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盘点｜度过了焦虑的2020，今年我们能够想象更好的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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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2020年，教育问题依然令无数家长学生心灵焦灼。
“鸡娃”令人矛盾令人心酸。一些家长被迫“鸡娃”，被学校布置的繁重任务以及学生的学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乃至暴躁喊出“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一些家长主动“鸡娃”，电视剧《三十而已》的主人公背负大量贷款买房也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家庭教育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知识教育之中，在社会流动日益艰难的今天，教育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情，更成为了事关家庭命运的赌场。
不过，即便努力学习“赢在起跑线上”，不少人依然面临着教育的困惑与资源的落差。“小镇做题家”一词在2020年引发关注，这是一群擅长做题、成绩不错却缺乏更广阔视野和更丰富机会的小镇青年，他们要如何把握自己的前途、实现在大城市的“突围”，成为了许许多多有着相似命运的年轻人颇具共鸣的话题。在自嘲“废物”的做题家背后，我们还能看到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的“丁真”、无法融入大城市也不想离开的“三和青年”，以及生于普通家庭最终过上普通生活的“二本学生”。
新冠疫情下，学生上课成了难题。远程授课暴露出了发达国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部分贫穷学生家中没有电脑和网络。在国内，网课还带来了代刷网课的灰色产业——为何中学生上网课追求名师课程，大学生风靡代刷网课？学习究竟是为了获取智识还是文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全球流动受阻的2020年，疫情也为留学带来了挑战，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留学生无法按时到校而收入锐减。一些留学生的困难是无学可上，另一些留学生的难题则是无法归国。
如果按照义务教育、高中和本科的顺序来看，到接下来的研究生阶段，“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的新闻在今年引发热议。一方面因为缺乏培养自主权，很多导师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导师在学生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前程，因此，如何平衡导师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也依然值得关注和探讨。
01 鸡娃：
无从逃脱的教育焦虑？
《三十而已》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鸡娃”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指的是家长给孩子“打鸡血”，激励孩子拼搏、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的行为。今年热门剧集《三十而已》也反映了“鸡娃”家长的艰辛。剧情始于主人公顾佳一家为了获得赢在起跑线的教育，背负大量贷款购买学区房，千方百计送孩子上私立双语幼儿园。为了争取幼儿园入学机会，顾佳给王太太做蛋糕，随叫随到，把平底鞋让给她，自己光脚走二十多层楼……
安柏的《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一书讲述了海淀妈妈带着儿子拼进“六小强”的“鸡娃”过程。海淀区包揽了北京一半以上的清华北大录取名额，其中最强的六所中学被统称为“六小强”，坐拥海淀90%以上的清北录取。但“六小强”绝不是衡水模式的北京版，它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满足应试需求，人文素质教育也不可或缺。书中写道：“哪个学生没点绝活特长傍身？比如说世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亚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全国体校杯足球赛总冠军，还有各种音乐类获奖和绘画类获奖……”
并不止有海淀妈妈在“鸡娃”，界面文化《学区房、密集型教养与育儿陷阱：“鸡娃”时代向何处去？》一文作者董子琪看到，“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是对中国一线城市“鸡娃”家长的要求，也是让许多家长哀叹“鸡娃”不易的缘由。我们可以在专门面向家长的家长帮BBS中看到了许多“鸡娃”心得，其中有这样一段总结：“养一个小孩，心里有爱不是万能的，兜里没钱是无能的，光有钱但没时间去鸡，也是万万不能的。”“鸡娃”家长内部也有类型划分，工薪阶层的“外围鸡”和手握核心资源的“精英鸡”——前者是人们常见的辛苦家长，陪着孩子去机构、买网课、买教辅；后者掌握了一般人没有的门路，可以“依赖熟人的介绍和推荐”“通过秘而不宣的考试和面试”使得“鸡娃”事半功倍。以上两种之外，还有完全放弃的家长被称为“橡皮鸡”。
“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是对中国一线城市“鸡娃”家长的要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语文界新生代领军老师”郭初阳在接受界面文化记者林子人采访时认为，中国文化中有攀比的心理，但“鸡娃”家长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更多还是考虑自己，把孩子视为一个自己攀比的客体。而实际上，孩子和孩子之间没法比，因为人跟人不一样，比到最后肯定会出一些问题。类似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韦斯特弗那里听到，她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父母都是爱子女的，但是一旦父母试图以爱的名义控制和改变孩子，这种爱就变味了。在她看来，父母不可以逼迫孩子学习——“如果你是一个不想学习的孩子，比起那些真的想学东西的孩子，让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教你，你也一无所获。”韦斯特弗认为，从事教育的人应该给孩子们一种可以自主掌控生活的信念，让他们觉得学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的责任和决定。
