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孙亮洁 刘明明/编译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大流行病使全球护理和服务行业的工人阶级受到的过度剥削更加凸显出来；二是新冠危机与生态危机、剥削和贫困根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需要进行共同斗争；三是大流行病让末日电影和反乌托邦电影在现实中上演，彻底揭开了资本逻辑的牺牲性内核。这些都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已经无法有效保护公众，我们需要“做一些简单的难事”，比如重新解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放弃一些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说，要基于共产主义理念建立共同免疫机制。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危机；共产主义

一些在西北偏北（north-by-northwest）地区的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我不是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经典电影，而是指居特斯洛（Gütersloh）。它是位于德国西北偏北的一个小镇，在2020年6月中旬，那里的肉类加工厂有650多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数千人被隔离。同样的腐烂气味正在全世界传播。2020年春末，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些东西也在腐烂——不计其数的未摘的水果和蔬菜。为什么？因为在田纳西州的一名农场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后，其他接近200名农场员工百分之百地都被传染了。这只是大流行病对食品供应链构成威胁的众多案例之一：必须手工采摘的产品依赖于数十万季节性工人，这其中大部分是外来移民，他们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四处流动，睡在狭窄的宿舍里——而这正是新冠病毒的理想滋生地。病例几乎肯定会攀升，因为收获必须在农产品短暂的成熟期内迅速完成。这些季节性工人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他们的工作辛苦且不安全，他们的收入微薄，他们的医疗保险通常是不足的，许多人的移民身份是非法的。这是大流行病揭示阶级差异的另一个例子，事实上，我们并不是都在同一条船上。像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南部缺乏足够的人来收获水果和蔬菜，佛罗里达有大量的橙子正在腐烂，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这场大流行病，我们面临着一场典型的荒谬的资本主义危机：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却是大量农产品在地里腐烂。 

一、病毒世界的五月一日

也许，在5月1日，我们应该从对这一流行病的专注中后退一步，考虑新冠及其破坏性影响如何揭露了我们的社会现实。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是，与“我们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的廉价格言相反，阶级分化已经爆发。在阶级的最底层，有一些人（难民、战乱地区的人）的生活是如此贫困，以至于新冠病毒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主要问题。虽然那些为抗击病毒奋战在前线的护士们大部分仍然被我们的媒体忽视，我们却能经常看到为他们举行的令人感动的庆祝活动——英国皇家空军甚至组织了一次飞行表演来向他们致敬。但护士只是整个被剥削的看护阶层中可见度最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典大工业无产阶级那样被剥削；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他们形成了一个“新工人阶级”：

照顾日益增多的病人，或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以使日常生活得以继续的劳动者，通常是高度性别化、民族化和种族化的。这就是处于当代资本主义前沿的“新工人阶级”。它的成员必须承担双倍的重负：他们既是最有可能因为工作而感染病毒的工人，同时也是最有可能随着财力紧张（因为病毒造成经济紧缩）而被解雇的工人。美国的当代工人阶级——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和工薪妇女组成——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在照料他人和确保关键供给设施（如杂货店）开放的工作过程中遭受感染，或者失业以致失去福利（如失去医保）。

这就是在为富人服务的巴黎北郊贫困区爆发骚乱的原因，这也是近期在新加坡的外籍工人宿舍中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的原因。正如一篇新闻报道所解释的那样，“新加坡是大约140万移民工人的家园，他们大部分来自南亚和东南亚。作为管家、家庭佣工、建筑工人和体力劳动者，这些移民对维持新加坡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但他们也是这个城市中收入最低和最弱势的人群”。这一新工人阶级一直存在，疫情只是更凸显了他们。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尼古拉·舒尔茨（Nikolaj Schultz）创造了“地缘社会阶级”（geosocial class）这个词来指代这一阶层。这个阶层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受到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工作；他们是因为获取必要生活物质条件而受到“剥削”。例如，获得水和清洁空气、健康、安全，而当地民众在其居住地被用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农业或集约采矿业时受到剥削。即使他们不为外国公司工作，他们也被剥削了，因为在简单的意义上他们被剥夺了充分利用能使他们维持其生活方式的土地的权利。以索马里海盗为例，他们之所以从事海盗活动，是因为他们的沿海水域因外国公司的工业捕捞行为而使渔业损失殆尽。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区域被发达国家侵占，用来维持我们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舒尔茨建议在这里用“剩余存在”的侵占取代“剩余价值”的侵占，“存在”是指维持生命的物质条件。

