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知识考古学》全新译本（译后记）
福柯与他的知识考古学（译后记）
文|董树宝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在当代法国的“哲学剧场”上，哲人们纷纷戴着思想面具登台亮相，各自兜售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像极了古希腊时代的哲人们。毫无疑问，米歇尔·福柯是“哲学剧场”的主角之一，他的哲学犹如万花筒般变幻着“思想面孔”，令人耳目一新却又困惑不解，让人着实难以勾勒他的思想肖像，把握他的哲学精髓。
一、考古学的缘起
考古学是福柯早期思想的核心主题，既贯穿了“考古学三部曲”（《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又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焦点。福柯采取旧词新用的方式，改造了考古学的含义，他的考古学不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有关话语、知识与话语实践的考古学，要像考掘考古学的遗物和遗迹一样呈现层层累积、错综复杂的话语与知识。《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通过区分疯癫与理性来考察精神病学的诞生，探讨疾病的新话语可能呈现的断裂时刻，旨在确定一种在疯子与正常人、疯狂与理性之间的沉默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则关注1790—1815年间医学话语的深刻变化，医学知识的对象、观察疾病的技艺、疾病记录与检测、描述疾病的词汇与医学概念都进行了总体调整和改变，标志着启蒙运动向19世纪过渡的曲折变化，正如其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探索着“一种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1966）通过“知识型”来探索西方不同时期“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研究普通语法学向语文学、博物学向生物学、财富分析向政治经济学的转换，着重研究这些科学的话语变化，尤其指出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两次重大的非连续性，由此来确立人文科学考古学。而《知识考古学》（1969）则深入探讨历史学科，将考古学与观念史相对立，“试图要创造一种有关人类说出来的东西的、截然不同的历史”。〔1〕福柯以令人眩晕的巴洛克风格构建了一种概念丛生、晦涩难懂的考古学，陈述、话语形成与话语实践成为核心概念，由此从以陈述为主导的话语形成转向了侧重实践向度的话语实践，从以时间为轴向的历史学转向了以空间为向度的考古学。
如果说“考古学三部曲”是福柯具体的考古学实践，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对考古学进行探索与研究，为我们理解考古学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诸多案例，那么《知识考古学》则致力于话语本身的分析与研究，将考古学确定为探讨话语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学进行系统阐述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福柯的思想发展历程。“一般说来，《古典时代疯狂史》用相当大且令人费解的篇幅来描述所谓的‘体验’，由此指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匿名的、一般的历史主体。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多次尝试的对结构分析的求助，有可能回避所提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中，明确的方法论标示的缺失能够使人相信那些根据文化总体性所进行的分析。”（AS，26-27）方法论问题的确是福柯一直想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在撰写《词与物》时就考虑以前言的形式来阐述方法论的框架，但他的老师伊波利特和康吉莱姆建议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再进行专题论述，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计划撰写《词与物》的续篇《过去与现在：再论人文科学考古学》。他在1967年4月曾对乔治·费卢斯（Georges Fellous）透露过，“我现在准备进行的工作是一项方法论的工作，关涉着语言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存在形式”〔2〕，这便是他在突尼斯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知识考古学》，他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考古学三部曲”进行分析与反思，指摘了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而《知识考古学》亦被认为是福柯前期思想的概括与总结，是《词与物》的“理论补充”或“理论附录”。
《词与物》，1966
二、何谓话语形成？
