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3）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作者

雷蒙·威廉斯

译者

陈荣钢

严格说来，从理论观点看，这并非我们选择的起点。如果我们从「社会存在」（social being）决定「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本来同等重要和本真的问题出发，说不定更可取。

这两个命题不一定相互否定。也不一定彼此矛盾。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命题有它的比喻元素，有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因此在某些方面构成了专门的乃至一时无法接受的其他命题。

不过，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换中，以及在主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已经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我们分析这一命题时，要着重注意关系术语「决定」（determine），它具有语言学和理论上的深刻复杂性。与「决定」（determination）有关的语言，甚至「宿命论」（determinism）的语言都继承自唯心主义尤其是有关世界与人的神学解释。

马克思使用了这个词，它在英文中译作「决定」（德文作「bestimmen」）。马克思反对一种不断强调「人之外」（outside man）存在某种力量的意识形态。他也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世俗版本，即一种「抽象的」决定性意识。

马克思的命题显然否定这种意识形态，并认为决定的源头是人类自身的活动。诚然，特定历史和这个术语的延续性提醒我们，「决定」一词的日常使用存在迥异的意义和内涵，这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十分普遍。

从其神学遗产来看，外部原因的概念完全预测（predict）、预示（prefigure），乃至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后续活动。但是，从社会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有一种「设限」（setting limits）和「施压」（exerting pressures）意义上的「决定」观念。

无论出于特定发展的某种外部力量或内部法则，设限和施压的过程都存在巨大差异。不过，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诸多应用来看，另一种意义——即预示、预测或控制的观念常常被显在或潜在地使用着。

       上层建筑：限定与修正

       Superstructure: Qualification 

       and Amendments

在这个命题中，我们率先需要探讨的是「关系术语」。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其他相关术语。

「上层建筑」最引人注目。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之后可以指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所有活动，因此它在总体性的用法上有了一个集中的意义「区域」。

不过，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后期通信中，以及后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少观点中，「上层建筑」的性质被限定了。

第一种限定涉及「时间的延迟」（delays in time）、难题（complications）和某种间接或相对遥远的关系。

上层建筑最简单的观念至今仍未完全废除。这种观念或多或少意味着对「基础」的直接反映（reflection）、模仿（imitation）或复制（reproduction）。

支持「反映」和「复制」的实证主义观点自然认可这种观念。但在诸多文化活动中没有这种关系，或者说很难不牵强附会，因此对上层建筑的阐释就采用「时间的延迟」，即著名的「滞后」（lags）；（或）阐释为不同的技术难题（technical complications）和间接性（indirectness）。在间接性中，文化领域的某些门类（如哲学）远离原初的经济活动。

这是限定「上层建筑」观念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关，但更根本，因为关系过程本身获得了更多实质性的关照。

这引发了现代意义上「中介」（mediation）概念的再思考。「中介」的概念能动地催生了一种不只是反映和复制的东西，这种东西完全不同。

20世纪下半叶的「同构」（homologous structures）观念意味着，在上层建筑过程和基础实体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但可以通过分析重要结构上的同构或对应关系来找出这种相似。

这和「中介」不同，但属于同一种修正——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不再直接，在操作上也从属于滞后、难题和间接性。

这些限定和修正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普遍接受的「基础」观念同样没有经过细致的探讨。而且我认为，「基础」是理解文化过程现实更重要的、亟待研究的概念。

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命题的诸多用法中，「基础」实际上因口语习惯而被逐渐视为一个对象；或在稍未经加工的例子中，「基础」被视为统一的和停滞的。

「基础」是人类真正的社会存在；「基础」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模式。我们制造和重复着这类命题，但用法迥异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尤其在构成其他所有活动基础的结构关系上。

虽然生产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并加以精确，但在实践中，它既不统一，也不静态。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生产关系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因此，这些「力量」可能发生动态变化。此外，当这些力量被视为真实而具体的人之活动、人之关系时，意味就要比「基础」这个隐喻概念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复杂得多，也矛盾得多。

      基础与生产力

     The Base and 

      The Productive Forces

因此，当我们谈到「基础」时，指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

而且我们不能赋予这个过程一些「固定的」特征，否则这些特征就会转移到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中。多数试图使「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合理化的人，都努力推敲着「上层建筑」的观念。但是，这个命题里的每一个术语都必须置于各自明确的方向上重估。