正如我们在新冠大流行病中发现的那样，即使在工厂处于停滞状态时，地缘社会阶级的看护者阶层也必须继续工作——把5月1日的劳动节献给他们，而不是传统的工业无产阶级似乎更合适。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被过度剥削者：当他们工作时被剥削（因为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见的），甚至当他们不工作而仅仅存在时也在被剥削。

富人永恒的梦想是拥有一片与污染严重的普通人住宅完全分离的土地——想想尼尔·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的电影《极乐世界》（Elysium，2013），故事发生在2154年，富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空间站上，而其他人生活在一个像扩大的拉丁美洲贫民窟一样的毁灭后的地球上。预料到某种灾难的到来，富人们购买新西兰的别墅或者翻新位于落基山脉的冷战时期的核掩体。但流行病带来的问题在于，人们无法完全与之隔绝——就像无法割断的脐带一样，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与受到污染的现实世界之间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 

二、同样的斗争：新冠病毒、全球变暖、剥削

从现在（2020年6月底）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恐慌在最初两个月似乎渲染了一种怀旧的色彩：的确，我们被隔离了，但我们预计这种情况持续一两个月，然后生活就会恢复正常——甚至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Anthony S. Fauci）也告诉美国人，他们可以期待享受他们的暑假了。我们曾经认为隔离期是一种有限的例外时间，在我们过于忙碌的生活中，它几乎是一种受欢迎的停顿，让我们能与家人在一起，有时间读书、听音乐、享受做饭的乐趣，因为了解到它很快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处于一些人所说的“打鼹鼠阶段”，这里或那里不断出现群发病例，更不用说在美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出现的爆发性新疫情了。直到现在，我们才被迫接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的新的时代。形势是未知的，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大流行病将走向何方——或者，正如德国病毒学家亨德里克·斯特里克（Hendrik Streeck）直接指出的，“没有第二波或第三波——我们正处于一个永久性的浪潮中”。

但我们仍然过于关注新冠病例的统计数据，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常查看感染者、死亡者和康复者的数量，好像新冠病毒的感染如果得到完全控制，引起我们麻烦的主要原因就会消失，但这种对数字的迷恋会自动让我们忘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更多的人死于癌症、心脏病、污染、饥饿、武装冲突和家庭暴力。相反，人类的生活仍将充满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一种痛苦，并且往往以毫无意义的痛苦结束。

此外，新冠大流行和我们的生态困境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可能会控制住新冠病毒，但是应对全球变暖将要求更加激进的措施。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最近指出，“气候和生态危机无法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内解决”。实际上，我们更需要在全球变暖和污染方面采用为应对新冠危机而制定的全球动员机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或者正如桑伯格引用安徒生童话时所说的那样：“皇帝们是裸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事实证明，我们整个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裸体派对。”

以全球变暖为例，即使是最大的怀疑论者也应该相信：在2020年的前6个月中，西伯利亚持续的热浪导致了野火、巨量的石油泄漏和食树蛾灾害。正如一家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北极圈内的俄罗斯城镇气温异常的高，6月9日俄罗斯涅涅茨自治区（Nizhnyaya Pesha）气温甚至达到30摄氏度。本月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解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对柴油燃料泄露负责，因为解冻使得储罐的支架突然下沉，这导致普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想想那些长期冻结的细菌和病毒，它们等待着随永久冻土的解冻而被重新激活！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各地爆发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对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主张（例如，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命”？）的持续争论，唯一有效的回答是一个流传于美国的非常残酷的网络梗，它描述的是斯大林举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所有人的命都不是命。”这一挑衅的核心事实是，有些事情比“赤裸生命”更重要——这难道不也是那些抗议警察对黑人实施暴力的人的主要诉求吗？黑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的诉求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要求得到作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有尊严的对待，为此他们准备冒很大的风险，有时甚至包括生命危险。这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抗议的原因，即使这会增加感染或传播病毒的风险。