《知识考古学》与《词与物》一脉相承，可谓是《词与物》的“姊妹篇”，福柯继续循着断裂与非连续性的研究路径拓展与深化。福柯指出考古学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来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以知识的问题域对立于认识的问题域，以话语来取消表达，以便将话语构想为实践，最终考古学不是变化的历史学，而是重新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在福柯看来，传统史学，尤其是观念史，以连续性、起源与总体化为研究主题，以原则、意指、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为研究中心，总是把沉默的“遗迹”（monument）转化为可言说的“文献”（document），力图从杂乱的历史事件中确立连续性与统一性，侧重探寻那追本溯源、寻求同质性的总体历史（histoire globale）。而考古学或新史学则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为研究主题，以微观历史或边缘题材为研究中心，试图将“文献”转化为“遗迹”，力图从各种历史中探查非连续性与差异性，侧重探寻那展现着弥散空间的、寻求异质性的一般历史（histoire générale）。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开篇使用了“长时段”（longue période）的概念，虽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有所不同，但应是在布罗代尔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福柯显然与年鉴学派达成新联盟，为结构主义范式的历史化进行辩护，他对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费尔夫和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研究持肯定意见，认为年鉴学派、英国历史学家要终止萨特等人所信奉的历史的哲学神话—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体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不过福柯又有所保留，他要分析与研究的不是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而是要探究与剖析系列和事件。他拒绝总体性分析，与年鉴学派保持一定距离，转而借鉴巴什拉、康吉莱姆的科学史研究，指出断裂和非连续性在科学史、观念史、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增多，强调非连续性的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为了探究与突显非连续性，福柯首先剖析、批判连续性的直接形式，希望摆脱传统、影响、发展与进化、心态或精神等观念，剖析以学科门类进行划分的话语类型，悬置书、作品等最直接让人接受的单位，摒弃两个彼此相关却又相互对立的主题—对起源的探寻和重复以及对“已说之物”的解释或聆听。所有这些连续性形式都关系着言说个体、说话主体或文本作者等人类学范畴，其基底是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或康德所谓人类学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福柯特别指出：“连续的历史是主体的基础功能所必不可少的相关方（corrélat）：它保证将逃脱主体的一切归还给主体；它坚信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除非它在重构的单位中将其复原……把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和把人的意识变成任何变化与任何实践的原始主体（sujet originaire），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面。” （AS，21-22）对此福柯以断裂、界限、极限、系列、转换和差异等概念取而代之，寻求以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为核心概念的非连续性研究，他通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摒弃一切中心化，以便消解作为主体的“人”，深入剖析《词与物》“人之死”的主题。不过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这一主题潜入到话语形成和陈述（énoncé）的层面进行分析，指出话语分析不同于语言分析、思想分析，话语分析并不遵循语法规则，也不会探究主体意图或深层寓意，它要追问的问题是：怎么会是某种陈述出现而不是其他陈述取而代之？从被说出的东西当中而不是从其他地方出现的这一独特存在到底是什么？由此福柯使陈述恢复它作为事件的独特性，指出非连续性不仅在历史地质学中而且在陈述的简单事实中是形成断层的重要意外因素之一。
