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规范化：“规训”与“安全”两种方式

规范化：“规训”与“安全”两种方式

米歇尔·福柯 著，钱翰、陈晓径 译

选自《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标题为原公众号编者据节选内容拟定）

1978年1月25日（节选）

……规训和安全的区别，我从第一次课开始，就试图指出如何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别，规训和安全在处理和调整空间分配上的区别。上次课，我试图向你们指出规训和安全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人们所说的事件，今天，我想简略说说，因为我希望尽快进入核心问题，今天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它们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人们所说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

你们比我更了解这个臭名昭著的词“规范化”。什么不是规范化？我规范化，你规范化……还是让我们来明确几个关键点吧。首先，有一些人细致地重读了凯尔森(Kelsen) 的著作，发现凯尔森所说的并试图指出的是，在法律和规范之间不可能没有一种根本的联系，所有法律系统都与规范系统联系在一起。然而，我认为必须指出，法律与规范的关系确实意味着在法律的强制性之中隐含着某种可以被称为的规范性(normativité)的东西， 这个隐含在法律中的规范性也许是法律的基础，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规范化的程序、程式和技艺相混淆，后者就是我们要加以辨别和定位的。相反我要说，如果确实法律以规范为参照，那么法律的角色和功能(也就是法律的操作)就是把规范编码确定下来(codifier)，根据规范来制定规条(codification)，而我试图定位的问题就是指出，从法律体系出发的，在它下面，在它的边缘甚至在它的反面(contresens)，规范化技艺的发展形成。

现在来说说规训。规训进行规范化，我觉得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然而， 还必须说明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 ， 其内容有什么特点。这些东西已经重复过一千遍了，所以我只是非常简略地带过，请原谅。规训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规训把它们都分解为要素，使得对这些要素既可以得到观察也可以被修正。这就是著名的规训的框格(quadrillage disciplinaire) ， 它的目的就是建立观察和修正所需的最小要素。其次，规训把这些根据确定目的而定位的要素加以分类。为了达到目的最好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持枪方法是什么?最好的姿势是什么?最适合某项工作的工人是怎样的？最适合取得某个成果的孩子是怎样的？第三，规训建立了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的方式：怎样把一些动作相互串连起来，怎样分配士兵来完成一个部署，怎样确定学校中的儿童的等级和分类。第四，规训确定了进一步训练和长期控制的程序，最终基于此，它作了一个划分，划分出无能的、不适合服兵役的人。也就是说，以此为基础， 它划分出正常的人(normal) 和不正常的人(anormal) 。规训的规范化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行为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规范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换一种说法，在规训的规范化中，最根本的、首要的，并不是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而是规范。也就是说，规范是最初确定的，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的确定和定位只有根据这个规范才有可能。相较于正常的人，规范才是最早的，这意味着，规训的规范化是从规范出发才能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进行划分，因此我想说，在规训技艺中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规范化(normalisation)，这更是在确立规范(normation)。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奇怪的词， 这是为了强调规范本身是首要的和根本的。