这是否意味着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拒绝国家强加的封锁和自我隔离是对的？因为这些措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将降低到纯粹的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遵守封锁规定时，这表明为了获得存活的机会，我们已经准备放弃一些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否必须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让自己暴露于可能的感染中）才能保持完整的人性？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今天，支持废除封锁政策的主要是新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它的成员认为所有类似的限制措施——从封锁到强制戴口罩——都是对我们自由和尊严的侵蚀。对此，我们应该提出这个关键问题来回应：对普通工人来说，取消封锁和隔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进入不安全的世界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新冠大流行以矛盾的方式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它迫使当局做一些事情，有时几乎指向共产主义：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全面医疗覆盖等。然而，这种意想不到的对共产主义的开放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方面，反向过程正在猛烈地确证自己，企业积累财富并得到国家的救助。新冠资本主义的轮廓正在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是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引用费城作家兼馆长约书亚•西蒙（Joshua Simon）的话来说：

美国城市发生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至少有150起工人罢工（最明显的是亚马逊仓库工人），以及难民拘留场所的绝食抗议。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在应对新冠病毒采取封锁的最初几周，美国亿万富翁群体在短短23天内就增加了2820亿美元的财富。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和封锁措施的执行，人们失去了工作，而庞大的救助资金主要惠及的是最大的公司和已经非常富有的人，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工人群体却被迫继续外出工作谋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显著的不平等现象正在不断加剧。

在西方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主要的新剥削形式表现是——再次援引西蒙的观点——“将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从没有病假的劳动力，到在家使用宽带和笔记本从事线上教学的教师，家庭承担着所有的再生产和生产劳动。”在这些情况中，社会的运转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劳动者自己带着生产工具。亚马逊送货员或优步司机直接用自己的车工作，车里装的汽油、购买的保险和取得的驾驶执照都由他们自己负责。”西蒙回忆起莎拉·梅森（Sarah Mason）在一次反封锁抗议活动中的海报：“社交距离等同于共产主义。”当距离被废除时，我们得到的是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但冒着被感染风险而为公司跑腿。这里的悖论是，新冠经济的两个主要变形——在封锁中居家工作，以及运送食品和包裹等物品——都屈从于资本并意味着额外的剥削。

所以，我们对莎拉·梅森的回答应该是：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交距离。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以让我们能够避免在经济复苏和拯救生命之间作出令人沮丧的选择。

三、现实生活中正在上演什么电影？

我们经常听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大流行病好像是好莱坞反乌托邦电影的一个真实版本。问题是：我们现在在现实中看到的是哪一部？

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几周，我从美国的朋友那里听说，枪店销售存货甚至比药店要快。我试图理解买家的理由：他们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一群被安全隔离在自己储备充足的房子里，拿着枪抵御一群饥饿的、感染了病毒的暴徒，就像电影中关于僵尸袭击的情节那样。人们也可以想象一个不那么混乱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挑选出来的精英层能够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生存，就像灾难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的电影《2012》中所描述的那样。

当我读到以下新闻时，另一幕沿着同样的灾难性路线进入我的思绪：“保留死刑的国家敦促为新冠患者释放库存药物。顶级健康专家签署了一封信，称用于致命注射的急需药物也‘可以挽救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我知道这些药物是用来缓解疼痛的，而不是杀死他们；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了反乌托邦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 Greenf，1973），它发生在一个末日后人口过剩的地球上，在那里，厌恶已退化的身体条件的老年人可以选择“回到上帝的家园”。在一家政府经营的诊所里，他们坐在舒适的座椅上，一边看着原始的自然世界情景，一边慢慢地、毫无痛苦地进入长眠。当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提议，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应该牺牲70岁以上的人的生命时，在《绿色食品》中上演的“安乐死”难道不是一种相当“人道”地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吗？

