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笔记本，切·格瓦拉私人诗选

二00九年，我在《印刻文学》杂志，以《与切相遇在字里行间》为题，提及切在背包里放着一本绿色笔记本，里面抄写了六十九首诗，伴他在玻利维亚山区，度过人生最后的十一个月。长久以来，我在学术圈，试图唤起大家注意切的文学修养，甚至大胆表示，切不是优秀的游击队员，若假以时日，他也许会是杰出的作家。多年过去了，大家对切的兴趣，似乎仍停留在他那张定格的英雄容颜。

近来，我在“魔幻拉美”专栏里，以《切的背包》为题，再次提到《切的绿色笔记本》（El cuaderno verde del Che），终于引起南方家园出版社的注意。

 为何《切的绿色笔记本》令我着迷呢？

时间回溯至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逮获到这位被美国视为最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玻利维亚军方欢喜欲狂，急于展示战利品，打开切的背包后，发现里面有：十二卷底片、二十张以彩色铅笔标记的地图、一个坏了许久的手提收音机、一本绿色笔记本、两本行事历。另外，军方还从他身上搜出烟斗、手表、水壶、索尼根匕首、德国点四五口径手枪、美钞与玻利维亚比索。

那两本行事历是他的日记，记录了游击队的作战点滴，被视为重要文件，由玻利维亚军方保管，后来复印件流出并送交卡斯特罗手中，经过仔细判读辨识，古巴于一九六八年出版了这本日记，题为《玻利维亚日记》（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由卡斯特罗亲自为老战友写序，向世人展现英雄事迹。自此，《玻利维亚日记》引起全球极大骚动，一版再版，且被迻译为多国语言。

至于那绿色笔记本，是一本手抄诗选，玻利维亚军方认为无关军情且毫无价值，而随意丢弃。笔记上布满潦草笔迹，密密麻麻抄写了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1902-1989）、莱昂·费利佩（León Felipe，1884-1968）四位重要诗人的作品，共计六十九首。据信，切进行游击战时，除了军备外，总会准备一些书籍，为了减轻背包重量，于是抄下诗作，伴他踏上革命之路。‍

初次翻阅《切的绿色笔记本》时，我冀望随着他的喜好，沉浸在寄寓万千的诗意，却在诗篇中窥见切的孤独情绪。

胼手胝足，刻苦耐劳、坚忍不拔、冒险犯难……是游击队员的基本课题；只是，一旦囿困于俨如迷宫的险峻山区，再加上饥饿、口渴、疾病、死亡等磨难，当初的战斗力已被消耗殆尽，人性的弱点一一浮现：骄傲、自私、贪婪、猜忌、懦弱、背叛……看着队友纷纷遭恶劣环境击溃，切不仅孤独无助，自己也几乎濒临情绪失控的边缘。

孤独本身就是一首诗。十一个月来，他每天藉书写抒发情绪、排解孤独、分析战略，内容含括天气、海拔、事件、感受、心得、思想，将心理状态与情绪起伏化为英雄最后的诗篇。他也利用休歇时刻，或坐在树上、或倚身营地阅读，藉阅读暂时忘却烦忧。那么，背包里的绿色笔记本应该是益友良伴，抚慰了孤独。

绿色笔记本里的四位诗人，分别代表四种风格，也投射出四个不同样貌的切：忧郁、热情、风趣与坚毅。

面对社会诸多不公，切将塞萨尔·巴列霍的《黑色传令兵》（Los heraldos negros）作为个人诗选的第一首，其忧郁之情溢于言表。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歌改革者，风格大胆前卫，充满个人特色，而有“寰宇诗人”之美称。但他不只写诗，也写报导、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对拉丁美洲文学影响深巨。年少时，他即亲眼目睹矿区如何剥削原住民，尤其采矿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自然生态与人体健康，于是他藉文学创作向政府发出正义怒吼。然而，人生挫折排山倒海而来，他以《黑色传令兵》传递沉重的生命考验，句句真诚：

生命中的打击，如此强烈……我不知道！

打击俨然来自天主的怨恨；彷佛面对打击，

一切苦难所承受的不适

全沉积到灵魂里……我不知道！

塞萨尔·巴列霍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遭逢丧母之痛、女友离去、被以煽动罪名逮捕入狱，他将这段期间所完成的七十七首诗集结成《凄美》（Trilce），其中有多首诗以牢房为背景，刻意凸显亦凄亦美的人生境遇，正如诗集名称取自“triste”（悲凄的）与“dulce”（甜美的）双重涵义，那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喔！囚房的四面墙。