「决定」必须重新定义为「设限」和「施压」，而不是预示、预测和控制；「上层建筑」必须重新定义为文化实践的范畴，而非被反映的、被复制的、明确依赖的东西。

关键在于，「基础」必须从固定不变的经济或技术抽象观念中抽离出来，回到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些关系包含着基本的矛盾（contradictions）与变化（variations），成为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的特定活动。

潜藏在在日常定义背后的深刻含义值得注意。「基础」的某些概念在20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吸纳了对基础工业（basic industry）强烈却有限的认识。甚至对重工业的强调也扮演了某种文化角色。

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DneproGES），1947年

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让我们再次审视「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的普遍概念。在此，我们必须作出十分关键的区分。

诚然，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他在非常特定和专门化的意义上思考了与那种生产模式相对应的「生产劳动」（productive work）。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用一个生涩的段落谈论道，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工人，那么卖钢琴的人是不是生产工人呢？也许是，因为卖钢琴的人为剩余价值做出了贡献。

至于弹钢琴的人是不是生产工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所以，造钢琴的是「基础」，弹钢琴的是「上层建筑」。

上述观点是一种分析文化活动的方式，偶尔也用来分析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但这是个死胡同。阐释任何理论的关键都要认识到马克思的本意是要借力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

在马克思对模式的分析中，「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的观念必须被赋予专门生产以商品为形式的、对材料的最初劳动意义。但是，该意义退化（degenerate）自核心的「生产力」观念，因此在文化语境中变得非常偏狭了。

简单地提醒一下，一个工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他自己」。他自己就是这种劳动的事实，就是人类的自我创造，就是他们和人类的历史。

当我们现在谈到基础和初级生产力时，我们是否像在这个命题的退化形式（degenerate form）中形成习惯那样，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义上的初级生产；抑或，我们指向了社会本身的初级生产、人类本身的初级生产、以及真实生活中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点非常重要。

只要从更广的意义上理解生产力的意义，我们就能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关于「基础」的整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被诱导，去将某些生产性的社会力量从一开始就解释为派生的上层建筑。

      总体性的使用

      Uses of Totality

然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总体命题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出现了另一种与卢卡奇有关的对于「总体性」（totality）的强调。

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反对「基础」和（作为结果的）「上层建筑」这种分层观念。实践的「总体性」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概念是一致的，但并不一定要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过程。

现在，「总体性」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普遍，而且在许多方面它确实比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更容易被接受。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留意见——「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否定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

如果我们说，社会是由大量的社会实践形成的一个具体的社会整体（social whole）；如果我们给每个实践特定的认识，只要它们以一种很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彼此联系和结合，那么我们既谈论了现实，又从现实中撤离了。我不愿意这么做。事实上，文化理论中一切总体性概念的关键问题是：总体性的概念是否包括意图（intention）的观念。

如果「总体性」只是具体的，只是对同时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实践的认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被完全抽离了。意图和意图的观念恢复了关键问题，至少是关键所在。任何社会都是由那些实践组成的复杂整体，因此任何社会都有具体的组织和结构。

组织和结构的原则与某些社会意图直接关联。我们通过「意图」界定社会。在我们所有的经验中，意图已成为特定阶级的规则。「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人们易于接受「总体性」的粗砺模型，但排除了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

放弃上层建筑将让我们损失重大。因此，我很难将艺术和思想的过程视为总体公式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但是，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许多领域（认同理论、法律、机构等等）构成了马克思原始表述中上层建筑的大部分内容。

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的决定性领域中，一旦看不清上层建筑的因素，也不可能认清现实。这些法律、章程、理论、意识形态必须被看作对特定阶级统治的解释或认可。我们只有把「总体性」的观念与马克思的另一个核心概念——「霸权」结合起来，才能恰当地使用「总体性」。

       霸权的复杂性

      The Complexity of Hegemony

葛兰西强调霸权，并且深刻地阐释了它。

由于「霸权」假定了真正总体「total」的事物存在，这些事物既是从属的，又是上层建筑，就像意识形态的微弱意义深刻地渗透进社会中。

葛兰西认为，霸权构成了被它控制的多数人的常识的事实基础（substance）和局限（limit）。因此，和源自基础与上层建筑范式的任何观念相比，霸权能更清晰地对应社会经验和现实。

如果意识形态只是一套抽象和强加的观念；如果社会、政治、文化的观点、假设和习惯只是具体操纵的结果，或是一种能轻易结束或废除的公开训练的结果，那么实践中的社会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运动和变化。