《绿色食品》，1973年

但是，我们还没到这一步。当新冠病毒开始蔓延时，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噩梦，它会随着春季气候变暖而消失——这时候的现实相当于一场突然袭来的电影（像地震、龙卷风），其功能是让我们感激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里。（这种叙述的一个亚种是：科学家在最后一刻通过发明传染病毒的解药（疫苗）来拯救人类——这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隐秘的希望。）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流行病将伴随我们（至少）一段时间 ，并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另一幕电影场景正在浮现——一个伪装成反乌托邦的乌托邦。让我们回想一下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电影《邮差》（The Postman，1997），它将一场人类浩劫设定在2013年——15年后一场未详细描述的世界末日事件对人类文明造成了巨大影响，并让人类丢失大部分科学技术。故事讲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汉偶然发现了一件旧的美国邮递员的制服，并开始在分散的村庄之间传送邮件，假装代表“恢复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其他人也开始模仿他的时候，逐渐地通过这个游戏，美国的基本机构网络又出现了。世界末日的“零点”之后出现的乌托邦与今天的美国相似，只是精炼了电影中后现代过剩——一个生命的基本价值被充分坚持的温和社会。

所有这些场景都没有捕捉到新冠大流行的真正奇怪之处：它的非末日性质。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彻底毁灭我们世界的大灾变，更不是最初意义上的揭示迄今为止隐藏真理的启示录。是的，我们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但是这种分崩离析的过程是拖沓而看不到尽头的。当感染者和死亡人数上升时，我们的媒体推测我们离“顶峰”还有多远——我们已经到了吗？是在一周还是两周内达到顶峰？我们都急切地追踪和等待这种流行病的顶峰，仿佛这一时刻之后将逐渐恢复正常——但危机只会持续拖沓。也许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发现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我们仍将生活在一个不断受到流行病和生态紊乱威胁的世界里。我们现在正从“大流行病将在炎热的夏季消失”的梦想中醒来，并且没有明确的长期退出策略——唯一的争论是关于如何逐步削弱封锁措施。当大流行病最终消退的时候，我们都会精疲力尽，无力庆祝。

从这种“看不到尽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未来可能情景？4月初，英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日报刊登了以下几行文字，概述了一种选择：

激进改革——扭转过去40年的主流政策方向——需要摆上台面。政府将不得不接受自己在经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们必须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非负债，并寻找确保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的方法。再分配将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老年人和富人的权利被提及。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政策，如基本收入税和财富税，都必须被纳入其中。

这是英国工党宣言的翻版吗？不，这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社论中的一篇文章。按照同样的思路，比尔·盖茨（Bill Gates）呼吁采取一种“全球性方法”来对抗这种疾病，并警告说，如果让新冠肺炎不受阻碍地在发展中国家传播，它将会反弹，并在随后的浪潮中袭击富裕国家：

即使富裕国家在未来几个月成功地减缓了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果其他地方的疫情仍然很严重，那么新冠病毒也可能卷土重来。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再次感染另一个地方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我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有些市场在大流行时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救生用品市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尽管这些预测和建议值得欢迎，但它们都过于谨慎：还需要更激进的举措。在某种基本层面上，我们应该直接绕过利润逻辑，并开始考虑根据社会的生产能力来调动它的资源，以确保它继续运转。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的任务是在市场逻辑之外直接分配它们。医疗保健、全球生态、食品生产和配送、水电供应、互联网和电话连接——这些是优先事项，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选项。