啊！四面白墙

无法不面向的同样数字。

神经的培养场，恶劣的裂缝，

从四个角落如何抓住

每日被扣上脚镣手铐的四肢。

塞萨尔·巴列霍于一九二三年旅居巴黎，随后加入共产党，并造访欧陆各地。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他以行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也为此写下感情充沛的诗篇。在贫病交迫中，他写下：“我将在滂沱大雨中死于巴黎，∕……∕也许在星期四，正如今天，秋天的星期四。”果然，一语成谶，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四死于巴黎，虽然那天并非如他所预言的星期四，却下着大雨。随着战事告急与气喘发作，切应该预知自己即将横尸荒野，只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怎能不令人唏嘘，一切还能重来吗？

让我想象我的生命

或者想象尚未出生的我

那尚未获得解放的我。

切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谱写一曲没有胜算的革命之歌，他的热情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得到共鸣。

巴勃罗·聂鲁达善于歌咏“爱”，主题从男女情爱到人间至爱，更扩及对土地、国家之爱，尤其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令所有喜欢韵文的读者爱不释手。那“爱情如此短暂，遗忘却如此长”的名言，是如此刻骨铭心，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毋庸置疑，切熟悉这些隽永的诗篇，以情诗回味爱人之间的风花雪月，藉《绝望的歌》（La canción desesperada）飞越挫败的幽谷：

狂澜之中你依然灿烂且歌唱

俨然站在船头的水手。

切从巴勃罗·聂鲁达的《漫歌》中，挑出六首抄录在笔记本里。《马丘比丘之巅》（Alturas de Macchu Picchu）气势磅礴地描写美洲的人文与地景；《科尔特斯》（Cortés）铺写残暴的墨西哥征服史；《挽歌》（Elegía）彷佛以无声的呐喊，控诉贪婪的人类不断蹂躏土地；《艾尔西亚》（Ercilla）重塑智利征服史，原住民马普切（Mapuche）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令参加征服行动的西班牙士兵动容；《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诉说“印地安人守护者”四处奔波，为印地安人的生存权请命；《劳塔洛对抗人头马（1554）》（Lautaro contra el centauro）描写被征服的原住民如何以游击战反攻。对切而言，这些诗俨然座右铭，鼓舞他奋战不懈：

我在睡梦中对你倾诉，四处

呼唤你，秘鲁的

母亲，山脉的子宫。

雪崩般的匕首

如何刺进你的黄沙领地？

切的游击队出师不利，尚未准备周全即因行迹败露，而被迫提前展开军事行动。队员一个个殒落，切身为总司令，即便心中悲恸万分，仍必须坚强面对，在日记里为捐躯的队员写下简单祭文。其中，切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藉用巴勃罗·聂鲁达的《献给玻利瓦尔之歌》（Un canto para Simón Bolívar)，悼念在游击战中丧生的古巴战友罗南度：

英勇指挥官你那瘦小的遗体，

在无穷之中衍绎为金属形象，

∕……∕

热情是生活态度，风趣则为思维表现，两者皆可从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的身上一览无遗。

尼古拉斯·纪廉为古巴典型的黑白混血人种，他致力于音律的改革，作品充满强烈节奏，流泄出古巴风情，在诙谐中铺陈严肃议题，幽默但不失稳重。例如，他以“混色玉米穗”的黑色颗粒，比较卡斯特罗当年那支仅剩十二人的“大胡子游击队”。不知切是否以这首诗自勉，若当初“大胡子游击队”可以从十二人壮大成千军万马，那么，自己的十七人队伍，也能在挫败中招募许多有志之士，共同解放玻利维亚： 

诡谲多变的海看着他们

以激烈的步履展开行动，

冷酷的光线映在

那严峻的脸孔，彼时尚未蓄着大胡子，

前额有蝴蝶，

鞋里有淤泥。

死亡装扮成战士监视着他们，

黄色制服

与美制步枪。

有人受伤倒地

也有人失去生命，

只剩少数人，数量比双手手指

还多一点，

带着希望和疲惫

朝着光荣前进。

透过尼古拉斯·纪廉的《小岩城〉》（Little Rock）、《哀悼爱默特·提尔》（Elegía a Emmett Till），切有了革命动力，相信世上仍有许多黑人、原住民、社会边缘人过着悲凄的生活，惟有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才能终结不公不义，建立美好新世界。文化没有优劣，只有差异，人种亦然，他藉《第六号颂乐》（Son número 6），歌咏混血文化与土地包容的理想世界： 

