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我所亲历的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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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一个难以预言其历史进程的国家。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93年5月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1991年12月25日的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访客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当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7下时，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正对摄像机的桌前，开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以前，他的讲话大多是预先录制，这一次则是现场直播。
“我特此停止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宣布。虽然他的声明含义清楚，但是措辞却很奇怪，似乎在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总统职位仍然存在。如果他说因为他所领导的国家崩溃，他原本的工作不复存在，那么意思就会清楚很多。
在对全国发表了20分钟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办公室，吃惊地得知苏联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这会在晚些时候发生，或许应是在年底、而非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即将升起，但中途出现了问题。行动笨拙的守旗卫兵未能将旗帜套紧旗杆，只得重新再套，然后用力一拉，才使旗帜升到旗杆顶端。
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历史——令人猝不及防，但却有其必然。
这一新的旗帜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权力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沙皇一直在距现苏联总统办公地不远的乌斯宾斯教堂举行加冕仪式，但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黜和谋杀后，象征帝王统治的王冠和权杖就一直静静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中。不过，在1991年，权力不仅是象征性的，更具实质意义，因为苏联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性超出任何一个俄国帝王的想象。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庆祝游行对加强统治者权力已不再必要，此外，继位者——俄罗斯总统还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两天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一致同意，在戈尔巴乔夫发布辞职声明后立即在他的办公室会面，正式移交控制苏联核武库的密码和装置。
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想的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讲中的某些话不满，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钮”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苏联却是悄悄瓦解的。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瞬息之间就取代苏联，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
俄罗斯虽已掌握苏联所有的中央机构，并将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它只拥有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因此，有1.4亿多曾是苏联公民的人，从1991年开始将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3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4个月前已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其他12个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在谋求独立。
戈尔巴乔夫结束电视讲话后，负责安排这次演讲的助手戴维·切克瓦伊泽也回到自己楼下的办公室，瘫坐在椅中。当然，他之前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呆呆盯着墙壁，因不确定的未来而陷入沉思。
《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册）》，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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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苏联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
我和妻子丽贝卡在两处度过了1991年12月25日。在多年未与家人共度圣诞后，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去看望所有家人。因此，我们先去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儿家，与她的一家、我们的两个儿子以及兄弟聚在一起吃早餐、交换礼物，然后飞到劳德代尔堡与母亲团聚，我们最小的儿子也从田纳西州赶到那里。
圣诞节对我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来自南方新教徒家族。不过，那一天我的思绪却不时偏离宗教和家庭，我意识到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逼近苏联。就在一周之前，我在莫斯科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发现他似乎要同准备推翻他的军队妥协，虽然这不可避免，但他却尚未完全理解这一局势。我与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也很熟，并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私人朋友。我还认识他们的对手，在那些人中间亦有我的朋友。但我更关切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从理发师、工人到诗人、教授、银行家和议员。我曾在他们中间生活多年，对于他们的悲哀和希望如果说不上分享，至少也有共鸣，他们似乎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延伸。同戴维·切克瓦伊泽一样，他们将承受这天在莫斯科所发生之事的后果。
在用过晚餐、打开礼物后，我回到楼上卧室，将电脑插孔插到电话孔中，查询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从那里可以得到比电视更详细的情况。我正是由此得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包括新国旗已在克里姆林宫升起的消息。
这件事的巨大影响不久就减弱下来。我曾预见到这一结果，但也认识到，就我对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家的了解，以及我对一些事件的参与，我并不能确切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苏联制度本身有毛病，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很好地构成了答案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能确切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我知道，除了苏联领导层之外，我对过去7年中莫斯科政治变化的了解不亚于其他任何人，尽管如此，我仍不能确切回答苏联崩溃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它发生在1991年年底，而不是几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前？促使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有无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苏联制度能否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几十年？
这些问题令人困扰，如果我不能回答，那么还有谁呢？历史学家？或许，但只有在苏联档案全部开放、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以及几代学者对这些记录加以筛选和分析之后才行。无疑，许多细节会在未来披露出来。无论是谁，只要是仓促做出结论，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
即使拥有较为充分的信息，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正如我们现在仍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样，更不用说我们还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这类重大变化通常会产生多种解释。
要想得出精确答案是不可能的，不过问题仍很重要，但愿这能帮助我们同继承国打交道。
但是，这种功利性考虑不是最困扰我的，这是一个我应该了解、实际上却不了解的谜。虽然任何谜都具有挑战性，但这个谜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非常重要，因而它不仅是挑战，我还有义务去解决它。基于我为了解苏联所付出的一切，如果不去了解苏联的崩溃，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戈尔巴乔夫
我的生平：从美国到苏联
如果苏联仅仅是我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我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与苏联打交道。
