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丨郭冰茹：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新人”的炼成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对每个人的意义都非比寻常。中国社会结束了常年战争和动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时走入新社会，步入新生活。国家制定的建设目标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需要每个人重新调整自己，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一革“旧”换“新”的过程中，“生产劳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较于早已进入革命队伍，经历过革命熔炉淬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更需要经过生产劳动的再确认而成为“劳动人民”；相较于男性家国同构的性别角色，女性一度“主内”的性别认同则需要经过生产劳动的性别重塑而成为“劳动妇女”。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劳动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就不仅仅是外在的身体形象，而是内化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

 一 

“劳动”是无产阶级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该理论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建构其阶级主体性提供了思想资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结合具体的革命实践，发展了这一认识，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将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纳入整体经济运行体系中，使“劳动人民”成为“无产阶级”概念的有效补充。新中国的建立进一步将生产劳动视为个体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自主，从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主体性的主要方式，“劳动”因此被赋予了充分的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内涵。落后农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经由劳动转变成劳动者，家庭妇女经由劳动转变成劳动妇女，既已说明劳动在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解放区文艺建构了“劳动”与“新人”的关系。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用“新的人物”这一概念介绍解放区文艺的成就，并且将其与“劳动生产”相关联。周扬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并充分肯定了以“劳动生产”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以及小秧歌剧《兄妹开荒》《动员起来》等。在这个阶段，“新的人物”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劳动让“新的人物”成为文艺和生活的主人公。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当代中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就是“人的变化”。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说：“人们对待劳动、公共财产、友谊、爱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态度。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身上，可以看出新的社会主义个性的形成的过程。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灵魂改造的过程。而我们的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生活的斗争和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周扬在“劳动”“新的社会主义个性”和文学艺术“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当解放区文艺中形成的“劳动”与“新人”的关系理论融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时，“劳动”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新人”也具象化为具有“社会主义个性”的“新人”。如果说彼时的“劳动”是确立阶级身份的途径，那么此时的“劳动”则是完成精神塑造的过程，通过劳动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的个性”的“新人”。在“劳动”和“新人”之间，“社会主义”成为核心概念，而如何写出“新人”的“社会主义个性”就不仅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

如何理解能够带来新生活、新思想的“劳动”，以及经由劳动而确立起来的“新人”形象呢？草明在短篇小说《新夫妇》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丈夫对妻子说：“共产党里能干的女人才多呢！你听：火磨的经理是个女的，松花江商场的经理也是个女的，工作队有女队长，咱们职工会的王秘书才好呢，她很有学问，跟咱们像一家人一样。”妻子因此也身体力行，“邮政局展开家属大生产的时候，刘兰秀第一个响应报名。‘三八’国际妇女节那一天，她拟订了生产计划，还向王大娘、陈大嫂挑战呢”。显然，能够塑造“新人”的劳动并非自给自足的家庭劳动，更不是烹煮洒扫的家务劳动，而是能创造社会财富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只有投身生产劳动，被集体和他人认可，才能成为获得新思想的“新人”。正如《新夫妇》文末的点题：“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对新的人——这‘新’的意义不仅在于甜蜜的新婚生活，重要的是他俩正张开两臂，带着新的认识、新的感觉和思想飞向新的世界。”

草明（1913 - 2002）

新的认识、感觉和思想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生产劳动对“新人”的塑造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包含衣食住行的外在形式，二是体现理想信仰的精神追求。在这个由外及内的变化过程中，衣着服饰无疑是最显著的风向标。

1955年4月号的《美术》杂志集中刊载了一批女装设计图，展示的是该年度服装改革运动中的部分成果。服装改革运动由官方主导，主办者希望借此能为走入新中国的广大女性设计出经济、方便、朴实的日常服饰。相较于民国时期的通行女装——旗袍，这些新款裙装采纳了一些旗袍的元素，比如中式领、盘花扣以及连身设计，但在整体版型的处理方面却做出了较大的改动。比如，降低了立领的高度，放宽了腰、臀和背部的尺寸，裙子下摆采用A字形，或是加上倒褶，也有仅在裙边开个小衩的。这样的改动不仅为了美观得体，更是为了方便身体活动。日常女装这种设计上的变化，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女性应该从社会生活的消费者转变成生产劳动的参与者。换言之，不管是“新女性”“知识女性”还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都应该成为新社会中的“劳动妇女”。