或许很多家长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很多人希望自己可以“佛系”带娃，让孩子快乐成长。但事实上，教育焦虑却在近年来越发严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看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今天社会结构已经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也不接受孩子平庸。这样的教育投入已经扭曲了教育，教育不再是常态的教育，而更像是一个赌场。另一方面，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学校提倡减负，却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分裂，导致学校教育的权威性下降，家长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刘云杉发现，“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家庭教育已经不可避免卷入知识教育之中。今年11月，“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新闻登上热搜。一位家长在退出班级微信群时称：“教是我教，改是我改，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到底是谁辛苦？”《法治日报》在报道中指出，这类情况绝非少数，家长入群之后往往因大量信息坠入焦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采访中称，“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但当前的家庭教育却被学校、教师卷入知识教育中。学校和教师称，这是家校共育，共同关注孩子成长；但实际是家校‘共教’，关注孩子的学业和分数。”
这一难题或许正在逐步解决的艰难过程中。国务院于10月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政策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让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司其职，我们还需等待和观望。
在绝大多数家长看来，“鸡娃”的巅峰是孩子考上清北或者进入常青藤。但只是考上好学校，似乎还远远不够。8月，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因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关注，有人评价“没钱途”，也有人认为报考这样的冷门专业，未来会很清苦，工作难找，留守女孩应该多赚些钱，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在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声浪中，为表鼓励，各地博物馆、考古机构和工作者纷纷为钟芳蓉送上了包括书籍、考古周边、实习机会在内的“考古大礼包”。但这一争议也让我们意识到，清北内部亦被以“钱途”为指标划分出一条鄙视链条。
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因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关注（图片来源：《面对面》截图）
人类学家项飙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提到的教育中“高度一体化的竞争”或许可以解释这一链条的存在。“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奖惩方式的高度单一”，这样的竞争也不允许失败和退出，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于是成为了所有阶层的日常焦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指出，“现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不是自由，不是平等，而是金钱。”他从自己每年返乡的感悟出发提到，“从来没有亲戚朋友问过我当老师是什么感觉，更多的是试探着问工作挣钱不挣钱。我们的医生朋友也都处于焦虑的状态，因为职业收入太低，所得低于应得。其实，真正的记者、老师、医生都有内在的标准，记者就是要写出好稿子，老师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可是这些内在的标准如今已经被别的标准取代了。”
对金钱的渴求或许反映的是社会所有阶层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的努力。刘云杉认为，教育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成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正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鸡娃”家长内心焦灼却无从逃脱。
02 资源失衡：
在刘瑜女儿与丁真之间
11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的演讲《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引发讨论，她在其中谈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澎湃特约评论员万喆认为她说的“普通”是一种“凡尔赛”，刘瑜说“北京可能有300多万孩子在学钢琴……在这种情况下学钢琴，想要出类拔萃，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还不如让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史呢。”万喆认为，如果真的想让孩子成为普通人，为何还要在意学钢琴无法出类拔萃？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则认为，刘瑜的孩子就算不好好学习，也已经“注定不是普通人了……事实上可以说是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最无虞的生活保障”。他因此在微博中告诫读者，“不要相信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灵鸡汤。他们劝你看开，不是真的让你看开，是让你认命。”
储殷在《我并没有diss刘瑜》一文提到，刘瑜“看准了病，却开错了药”，这背后是系统化的缺陷——系统化的缺陷指的是“有些孩子尽全部的力量去争去抢，都不可能得到刘瑜女儿一出生就有的东西”。
远在云南丽江，很多孩子正在“尽全部的力量去争去抢”。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其每年高考综合上线率超过95%，在高压教学理念之下，学生每天5点起床跑步晨读，反复背诵课本内容，大量刷题，每分每秒都要用在读书上。学校创办者张桂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曾经被叫做“魔鬼”和“周扒皮”：“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办法，看着孩子那个样子，我们也难过。”她深知这是填鸭式的教育，但因孩子们基础太差，别无他法。“我们经常说，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可这些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张桂梅说。