我们来自远方并汇集于此，

少年，老人，

黑人与白人，全都混血融合；

指挥者，听命者，

全都混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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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长长的绿鳄鱼》（Una largo lagarto verde）在加勒比海低吟，微风、烈日、海水与蔗园，是否令他在诗中见到妻小？还是让他义无反顾执着于革命？古巴外表看似风光，内心却千疮百孔。长期被奴役，鳄鱼终有苏醒之日，伸爪扑向霸权国家。小心，长长的绿鳄鱼来了！这种淡定中的风趣，是古巴的特质： 

　披风外的她是女王，

披风内，则为奴隶，

最悲惨的哀伤

古巴在地图上航行：

一只长长的绿鳄鱼，

有宝石与水汪汪的眼睛。

切从莱昂·费利佩的诗句找到唐吉诃德式的坚毅，坚信理发师的脸盆是价值不菲的黄金头盔。

莱昂·费利佩是四位诗人中，唯一非拉丁美洲人。莱昂·费利佩原籍西班牙，西班牙内战后定居于墨西哥，因而与切相识于墨西哥。巴可·伊格纳西欧·达伊波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1949-）忆及，这一老一少远离祖国，生活拮据，惺惺相惜，在一次聚会中，两人并肩而坐，翘起二郎腿，俏皮地露出磨损的鞋底。莱昂·费利佩的《酒瓮》（El cántaro），藉瑕疵的酒瓮影射弊病丛生的人类社会，若造物主必须打破酒瓮重做，那么人类社会也可透过革命重建吗？ 

除了死亡之外无别的出口……

毁灭……梦想……伟大的梦想

再次……陶土与灵气

缘尽情灭。

切在迷宫般的山区里，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寻走失的后卫队。其实他从收音机听到后卫队已悉数遭玻利维亚军方歼灭，但他依然坚信，失散的队员即将归队；同样，他也不愿接受被孤立的事实，仍旧殷盼玻利维亚农民加入游击队。关山迢递，他振作精神，脚跟再一次碰到驽骍难得（Rocinante）的肋骨，执起盾牌，再度踏上胜算渺茫的征途，莱昂·费利佩的《伟大冒险》（La gran aventura）萦回脑海： 

时光流转四百年……

驽骍难得已精疲力竭。

年复一年阴暗且残酷的冒险……

步步踏在崎岖蜿蜒的历史道路。

切注定必须踏在崎岖蜿蜒的历史道路。切在墨西哥认识卡斯特罗，决定随卡斯特罗背起抗暴史诗的十字架；于是，在给母亲的家书上写着：“我的未来与古巴大革命紧紧相连，不是与她共享胜利，就是与她共赴黄泉。”古巴大革命胜利后，切并不眷恋权位，亦有传闻说他与卡斯特罗不合而出走，他转赴刚果进行解放之战，却铩羽而归，但他不气馁，最后为玻利维亚背起十字架。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在无花果村（La Higuera）被捕，翌日旋即遭处决。玻利维亚军方向国际媒体公开他遭处决后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头发零乱，眼睛半张，上身裸露，仿佛受难基督。难道，莱昂·费利佩的《空荡的十字架与长袍》（La cruz y la túnica vacías）预言了切的命运？ 

今年这个十字架属于谁呢？

今日轮到谁来拿

被当成令牌的芦荟梗，

被写上“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并戴上葡萄藤编成的茨冠？

忧郁、热情、风趣与坚毅，再加上左派思想、政治迫害、流亡他乡等共通性，切在绿色笔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四位诗人，四种风格，四个不同样貌的切。六十九首诗，六十九种心情。

《切的绿色笔记本》让你我认识真正的切！

编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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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可·伊格纳西欧·达伊波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西班牙─墨西哥裔小说家、政治运动者，以创新拉丁美洲小说著称，也是国际犯罪写作社群的重要成员，著有《格瓦拉，我们的切》（Guevara,Also Known as Che）。 

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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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博士，现任淡江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专研拉美文学与文化。著有《加勒比海诸国史：海盗与冒险者的天堂》、《加勒比海的古巴：雪茄与蔗糖的革命之歌》、《魔幻古巴》、《美洲古文明的时空胶囊》；译有《玻利维亚日记》、《公羊的盛宴》（合译）、《三封写给独裁者的信》（合译）、《从橄榄树，我离开：罗卡的十二首诗·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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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