分配资源的任务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动员单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一个主要的问题正在（不限于）法国出现：现在是时候收获春天的蔬菜和水果了，通常数以千计的季节性工人从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来做这项工作。鉴于边境现在已经关闭，谁来做这件事呢？法国已经在寻找志愿者来代替外国工人，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怎么办？如果直接动员是唯一的办法呢？正如阿兰卡·祖潘契（Alenka Zupančič）所言，如果全面团结一致地对这一流行病作出反应，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造成的损害反而将超过这一流行病本身，那么，这难道不是某种严重错误的迹象吗？为什么必须在团结和经济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对这个错误选择的回答应该是：“咖啡还是茶？谢谢，我们都要!”无论我们如何称呼我们迫切需要的新秩序——共产主义（Communism），或借用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的话，“共同免疫”（Co-immunism）——道理都是一样的。

这一现实不会遵循上述任何一个电影剧本的设想。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剧本、新的故事以便就我们该去往何方而为我们提供一种认知构图，一种现实的且也是非灾难性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希望的地平线，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后疫情时代的好莱坞。

四、难做简单的事情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本身和作为其初始的、较低的阶段（货币和国家仍然存在，工人仍然领取工资，等等）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1960年，苏联有一场关于他们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走多远的辩论，结论是：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也不是处于社会主义较低的阶段；因此，他们进一步引入了社会主义较低阶段和较高阶段的区分。今天的新冠大流行是不是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直到大约一个月前，我们的媒体还充斥着关于第二波更强的病毒预计将在秋冬季节到来的警告。随着各地感染人数再次激增，一些人声称这还不是第二波，而只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一波的增强版。

这种分类上的混乱只能证明随着病例在世界各地再次激增，大流行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是我们认真对待一些简单事实的时候了，其中一个就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最近宣布的那样：“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性和国家层面的领导和团结。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战胜这种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的考验。这种病毒在我们的分裂中茁壮成长，但当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就会被挫败。”认真对待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间分裂，还要考虑每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分裂。正如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在《卫报》（Guardian）上写道，“新冠病毒只是揭开了先前掩饰贫困大流行的盖子。新冠病毒来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贫穷、极端不平等和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不断滋长，法律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旨在为强者创造和维持财富，而不是终结贫困”。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不同时遏制贫困大流行，我们就无法遏制病毒大流行。

如何做到这一点，原则上是容易的：我们拥有重建医疗保健的手段和资源，这样可以满足人民在危机时刻的需求。然而，引用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母亲》（The Mother）中 “赞美共产主义”一幕的最后一句话：“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很难。”有许多障碍使我们难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但我想在这里集中讨论一个意识形态的障碍——半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立场、偏见和幻想，它们在（尤其是）危机时刻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理论。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提到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的一系列电影，这些电影围绕着同一个中心主题：布努埃尔称之为“无法解释的且不可能实现的简单的欲望”。在电影《黄金时代》 （L’Age d’Or，1930）中，一对情侣想要得到他们的爱情，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愚蠢的意外事故所阻止；在《犯罪生涯》（The Criminal Life of Archibaldo de laCruz，1955）中，主人公想要完成一件简单的刺杀任务，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在《泯灭天使》（The Exterminating Angel，1962）中，一群有钱人在派对结束后却不能跨过门槛离开派对房间；在《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The DiscreetCharm of the Bourgeoisie，1972）中，两对夫妇想要共进晚餐，但是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总是阻止这个简单愿望的实现；最后，在《朦胧的欲望》（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1977）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矛盾，她通过一系列的伎俩，不断地推迟与她的旧情人的最终团聚时刻。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与之非常相似：我们都知道必须做什么，但奇怪的命运总是阻止我们这样做。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再次上升，新的限制性措施被公之于众，但这一次伴随着暗含的（有时是明确的）限制性条款，即不会回到那种完全封锁的状态了——公共生活继续。这一限制条款呼应了许多人的自发抗议：“我们不能再实施它（完全封锁）了！我们想要正常生活回来！”为什么？封锁是——为了复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停顿的辩证法”——没有辩证法的停顿吗？当我们不得不遵守隔离和检疫规则时，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停顿。在（可能看起来是）停顿的时刻，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拒绝封锁不是拒绝停顿，而是拒绝改变。

