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我在北大的观影生活（1998-2002）
我在北大的观影生活
文|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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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度过一个漫长的暑假之后，我离开小县城，来到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大刚刚度过百年校庆，一切都显得意气风发。北京于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城市，上大学之前，只来旅游过一次。北大更是心向往之的地方，我有幸加入文史哲实验班，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听了文史哲三个系的基础课。北大四年，是我的青春时代，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电影结缘。我在北大迷上了看电影，并在刚刚兴起的网络BBS上写影评，这仿佛冥冥间决定了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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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电影震撼
上大学之前，我的观影记忆很少，除了80年代中后期跟着父母到县城的电影院看过《画皮》、《红高粱》、《妈妈再爱我一次》之外，就是学校组织观看的《焦裕禄》、《孔繁森》之类的英模电影。高中时不知从哪里借来一盘后来才知道名字《终结者2》的录象带，施瓦辛格硬汉形象以及水银似的变形机器人，让年少的我看得目瞪口呆。1999年暑假，偶然看到了一部让我震撼的电影，正是这部电影使我喜欢上看电影，开始有意识地去找电影看，这就是姜文的那部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光影故事
我并不知道那时租这部片子的动因来自何处，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谁是导演，不知道马小军的扮演者夏雨初次演戏就获得了戛纳影帝的称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意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我感受到电影终于变得很好玩，没有了一些黑白国产片中的装腔作势、幼稚的构思和高大全的表达，而变成一种情绪、感觉和魅力的吸引。浑厚的画外音不时地渲染着画面的表述，而一群无所畏惧的享受红色特权的青年人在宏大的革命话语中成就了灿烂的青春纪念。片中的场景幻化为我的青春想象，没有太多知识的我在细细品尝着那份时间的枯涩和记忆的光滑。有一种共通的情感寄托和情绪冲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我之间形成了某种共鸣，仿佛初恋一样。
偶然闯入我生命中的电影，迅速改变着我的生活习惯和性情。在我还没有好好地领悟到文字的魅力的时候，就被影像的魔力给吸引走了。在影像和文字的双重阅读中，我更倾向于前者，影像比文字更直白或者说感受影像的过程更完整和迅速吧。影像在轻易地激发起蕴涵在内心的冲动之后，就像影子一样沉淀在生命的融化当中。其实，从一开始电影所震撼我的就是那击中于心灵的瞬间，而这瞬间是我的生命与电影相碰撞的交流，使我并不丰富和饱满的生活因为电影的加入而填充一些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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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看电影的几种方式
真正迷上看电影，大概是2000年大二的时候去北大东门外的胡同里。我记得经常骑车穿过小东门，东门外还没有被拆迁，像北京城里的大杂院。穿过这片地方，向北就是圆明园，向东则是清华。有一条东西向的胡同最为宽敞，充满了文化气息。胡同口最东头是万盛书店，南北两侧各有一间书屋，书架很高、书摆的也很密。往里走不多远，就是著名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名字取自塔可夫斯基的自传，听说老板是个台湾人。
图：雕刻时光咖啡馆
“雕光”经常会举行一些放映活动，我有一次跟着同学去看《流浪艺人》，第一次听说安哲普洛斯的名字。放的是录像带，二三十个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小小的电视机。影像不是很清晰，也不太能看懂。又看了《永恒的一天》，觉得这些电影艺术性很强，按现在的说法是“不明觉厉”吧。后来又陆续看了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花火》等，知道这个日本家喻户晓的谐星，不仅是演员，也是风格特别的导演。这种在咖啡馆看电影的氛围，对于一个县城孩子来说，有一种神秘的诱惑，也小资趣味实足。
左：《流浪艺人》海报
右：《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海报