现在开始研究这一系列的安全配置(我用的词肯定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如何进行规范化？在研究了城市和食物短缺的案例之后，我把流行病作为案例加以研究，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它很明显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18世纪的流行病天花。这个问题很重要，当然首先是因为天花很快就成为当时人们已知的传播最广泛的流行病，三分之二的孩子出生后可能感染天花。对于全部人口来说，天花的死亡率一般来说达到1比7.782，接近于1比8。因此，这是传染非常广泛的流行病，死亡率也很高。第二点，这个现象的特点是它有强烈的爆发性传染。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尤其在伦敦，每经过不到5年或者6年的间歇，就会出现大流行的爆发。最后是第三点，天花明显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因为从1720年开始， 有了天花的接种(inoculation或variolisation)， 然后， 从1800年开始有了牛痘，安全技艺有了四个特点，在当时的医学实践中尤其不同寻常。第一是预防性的，第二是表现出确定性特征，取得几乎完全的成功，第三，基本上可以普及到全部居民人口，没有什么物质上和经济的太大困难，第四，首先是人工接种，接着是19世纪初的牛痘都表现出这第四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这些医疗方法对于当时的医学理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接种和牛痘，以及其成功运用在那个时代的医学理论中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完全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纯粹的经验事实，直到19世纪中叶，巴斯德才对这一现象大致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此，这是在当时的医学理论的术语中不可思议的技术，这些技术是确实有效的、可以普及的，也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所说的医学公共管理(police médicale) 的秩序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们的结果如何呢？我认为，首先是接种，然后是牛痘，它们都得益于两个支持，这两个支持使它们在西欧的人口和统治的现实实践中得以实现成为可能。首先，牛痘和接种的确定性和可普及的特征当然使人们可以用概率的属性来思考这个现象，其方法是人们当时掌握的统计工具。在这个意义是上，我们可以说接种和牛痘得益于数学的支持，在当时可接受和已经接受的合理性范围中(champs de rationalité) ，数学是进行整合的要素。其次，我觉得，第二个支持，第二个在医学事件中接受移入(虽然对于医学理论来说它是陌生的和异质的)这些实践的因素是，接种和牛痘至少以一种类比的方式，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相似性，与我跟你们说过的安全机制整合在一起。我觉得，应对食物短缺的安全机制中非常重要、非常有特点的东西是，在18世纪中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一规训的强制机制试图阻止食物短缺现象的时候，由于重农主义者和其他经济学家，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所寻求的是以食物短缺的过程本身为基础，以在食物过剩和短缺之间的数量上的摇摆现象为基础：以这个现象的现实为基础，不是去阻止它，而是反过来，让与它有关联的其他现实要素发挥作用，使得这个现象本身会自我消灭。然而，在接种中有一个东西是值得重视的，在接种中比牛痘中更加清楚，也就是，接种不是阻止天花的发生，相反是通过接种天花本身，在人身上激发天花，但是要把它放置在一些条件中，使得这个疫苗在导致全面的疾病之前就自我消灭，通过首先制造人为接种的小疾病，人们可以预防天花可能的威胁。安全机制在形态上与人们在应对食物短缺上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很典型。因此，在不同的安全技术中有双重的整合。也许这就是这些新的技艺能被接受的原因，即使不被医学思想所接受，至少可被医生、行政官员和那些负责医学公共管理的人接受，最终被所有人接受。

然而，我认为，通过这个安全的典型实践，形成了一些对于安全配置以后的扩张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在接种的过程中，监视已经得到接种的人，在整体的计算中，人们试图了解是否有必要给人们接种， 如果人们因接种而冒死亡的风险，或者因天花而死亡，这里有什么问题？首先，对这种疾病的理解不再置于当时的医学思想和实践内部非常坚固的、非常固定的范畴之中， 不再使用“流行的疾病”(maladie régnante) 的概念。流行的疾病， 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都是如此定义或书写的：这是一种重大疾病，与它密切相关是国家、城市、气候、人群、地区和生活方式。流行的疾病的定义和特征是一种痛苦和一个地区之间的以及一种痛苦和一些人之间的整个的总体联系。从人们对接种的成功和不成功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开始，当人们计算死亡或传染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流行疾病的特征就不再表现与地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而是表现为，在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口中案例的分布。案例的概念出现了，这个概念不是指个人的案例，而是一种使疾病的群体现象个别化(individualiser) 的方法， 或者说是使现象集体化(collectiviser) 的方法， 把个体的现象整合到一个集体的场域中。这就是案例的概念。

第二点，即将出现的现象是：在这个概念中，在对疾病之分布这种分析中，如果疾病进入集体的层面和每个个人的层面，人们就可以测定，对于每个个人或个人化的集体来说，感染天花有什么样的风险：致命或者被治愈。这样，针对每个人，根据其年龄和居住的地区，还可以根据年龄层，根据具体的城市，根据具体的职业，确定其死亡的风险，确定死亡率。人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我所参考的文本是所有这些定量分析的总结，是杜威亚在19世纪初发表的，书名是《对天花影响的分析》(Analyse de l'influence de la petite vérole)，这个文本提供了18世纪积累起来的所有数据，并指出每个出生的婴儿都有感染天花的风险，风险度被确定为2/3)，每个不同的年龄层的风险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感染了天花，人们就可以根据年龄层，老人还是年轻；根据他生活的环境，根据他从事的职业，来确定他死亡的风险。同样，如果一个人接种，也可以确定这次接种或牛痘所造成的风险，以及虽然经过接种，但是以后还是会感染天花的风险有多大。“风险”(risque) 是一个绝对重要的概念。

第三，对风险的计算说明对于每个人来说风险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年龄不同，条件不同，所处的地区和环境不同。因此可以说，这些不同的风险在某些地区更高一些，在某些地区不那么高，或者说更低一些。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测定什么是危险的。对于天花来说，三岁以下是危险的。居住在城市中比乡村中更危险。根据案例和风险，出现了第三个重要概念：危险(danger) 。