依我看，深刻渗透进社会意识的霸权观念非常根本。霸权比总体的「总体性」（totality）观念更重要，因为它还强调了「主宰」（domination）的事实。

但我有时听到关于霸权的讨论时，也感觉它作为一个概念，正被带回「上层建筑」的总体性用法里——相对简单、统一和停滞。一旦要讨论真正的社会构成，就必须赋予「霸权」以复杂的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霸权」真实而连续的变化。霸权不是单一的，它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并且一直处在更新（renewed）、重建（recreated）和抵抗（defended）中。

「霸权」的结构会受到持续挑战，并在某些方面被修改（modified）。因此，我提出这样一种模型，以思考霸权的变化和矛盾，思考它的替代性选择及变化过程，而非简单地说「这种霸权」（the hegemony）或「一种霸权」（a hegemony）。

很明显，在一些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所谓「划时代问题」（epochal questions）比「历史问题」（historical questions）自在得多。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更擅长区分划时代的大特征——比起区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不同阶级，或这些阶级的不同时刻，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更擅长「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

真正的历史过程需要更高精准（precision）和精细（delicacy）的分析，而非涉及主要轮廓和特征的、引人注目的划时代分析。

这就是我一直试图运用的理论模式（theoretical model）。无论在哪种社会、哪个阶段，总有一种关于实践、意义和价值的核心系统。事实上，我愿意称它为「协商系统」（corporate system）。在葛兰西那里，「协商」意味着对立于霸权的服从。

总之，我关注核心、有效且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它不仅抽象，而且有机、鲜活。因此，霸权不能只在意见（opinion）和操纵（manipulation）的层面上被理解。它是实践与期待的总和，是关于人类及其世界的本质的普通理解；它是一套意义和价值观，因为它们在实践中相互确认。

因此，霸权构成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感。这种「绝对」（absolute）的感觉是因为，在大多数生活领域中，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很难实现超越经验现实。

但是，除了抽象分析（abstract analysis）的时刻，霸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停滞的系统。相反，如果我们要理解霸权依赖的真实社会过程，我们只能理解有效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我指的是并入（incorporation）的过程。

并入方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教育机构通常是传播有效主导文化的主要机构，而今它是重大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事实上两种活动同时发生。

此外，在哲学层面，在真实的理论层面，在各种实践的历史层面，有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的过程。在有效的主导文化术语中，选择性传统总以「传统」（the tradition）、「重要的过去」（significant past）示人。

但是，选择性（selectivity）始终是重点——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可能领域中，选择某些含义和实践作为重点，忽略和排除某些其他含义和实践的方式。

甚至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含义和实践中的一些被重新解释和歪曲，或者被放入支持或者至少不与有效主导文化中的其他元素相矛盾的形式。

教育过程、在像家庭这样的机构内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培训的过程、实际的观念和工作的组织构成、在智力和理论层面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参与到持续的创造和改造中。

现实取决于这些被经验的力量，它们浸入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种强加的意识形态，或者只属于统治阶级，只是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孤立意义和实践，仅仅占据着我们头脑的表面，那么人们会很乐意地看到，霸权会是一种很容易被颠覆的东西。

问题不仅在于选择、组织和理解我们经验过程的深度，并且这个过程是持续活跃的、时刻调整的。这个过程远不止是过去的、我们可以轻易褪去的干瘪的外壳。

只有一种情况能让霸权的性质符合上述观点，即霸权是比一切抽象的、强加的意识形态更实在和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辨认出能被现有主导文化吸纳和忍受的替代性意义和价值、意见和态度，乃至替代性世界观。

强调上层建筑乃至霸权观念中的不足，就为将自身和霸权撇清关系找到了借口。举例来说，在政治实践中，存在一些真正的并入模式（incorporated modes）。在这些模式中，真正对立的力量永远不变，它们被感觉到并被消除。

无论内部冲突或变化的程度如何，它们实际上并不超出中心的、占主导地位的定义界限。例如，议会政治的实践是真实的，纵然它的内部对抗也是真实的。在任何现实社会中，所有的实践和争论都正确。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无论内部斗争和变化有多激烈，它们都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正如在我看来，「协商」一样可以被恰当地分析，并最终超越定义的限制。

想要完整地表述该问题，还不能忽视那些没有成为现行主导文化一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所谓的现行主导文化的「替代性选择」确实存在，它的对立面也确实存在。

这些另类的、对立的形式本身就是真实历史进程下的变体。在某些社会中，（它们）有可能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一部分，至少有着一些真正的选择——适当的情况下它们自然就是「协商」的一部分。

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表达能力、开放程度等等因素再次取决于非常精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替代性力量和对立性力量都存在的事实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体，并且成为和主导文化本身一样重要的来源。