在北大里面，有一个看电影的宝地，就是北大新图书馆南侧地下一层，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自己点片子看，这里的电影非常全，大多数经典影片都能找到。我经常在图书馆翻书翻累了，就跑到地下一层选一部片子。那时候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特别火，我几乎找到他的所有电影，包括《十诫》、“三色”（电影“蓝”“白”“红”三部曲），还有侯孝贤、王家卫、阿尔莫多瓦、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等，也是那个时期的必修课。看这些艺术电影并不是为了增加谈资，而是向我打开了一扇外面的世界。在短短两三个小时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或悲或喜、或隐或忧。我发现看电影会上瘾，如同小孩子渴望吃冰淇淋一样，有时候一天会看四五部片子，我喜欢那种电影结束时，从地下室走到地面，走出图书馆，不知今昔何昔、沉浸在电影中的感觉，仿佛刚刚从另一个时空穿越回来，有种经历百味人生的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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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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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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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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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阿尔莫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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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著名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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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影大师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在北大还有一种看电影的方式，就是选电影课。大三的时候我选了陆绍阳老师的两门电影课《中国电影史》和《影视编导概论》，好像是在电教的大教室，很适合看电影。陆老师的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时间用来放电影，如《放大》、《公民凯恩》、《开罗的紫玫瑰》、《小鞋子》、《黄土地》、《小城之春》、《苏州河》等。电影结束后，陆老师会点评几句，往往谈到他看这部电影时的感受，还会讲一些与电影有关的故事。陆老师瘦瘦的，带有诗人气质，寥寥几句话，就给大家带来艺术的享受。下课后，我经常找陆老师聊天，陆老师话不多，会给我推荐一些书和电影，这对我来说是最初的电影启蒙。
刚上大学时，在电脑上看电影还主要是租VCD，没过多久，盗版DVD就出现了，画面更加清晰，而且凭借中国庞大的地下盗版工业，DVD非常物美价廉。电影就像一本书一样，可以触手可及，还有小小的牒封作为海报。听一些老师说过，以前学电影必须到北京电影学院，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才能看到世界各地的电影，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个有利条件。而盗版DVD显然打破了这种电影知识的垄断，让90年代末、新世纪之初爱好电影的人们比较便捷地看到这些电影史书中的经典影片，这极大地改变了电影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也培养了一批新的以观看艺术电影为主的影迷。由于是“非法”活动，牒店往往隐藏在犄角旮旯，北大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也代卖DVD（如镇宇、蓝羊），或者专门有一些买碟人会定期送货。不要小看这些背着帆布包的送牒人，他们往往也是阅片无数的电影发烧友，对电影大师的作品耳熟能详，只要提到什么片子，就会从包中手到擒来，万一没有带着，也会很快找到片源。我现在收藏的上千部影片，大多购买于那个时期。
纪录片《排骨》讲述了一个绰号“排骨”的人的故事，他在深圳和朋友合伙卖翻版DVD，而且卖的全是艺术电影，但他说他从来都没看过。
除了这些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当时还特别喜欢第六代导演的地下电影。贾樟柯的《小武》在北大图书馆做学术放映时，我早早就占了位置。放映过程中，有许多同学半途离去了。也许方言的障碍削弱了影片表达的能力，也许嘈杂的音响和粗糙的画面使本片失去了制作的精美和华丽，更像一些随意拍成的镜头。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学，一定会惊异于电影所呈现的情景会是真的，而我却从中嗅到了些许往昔生活的味道，有了某种体贴和关照的感受。因为同样来自小县城的背景，使我熟悉小武所游荡的街道，以及街道上流行的歌曲，熟悉从小武身边走过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衣服和表情。我感觉到这部电影和我的生命记忆有关。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电影趣味是非常特殊的，我几乎从来没有进影院看电影，都是在咖啡馆、图书馆、课堂或自己的电脑上看电影，看的也都是欧洲艺术电影和第六代电影，仿佛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电影，对商业片嗤之以鼻。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非常特殊，正好处在9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电影体制瓦解，而新的商业化的院线制尚未繁荣之前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依靠盗版DVD、互联网形成了一种不一样的电影文化。看电影之余，我也喜欢在网络论坛上讨论电影，那个年代也是最早的网络影评出现的时代。
2001年，贾樟柯导演来北大进行放映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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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电影夜航船