福柯从未停止过对“人”的思考，他总是绕着圈子回到康德的最终提问：“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就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2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3〕如果说《词与物》停留在知识型（épistémè）的比较宏观的层面上来消解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尼采从康德的“人类学沉睡”中发现上帝之死与人之消失同义，那么《知识考古学》则深入到话语形成和陈述本身来具体地剖析“人之死”。“关键在于确定一种摆脱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这种理论试图提出这些研究过程中使用过或出于某种原因的需要打造出来的方法。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强化那些为了确定一种不受任何人类学中心主义（anthropologisme）污染的分析方法而获得的结果。”（AS，26）福柯以话语替代语言，以话语实践取代知识型，深入到西方思想及其文化得以建构的话语深处，呈现出西方文化自笛卡尔以来人如何成为主体的演变过程，质疑了“我思”“我在”的可靠性与明晰性。不仅如此，福柯还深入到话语形成的基本单位，以陈述与陈述行为（énonciation）来重新审视“我思”主体，以更细微、更具体的方式来阐述话语如何通过陈述主体来解构作者、作品等单位，如何消解真理和意义。在福柯看来，话语形成是一种弥散系统，它具有自己的规则性，“假如我们能在一定数量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弥散系统，假如我们能在对象、陈述类型、概念、主题的选择之间确定规则性（秩序、关联、位置与作用、转换），那么我们将按惯例说我们涉及话语形成”（AS，53），话语形成包括对象的形成、陈述行为的样态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形成。在“考古学三部曲”中，《古典时代疯狂史》侧重对象的形成，《临床医学的诞生》侧重陈述行为的样态的形成，《词与物》侧重概念的形成，虽各有侧重，策略的形成也有所涉及，但总体上还比较粗略，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
鉴于此，福柯在话语形成的层面上对早期考古学探索进行系统的反思与总结，他指出：就对象的形成而言，对象并不先于话语而存在，不是对象造就了话语，而是话语建构了对象，话语关系或话语实践是话语得以产生的条件，同时作为规则来限定对象。就陈述行为的类型而言，不是主体决定了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了主体，确定主体的陈述行为的状况既不应诉诸先验的主体，也不应诉诸心理的主体性。就概念的形成而言，话语不再是外在的表达，而是概念出现的场所，以更替、共存和干预程序的方式形成概念网络，决定着话语的秩序，因而概念的形成既不遵循“理想性的视域”的先验论模式，也不遵循“观念的经验性进展”的经验论模式。就策略的形成而言，不是话语统一通过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连续、统一与稳定的主题来予以实现，而是主题或理论的选择应被描述为探讨话语对象、掌握陈述行为的形式、操纵概念在系统上各种不同的方式，是调动话语可能性的可调节方式。总而言之，对象、陈述行为、概念、主题的选择，各有各自的形成规则，各有各自的形成系统，它们通过话语实践来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确定话语形成和话语实践的特征，从而在话语维度上解构了连续性研究的根基—作为主体的“人”，最终致使话语形成的诸形式或单位取代书、作品、作者等传统史学的连续性形式或单位。通过话语形成与陈述分析，福柯最终让我们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如何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又如何在话语实践中被解构，从而在更微观的层面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
《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
三、话语与陈述
话语是陈述的集合，陈述是话语的原子。“我会把话语时而视作全部陈述的一般领域，时而视作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视作解释某些陈述的、可调节的实践；话语这本应该在陈述结束时作为界限和外壳的同一个词，难道我不会使这个词随着我改变自己的分析或分析的应用点、随着陈述本身从我的视野消失而发生变化吗？”（AS，106）话语与陈述的关系类似于语言与句子、逻辑与命题、分析哲学与言语行为，“我所谓的陈述是指符号集合，它可能是句子、命题，但它是在它的实存层次上被构想的”（DE，806）。语法学家从符号集合中会找到句子，逻辑学家会找到命题，分析哲学家会找到言语行为，而考古学家会找到陈述。句子、命题、言语行为可能会形成陈述，不过陈述既不同于句子，也不同于命题，更不同于言语行为。在德勒兹看来，福柯赋予陈述优先性，“这位新的档案学者宣称他只考虑陈述，而毫不在意往昔档案学者热心关注之物：命题与句子”。〔4〕福柯经常以著名的AZERT例子来说明陈述的独特性：“打字机的键盘不是陈述，但在打字手册中列出的字母A、Z、E、R、T构成的这同一系列是法国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AS，114）不只如此，拉丁语的动词变位，动植物分类表，家谱、账簿、商业收支估算，n次方程或折射定律的代数式，图表、增长曲线、年龄金字塔图、云层分布图等，它们虽然没有遵循语法规则或逻辑法则，但它们都是陈述。按照福柯的界定，陈述属于符号的范畴，陈述的界限是符号存在的界限，陈述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本来就属于符号的功能。“因为陈述本身不是一种单位，而是一种横穿过结构和可能单位的领域，并在时空中与具体内容一起对结构和可能单位进行揭示的功能。”（AS，115）因而，对陈述的恰当提问不应该是“陈述是什么”，而应该是“陈述如何发挥功能”。
