有一部黑人主演、跨越上个世纪50-80年代但“奴隶制”历史痕迹却几乎不可见的《白宫管家》(The Buttler)。除了好莱坞之外,PBS的纪录片《换个名字做奴隶》(Slavery by Another Name),《非裔美国人:长路漫漫》(The African American:Many Rivers to Cross)以及History Chanel重拍经典名剧《根》,都为2013年“奴隶制”电影的热潮拾柴添火。
一 、电影热浪与现实冷酷
二、 追本溯源与历史考据
三、 “奥德赛”/“反奥德赛”?
四、 通往奴役的“自由”之路
假如他活着,并继续战斗,也许参加了联盟军,打到了南方。但“被解放”的南方,真的没有奴隶了吗?《换个名字作奴隶:南北战争到二战之间对美国黑人的重新奴役》(Slavery by Another Name: The Re-Enslavement of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Civil War to World War II )是美国作家Douglas A. Blackmon2008年的一部纪实性作品,成为当年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之一,2009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2011年被PBS拍摄成纪录片。原著和电影都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揭露了南北战争之后,黑人继续被掠被囚禁被奴役,只不过这次主人不是种植园主,而是钢铁公司。
就算诺索普活过了国内战争,也没有被再次卖到钢铁公司为奴,他也没有自由而言。虽然从血统而言,诺索普的母亲是黑白混血;妻子也是黑白印第安人混血,但他们的孩子还是会被依据“一滴血”原则(One drop principle)被划为黑人[37],并遭受 “黑人隔离法”(Jim Chow)的歧视。如果他反抗甚至领导针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示威,都会像马克西姆·X和马丁·路德·金一样被暗杀。
或者伊莱扎,如果她成为他主人的妻子,比如像肖夫人,命运会不同吗?未必,肖夫人永远有沦为伊莱扎的可能。或者伊莱扎美丽的女儿,被卖给血统高贵的英国白人,被当做大家闺秀养大,但与白人青年的爱情却遭到强大的阻挠与破坏,为了捍卫爱情,宣扬反奴隶制,直接影响了英国结束奴隶制的进程。这就是Dido Elizabeth Belle的故事,2013年Belle这部电影就是建立在这一故事基础之上。但是没有奴隶制的英国,处处自由平等了吗?12岁的苏丹Nubar山中一个酋长的女儿Mende Nazer被穆斯林军队从部落掠走,卖到首都,又从首都被送到伦敦,被囚禁在一个穆斯林外交官家中做家奴。这是2010年电影《我是奴隶》根据Mende Nazer的回忆录讲述的故事,电影揭示了在今天的英国大约有五千“奴隶”工存在的事实。今天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奴役与歧视不仅没有消除,相反不断的变体/重生。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看似被终结,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种种奴役以“隐形”的方式继续猖行。
就算奴隶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民主权利,制度保证了各种族平等,是否天下太平?看看拉斯冯提尔“美国三部曲”之一的《曼德勒》(Manderlay,2005),充满理想主义与平权思想的白人女子格蕾丝来到曼德勒庄园,解放了黑奴,但接下来上演的是,争权夺利,赌博,背叛,最终不仅黑人们呼唤格蕾丝再次当他们的主人,格蕾丝也无奈地像奴隶主一样举起了鞭子。这部电影2010年被德国导演搬上话剧舞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演出过。这部电影对个人主义的摧毁是爆炸式的,同时也再次提出永恒的问题:自由是什么?个人如何面对欲望?绝对自由是否能实现绝对的正义与公平?而这样的追问其实又与麦克奎因的作品相映成趣。
联系其前作《饥饿》与《羞耻》,它们与《为奴十二载》并置,可以看作麦克奎因的“自由三部曲”。《饥饿》是Bob Sand如何在囚禁他的监牢中用身体争取自由;《羞耻》是Brandon在“完全自由”的大都市纽约,如何想限制身体的欲望;而《为奴十二载》则是一个自由人如何被剥夺自由,如何想尽一切办法重获自由,又在重获自由之后再度隐没于历史的身处。
结语
电影版《为奴十二载》刻意将被绑架前的诺索普中产阶级化,甚至为了模仿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将三个孩子删掉一个,改为一家四口,一儿一女。但一心希望靠自己的智慧与双手勤劳致富的诺索普,却被无情地抛出上升的轨道,一下跌入底层。自由,家庭,梦想,一切的一切被彻底粉碎。诺索普第一次被绑架的饭店叫盖兹比饭店(Gadsby Hotel),是的,一不小心就会看成是盖茨比(Gatsby)——一个白人的美国梦幻灭的悲剧。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并不持久,以此为基石的美国梦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意识形态缝合术”已然失效。麦克奎因借所罗门·诺索普的故事推开了一扇门,但没有人从历史深处获救,即使归来也可能会陷入更险恶的现实结构之中,一个“既是网路系统又是等级结构”(借用哈特和奈格里的描述)的、四处延展包容世界的新的权力范式。
故而,《为奴十二载》为代表的“奴隶制电影”带我们再次窥见的不仅是美国的阴暗面,当然也是对全球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的回溯。1969年,在塞内加尔独立九年之后,从塞内加尔来到法国白人家庭中做女佣的黑女孩因不堪忍受雇主的“精神奴役”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非洲第一部长片、乌斯曼·塞姆班的《黑女孩》。法国白人们希望她始终是“黑/女孩”,像猎奇一样观看她身上的“他者性”;塞内加尔的亲人们,希望她终能变成“白女孩”,麻雀变凤凰,栖上巴黎的高枝。“白面具”/“黑面具”,身份的撕裂与认同的焦虑导致她最终选择了毁掉自己的“黑肉身”。这一充满后殖民意味的文本,是国族寓言,也是未来预言——虽然二战之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殖民统治在很多地方成为历史,但文化帝国主义的隐形书写,以全球化之名涡轮式发展的新殖民主义经济体系会再次将“帝国”意识形态普世化、常识化。
今日种族冲突虽然在美国再度爆发,但它显然不是美国自己肌体内部的癌。尤其是在疫情大爆发与经济大衰退的全球现实危机中,瓦坎达那样的“另类宇宙”是没有存在可能的。AllLivesMatter,不只是黑人。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不能联动更广泛意义上的被剥夺与被侮辱的群体(乔治·弗洛伊德是黑人,同时也是因疫情失业的感染者),而仅仅是“黑人至上”或政治正确意义上的BLM表态不仅对全球共同走出当下危机与动荡毫无裨益,甚至会进一步陷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陷阱,并最终沦为加重疫情和危机的一场闹剧。
初稿于麻省·剑桥,
2020年6月修订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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