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的斗士：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性别平等的斗士

上个星期五，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了。在她80岁的时候，这位不屈的斗士，成了法律、文化、女性主义的偶像。最高法院宣布了她的死讯，原因是胰腺癌引起的并发症。

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她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于华盛顿家中离开的，享年87岁。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表示：“美国失去了一位具有历史地位的法官，最高法院失去了一位珍贵的同事。虽然当下我们万分悲痛，但是相信子孙后代们将会记住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因为我们知道她是一位不知疲倦且坚定的正义卫士。”

金斯伯格是1970年代争取女性权益的法律斗争的主导者，其后在最高法院任职27年，一直是法院最杰出的成员之一。金斯伯格的离世势必将引发一场继任人选的激烈政治斗争，而且，最高法院的空缺职位将成为总统大选的焦点之一。

就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还向孙女克拉拉·斯佩拉口述了这样一句话：“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任前，我不会被人取代。”

她知道，她死后将会发生什么。金斯伯格的离世将对最高法院和这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最高法院，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自由派领袖。填补新的人选之后，在争议强烈的案件上，首席法官将不再拥有决定权。

尽管罗伯茨大法官对大多数案件一贯持保守态度，但在今年的一些重要案件上，他与保守派同行们有所分歧。例如，他保护了所谓的“追梦儿童”暂时不被特朗普政府驱逐出境，维持了先前的堕胎法令，维持了对新冠疫情期间大型教堂集会的禁令。但是，金斯伯格大法官离世后，这些决定在最高法院得不到多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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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的政治斗争

事实上，这届大选之后，最高法院将第三次审理共和党人对《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医改”）提出的挑战。2012年，最高法院以5:4维持了该法令。罗伯茨大法官投了关键一票，并撰写了多数派的意见。但是，这一次，结果也许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金斯伯格的离世，让特朗普总统有机会任命一位大法官，使保守派成为6:3的多数派。这样一来，共和党人就加强了对最高法院的控制。这意味着，即使右派中有人倒戈，保守派仍有足够票数赢得医改的案件，以及其他案件。

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核心，就是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2016年，他采取了现代毫无先例的做法：将近一年时间，他都拒绝批准奥巴马总统对大法官的提名。

当时，麦康奈尔的借口是大选在即，选民有权选择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法官。但是，现在时光境迁，麦康奈尔明确表示，他不会重蹈覆辙。相反，即使特朗普输掉大选，他也会尽力批准特朗普的人选，从而保证接替金斯伯格的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当他被问到，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时，他说：“当然，我们会补上空位。”

因此，接下来几个星期，将是围绕着总统大选的白热化、赤裸裸的政治。这是一场金斯伯格希望避免的斗争。史蒂文斯大法官去世前不久，她告诉史蒂文斯，希望自己能干到他的岁数，也就是90岁。

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表示：“我的梦想是，我在最高法院能待得像他一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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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钉子一样强硬”

她最终没做到这一点。可是，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她改变了美国女性所面对的世界。十多年里，她一直为了性别平等在法庭上抗争，直到1980年开始法官生涯。在她的法律生涯开始时，女性在法律上被区别对待。数百条州法和联邦法都限制女性的行动，阻扰她们的职业和权利，甚至阻扰她们参与陪审。然而，当她穿上法袍那一刻，她就开启了一场革命。

这一点在1996年尤其明显。那时，作为相对新进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撰写了7:1的判决意见，宣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不能只招收男生。她说，大多数女生（其实也包括大多数男生）无法满足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严格要求，这是事实。可是，国家不能把满足要求的女生也排除在外。

金斯伯格写道，“大而化之的概括……评估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样子，并不足以剥夺那些才华和能力超过一般水平的女性的机会”。

她不是典型的先锋人物，是个身材矮小，有点害羞的女士。她的轻声话语，还有大大的眼镜，掩盖了她的智慧，以及她（像一位同事说的）“像钉子一样强硬”的态度。

等到她步入80岁，在各个年龄层的女性眼里，她俨然成了摇滚明星一样的人物。一部大火的纪录片、一部传纪电影、一部轻歌剧、一系列冠着“臭名昭著的RBG”绰号的商品、一期《时代》周刊封面、好几期《周六夜现场》小品都以她作为主角。