事实上，早在服装改革运动推行之前，《人民画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报纸杂志已经为“新人”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指南。创刊于1946年的《人民画报》，作为新中国第一本面向世界的摄影画报，其封面照片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是在塑造中国形象，也是在告诉国人什么才是“新人”的标准成像方式。镜头下，农民在播种、晒谷、采棉花；工人在采煤、炼钢、搭建脚手架；士兵在站岗、操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衬托着他们健壮的身体和专注的神情。脸上的笑容和充满活力的精气神儿更加展现出劳动者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后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时的精神面貌。《中国妇女》创刊于1939年的延安，它取代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女性杂志，将解放区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以及妇女工作的经验成果推向全国。留着齐耳短发或者编两条麻花辫、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身着工作服的劳动妇女代替了烫着时髦卷发、浓妆艳抹、身材袅娜、穿着时装旗袍的社交名媛和电影明星成为封面女郎。相应地，播种、灌溉、收割、开车、架电线、操作机床等生产劳动也取代了女性杂志曾经为太太小姐们塑造的日常生活，比如阅读、听戏、郊游、服侍丈夫、教养子女等。劳动场景置换了家庭空间、生产劳动取代了消费休闲，这种移装易景直接将女性的“内”向型角色置换为社会生活中与男性平等参与生产劳动的“外”向型角色，而劳动既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目的，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手段。这些主流杂志明确地告诉进入新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劳动，争做各条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劳动能手和劳动模范是成为一个“新人”的必由之路，由此，劳动不仅是想象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体获得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或许正是由于身份认同的需要，服装改革运动中那些保留了旗袍元素，更具美感和装饰性的裙装没能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青睐，人们仍然觉得人民装和列宁装这样的“干部服”是公共空间中的不二之选。即便是那些服装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急于推进服装多样化的艺术家，也不敢贸然批评人们追逐干部服的热情。更何况当时也有评论认为，不应该要求年轻人放弃干部服，因为干部服体现出年轻人积极工作、要求进步的精神面貌。换言之，干部服不仅是方便劳动的日常衣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早已被赋予了革命、进步、平等、独立等政治含义。当年张爱玲应邀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柯灵回忆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这样的“绚烂归于平淡”在一片蓝布灰布的中山装中间，仍然有些扎眼。显然，衣装透露出来的信息不仅关乎美、时尚，更与价值观念和身份建构相关。

《上海的早晨》中有不少笔墨写人物的衣着，资本家徐义德“平时很少穿人民装的，只有出席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要见首长才穿上。就在那个辰光，他的汽车上也还准备好一套簇新的漂亮的西装和化妆用品，散了会以后，或者是临时要到啥地方去，好马上又穿起那身漂亮的西装”。在去政府交坦白书和“五反”工作队驻厂期间，他穿的也是人民装。徐义德的儿子徐守仁也穿人民装，那是在他周末参加完义务劳动，回到家洗过澡以后换上的。徐守仁出场时是个游手好闲、贪图享乐、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后因盗窃入狱进行劳动改造，出狱后却像变了一个人，“大学里的功课不错，许多集体活动他都参加，回到家里来也不像过去那样到处乱跑了。今天又参加了义务劳动，懂得要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文本中的换装不仅是对生活方式的调整，更是对不同价值观念的认知。如果说徐义德临时性的换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新思想的迎合，那么徐守仁的换装则是经由具体的劳动实践而产生的对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

