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峥 | 鲁迅、胡适多次前往的茶座，就藏在北京的这所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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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兴尧曾撰《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有一段论述深得时人心：“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的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

林峥《公园北京》

中山公园

来今雨轩茶座现状

社稷坛于 1915 年 1 月起正式开放为公园，并冠名以“中央公园”，其后又几易其名。

1928 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北京改为北平，中央公园也更名为“中山公园”。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政权又将名称改回“中央公园”。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公园重新命名为“中山公园”。

中央公园不似三海、景山、颐和园等富有天然的山水或园林景致，它主要不承担观光游赏的功能，而是提供休闲聚会的场所，公园引进的设施基本服务于这一功能。正如邓云乡的定义，中央公园是一个“文化中心”：

中山公园若干年来，与其说它是一个游览的公园，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休息的公园，聚会的公园，喝茶吃饭的公园，或者说它是一个文化中心为好。

茶座是中央公园最富代表性的设施，计有来今雨轩、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柏斯馨等数家，它们风格各异，受众也有别，总体而言以中上层文化人居多。

位于东面的茶座只有来今雨轩一家，它是中央公园乃至民国北京最标志性的茶座。其名化用杜甫《秋述》题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新知旧遇欢聚一堂之意，匾额为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所题，本拟作俱乐部，后改为餐馆。来今雨轩坐落于公园东南隅，是轩敞的五楹大厅，南北有窗，四周有廊，廊前有大铁罩棚，夏天大罩棚前还要搭大芦席天棚，摆户外茶座。茶座格调清幽，前方和右侧遍植牡丹，左面即故宫端门一角，四周环绕着百年古槐。

来今雨轩

茶座的经营管理十分用心，据邓云乡回忆：“不知道公园的经理姓甚名谁，但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管理才能的人，夏天不论生意多么忙，其清洁程度，招待周到，也是第一流的，这且不必说它。最难得的是他家的茶房把主顾们记得一清二楚，多少年不会忘。”

如张恨水曾经是来今雨轩的老主顾，1933 年他离开北京，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归来，回京后第一次去来今雨轩，刚走到廊子上，老远就被一位熟识的老茶房看到，迎上来热情地招呼，顿有宾至如归之感，连在旁的年轻学生邓云乡也深受触动。

来今雨轩的拿手菜有口蘑鸡，还有独创的点心如肉末烧饼、霉干菜包子等，是别处吃不到的。鲁迅曾邀青年作家许钦文到来今雨轩喝茶，点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自己拿了一个，剩下的都推到许钦文面前，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钦文，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

正是由于来今雨轩品位不俗，所以茶客的取位也最高，名流云集。邓云乡曾谈道：

在二三十年代中，来今雨轩的茶客可以说是北京当年最阔气的茶客。外国人有各使馆的公使、参赞、洋行经理、博士、教授，中国人有各部总长、次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茶座吧。来今雨轩茶资最贵，其实茶资贵还在其次，主要是他家的文化层次高，气氛浓，因而一般茶客是很少插足的了。

公园西面，沿着中央大路两旁的老柏树下，分列有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柏斯馨、集士林等数间茶座，谢兴尧曾绘有布局简图。这几家茶座的风格泾渭分明，春明馆偏于传统，长美轩、上林春新旧参半，而柏斯馨、集士林则纯粹摩登化，茶客们可以各取所需。

根据“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附图”重制

春明馆位于最南面，是五大间勾连朝东的屋子，卸了前窗，成为敞轩，正面墙上挂有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来此的茶客也如这副对联，以遗老和旧名士为主。茶馆提供火腿烧饼和清朝特色点心如“山楂红”“豌豆黄”等，还特为消费者预备了象棋和围棋，茶客往往一坐就是半天或一整天，下围棋、鉴赏古董等。

黄节、郭则沄、夏仁虎、傅增湘等人都是春明馆的常客，夏仁虎晚年所作长诗《枝巢九十回忆录》有“推长中山园，日日任游赏。茶团号元老，棋局诮慈善”，即追忆与老友们于春明馆中啜茗围棋、以消永日的情状。其儿媳女作家林海音亦不止一次提及：