2016年的一段时间，金斯伯格惹上了麻烦。后来，她为自己对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负面评论公开道歉。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金斯伯格都备受赞誉。说起她自己，她总是很有幽默感。别人问起2015年国情咨文时她睡着的事，她并没有闭口不谈。她承认，虽然自己保证在讲话前不和其他法官在晚餐上喝酒，但那晚的酒太棒了，她很难拒绝。结果，她成了一个不完全“清醒的法官”，一直在打瞌睡。

1. 2015年4月27日到5月4日《时代》周刊

2.《性别为本》（On the Basis of Sex）：2018年美国电影，讲述金斯伯格年轻时担任律师的故事。

3.《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BG）2018年美国纪录片，讲述金斯伯格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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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生涯

金斯伯格出生于布鲁克林，上的公立学校，作为一名学生（还有乐队领队），她十分出色。人们都知道，母亲是她少年时最大的动力。可是，就在这位将来的法官高中毕业前一天，她的母亲西莉亚·巴德因癌症去世了。

17岁的露丝拿全额奖学金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他遇到了马丁·金斯伯格（人们也叫他马蒂）。她说，“马蒂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是因为他在乎我有头脑这一点。”

露丝毕业后，他们结了婚，去了俄克拉荷马州的锡尔堡。马丁要在那里服兵役。虽然金斯伯格太太在公务员考试中得了高分，但她只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而她怀孕之后，更是连这份工作也丢了。

两年之后，夫妻俩回到东海岸，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500多人的班级里，她是仅有的9名女性之一。因此，院长询问她，为什么要踏入一个“应该交给男人”的地方。

在哈佛大学，她成了学术明星，而不是她的丈夫。他们因为繁忙的日程和婴儿忙得不可开交，马蒂·金斯伯格又诊断出了睾丸癌。于是，他接受了手术和放疗。

1993年公共广播电台采访马蒂时，他说：“就这样，露丝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重病的丈夫，要编辑《法学评论》，要上课，还要照料我。”

这段经历让这位未来的法官明白，睡眠是一种奢侈。在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采访里，露丝回忆说，丈夫生病那一年只能在深夜进食。然后，他把课程论文口述给露丝。凌晨2点左右，他回去睡觉。“然后我拿出课本，开始读第二天上课要用的内容。”

马蒂·金斯伯格康复了。毕业后他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妻子比他低一年级，所以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以法学院的最优成绩毕业。虽然她取得了学术成绩，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对女性是关闭的。虽然学校推荐她为最高法院的书记官，但没有人向她发来邀请函。

后来她回忆道，作为女性已经够糟糕了，而她还是个母亲，男法官都担心她会为了“家庭职责”而分心。

最后，她的导师杰拉德·冈瑟教授向艾德蒙·帕米瑞法官保证，如果露丝不能胜任工作，他会再推荐一个够格的人。这样，露丝才在纽约当上了书记官。露丝说，这个是“胡萝卜”。而“大棒”是，冈瑟告诉那位法官，假如他不给露丝一次机会，冈瑟就再也不会把任何学生推荐给他了。金斯伯格的书记员生涯显然成功了，帕米拉让她留任了两年（1959-1961），而不是通常的一年。

金斯伯格很少谈起下一阶段的事，主要是因为这些事很难叙述。她学了瑞典语，以便和瑞典民事诉讼法学家安德斯·布鲁塞流斯一起工作。通过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国际诉讼法项目，他们俩一起撰写了一本著作。

1963年，金斯伯格最终在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取得了教职。她穿着婆婆的衣服瞒住了她的第二次怀孕。计谋奏效了，她赶在孩子出生前续签了合同。

在罗格斯大学期间，她开始与种族歧视做斗争。

                                                                                                                                                        1. 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的金斯伯格

2. 金斯伯格一家人。

3. 金斯伯格以96票对3票的优势，被任命为美国第二个女性、第一个犹太人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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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辩护状”

科罗拉多州一名叫查尔斯·莫里茨的男子，因为一条法律无法获得他照料89岁母亲应得的减税。金斯伯格的第一个大案子，就是对这条法律做出挑战。国家税务局表示，按照法规，妇女、寡妇或离异男性才能获得减税。可是，莫里茨还未结过婚。