思想观念与衣装打扮的对应关系在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虽然主人公“我”在经历了情感上的痛苦挣扎后终于明白“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打扮上，而在灵魂里”，但文本的叙述却显然背道而驰。“剪着发，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得发白了”的妻子是工地会计，代表了勤奋好学、朴实无华、克己节俭和实事求是；艺术学院毕业的雕塑师加西亚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冬天“戴一顶哥萨克式羊皮帽”，则象征着华而不实、放纵不羁和贪图享乐。《在悬崖上》表面上看是一个“恋爱故事”，是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但叙事人的主旨却是一个想要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知识分子对立场和价值观的选择。因为当“我”和妻子相濡以沫时，建筑设计图上体现出的是实用、大方的风格；而当“我”爱上加西亚，开始欣赏她的衣服和身材时，设计风格也随之变得雕琢和豪华。在195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朴实无华、简约实用才是时代主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期待，于是，“我”终于在妻子和领导的批评帮助下幡然悔悟，回到了妻子身边，也回归了从前质朴大方的设计风格中。

借助生产劳动确立起来的价值取向，其外在形式不仅反映在衣装上，也表现在身形举止上，尤其是女性。“铁姑娘”可以看作是1960年代广大劳动妇女学习的榜样，韩少功描述当时的“铁姑娘”是“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铁锹生气勃勃”，进而对这一形象做出解释，“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康，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劳动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铁姑娘”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象有些极端，但朴实、健康、强壮却无疑是那个时期最为时尚的美学特征，而其所携带的顽强坚定、不怕牺牲等符号信息也成为时代价值观的一种标志。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李小江曾这样描述她的成长经历：“我读所有能找到的伟人的传记，学习像男人一样磨炼意志，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折磨自己。狂风中，我偏偏去站风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三伏天曝晒，三九天游泳。下乡以后也是这样。尽管我过去没有干过任何活儿（甚至没干过家务活儿），却偏偏要和男社员一起干最重的体力活儿。担稻捆上垛，摇耧种麦，村子里沿袭了千年的所有那些‘女性的禁忌’，几乎都被我破了。冰天雪地里挑上150斤的水桶，无数次滑倒，无数次从山坡上连人带桶滚下来，衣服湿透了，肩膀早已磨烂了，可我几乎没有因此流过一滴泪。我在向命运挑战，向性别挑战。许多男同学难以顶下来的艰难困苦，我却顶住了。”李小江和“铁姑娘”这样以体力劳动磨砺意志的女性的奋斗故事，将妇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平等”观念进一步具象化，并且最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自我认同和性别认同。

身体虽然是属于每个个体的，但它具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所以布莱恩·特纳说：“身体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和现象学的问题，也是有关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争论的理论定位。”1950年代对生产劳动的倡导锻造出“新人”强壮的身体，同时列宁装、人民装对旗袍和西装的置换也成为“新人”确认自身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最直观的标志，并由此确立起新的时尚潮流、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

 二 

照片、画报等影像作品直接反映出生产劳动对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体型塑，而文学作品中关于“新人”形象的刻画则进一步呈现了生产劳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改造。借助对生产劳动的理解、书写和阐发，当代文学塑造出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都是工作和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也都是经过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衡量过的模范，是当代文学继革命者之后塑造出来的“新的人物”。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三里湾》中的王玉生等。他们在集体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起到了带头作用，同时他们也大公无私，时刻把互助组、工厂车间放在第一位，只讲付出，不问回报。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正是经由生产劳动确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要求。

在195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公”意味着集体利益、忘我劳动和自我牺牲，而“私”则可以引申为家庭利益、个人情感或私生活。通过把主人公放置在公与私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去考察，社会主义“新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形象得以确认。换言之，因为要参与生产劳动，才会出现“公”与“私”的矛盾。而“新人”正是这些在矛盾冲突中炼成的。