       剩余文化和新生文化

      Residual Culture  and 

       Emergent Culture

接下来我必须引入进一步区分剩余（residual）形式和新生（emergent）形式，二者都是替代性的、对立的文化。

剩余文化指这样一些经验、意义和价值，即不能依照主导文化的要求证实和表达。在已有的文化与社会构造的剩余物基础上，剩余文化存在并实践着。例如，某些宗教价值明显与主导系统的多数人宗教的意义与价值截然对立。英国文化中有一些源自过去乡村时代的观念，也属于剩余文化。

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剩余文化时常和主导文化保持距离。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剩余文化可能在真实文化活动中并入主导文化，因为剩余文化的某些部分和方面不得不并入主导文化，对那些在过去时代的主要领域发挥主要作用且在现在仍发挥作用的剩余文化组成部分而言尤其如此。

还因为，主导文化不允许过多的实践和经验位于自身控制范围之外，以免祸患。压力客观存在，不过在一些重要的案例中，剩余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侥幸留存。

新生文化指新的意义和价值，指不断被创造的实践、趣味和经验。新生文化是当代实践的一部分，尚未被界定，因此较早地并入了主导文化，可见主导文化对新生文化多么警觉。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主导文化和剩余文化、新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我们只有辨析出已并入的和未并入的剩余文化、已并入的和未并入的新生文化，才能理解它。

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它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人类的实践和经验。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早期阶段可能也是如此。

例如，它有一些愿意放弃的经验领域，准备将其作为私人或艺术生活的领域，而不是特别的社会或国家的事业。即使被故意忽视掉，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政治宽容。

但我确信自「二战」以来已经存在的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劳动的社会性质、传播的社会性质以及决策的社会性质的发展，它逐渐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向经验、实践和意义方面扩展。

因此，判断一种新生实践是替代性的还是对立性的依据，往往只存在于非常狭隘的范围。替代性和对立性的理论区分在于：有人只是寻求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不希望被打扰；另一些人也找到了这种生活方式，但希望按这种方式改造社会。

这通常是个人和小团体解决社会危机的不同之处，都属于政治和最终革命实践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替代性和对立性之间的界线往往很窄。

一种意义或实践可能作为偏差（deviation）容忍下来，但仍被视为另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过，随着主导文化向必要领域扩展，我们可以从支配文化中看到同样的含义和实践，不仅仅是忽视或蔑视它，而是挑战它。

而今，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说，能够充分解释这些实践和意义的来源是至关重要的。从总体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一些剩余文化的意义和实践来源。这些是早期社会形态的结果，其中产生了某些真实的意义和价值。

在随后主导文化特定阶段的缺失中，有一种对于那些过去在现实社会中创造的意义和价值的突破，这些意义和价值似乎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类经验、愿望和成就，而主导文化低估了这些领域的价值，反对这些领域，甚至无法识别这些领域。

但理论上，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是找到一个非形而上学和非主观主义的对于新生文化实践的阐释。并且，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和剩余文化实践的持续过程有关。

       阶级与人类实践

      Classand Human Practice

我们确实有一个来源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阶级复苏了。毫无疑问，这一点仍然非常重要。

当然，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形成过程使任何简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型变得复杂。这也使一些总体的霸形式权变得复杂，尽管葛兰西的所有目的是通过组织来研究和创造无产阶级的霸权，这种霸权能够挑战资产阶级的霸权。

我们有一个新实践的中心来源，即新阶级的出现。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某些其他种类的来源，在文化实践中，其中一些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根据如下命题来辨识它们：没有任何生产模式、主导社会或秩序、主导文化、全面的人类实践、人类能量和人类意图。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强调不仅仅是一个否定的命题，它还让我们能够解释在主导模式之外发生的某些事情。

相反，他们选择的统治模式是事实，因此排除了所有实际和可能的人类实践。当然，人类在主导模式之外或反对主导模式的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是真实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在一个与主导阶级和主导文化存在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的领域。

如果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是明确的，那么许多新的实践将会被达成——如果可能的话，会被吞并，或者被奋力消灭。但是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期，存在着一些没有达成的实践和意义。

从自身有限的特性或其深刻的变形来看，有一些实践和意义无法被主导文化辨识。这些差异能被观察。

例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像当代苏联这样的国家对待作家方面的做法就不同。

1944至1953年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匈牙利作家János Rózsás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学来看，写作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实际上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所以苏联在调查不同形式的实践、不同的含义和价值观念时要敏锐得多。