税务法院的结论是，《国内税收法》不受宪法制约。税务律师马蒂·金斯伯格认为这一理念十分“荒谬”。两个金斯伯格一起接下这个案子——他站在税法的角度，她站在宪法的角度。

马蒂·金斯伯格说，对于妻子来说，这就是她的“母亲辩护状”。她不得不考虑所有的事项，考虑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她的解决办法是，不要求法院撤销法规，二是让两性同样适用于法规。就这样，她在下级法院获胜。

1993年的采访中，她回忆道，“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向最高法院请愿，表示这一决定让数百条联邦法规都蒙上“违宪的阴影”，还附上了一系列法规的清单。这些法规是用国防部的计算机制作的。

马蒂·金斯伯格接着说，“我的妻子提起诉讼……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推翻了这些法规。”

1971年，在瑞德诉瑞德一案中，金斯伯格第一次撰写最高法院的辩护状。露丝·巴德·金斯伯格为萨利·瑞德辩护。萨利认为，自己该是儿子的遗产执行人，而非她的丈夫。

这一案件的宪制问题在于，国家能否自动优先选择男性而非女性作为遗产执行人。全部为男性的最高法院答复道，不行。

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因为性别歧视而否决州法律。

而这，仅仅是开始而已。

这时的金斯伯格已经名声显赫。她即将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首位女性终身教授，也将创立美国民权联盟的女权项目。

作为争取女性权益的法律斗争的主导者，金斯伯格发明了一套策略，特点是谨慎、精确、一心朝着一个目标：胜利。

因为她知道自己要说服的是倾向于建制派的男法官们，所以她通常挑选男性原告，而且她喜欢社会保障的案子，因为这些案子说明对女性的歧视也伤害了男性。例如，在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一案中，她为一名男性辩护。这名男性的妻子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分娩时去世。丈夫申请得到遗属抚恤金，来抚养孩子。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保障法》之下，只有寡妇，而不是鳏夫有权得到抚恤金。

在口头申辩中，金斯伯格向法官说道：“这种基于性别本身的绝对排除，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的配偶，还有孩子很不利。”最终，对于她辩护的六个案子，最高法院对其中五个表示赞同。

这些年里，金斯伯格提交了数十份辩护状，想要说服法院《第十四修正案》不仅适用于少数族群，也适用于女性。

在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她对自己最终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律理论做了解释。

“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法律保护。第十四修正案的这个表述，任何人，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1971年，最高法院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些开创性的年代，金斯伯格常常像在法学院那样工作一整夜。不过，这时候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后来，她的儿子在上小学时似乎很容易遇到麻烦，她很喜欢讲自己从中吸取的教训。

这些小打小闹都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当学校行政人员要求她来学讨论儿子的不佳表现时，她逐渐感到不满。最后，有一天她实在受不了，就对校长说：“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这孩子有两个家长，麻烦你轮流打电话。”

之后，她发现，请家长的电话变得很少。她说，学校似乎认为，大多数小打小闹，都不值得“给一位忙碌的丈夫打电话 ”。

1. 金斯伯格阐述性别歧视压迫的是每一个人，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

2. 金斯伯格和她的女儿。

3. 金斯伯格和她的丈夫马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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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

1980年，吉米·卡特提名金斯伯格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接下来的13年里，她展现出一个中间自由派法官的样子。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她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

起初，她不在克林顿的名单上。数月来，克林顿都在几位潜在的人选之间犹豫。一些女性权利活动家也没有做出积极的支持，因为她们担心金斯伯格对于堕胎的立场。她曾经公开批评罗伊诉韦德案的司法推论。

不过，在幕后，马蒂·金斯伯格一直努力为妻子游说。最终，露丝·金斯伯格被邀请与总统会面。就像一位白宫官员说的那样，克林顿“为她倾倒——彻彻底底”。参议院也一样。她以96:3当选。

一旦进入法院，金斯伯格就成了拒绝刻板印象的女性的榜样。尽管她看上去矮小、瘦弱，但她到70多岁还骑马，甚至还参加滑翔。在家里，她的丈夫是厨子，而且是个好厨子，而大法官则高兴地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厨子。