在各种“新人”的成长故事中，他们会首先遭遇来自家庭的内部危机。“家庭”是个人栖息和依附的基本单位，是“私”领域的空间表达。当“新人”选择放弃个人利益时，受到直接损害的便是家庭利益。《创业史》中，梁生宝在任何时候都把互助组放在第一位，小说写他小心翼翼地揣着互助组的钱去买优质稻种，一路上风餐露宿、精打细算，回来之后却把优质稻种大都分给了别人，给本就紧张的父子关系火上浇油，可他也只能一直顶着老父亲的讥讽和火暴脾气，用互助组的成功换回老汉对他的理解。不只梁生宝，活跃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王玉生、刘雨生、李月辉、李少祥等，也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中凸显自己的“新人”形象的。正如冯牧的评价，在这些“新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成长和发展。”

《创业史》

柳青/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

不过，当人们需要舍弃小家，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劳动时，化解家庭矛盾更有效的方式不是教育落后的家人，而是直接调整家庭的功能和作用。由于女性传统的主“内”角色，改造家庭的任务便由女性承担起来。通过书写生产劳动带给妻子的变化，家庭的“私”空间也成为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公”领域，这种由“私”向“公”的转化明确地反映在家庭对妻子的定位上。茹志鹃的《春暖花开》写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静兰，每天从早忙到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直到她在丈夫的帮助下改装了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车间里的劳动能手，才缓解了家庭危机；草明的《“姑奶奶”》写一个在家好吃懒做的妻子因为成了优秀的接线工，不仅赢得了同事的好评，同时也收获了丈夫的尊重和认可。这样的处理都说明妻子在家庭中的定位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贤内助，而是和丈夫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仅如此，草明的多部短篇小说，比如《迎春曲》《诞生》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除夕夜，让夫妻俩双双放弃这个阖家团圆、共享天伦的传统节日，奋战在生产建设的第一线，以此来迎接一个更有意义的新年。女性主“内”角色的淡化以及对家庭私场景的改写和置换都说明生产劳动不仅改变了女性获得身份认同的途径，也改变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它不再是一家一户柴米油盐的世俗烟火，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小单元和有机组成。

相对于家庭生活，个人的情感经历是更为私人化的体验，“新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呢？《山乡巨变》中下乡干部邓秀梅劝导坠入爱河的农村姑娘盛淑君时说：“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湮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地把它围起来，就不会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邓秀梅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个人感情的，她在给丈夫的家书中只谈工作，不谈爱情。梁生宝则更为严苛，在夜晚静悄悄的路口，面对热情坦率、前来表白的改霞，他表现出极大的自我克制，因为“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

将爱欲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对立面，延续的是“抗战文艺”或“解放区文艺”中革命叙事对爱情的处理方式。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具体语境中，“革命”与“情爱”作为代表自由、独立、进步、解放和人的主体性的话语方式，在“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中相互融合，共同指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然而，随着思想启蒙中的“个人”逐渐被社会救亡中的“阶级”“民族”和“国家”所取代；革命目标中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升华为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时，个人的情感表达便与革命的纪律性要求和集体主义精神不再兼容。尤其当革命被纯粹化为政治信仰和理想主义激情时，与个人欲望相关的饮食男女失去了表达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场革命，它同样要求建设者们具备舍弃“小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因而“农业题材”“工业题材”这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长篇小说在塑造“新人”时与“革命历史题材”对英雄的塑造使用了相同的讲述逻辑和叙事成规，“新人”只有家国情怀而无儿女情长。

不过，由于爱情与人的主体性建构有关，“新人”的成长也可以通过对爱情的改造来实现，让爱情成为“新人”炼成的建设性力量，这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对个人情感的升华上。草明的短篇小说《爱情》写青年司机刘得胜在与女友确立恋爱关系之后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女友心里则充满了兴奋，“她的心上人就是去参加这一英雄事业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叫她感到光荣和幸福的呢”，在得知刘得胜负伤但仍坚守阵地的消息后，女友更是表达出由衷的自豪。显然，这篇题为《爱情》的小说与其说是写爱情，不如说是在写爱情观。草明的另一部短篇小说《婚事》，写姑娘选择在五一劳动节答应媒人的提亲，因为对方在工作中积极进取，实现了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并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不过文本更想突出的是，获得个人爱情的标准并非劳动模范的称号本身，而是要成为“大伙喜爱的英雄”。不难看出，这种将一己之爱升华为颂扬劳动和奉献的处理方式，已然去除了爱情本身的私人性，并因其符合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要求而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然，如果只是像徐守仁在《上海的早晨》中那样参加义务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者在家庭利益、个人情感这类涉及“私”生活和“公”领域的矛盾中选择了“公”而忘“私”，也只是具备了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潜质，因为“新人”还需要具备新的思想和新的认识。