许多人对其先辈的祖国有浓厚兴趣，这是自然的，但我毕生爱好俄罗斯文化却并非基于这一理由。第一代马特洛克家族在17世纪从英国的德比郡来到北美，他们是贵格会教徒，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而移民。1929年我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当时，家人都记不清已在这里定居多久，我的祖父母也说不清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有些亲戚仍是贵格会教徒，但祖父母已不再是该派教徒。
在我成长的三四十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1946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康斯坦丝·加尼特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之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差别，又不会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语言和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他不仅以极大热忱将俄罗斯的相关知识教给我们，还引导我学到了其他许多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人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1950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以后去大学执教或进入外交机构，也或许是同时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时间的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1956年进入外交部门。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撰写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好运。由于比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晋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两年和在德国任职一年之后，我终于在1961年9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13年。
赫鲁晓夫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偶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有时抱歉地说不方便再次见面，但大多数时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赴苏联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公寓做客。随着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警察局密探；另一类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名人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莫斯科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并招待作家和学者，特别是在1962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任职于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了我们终生的朋友。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14个，我们的家庭也由3个孩子增加到5个，其中还有1个出生在莫斯科的医院里。
之后的7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的。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60年代在非洲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肯定会尝试在衰弱的英国和法国帝国间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接着是桑给巴尔岛，然后是坦桑尼亚。此时，苏联的影响力开始增强。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活动，且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70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担任国务院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联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60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交往，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博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见面。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1978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1981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接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待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被指定协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削减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军事上的强硬派”。
这一形容只有一部分正确。就反对苏联暴行及其强加给众多人民的意识形态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强硬派。我认为，我们除了显示阻止苏联入侵的决心和力量之外，别无选择。但在涉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在苏联统治下的民族时，我不是强硬派。他们的真正利益与我们一致，即期望生活在和平自由之中，使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而不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机器所扼杀。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我相信他们是友好的。与东西对立双方的空想家不同，我相信苏联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们应鼓励这一变化。里根总统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他赞成将立场的坚定与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并将尊重人权置于政策的首位。
在1986年的圣诞节前，总统让我去莫斯科接替阿瑟·哈特曼的大使职位，这样我便得到机会去实施我曾协助制定的政策。
叶利钦
当我于1987年春天第四次抵达莫斯科时，改革尚处于初期。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不满，想要变革，但证据表明，改革仍处在早期偶尔爆发出火花然后又悄然消失的、停留于表面的“运动”阶段。
无论声称要采取怎样激进的政策，不付诸实施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打算去理解所发生之事，我就不得不同莫斯科以外的事态变化保持联系。我决心在职责范围内定期四处走走。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我只有一个没去过，但这次我要全部走遍，而且要不止一次、尽可能频繁地走动。（我们自己的政策规定波罗的海国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旅行令人劳累，但也很值得。它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使我有机会准确阐述美国的立场。苏联当局向人民解释说扩张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但从未具体描述，以免公众反对其巨大开支），那我为什么不表明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意关心别人的国家，以此戳穿这一谎言呢？
我还知道，苏联境内众多民族都有令人自豪的古老传统，他们需要我们保证不会忘记他们。许多非俄罗斯人担心在单一苏联文化（如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列宁主义）统治下失去民族特性，害怕被整个世界遗忘。
1963年，我与大使馆同事、后来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杰克·佩里一同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旅行了一趟，那次旅行令我印象深刻。与往常一样，我们设法摆脱官方旅行机构的包围，在大街小巷、剧院餐厅四处漫游，尽量多见普通人，与那些敢于同我们谈话的人畅谈。在这些谈话中，一个主旋律常是：“请不要认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当然，我们早知这一点，但现在才了解到背后的那种渴望。铁幕阻塞了准确信息在东西方间的流通。同莫斯科所称的其他“民族共和国”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日益被外国人视为“苏联俄罗斯”的一部分。
诚然，我不能自以为是地说所有美国人都了解苏联境内发生的事情，但我知道，同情和理解人权被侵犯的民族，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随着对苏联兴趣的加深，我努力学习其语言和文化。我虽然在正式场合说俄语，但在非俄罗斯区域，则尽量说当地方言。这样做是想表明，我的确知道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是独特的，我尊重它的民族特性，这种兴趣和尊重足以使我克服困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
“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尽力帮我准备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的演讲稿，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和车臣的演讲稿。
每一次旅行都有新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政治公开的扩大，人们变得更坦率，一些敏感问题成为谈话的中心，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人现在都可以见到，当局有时甚至鼓励人们同我们对话。