12月，中宣部授予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时代楷模称号。63岁的她坚守滇西深贫山区教育事业数十年，12年前创办的这所中学，迄今已帮助1800多名贫困女孩圆梦大学，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2012年1月10日，在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张桂梅校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引发关注的另一个因贫失学的例子，是11月走红的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藏族男孩丁真。在许多人看来，丁真是网红脸扎堆时代里难得一见的“来自大自然、静谧纯真的脸庞”，更有人发出赞叹称“一看就是一双没有经历过学而思和奥数的眼睛”。他确实并未经历学而思和奥数的折磨，因为他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随着丁真走红，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
2006年《经济体制改革》发表的《藏区扶贫任重道远——四川省理塘县贫困状况调查》一文提出，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大大缓解了牧民入学难的问题，但由于大多数牧民至今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理塘县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86.17%。文章称，当时全县有普通中学1所，小学51所，在校中小学生4616名，每校平均不到100名。由于牧民居住分散又大多游牧，学校办得再多也难以适应牧区的需求，而且学校建得越多，教育资源浪费越大。
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短时间难以消除，但贫困地区的“丁真”们未被放弃。四川省《教育扶贫专项2018年度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进一步缩小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县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办学差距，帮助全省161个扶贫任务县的100.62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解决就学困难，不因贫失学。
丁真的家乡理塘（图片来源：图虫）
在刘瑜女儿和丁真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三和青年、二本学生和小镇做题家。
今年，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与他的硕士研究生林凯玄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出版并引发讨论。“三和青年”指的是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一群底层青年，通常从事快递、工地或保安工作，干一天玩三天，以赌博、彩票和网吧为娱乐，玩到“挂逼”再接活。他们选择了区隔于主流社会的城中村地带低成本地生存，仅需1200元就能维持一个月的生计。这群青年人普遍认为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富裕生活的水平，索性放弃努力，其社会存在感不断降低，并进一步产生失落感甚至羞耻感，生活如同一个漩涡，在日结工作、底线生活和“挂逼”中无限循环。田丰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看到，正是三和青年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和整个社会脱节。他认为，在过去应试教育的条件下，农村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在教育改革之后，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市场化，另外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阶层化了——城里孩子不停补课，农村孩子什么也不补，导致他们在进入初中高中之后差距迅速拉大。
田丰在农村调研时看到了很多令人扼腕的现象——好的老师都进入了民办中学，农村里负责任的老师日益稀少；很多教师住在县城，白天上班，晚上就走，和孩子们缺乏沟通了解。种种因素相加，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很聪明的孩子“再突出也突出不到城市的门槛”。他认为在今天，即便做一个农民工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水平，但受限于教育制度，很多农村孩子初中一毕业就辍学了，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技能。在职业教育方面，很多时候官方提供的农民工培训流于形式，职业教育的内容脱离时代，与社会需求脱节，难以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很多三和青年没有任何职业技巧，又因为从小就在乡镇或县城上学，早早就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跟父辈一样在流水线上默默无闻。他们既不想要回家，又难以向上突围，最终形成了“悬浮”状态。田丰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农村必须得改变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也必须要和业界衔接。”
深冬的深圳，一位三和青年（图片来源：图虫）
和三和青年不同，部分优秀的农村和城镇孩子成为了二本学生，他们可能是家里唯一的或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来到大城市读书，对未来充满希望。《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作者、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黄灯看到，自己的学生大多数出身平凡，要么来自经济落后地区，要么来自不知名的城镇乡村，父母一般从事务农、养殖、屠宰、建筑工人、小生意等等，与城市学霸“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又通过大学教育完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黄灯指出：“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与二本学生不同，今年引起广泛热议的“小镇做题家”们在高中时期成绩往往更优异，他们考入985大学，却自嘲是“废物”。进入大学使做题家们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不善言谈、不会来事、社恐、敏感、社会化程度低等局限凸显出来。