虽然她是自由派，但她和法院的保守主义旗帜安东尼·斯卡利亚是亲密的朋友。一出《斯卡利亚/金斯伯格》就是基于她们俩的司法分期，以及相互的感情。

多年以来，随着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地位越来越高，她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2006年，桑德拉·奥康纳法官退休后，最高法院逐渐右倾。金斯伯格越来越频繁地表达异议，而她最慷慨激昂的异议，来自那些涉及妇女权益的案子。

2007年，她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一案中表达了异议。她呼吁国会在法院判决之上另立法案，因为法院判决极大地限制了就业歧视受害者的赔偿。由此产生的法案，是奥巴马上任后2009年通过的第一项法案。

2014年，她在伯维尔诉好必来一案中表达了异议。该案的判决同意，出于宗教理由，一些营利性公司可以拒不遵守将计生费用纳入医保项目的联邦规定。她说，这样的豁免将“让信仰和雇主不同的女性无法获得避孕药具”。

她问道，“限度在哪里呢？”假设违反了雇主的宗教信仰，是“支付最低报酬”，还是“给予女性同样的报酬？”

2013年，最高法院撤销了《选举权法案》的一项关键条款，认为随着时代改变该规定已经无用。金斯伯格表示了异议。她说，“在这一条款行之有效，并将一直有效时”抛弃它，就像“因为你没有在雨中淋湿就把雨伞丢掉”。

她认为，她的异议，是说服将来的最高法院的机会。

“很多异议意见是我最喜欢的意见，”金斯伯格告诉公共广播电台，“我没法活着看到它们会如何，但我对此心怀希望。”

不过，通过争取到一两名保守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也在重要的案子上取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胜利。例如，2015年，她撰写了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公投产生的划分国会选区的独立委员会，从而减少划分选区时的党派主义。

金斯伯格始终保持定期的国内外的路露面，即使她经历了五次癌症：1999年的结肠癌，10年后的胰腺癌，2018年的肺癌，2019年的胰腺癌，2020年的肝脏病变。在这些日子里，她承受了化疗、放疗的痛苦，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疱疹带来的剧痛从未彻底消失。所有认识她的人都钦佩她的勇气。2009年，在进行了重大癌症手术的三周后，她出现在国情咨文演讲上，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会后不久，她就回到了长椅上。她告诉公共广播电台，当她自己为做不到的时候，是丈夫马蒂跟她说，她可以做到。

一年之后，当相爱56年的丈夫病亡之时，她充分展现了她精神上的坚韧。收拾丈夫的东西，准备带他回家等待死亡的时候，她发现了丈夫写给她的信。上面写着：“我最亲爱的露丝，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几乎从我们在康奈尔相识的第一天起，我便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与爱慕……现在是时候了……该和生命告别了，体重流失让我不堪重负。我希望你能支持我的决定，但我也理解你或许会不同意。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少爱你一丝一毫。”

没过多久，马蒂·金斯伯格在家中离去。第二天，他的妻子，这位大法官，坐在长椅上，宣读她代表法院撰写的重要意见。她就坐在那里，念着稿子，因为“这是马蒂想要的”。

多年之后，她在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念起丈夫的信，最后，流着泪哽咽。

马蒂死后这些年，不在法院或者表达意见的时候，她也会继续前行，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些自由派批评她不在奥巴马任期内退休，但她正处于性别平等斗争的关键时刻，她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而且也担心保守派不批准继任的法官。

她是歌剧、文学、现代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但是，她说，最终让她坚持下来的还是工作。

在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里，她说，“我确实认为我是在耀眼的光芒下出生的，因为如果你想想我的人生，我从法学院出来，成绩很好，纽约没有律所雇用我，我只能去教书，因而有时间参加争取男性和女性权利的活动。”

而且，正是争取女性权益的法律斗争，最终让她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直到她的生涯结束，她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女权主义者，端庄得体，而又坚忍不拔。

译者 / 何啸风

编辑 / 周新

配图 / 来自网络

原文为英文版，载于2020年9月18日的“Wenkend Edition Saturday”，译者何啸风。感谢译者授权海螺社区发表。未经允许，请勿转载。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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