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如果这种东西没有盈利，或者没有被广泛传播，那么它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忽视——至少在它保持替代性地位的时候被忽视。当它以明确的方式变得对立时，它当然会被接近或攻击。

我是说，相对于任何时候的人类实践，主导模式是有意识的选择和组织。至少在它完全成形的状态下，它是有意识的。但实际上，人类实践的来源总是被忽略或排除。这些，在品质上可能违背了新兴阶级不断发展的、系统阐释的利益。

例如，它们可以对他人的异见、直接的人际关系、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材料和媒体提出新看法。新兴阶级和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不必然是矛盾关系，有时它们可能非常接近，在政治实践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身。但是从文化和理论上看，这些领域可以被视为各不相同。

现在，如果我们回到最常见形式的文化问题——艺术和社会，或者文学和社会有什么关系？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必须首先说，文学和社会之间没有抽象的关系。文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实践。

事实上，直到它和所有其他实践出现，这个社会才完全形成。直到一个社会的每一个实践都被包括在内，它才能完全被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中吸取经验，以使他们遵守非常特殊和独特的法则。

作为实践，它们可能有非常具体的特征，但是它们不能与总体性的社会过程分开。事实上，我因此坚持认为，文学并不局限于在我所描述的任何一个领域中运作。文学只在新生文化领域内运作，它代表着新的感情、意义和价值——当然你不妨说这是一种熟悉的修辞术。

通过抽象的论证，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说服自己，但是当我们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时，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其中包括写作行为、书写与讲演中的话语实践、小说、诗歌、戏剧和理论的形成。除非我们耍花招，选择那些为我们体现了某种意义和价值的文学作品。

文学并不仅仅出现在新兴文化领域——事实上，这一领域倒不太多见。大量的写作属于剩余文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许多英国文学都是如此。

它的一些基本含义和价值属于社会历史悠久阶段的文化成就。这一事实及其所支持的思维习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许多人心目中，「辉煌的文化」和「过去」获得了某种认同。然后，人们就说现在没有文学了，所有的荣耀都结束了。

然而，在任何时期，包括我们自己的时期，大多数写作都是对主导文化的一种贡献。事实上，文学的许多特定品质——它能够体现、制定和执行某些意义和价值，或者以单一的特定方式创造本来只是普遍真理的东西——使它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履行这一有效职能。

当然，除了文学，我们还必须增加视觉艺术和音乐。而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还必须增加强大的电影和广播艺术。但是，总的理论观点应该明确。

如果我们在寻找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将这一实践与其他实践分开，也不能在我们确定了某一特定实践后，将它与某一抽象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起来，构成统一、停滞和反历史的关系。

写作艺术、创作艺术和表演艺术的整个范围都是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有助于形成有效的主导文化，也是这种文化的核心表达。

它们体现了剩余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很多都被并入主导文化，但并不是所有。它们也表达了一些新生的实践和意义，但是当它接触到人们并让人们行动起来时，一些新生的实践和意义就会被并入主导文化。

因此，很显然，在60年代，在一些新兴的表演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伸手改造或寻求改造它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主导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变化没有发生在它的核心，但呈现在它许多清晰的特征中。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文化要保持主导地位，且仍被视作我们许多活动和利益的核心，就必须始终以这种方式改变。

伦敦V & A Museum的展览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Records and Rebels 1966-1970

      作为消费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as Consumption

那么，这种总体性分析对于特定艺术作品的分析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大多数文化理论讨论似乎都指向的问题——发现一种方法，也许甚至是一种方法论，通过它可以理解和描述特定的艺术作品。

我本人不同意这是文化理论的核心用途，但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我看来，令我吃惊的地方在于，几乎所有形式的当代批判理论都是消费理论。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理解一个对象，使其能够被有益地或正确地消费。

消费理论的最早阶段是「品味」（taste）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联系直接体现在隐喻中。

从品味中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感觉」（sensibility）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感觉消费高层次的、富有洞察力的作品，且被认为是阅读的基本实践，而批判性活动则是这种感觉的一种功能。

随后有了更发达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的瑞恰慈（I.A.Richards）和新批判直接研究消费的影响。「艺术作品作为对象」在随后变得更加显而易见。这部作品（通常是「诗歌」）对我产生了什么效果？或者，「它对我有什么影响？」这在后来被放在更广泛的传播研究领域。

很自然，艺术作品作为对象，作为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事实，成为所有这些后来消费理论的核心。尽管这与最重要的、过去的文学观念融合在一起，但是生产实践被忽视了。