90年代末期，互联网刚刚兴起，宿舍里的几个朋友凑钱攒了一台电脑，还是依靠电话线拨号上网。我申请了第一个电子邮箱，也有了第一个QQ号码。那时候的计算机课还要教如何打字、如何用Windows97等，对于我这种土老帽来说，第一次学会了玩电脑游戏，有一段时间非常着迷打红色警戒。每到周末或假期，我也经常去北大南门外的飞宇网吧、学校里的机房上网、包夜，尤其是夏天，网吧和机房里有凉爽的空调，通过QQ聊天，我的打字速度也越来越快，很快就熟练了用电脑来写文章。
当时还是门户网站的时代，也是网络论坛的最热闹的时候，网友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自主”发表的快乐。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电影主题的论坛，如电影夜航船、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未名BBS影视版等等。我注册了一个网名“小鱼儿”，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也经常到这些论坛里灌水，发一些自己写的影评，就是一些感悟式的文字。我尽量回忆着电影打动自己的地方，在第一次观看之后就匆忙地写出自己的某种感慨和情绪。在偏重情节的记述中，我不想重述故事的梗概，而是体味一个个画面和场景，进而融入美丽的回忆中，或创造一种记忆的印迹。
其实，我心里知道，在度过了一份轻微的感动之后，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我的那份感触，电影对于我的意义只是一种激发的力量，帮助我来整理思绪或释放某种不能满足的感情。网络影评意外地成为了我青春言说的媒介。
这些随意写的帖子没想过要发表，一开始写的比较短，后来越写越长。之前我很少写文章，通过写影评慢慢学会了写东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自己的一些文章投给“中国影视网”，没想到受到编辑的赏识，在网站首页开设了“小鱼儿说影视”的专栏，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发表”电影的东西，虽然没有稿费，却很得意了一段时间。这更鼓励了我看更多的电影、写更多的影评，开始了网络业余影评人的生涯。或许由于我的勤奋发帖，还在一些论坛担任版主，有删帖和推荐帖子的“权力”。
在网络经济投资最火的时代，北大也成立了北大在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有一个人文网站“北大新青年”，由北大诗人胡续冬（胡子）担任总舵主，下面又设有文学、音乐、电影等子栏目，电影方面叫电影夜航船。这时，我换了一个网名，以鱼爱源的身份把文章贴到电影夜航船的论坛里。慢慢地，和夜航船的几位“船老大”也熟悉了起来，有朱靖江（一根猫）、张栋（pencil）、杨子（西班牙）等。这是一个团结友爱的群体，他们经常张罗版聚，也在清华东门外的盒子咖啡馆搞过观片的活动，借机我认识了很多当时在京城各大电影论坛灌水的朋友们，如阿子、发条橘子、雌黄、顾小白、穆青、stupidyoyo、mamamiya、西西佛等。
左图：胡续冬，1991-2002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西方语言文学系，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
右图：朱靖江 ，毕业于北大91级法律系，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北大文化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
电影夜航船还出过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新青年DVD手册》，最受欢迎的栏目是牒评，成为很多人选购盗版碟的指南，我的几篇影评也收入其中。后来几位“船老大”还组织大家编写过《经典情色》、《好莱坞批判》等书籍，据说销量还不错。大四下半年我有幸到电影夜航船做兼职编辑几个月，也认识了马雁、康赫、陈勇、马骅等朋友。这是大学时代少有的混迹江湖的日子，十几年过去了，有些朋友已经故去，有一些现在还经常联系。
左图：《新青年DVD手册》创刊号
右图：《新青年DVD手册》第三辑
2001年夏天，在进行了大约一年的这种感悟式的电影写作之后，我发觉自己开始重复以前的文字了，尽管我努力从生命体验和观影经验里用文字的方式来安置一部新看过的电影，但却不时地怀疑此时的自己是否真诚，是否真的理解了电影，还是仅仅以自己的身份做了一次无谓的言语表达。我把这一年写的网络影评结集出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感官世界的灵魂——一个北大学生的电影手记及其它》，也算是对一年多的网络影评写作的纪念。
左图：《感官世界的灵魂》一书目录
右图：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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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纪录片
除了看电影、写影评，还得说说我是怎么喜欢上纪录片的。记得有一回也是在北大东门外，“雕光”做了一次中国纪录电影的展映，一口气看了《流浪北京》、《老头》、《北京弹匠》、《八阔街16号》等几部片子，导演也到现场做交流，我一下子被这种纪录片的形式所着迷，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影片中所展露的“现实”的质感，因为摄影机作为一个没有感情也没有势利和偏见的工具，忠实而冷漠地记录着所发生的一切。
在技术上，“现场”的声音录制给你较强的生活真实环境的感觉。这些平实的影像背后不经意间会有让人感动的地方，比如《老头》拍的就是每天到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们，他们开玩笑似得谈论着死亡，这种普通人的影像有着特殊的力量和魅力。在放映后的交流环节，我还问过中国纪录片的开创者吴文光先生关于纪录片拍摄伦理的问题，他的回答好像是拍纪录片是一种与被拍摄者对话的过程，他对自己以前的精英立场所有反思，正在拍摄巡回“歌舞团”的纪录片《江湖》。那个时候，随着数字DV的小型化，已经有人讨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影像生产者。受此鼓动，大三结束的暑假，我也拿起家用摄影机拍了一部小纪录片。