既然福柯将话语的一切都与陈述关联起来，那么该如何描述陈述？如何确定以独特方式存在的陈述？描述陈述就是确定陈述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条件，就是“在它的运行、它的条件、控制它的规则和它得以实现的范围中进行描述”（AS，115）。与话语形成的四个系统相一致，陈述功能的描述也包含着四个层面：
第一，正如陈述不是一种与句子、命题、言语行为一样的单位，福柯认为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能指与所指、名词与其所指的东西、命题与它的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强调陈述与真理、意义无关，拒绝从结构主义能指与所指的视角来探讨陈述。
第二，陈述的主体不是表达的作者，不是创造主体，而是一种特定的、空洞的功能，它在陈述之间未必相同，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占据和填充，而且同一个体可以在一系列陈述中轮流占据不同的位置和承担不同主体的角色。
第三，陈述功能须有相关领域才能发挥作用，陈述总是有一些密布着其他陈述的边缘，要在其他陈述中间才能发挥作用。
第四，陈述必须具有物质性的存在，物质性是陈述存在的条件，物质性可以使陈述被重复、流通，使陈述成为人类生产、操控、使用、转换、交换、组合、分解与重组、如有必要就摧毁的对象。
总之，陈述的分析与话语形成的分析息息相关，陈述的规则性被话语形成本身所确定，在诸陈述属于同一种话语形成的范围内可把话语称作陈述集合，“正是一套匿名的、历史的、总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被规定的规则，才在既定时代和为某个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语言既定的领域确定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AS，153-154）。
陈述是话语分析的工具，话语分析是对陈述或陈述群的分析，唯有对陈述或陈述群进行正确描述，话语分析才得以进行，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话语与话语形成，才能把握考古学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方向，由此来反对观念史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方向。陈述与话语形成的分析应该探讨陈述的外部而非内部，应该探讨陈述的表面而非深层。首先，陈述具有稀缺性，用以反对总体性。陈述分析依据“被说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的原则，陈述永远不会说出全部，总是存在缺陷、空洞、缺席、亏空，话语形成的分析转向稀缺性本身，拒绝总体性与意义的所指，拒绝现象学家或解释学家的价值取向。其次，陈述具有外部性，用以反对内部性。陈述分析反对内外对立、由外及内的历史分析，试图超越历史先验论的主题，将陈述置于矛盾的、不会诉诸内部性的外部性之中进行分析，反对任何先验的主体性，“因此，陈述的分析不用参照我思就可进行”（AS，161）。再次，陈述具有累积性，用以反对起源的探寻。陈述分析不在于唤醒那些沉睡的文本，不在于探寻它们起源的瞬间或创始的时刻，而是从它们沉睡、遗忘、迷失的起源中探究诸陈述以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被保存、被重新激活、被使用，乃至被遗忘、被毁灭。“描述陈述集合就是要确立我乐意称作的实证性（positivité）。因此，分析话语形成就是在陈述和确定陈述特征的实证性形式的层次上探讨一套言语运用，或更简单地说是确定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如果用稀缺性的分析取代总体性的研究、用外部性关系的描述取代先验根据的主题、用累积的分析取代起源的探寻，人人都是实证主义者，好吧，那么我也是一个快乐的实证主义者，我起码同意这一点。”（AS，164-165）福柯将考古学的矛头指向了解释学、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他既反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解释学，也反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代解释学；他既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罗兰·巴尔特探究语法原则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赞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从“结构主义大合唱”中退场，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既解构了笛卡尔以来的“我思”主体，又进一步强化“人之死”的哀歌，走向了彻底的反主体哲学和反形而上学，最终建构了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1969
四、考古学何为？