忽视这一点无异于一种集体精神错乱。我从反对封锁的呼声中得知一个出乎意料的证据，证实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正常是精神病的一种版本”。今天所要求的恢复正常意味着对真实病毒的精神病式拒斥（foreclosure）——我们继续表现得好像感染并没有真正发生。看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的演讲吧，尽管他知道这种流行病的真实范围，但他的演讲和行为表现得却好像他不知道一样——猛烈抨击“左翼法西斯分子”是当今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等等。但特朗普并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孤例——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尽管感染病例出现新的高峰，但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开放仍在继续。在一个无与伦比的讽刺性转折中，回归正常因此成为最高程度的精神病式姿态，它是集体疯狂的标志。

当然，这并不是流行病对人们心理影响的全部真相。在一个危机的时代，大他者（调节我们相互作用的坚固的象征秩序）同时瓦解，显示出它的低效，并收紧它的控制（用精确的命令轰炸我们，从而支配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精神病患者式的拒斥不是对流行病的唯一的或占主导性的反应。还有一种普遍的强迫症立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享受着为避免感染而采取的保护性仪式 。我们强迫自己洗手，不接触他人甚至自己，清洁家里的每一个表面等等。这就是强迫症患者的行为方式：由于“享乐之物”（Thing-Enjoyment）是被禁止的，他们进行了一个反思转向并开始享受那些与“享乐之物”保持适当距离的措施。或者，正如康诺·麦克马克（Conor McCormack）简明扼要地将流行病的常见反应与临床症状联系起来那样，“忧郁症：没关系，我已经死了。精神分裂症：我没有注意到。妄想症：我知道这会发生。强迫性神经症：如果我们遵守规则，我们都会没事的。歇斯底里症：这里谁说了算？”

由于我们对大流行病影响现实的心理层面的认识非常模糊，对大流行病心理影响的分类工作将变得更加艰巨。黑格尔没有只是说，“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他还说，“我们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当然，我们“从历史中学习”是指对过去的灾难作出反应，并将它们纳入我们为可能更美好的未来而设计的框架中。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完全被吓坏了，他们成立了国际联盟，以防止未来的战争——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紧随其后。我在这里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悲观主义者：每一件忧伤的作品，每一场灾难的象征化都遗漏了一些东西，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灾难的道路。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前方的危险，那也于事无补。以俄狄浦斯神话为例：俄狄浦斯的父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灾难之所以发生却是因为他们试图避免它发生。如果没有预言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就不会有灾难。我们的行为从来不是自明的，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者会有什么后果。黑格尔意识到这一点，他所谓的“和解”（reconciliation）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接受我们活动的悲剧性维度：我们必须谦卑地接受我们行为的后果，即使我们并非有意为之。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不想要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这不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但它确实发生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负有责任。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呢？如果我们西方社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了新的灾难呢？