公公自宦海退休后，读书、写作自娱，过着潇洒的文学生活。和傅增湘（沅叔）、吴廷燮（向之）、赵椿年（剑秋）、郭则沄（啸麓）、张伯驹（丛碧）等国学界前辈最为友好，酬唱往来，享尽文人的乐趣。多年来的夏日黄昏，他几乎每天和这些好友在中山公园柏树林下的春明馆茶座聚晤，谈谈天，下下棋，入夜各自返家。

谭其骧还曾在春明馆中遇到林损，后者拉其同坐，口语都用文言，满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

中间的长美轩和上林春以中年知识分子居多。长美轩被称作“文化界的休息所”，在附近政府部门任职或大学教书的知识分子下班或下课后，会来此休憩。供应的菜点除了包子、面食以外，还有“黄瓜子”“黑瓜子”等，且以“火腿包子”和“马先生汤”闻名。

鲁迅1924 年 4 月 8 日的日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往中央公园小步，买火腿包子卅枚而归。”一下手即买三十枚，可想见长美轩包子的美味。“马先生汤”系北大教授马叙伦所创，据其夫子自道，这本是他自创手调的“三白汤”，即以菜、笋、豆腐入味，“往在北平，日歇中山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马先生汤”是否真的美味不得而知，而竟至于口耳相传，“十客九饮”，恐怕还在于倾慕它的风雅，由此可知长美轩的文人趣味。上林春兼营中餐馆和咖啡馆，与长美轩情趣相近，其“伊府面”亦是广受中外学者好评的名馔。

最北面的柏斯馨、集士林则“十足洋化”，是时髦人物的大本营。其经营西餐和西式茶点，不卖茶而卖柠檬水、橘子水、“荷兰水”（即汽水）、冰淇凌、啤酒；点心也不是传统的茶食、包子、面条，而是“咖喱角”“火腿面包”“礼拜六”等，充满了异域风情。

柏斯馨、集士林不受北京文化人的青睐，但上海来的“鸳蝴派”作家包天笑却觉得春明馆和长美轩分别是老年人和中年人固持“保守主义”的地盘，来今雨轩的茶客又以“高傲”的学人政客为多，唯有柏斯馨才是“上海来的人，以及东南各地方新来的人，无论男女，如到中央公园来”的必去之处，很可体现南北文人的异趣。

茶座的营业时间很长，从早晨一直到深夜，照邓云乡的说法：“你上午沏一壶茶可以吃到晚上落灯；喝到一半，又到别处去散步，或去吃饭，茶座仍给你保留。”由于茶座多知识分子，便有专门卖报纸的人在茶摊里逡巡，见到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把一叠报纸放到他们面前，喝茶的人翻阅了报纸以后，放一个铜元在报纸上，等卖报人将报纸连铜元一起拿去。除了北京的报纸外，还有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和天津的《益世报》等，读者可以借此省却订阅报纸的钱。

许钦文《来今雨轩》曾记载鲁迅约他在来今雨轩喝茶，许到后，鲁迅先没有说话，而是拿起摆在他面前的报纸翻阅。许钦文认为，鲁迅家里只订阅北京出版的《晨报》和一份晚报，但要多方灵通信息，他常要到中央公园去喝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谢兴尧和邓云乡都曾笑言，应该作一本“中山公园茶座人物志”或“稷园茶肆人物志”。以胡适和鲁迅为例，可管窥民国知识分子出入中央公园的日常。

胡适自归国后应蔡元培之邀至北大任教，先落脚于南池子缎库胡同，1920 年 6 月起迁至北大周边的钟鼓寺十四号。据胡适日记，1920—1924 年间，其频繁出入公园，有一次因病休养，竟感叹：“我有七日不到公园了。”除了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社团集会外，胡适平常亦习惯赴公园，多是傍晚，也有中午，在此约会或邂逅友人，赴长美轩或来今雨轩吃饭、喝茶，兴起时再同去行健会打球，有时甚至夜深才归。胡适最常见的路线是在家—公园、学校—公园之间往返。