在《“小镇做题家”背后的世界：出身小镇的985大学生为何自嘲废物？》一文中，界面文化记者董子琪引用了美国宾夕法尼亚社会学系教授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中提出的观点——中产阶级家庭遵循的是一种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方式，而工人阶级家庭的培养是成就自然式的（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前者指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实现协作培养，孩子可以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对话，帮助他们在重视说理和协商技巧的社会公共机构里顺利实现自己的需求，为自己获得文化资本；而后者意味着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孩子经常和亲戚的小孩一起打发时间，父母的指令通常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余地。他们经常感到与他人交流协商时，获得的只有失望与无能为力，这也和“小镇做题家”们长大之后感受到的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相关。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对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正因如此，常常感受到局促感的小镇做题家想要获得阶级跃迁并不容易。董子琪在文章中提到，计算机专业被小镇做题家们认为是最佳出路。在“985废物小组”的一篇帖子《小镇做题家的最好出路》中，楼主分析认为，程序员的工作要胜过金融（需要人脉）、教师（升迁难）、公务员（需要社交能力）和创业（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因为“只有程序员需要靠谱的学习能力，是不需要拼人脉和资源的”，又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但背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刘瑜的女儿学钢琴也可以，学“古希腊罗马史”也可以，即使“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但小镇做题家即便没有成为三和青年、二本学生，也还是必须把专业当成一种投资，才能够获得体面工作，留在大城市生活，否则就不得不返乡或者陷入贫困呢？
03 疫情下的教育：
网课不易，留学艰难
疫情爆发后，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下，全国约有2.7亿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上学，线上教育平台的用户量激增。很多学生通过各种学习类APP开始了新的学期。2月4日教育部发布《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高等学校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做出了9条措施安排，推出了22个线上课程平台的2.4万门课程。
图片来源：图虫
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在受疫情影响的富裕国家中，近90%都在推行某种形式的远程学习（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4的贫困国家这样做），但远程视频教学有其局限性。对于一些贫困家庭而言，网络可能不稳定，设备也许要共享，家中或许不能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美国最贫困的儿童中有1/4家中没有电脑。《经济学人》发现，精英学校的孩子基本上网课全勤，甚至还有家长请人全天辅导，但很多家境不佳的孩子根本没有登录上课。
上网课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界面新闻记者孙文豪发现，网课常见问题包括线上教育平台未做好充分准备、网课软件时常崩溃、很多老师不适应网课模式，此外还有学生代刷网课。在《疫情之下，还有谁在打网课的主意？》一文中，作者黑板洞察看到，在网课领域，高中生追求名师课程，大学生中间风靡的是代刷网课。这是因为大学生常常选到自己不感兴趣的科目，一些主讲老师也有照本宣科、应付了事的上课习惯。在唯分数论之下，成绩和奖学金有关，网课代刷有时候比认真听课的考试成绩还要高，学生久而久之丧失了学习积极性。代刷网课之风也被带到了海外。12月10日，@Lucy_intheSkywithDiamonds 发布微博称，自己所在学校有一名中国留学生11月因车祸去世，此后却仍不断交作业、做测验、给任课老师发邮件，吓坏了老师。
疫情下的代刷网课仅是现象之一，其本质问题在于大学生学习意愿缺乏，文凭被认为比智识更重要。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作者汤姆·尼科尔斯看来，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条通往智识成熟的道路，而仅仅是推迟步入社会的缓兵之计”。很多文凭不能说明一个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只能说明一个人接受了培训，甚至只能证明一个人按时缴纳了学费。
波及全球的疫情也给很多留学生造成难题。对于日益依赖中国留学生的北美、欧洲和澳洲国家不少高校来说，中国留学生无法按时到校导致了财政危机。在澳大利亚排名前8的高校中，约1/10学生是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称，中国留学生不能上第一学期课程，在澳洲国际教育产业和其他经济层面将造成约80亿澳元的损失。
9月，针对部分出国留学人员赴境外就学受阻的情况，中国教育部表示允许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内地（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考核招录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生，为学生提供国内求学机会。2020年12月22日，教育部又重申“因为疫情影响签证、入境或者有些学校因为防疫的需要实行网课，学生通过网络教学获得的文凭肯定不受影响”。
还有一些留学生面对的难题是无法归国。在界面文化《疫情之下留学生艰难归国路：家庭何以成为跨国流动的兜底基建？》一文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扬等人研究发现，留学生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双重疏离”的状态：一边是海外日益加剧的种族歧视，一边是国内对留学生“千里投毒”之类的舆论污名化。鉴于疫情期间跨国流动不畅，“断链”频发，机构配合出现断层，家庭由跨国流动服务的消费者、使用者转变为了协调、统筹各机构的“基建”角色，这也体现了疫情之中风险的个体化、家庭化趋势。
04 导师权力：
是太少还是太多