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将黑格尔的观念论（idealism）应用于流行病的现实。在这里，我们也应该记住拉康的主张：没有幻想的支撑就没有现实本身（there is no reality without a fantasmatic support）。幻想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提供了框架——新冠大流行作为我们社会现实（reality）的一个事实（fact），因此也是幻想与现实的混合体：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病毒的整个框架，是由关于病毒本身的性质、关于其社会影响的原因等不同的幻想支撑的。在新冠大流行几乎使世界陷入停滞的时候，许多人早已死于污染、饥饿和战争，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幻想的维度：我们倾向于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有些人来说，大流行病只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希望了？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暑期学校的一次辩论中）回答我说：“有个让我觉得有点孩子气的观点认为，仅仅因为这场危机是一场‘巨大的’危机（我同意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斗争’都将有可能融合成一场独特的革命运动（只要我们足够大声地喊出‘团结起来！团结！’）。仍然存在一些障碍！人们必须首先生存下来。”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出现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形式！如果说过去几周表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无法遏制新冠大流行。为什么呢？正如托德·麦高恩（Todd McGowan）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内核是牺牲性的——不是立即消耗本该用于再投资的利润，而是永远推迟完全满足状态的到来。在莫扎特（Mozart）歌剧的最后，唐·乔瓦尼（Don Giovanni）以胜利者姿态唱道：“既然我可以自由地花钱，我就想找点乐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反资本主义的格言了——一个资本家花钱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然而，这种牺牲性内核严格来说并不显露，而是隐藏起来了：它牺牲了现在，以便日后获利。随着流行病的暴发，资本主义的牺牲性真相暴露了——我们现在被公开要求牺牲（至少部分）我们的生命，以保持经济运行，我在这里指的是特朗普的一些追随者的要求，即60岁以上的人应该接受死亡，以拯救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当然，从事危险职业的工人（矿工、钢铁工人、捕鲸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更不用说殖民的恐怖了——但现在这种危险直接显现出来，而且不仅仅是对穷人而言的。资本主义能否在这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突然死亡”的转变中幸存下来？我不认为它可以：它破坏了这种无休止的延迟享受的逻辑，而正是这种延迟享受使它能够正常运转。

与资本主义不断努力生产更多、更新和与众不同的物品相对应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用垃圾——从堆积如山的旧汽车和电脑，到美国莫哈维沙漠中著名的“飞机墓地”。在这些不断增长的惰性的、功能失调的“东西”堆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正在休眠。难道我们近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隔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停止了。我们突然看到我们每天使用的建筑物和东西——商店、自助餐厅、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仅仅只是停在那里，关闭着，失去了它们的功能。这难道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悬置（胡塞尔式的暂停使用）吗？这样的时刻应该让我们思考：回到同一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平稳运行状态，真的值得吗？

然而，真正的磨难与其说是封锁和隔离，不如说是正在开始的现在，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重新启动。我已经把大流行病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影响与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杀死比尔 2》（Kill Bill 2，2004）最后一幕中的“五雷摧心掌”（Five Point Palm Exploding Heart Technique）进行了比较。这个动作指涉用指尖五次击打目标身体上的五个不同压力点：目标只要不动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一旦他站起来走五步，他的心脏就会爆炸。这难道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吗？

封锁和隔离状态相对容易维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暂时的，类似于休息；一旦我们从中走出来并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不能回到过去。换句话说，真正困难的时刻现在正在到来。

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2020 现在时》（Present Tense 2020）中，W.J.T. 米切尔（W.J.T. Mitchell）通过科罗诺斯（Chronos）、埃翁（Aion）和凯伊洛斯（Kairos）三位古希腊神话人物的透镜来解读流行病的暂时性。科罗诺斯是无情的线性时间的拟人化，这种时间无情地导致了所有生物的死亡。埃翁是象征循环时间、季节和黄道周期的神，也是永恒回归的神，就像蛇将尾巴衔在口中那样。凯伊洛斯代表威胁和希望的双重方面——在基督教神学中，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是“新生命降临世界”的时刻，就像基督的诞生一样。

像大多数流行病一样，新冠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科罗诺斯或埃翁来解释：一个线性运行事件、一个低谷就像一个糟糕的季节一样，它迟早会扭转。我希望这次大流行病能够遵循凯伊洛斯的逻辑：这场灾难将迫使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开始。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特朗普的意外出现是凯伊洛斯的一个时刻：某种粉碎既定秩序基础的新事物。但我认为，特朗普只是我们社会已经出现问题的一个症状，而我们仍在等待真正的新事物的出现。

如果我们不创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我们的处境将不会只是有点糟，而是会非常糟。同样，我的设想是，大流行病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中，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切，包括作为人类的基本意义——并且我们的行动应该遵循我们的思考。也许今天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颠倒过来：在20世纪，我们曾试图过快地改变世界，而现在是时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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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者为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与孙亮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登于2022年1月第1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感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学研究”授权海螺转载。图源网络，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小编 | 庄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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