《知识考古学》不同于《词与物》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话语实践的概念，把话语作为一种实践，这是福柯的重要创新之一。“不过《知识考古学》的主要创新恰恰在于，它考察了实践。它对实践的考察始于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这种重要创新允许福柯改变结构的范式，所以它才能超越单一的话语领域，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更为紧密。”〔5〕福柯放弃了知识型的概念，以话语实践的概念取而代之，由此他恢复了与唯物主义的联系，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融入了他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不在于—不再在于—将话语当作（诉诸内容或再现的能指要素的）符号的集合来探讨，而是当作那些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言说的对象的实践来探讨”（AS，66-67）。考古学不会把话语当作文献，而是把话语当作遗迹，尽力确立陈述的规则性，描述话语实践的特定规则。考古学拒绝成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它试图确定的不是隐藏或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意识、再现、主题，而是要探讨话语本身，探讨那些遵从形成规则的实践的话语。考古学并不试图去重新发现连续的、不可察觉的转变，而是要描述诸矛盾的纷争空间，要对诸话语样态进行差异分析。考古学是一种比较分析，它悬置了因果分析，拒绝以作品、作者等连续性单位描述话语，它要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与规则，要发现话语实践存在和作用的领域。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所说之物的心理情境与背景要素，而是确定陈述集合的形成规则，它是一种对已说之物的可调节的转换，它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本身的回归，而是对目标话语（discours-objet）的系统描述。与观念史相比，考古学反对以主流哲学和科学为目标的观念史，致力于叙述细枝末节和边边角角的历史；考古学反对以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为主题的观念史，致力于分析断裂、非连续性和差异的话语实践。
从福柯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知识考古学》诞生于结构主义范式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上，他坚持反人本主义的立场，使人、作者、主体和言说者去中心化，他运用考古学解构了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梦想，反对主体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终结了与结构主义的暧昧关系，走向了后结构主义。“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身份（état-civil）的伦理；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让我们在写作时获得自由。”（AS，28）随着《话语的秩序》和《尼采·谱系学·历史学》的发表，福柯实现了华丽的学术转身，最终致使话语与权力联盟，话语的考古学让位于权力的谱系学，由此开启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新版《知识考古学》
本书翻译遵循着我的学术“直译”原则，以“信”为主，兼及“达”“雅”，尽量呈现福柯的法文风格与内在逻辑，我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参照了《知识考古学》的英译本，同时也参考了王德威的繁体本（《知识的考掘》）和谢强、马月的中译本，两个中译本虽有诸多争议和批评，但对《知识考古学》在汉语世界的传播终有筚路蓝缕之功，应给予客观的评价。本书翻译得到了诸位师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要感谢汪民安、张颖、张旭、张引弘对部分译稿和概念翻译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感谢周兮吟、詹文杰、赵文、吴子枫、王嘉军、姚云帆、郭峰对个别概念提出的翻译建议，感谢我的同事李昕皓博士通读全书译稿后提出的文字修改建议，感谢我的学生刘蕙瑄、陈雪儿、赵浚竹提供的协助工作。另外我也非常感谢爱子铭瑒的陪伴，他的思考和问题总是在翻译、校对的艰难时刻给我带来诸多启示和快乐！最后我要感谢本书责编王晨晨女士，她约我到三联书店编辑部对稿子十余次，她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而且她对译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建议，令译稿更加准确、流畅。同时我也很怀念对稿子结束后与晨晨、玖龄“下馆子”的美好时刻和闲聊时光，或许三联人的精神也在于此，不是为了做书而做书，而是通过做书来交友、交心，在译者、书、编辑之间传递着人文情怀。
学术翻译本就耗人心血，《知识考古学》更是让我如入福柯的思想迷宫，常百思难得其解，致使翻译困难重重，而且关键概念的翻译实非易事，着实难以找到相应的汉语词汇。如有纰漏和错译之处，责任全在译者，与诸位师友无关，也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备订正错误，完善译本，早日为汉语世界贡献一个可信可靠的中译本。
董树宝于京郊西山
2021年1月27日
注释
本文选自《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转于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感谢“三联学术通讯”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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