通常丽贝卡不仅和我一道旅行，还会独自行动，因为她经常被邀请去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设计制作的挂毯。
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敞开心灵的大门。人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对我们及美国做出感兴趣的反应。我们以诚相待，他们亦如此回报。久而久之，我们能感受到气氛在发生变化，新的态度正在出现。
在同苏联人沟通时，我们得到了苏联媒体的重要帮助。苏联报纸、杂志、电视台及电台一度不向外国外交官开放，特别是对美国人。现在它们开始采访我们，直到1990年，媒体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我们。
在莫斯科，我们吃惊而又愉快地发现自己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许多客人，其中大多是苏联人，一周在我们的公寓——斯帕索别墅聚会几次，谈音乐、电影、艺术展览，共进早餐或晚餐，之后则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新议会成立后，我们在斯帕索别墅里谈论的话题通常是议会将要正式辩论的议题。
随着苏联社会的开放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同我们打交道，讨论他们的计划和希望，甚至向我们征求建议，特别是民主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建议。在大使馆富有活力的外交官的帮助下，我们逐渐认识了莫斯科所有著名的政治家，以及莫斯科之外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
1989年，布什总统要求我延长任期，我同意了，但到1991年春天，我感到是时候转向其他方面。担任驻苏联大使的4年虽令人振奋，但也颇耗精力。我目睹了冷战的结束。很显然，共产主义已告别苏联，苏联要么朝着更民主的方向转变，要么面临瓦解。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任务将大大不同于过去。
现在是时候让新人来莫斯科任职了。对我来说，则是时候离开公共事务，重操进入外交界前的写作和教书旧业。4月，我告知布什总统想在夏天离开莫斯科，最后，我们确定于8月2日离开。
在我离开莫斯科一周后，戈尔巴乔夫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小团体。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他们要求他交出权力。在他拒绝后，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就开始了。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些事件的，但我了解这些发动事变的人，因而很容易想象这一局势。在春天，我曾同俄罗斯的朋友站在一起去保护他们的白宫。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高呼反抗阴谋者时，我也站在了他的一边。
红场（摄影：查杉）
苏联已经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
但这一帝国同1991年12月25日消亡的那个国家是一回事吗？旧的苏联帝国是否因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8月解体而一起结束了呢？
之后，各共和国在一起谈判，通过签订联合体条约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国家结构，因此，一些人（包括许多当选为苏联议会议员的人）说，1991年12月的选择不是在苏联帝国和一组独立共和国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一个自愿的民主联盟与众多独立国家间进行的，其中的许多国家仍是专制国家，甚至比这更糟。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苏联不是由邪恶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面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有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的个人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也在心照不宣地无声反抗，这种情形比积极支持现政权要普遍得多。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物。前面提及的问题在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的强有力军事机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
1991年12月26日凌晨，趁睡意还未来临，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思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
《俄罗斯通史(1917-1991)》，闻一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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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应该先表明我的观点。
当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一个能对人民负责并保护其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
80年代末以来，我常被苏联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将会发生。我常回答道：“当然会。”但在看到提问者吃惊的表情后，我又加一句：“我希望我的孙子会活着看到它。”
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在理智和情感上支持苏联的民主变化。这种变化当然符合我国利益，但更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获得自由对波罗的海国家很重要，因为这正是其人民所追求的，而且苏联对它们的吞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入苏联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意。独立不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的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一个权力有限、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加以有效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一样清楚，他始终在维护自愿联盟的价值，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不过，我认为，只有在旧的国家结构被由各级民选领导人组成的新国家结构取代时，这种联盟才能产生。如果组成苏联的各国不相信新联盟符合自身利益，无论旧的“权力中心”如何努力，或国外领导人如何为其助力，这种联盟都难以建立。
在我看来，民主是试金石，它不仅需要自由选举，还要求政府体制权力有限、遵守法律规则并保护民众和少数民族权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国家——无论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还是一个较小的民族国家——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伙伴。一个独裁或专制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个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其人民，最终影响到我们大家。
制定目标是一回事，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也怀疑别人是否会有。我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摸索。人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过去的特征都不会完全消失。在这一变革的大旋涡中，最困难也最不确定的任务是，将新的特征与旧的特征进行比较并评估它的力量。对个人尚不容易评价，对整个民族、社会乃至帝国就更加困难。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如果民主取胜，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将有益于我们。如果民主失败，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曾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做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做出决定。
我并不奢望写一本有关苏联崩溃的权威历史著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件才发生不久，历史尚未有完全定论。我也不打算具体论述改革的所有特征，或记述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所有大事。我将重点论述与这几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事件：苏联帝国是如何崩溃的？何时？关键事件是什么？谁（如果有的话）将承担主要责任？在1991年12月25日终结的是苏联帝国，还是一个尚处萌芽阶段的后继者？一个民主联盟曾经可行吗？最后，未来或世界其他国家能从中得到启迪吗？
我将不涉及与这些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重要。我的论述是对苏联崩溃进行解剖，而不是为它立传，而解剖旨在找出死因，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死者生活的每一个重要方面。
但即使解剖也需要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对1991年瓦解的帝国该说些什么呢？是什么让苏联各国组成联盟？受其束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民族？
END
本文为《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册）》第一章，有删节，转载自公众号“燕京书评”。感谢公众号“燕京书评”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文章仅供研究参考，不代表本公号立场和观点。
本期编辑：伍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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