小时候，由于父亲调动工作，我也只好跟着转学到另一个县城，离开老家的时候我才上五年级。临走之前，一位叔叔帮我和还没有毕业的小学同学照相，记忆中我们搬着板凳在教学楼前的圆形花园周围合影，还有老师。不幸的是，后来得知那次相机出了问题，没有感光，无奈一切都只能是模糊的记忆。由于年龄小、再加上不像互联网时代有比较方便的联系方式，所以转学之后就没有联系。可是，依稀中我还能够记得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玩的情景，包括他们的模样也有印象。那时候放学后经常到大街上乱跑，翻墙头到肉联厂玩，或者去电影院旁的游戏室打游戏机，尽管每次我都在一边看着，但欢乐的时光一直成为我最美的童年记忆。凭着儿时的记忆，我想重回一次老家，去寻找儿时的朋友。
我让一个清华的朋友周玮拿着机子，把我找同学的过程拍了下来。我记得李春光、李鹏、杨学义和董海涛等几个同学的名字，按照小时候的印象去他们家寻找他们，他们有的已经工作，不在家，有的去外地上大学了，也找到几个朋友，还一起吃了一顿饭，聊起来很多过去的事情。在一位叔叔的帮助下，我勉强把这部片子剪辑了出来，起了一个《寻找》的名字，还参加了电影夜航船的同事杨子主办的民间独立影像节。
作者在纪录片拍摄现场留念
作者和初中同学周玮合照
作者在咖啡馆与同好者交流DV拍摄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影像实践，直到今天纪录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纪录片在当下中国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尤其是独立纪录片经常关注社会边缘人的生活，用影像的方式与主流社会进行着文化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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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戴锦华老师
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我遇到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戴锦华老师。还沉浸在影迷阶段的我对戴老师不是很了解，大三快结束时需要完成学年论文，我写了一篇《关于纪录片的文化思考》，找戴老师指导，因为北大中文系只有戴老师是研究电影专业的。戴老师欣然答应做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还很含蓄地提出一些意见，提醒我多学一些“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电影，少一些艺术、赏析式地批评。此前，我没有听过戴老师的课，更不知道“文化研究”是什么意思。
2001年秋天，我旁听了戴老师给研究生开的文化研究工作坊。那时我刚刚读大四，对于“将来会做什么”还一头雾水。记得那学期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参与者既有本系的研究生，也有法律系、建筑系的学生，甚至还有已经工作的小白领，如此多元化的氛围和戴老师平易近人的风格，让我这个小本科生也没有感觉丝毫的“见外”，还“壮着胆量”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地下电影的文化想象》的课程报告，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处理感兴趣的文化议题。不过，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一次讨论课中，听戴老师讲述当时正在全国不同地区发生的工人阶级大面积下岗的问题，这些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其下岗后的生活比至少还拥有一份“土地”的农民更要艰难，这些话题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封闭在象牙塔里的“学问”不只是唐诗宋词赏析、经典作家作品研究，还可以处理正在发生或进行之中的历史和现实。
半学期的课下来，戴老师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对电影文本的细读，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意识到文艺作品除了艺术、审美，还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有关。这改变了我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想象，并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这次“偶然”的人生际遇无疑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份“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冲动，这也许不过是一种“未成年”的诱惑和奢侈，但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触动一直若隐若现地支持、带领着我完成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直到很多年之后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情感动力。
2001年冬天，本文作者旁听戴锦华老师
“文化研究”课程
200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离开北大、去隔壁的人大读书，从那以后我很少写随感式的网络影评，也不在电影论坛里灌水，但是对电影的热爱，以另一种形式留存至今。
本期编辑：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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