最终，在流行病的总体范畴之外，人们可以确定一些爆发和加速增长的现象，它们使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疾病迅速增加，通过传染，病例的增长造成进一步的病例增加，形成了一个趋势，曲线图的斜率有可能无法停下来，除非有人为的机制或者神秘的不为人知的自然机制，这个现象才能停下来。这些爆发的现象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发生，也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消灭，这大致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再是医学词汇， 而是本来用以指示其他事物的) 危机(crise) 。危机， 就是传播的爆发现象，要制止它只能通过自然的更高级的机制或者人为的干预。

案例、风险、危险、危机：我认为，这些概念是全新的，至少在运用这些概念的领域和技艺中，它们是全新的，因为，人们正好将拥有一系列干预形式，其目标与以前不同，以前的干预目标是试图简单地在所有得病的人身上消灭疾病，或者阻止得病的人接触没有得病的人。在处理流行病过程中的规训体制、或者在针对类似麻风病这样的流行病所制定的规章中，规训体制的目标是什么？首先，给病人治病，治疗每个表现出疾病的人，只要他有可能治愈；其次，隔离没有得病的人与病人，切断传染。与此相反，随着接种牛痘而出现的配置和机构，它要做什么呢？它并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进行区分。它所考虑的对象是一个整体，没有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隔绝和断裂，也就是说，它从整体上考虑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预计在全部人口中，因为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基于此，人们就确定了天花的死亡率是1比7.782，这是18世纪的统计学所得到的答案。这里就有了正常的致病率或者正常的死亡率这些概念。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与这个所谓“正常”的致病率和死亡率相关，人们试图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这个分析使人们可以划分不同的常态(normalité) 。人们可以知道感染天花的病例的正常分布，或者因天花而死亡的人在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城市的不同城区、所从事不同职业中的正常分布。这样就可以得出整体的正常曲线，以及各种不同的被视为正常的曲线，那么安全技术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努力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压低与正常的和一般的曲线相比显得异常的曲线。例如，人们发现天花最快最容易袭击三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致病率是非常高。当发现这一点时，就提出了问题，如何努力压低婴儿的致病率和死亡率，使它达到平均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水平？然而，随着人口中一部分人的致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整体的平均死亡率自身也会下降。在这些不同的常态的游戏的层面上，在这些不同的常态的相互分离和关联的层面上，预防医学开始行动了。这还不是流行病学(émidémiologie) ， 只是处理流行病的一般医学(médecine des épidémies)。

我认为，这个体系恰好与规训体系相反。在规训中，是从规范出发，由规范进行的训导，并且根据这个训导来区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然而， 现在人们将对常态(normalité) 的不同曲线进行测定，而规范化的操作将调整这些常态的不同分布(distribution) ， 使最不利的转变为最有利的。这样，从规范性(le normal) 出发， 就有某种东西被认为比其他的更规范，总之，比其他的更有利。正是这些分布将作为规范。规范是不同的常态中的一个作用。规范性居于首位，而规范是从它推导出来的，或者正是从对常态的研究出发，规范得以确定下来并完成其操作性功能。因此我想说， 这里不是确定规范(normation) 的问题， 而是规范化(normalisation) 的问题。

两周以前，上一周和今天，我提出了三个例子：城市、食物短缺和流行病，或者如果你们不反对，也可以说是：街道、谷物和传染。人们很快就能看到在这三个现象中有一个非常明显和显著的联系：他们都与城市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基础都是我跟你们描述的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因为，无论如何，食物短缺和谷物的问题，这是城市-市场问题，而传染和流行病的问题，这是城市作为疾病发源地的问题。作为市场的城市，也是作为暴动发生地的城市；作为疾病发源地的城市，也是作为疫气和死亡发生地的城市。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城市问题是安全机制的不同案例的核心问题。确实，非常复杂的安全技术的轮廓形成于18世纪中期，那时城市提出了经济和政治问题，新的特殊的统治技术问题。定义封建社会的主要是一种领土的权力体系，它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以对领土的统治为基础的，在这个体系内部，城市总是构成一种特殊情况。此外， 城市确实都是自由市(ville franche) 。城市有可能、有权利自我治理，这个权利是得到承认的，虽然这个权利是在明确的范围内，有其规定的界限。但是城市总是一片自治的绿洲，在它周围的是从封建出发而形成的领土权力机制，这是非常庞大的组织，我认为，城市被整合进权力的中心机制，或者更应该说，反过来，城市成为首要的问题，比领土问题更重要，这个颠倒过来的现象是17世纪和18世纪历史的重要特征。回应其问题，必须通过新的权力机制，这些机制的形式就在我所说的安全机制中。实际上，必须协调城市的存在和统治权的合法性。如何在城市行使统治权？这不简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系列的调整，很明显，我跟你们所指出的仅仅只是一点点轮廓而已。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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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魏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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