10月，一则“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话题登上热搜。熊丙奇在《“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登上热搜，学生们担心的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这一做法其实是针对当前导师缺乏培养自主权提出的。招生时，大部分学校的录取依据是统一考试；培养时，课程和读研时发表论文的数量也不由导师决定；答辩时，很多学校需要导师回避，导师很难对培养质量负责。
导师在学生培养方面的自主权似乎还不够大，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其他方面“一手遮天”，与研究生处于一架极不平衡的权力天平两端。所以也有声音表示担忧，这一政策将导致导师权力进一步扩大，让研究生进一步成为“弱势群体”。熊丙奇也在文中指出，在落实导师自主权的同时也必须同时约束其职权，不能让导师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
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权力失衡会导致什么结果？2020年年初，一篇论及“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神论文”走红网络。该片段来自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徐中民2013年在《冰川冻土》上发表的期刊论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论文大谈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乃学术之耻》称，这样一篇文章出现在属于CSCD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上，是学术之耻。“令无数研究生求上不得的核心期刊，竟用了30多个版面来发一篇马屁文章，实在让人失望。”尤其是，作者单位就是该期刊的主管单位，而文章中令作者“高山仰止”的导师就是这本期刊的主编，文章甚至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随后《冰川冻土》通过官微回应称，已决定对徐中民的《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撤稿，并为此前审核不严致歉。
文章部分截图
与徐中民论“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为导师高唱赞歌不同，11月，原天津大学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吕翔写作了123页材料，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学术造假。文章称，张裕卿实验、论文多次造假，把他人论文改写成自己论文，还利用学生的研究成果给自己和女儿署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网站之后回应称，张裕卿教授承认其本人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目前，天津大学已与其解除合同。
“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论文和张裕卿教授学术造假看似无关，但其核心问题是相似的，即师生权力天平失衡，在评优、评奖、升学等许多方面，导师都掌握着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正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一些人选择对导师“溜须拍马”，一些人选择对导师的恶劣行为忍气吞声。在界面文化《为何高校老师想作恶成本就如此低廉 ，学生打破沉默却代价高昂？》一文中，作者傅适野对中国师生权力天平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梳理。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起点，实际上是以中世纪行会学徒制为核心的德国学徒制培养模式，也和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有共通之处。对师生关系的家长式理解塑造了师门内部的虚拟血缘关系，今天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资助制”赋予了导师更大的权力。在“导师责任制”下，导师既要管学生的学习也要关注其生活，除了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还要承担思政教育职责。“导师资助制”的核心是对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研究生提供一定金额的学费和生活补助。这两种制度无疑都使得权力的天平更加失衡，虽有助于鼓励科研，但也为导师滥用职权留下了很大空间。
教育部在今年11月印发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呼吁关注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如何促进导师以身作则，同时避免研究生导师利用职权谋求私利，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是中国研究生教育面对的难题之一。
05 尾声
家长“鸡娃”把孩子送进重点大学，孩子进入好公司成为打工人，再开始养育下一代，开启新一轮的循环……人人都想要获得好的教育，人人都想要获得好看的文凭，也就是足够稀缺的符号、足够的荣耀、足够的市场交易能力。《文凭社会 : 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作者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重要之处已经不在于培养技能，而在于其发放文凭的权力。人们渴望获得文凭的符号价值，凭借文凭所带来的地位做“脑力劳动”的闲职，通过统治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物质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已经承载了太多不该承受的内容。正如刘云杉所言：“教育当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人们已经逐渐忘记教育的本质——教育不是职业培训，也不是一纸文凭，而是自我发现和自我培养的过程。或许，在我们面对教育焦虑、不知如何是好时，更应该思考自己为什么而活，怎样通过教育来寻找有意义的生活。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也如日前逝世的音乐家傅聪之父傅雷曾说的：“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
End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界面文化”，撰文：潘文捷，编辑：黄月、潘文捷。感谢原公众号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文中图片来源于原公众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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