深圳大芬村

无论如何，它忽视了生产的真实社会条件，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充其量是附属物。真正的关系总被以为是读者的品味、感觉或训练与这种孤立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多数人开始说的那样，这种对象「是其所是」。

但是艺术作品作为对象的概念具有更大的理论影响。如果你对作为对象的艺术作品进行提问，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包含了生产实践的组成部分。现在碰巧的是，有一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正好与此相符。艺术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的真实活动，你可以研究这个物体来发现这些组成部分。有时你甚至研究了组成部分，然后投射回了物体。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被寻找的关系都是对象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假设，各种心理理论也是如此——原型的形式、集体无意识的形象、或被视为特定艺术作品要素的神话和象征形式。

即使在一些更严格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形式中，这种将作品视为一个对象的基础共识仍然存在。这种程序必须简化为它的组成部分，因为可能会在随后重新组合。

      对象与实践

     Objects and Practices

我们时代有一种导致文化理论危机的矛盾，即将艺术作品视为对象（objects）和将文学作品视为实践（practices）的矛盾。

诚然，会有人立刻指证艺术作品就是对象。过往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同作品都是对象——具体的雕塑、绘画和建筑。当然没错，但这种思维方式不能运用到非单一存在形式的作品中。

仅从「某幅」传世名画的意义上说，《哈姆雷特》、《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呼啸山庄》都不存在，也不存在《第五交响曲》，不存在音乐、舞蹈和表演的所有作品。这是与任何幸存下来的视觉艺术作品相媲美的对象。

然而，将所有这些作品视为对象的习惯仍然存在，因为这是基本理论和实践预设。

但是在文学（尤其是戏剧）、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广泛领域，我们永远拥有的不是对象而是记录（notations）。这些记录必须按照特定的惯例能动地阐释。事实上，在更广泛的领域确实如此。艺术品的创作和接受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能懂的，并且遵循惯例。这些惯例本身是（改变）社会组织和关系的形式，与对象的生产和消费完全不同。

它是一种活动和一种实践。尽管在某些艺术中可能具有单一对象的特征，但它以其可接近的形式，仍然只能通过能动感知和阐释来获得。这使得在戏剧、文学和音乐等艺术中的记录只是一个更广泛真理的特例。

关于分析的实践，这里能够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打破分离对象，然后发现其组成部分的常规过程。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发现实践的性质和它的条件。

通常，这两种程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相似，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我想总结一下这种区别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初级经济和社会实践以及文化实践之间关系的传统的影响。

如果我们假设在文化实践中产生的是一系列对象，我们将像大多数当前形式的社会逻辑批判程序一样，着手发现它们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范围内，这些组成部分将来自我们习惯称之为「基础」的东西。

然后，我们分离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特征是以「组成部分形式」（component form）被辨识出的；或者我们可以问，这些组成部分经历了哪些转换或中介过程。

但我是说，我们不应该寻找产品的组成部分，而应该寻找实践的条件。我们发现自己在研究一个特定的作品或一组作品时常常意识到它们不可简化的个性与本质的共性。

我们应该让自己注意到实践的现实以及实践进行的条件。由此，我可以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以正统批判中的对象——「文本」为例，我们用某些主要特征确认文本，然后将其归入更大的范畴，即「流派」，再去发现特定历史时期「流派」的要素。

现在不需要这样做。（现在），特定作品中不可简化的个别项目，可能会在经验和分析中显示出相似性，这使得我们能够将它们归为集体模式。这些模式绝对不总是流派。它们可能存在于流派内部和流派之间。它们可能是某个时期、某个团体的实践，而不是某个流派、某个阶段的实践。

但是，当我们发现特定实践的性质，以及一个单独项目和一个集体模式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时，我们正在分析作为同一过程的两种形式——它的能动关系及其条件。无论是哪一个方向，这都是能动关系的复杂过程。

当然，这意味着不存在由对象的固定特征所显示的那种内在过程。我们有实践关系的原则。在一个可发现的有意组织中，我们有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和新生文化的假设。

但是，我们努力寻找的是已经被异化为对象的真实实践，以及被异化为组成部分或仅仅是背景的真实实践条件——无论是文学惯例还是社会关系。

作为一个总体命题，这只是一种强调。但在我看来，在实践和理论工作中，在一个能动的、自我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中，这似乎是一个突破点和出发点。

end

本文源自New Left Review I/82, November-December 1973。作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译者陈荣钢。微信版转自公号“中外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学术研讨使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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