缎库胡同距中央公园非常近，从钟鼓寺胡同或北大至公园也是步行可及的距离，若乘人力车则更为便捷，只需穿过北池子、南池子一路南行，再向西拐走东长安街，即可到达。考察胡适在公园中的社交动态，几乎可以勾勒一幅民国知识人的关系网络。

随手列举一些胡适日记中于公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名，譬如蒋梦麟、陶孟和、任鸿隽、丁文江、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钱玄同、李大钊、马寅初、吴虞、高梦旦、沈兼士、张君劢、马裕藻、马叙伦、颜任光、杨景苏、梁和钧、朱经农等。茶座的妙处在于除了预定的约会外，还可与友人不期而遇，增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谢兴尧对此曾有论述：

在公园里会人，似乎讲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会他，而事实上又非会他不可，这只好留为公园里会的人了。大家在公园无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会他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这是公园茶座最大的效用。

当然，在公园约会也不免有意外，因茶座人太多而失之交臂。一次胡适与李大钊约在公园见面，“公园游人多极了，守常来寻我。竟寻不着。我等到十点，才回来”，亦从某种侧面反映了中央公园高朋满座的盛况。

鲁迅在与周作人同居于八道湾老宅时，即常与周作人或友人同赴公园饮茗，有时还顺道游赏故宫诸殿。1924 年春，鲁迅因兄弟失和，迁至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号。从 1923 年 10 月起，鲁迅除了北大之外，还兼任女师大讲师。因此，查鲁迅日记，1924—1926 年间，鲁迅每周五上午在女师大讲课，下午在北大讲课，通常在课程结束之后独自去公园饮茗、用餐、阅报。如许钦文所言：

他在讲课和给学生解答问题以后，需要静静地休息一下，是个较大的原因。而且他办公的机关就在从西长安街过去，西单牌楼附近的地方，休息一下以后，还得到那里去办些公事。

一次课后，鲁迅约旁听的许钦文同往中央公园喝茶，从许钦文的记载，可以绘出鲁迅日常出行的路线。鲁迅从沙滩第一院出来后，乘人力车沿北池子、南池子大街南行到头，右转进入东长安街，穿过天安门，即可达中央公园。待二人走出公园时，鲁迅“坐车子向西，不知道先到机关里去办点公事，还是直接回阜内西三条的新居去”。出公园门沿西长安街一路西行，到西单牌楼附近，便是教育部和女师大。再从教育部沿西单北大街向北，至西四牌楼左转，沿阜成门大街西行，就可以回到阜内西三条。因此，从北大下课后，到中央公园休息一下，去教育部办公，再回家，是一条非常顺的路线。至 1926 年 7—8 月间鲁迅离京前夕，一个多月时间，基本每天下午都从家前往公园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德文版《小约翰》。

从胡适、鲁迅的个案反映，中央公园的茶座提供了知识分子议政、论学、休憩、写作的空间。公园茶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特渊源，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士大夫的园林美学传统。而公园茶座之所以会蔚然成风，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国北京的文化特质孕育了新兴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自“五四运动”滥觞，北京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各类新式的高等学府、图书馆、出版社、报纸期刊、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伴随现代教育体系和出版产业的逐步完善，一批依托于高等院校与现代传媒的新式文化精英开始生成，这种以都市为中心的职业分工与文化网络，使他们有别于依附乡土和血缘的传统士绅阶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摘自林峥《公园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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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北京

 林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

“在我看来，公园可以作为近代北京的隐喻。北京市民对于公园的态度，与西方旅行者形成强烈对比，在后者眼中，皇家禁地向公众开放，有损其神圣性和神秘感。尤其是在园内风景名胜处设置茶座、餐厅，本是民国北京公园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创举，却遭到西人激烈的批评或嘲讽，认为实用性的现代设施破坏了园林本来的美感。民国人和西方人对于以公园为代表的历史遗产的不同理解，体现了对于北京的两种想象方式：是将其看作活的城市，还是死的帝都？”

本文摘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峥老师的著作《公园北京》，由微信公众号“博雅好书”摘录发表。感谢公众号“博雅好书”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苏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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