这种新的思想首先表现在新人的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上。《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是共产党员，又是县里下派到乡上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干部，这一身份决定了她具有先在的、优于一般乡村干部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所以她能在村里组织积极分子成立宣传队，也能自己走家串户，帮村民分析形势，疏导思想，解决后顾之忧。《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能通过生活中的举手投足、工作中的大事小情提炼出政策的宏大意义。严家炎在分析梁生宝的形象塑造时曾对此提出质疑：“作品写他通过生活里某些具体事情，自己形成了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针、路线、政策的想法。这些想法，如果都是梁生宝过去听到的党的指示教育或者会议领导同志的谈话，当然就完全合情合理；但作品的实际描写并非这样，它们大多是梁生宝自己的体会：有些是他独立地得出来的，有些则是借领导同志的谈话来印证自己的体会。……这类道理要从生活中直接领悟出来，显然并不是不需要一定的思想水平的。一些同志认为，梁生宝既然经过整党教育，就不难‘自然’地想到这些道理，这未免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思想的得来看得过于容易了一点。”这样的批评从人物的形象塑造上看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柳青赋予梁生宝与生俱来的政治素养恰恰反映出“新人”形象所承担的宣传功能和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象征意义。

此外，这种新的认识也反映在新人对“公”的理解上。茹志鹃的《妯娌》《里程》和《静静的产院》分别从三个层面解释了“公”的内涵。《妯娌》中的妯娌俩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吃苦耐劳的共青团员，但是只有在登记捐助救灾时能毫不犹豫倾尽所有的二儿媳红英，才是更能体现“公”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里程》中的王三娘在女儿的教育下已经确确实实地关心集体事业了，但是只有她主动自觉地组织起支援队，不是帮女儿领导的蔬菜大队采摘头次上市的黄瓜，而是帮遭受暴雨灾害的小麦大队抢收麦子，才“真正上了大路”，真正有了一颗“公”心；《静静的产院》里，“公”与“私”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利益分配，延伸为一种生活态度，谭婶婶曾是宣传新法接生的积极分子，并且一手创办了公社产院，但是只有当她意识到生活是在迅速地变化着的，必须改变思想观念中保守惰性的部分，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成为不被新生活抛下的“新人”。

由是，“新人”在生产劳动中形成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和新认识，并借助改造家庭和升华个人情感，将原本属于“私”利“私”情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公”场域的建设性力量。不仅如此，通过主动将生产劳动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新人”将个体成功地融入时代的大潮中，成为毫无“私”念的“公”家人。

 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列举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特征，比如劳动成为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成为自由的生命活动；成为个人价值和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成为个人交往和共同体参与的途径，等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马克思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称为“富有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将“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的人。当代文学中众多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正是将生产劳动作为生活需要的“富有的人”。这是因为：

首先，生产劳动让“新人”实现了个人价值。《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从小跟母亲讨饭到了蛤蟆滩，是个苦出身的外来户。他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筹建互助组，有效地组织生产劳动，不仅实现了创家立业的个人理想，也在蛤蟆滩树立起个人威信，成为一个改造蛤蟆滩的人，从而实现了个人价值。丁玲笔下的杜晚香本可以靠着丈夫的工资安安闲闲地过舒服日子，却总也闲不住。她主动打扫公共卫生，帮邻里捎油买面，组织家属参加麦收……勤勤恳恳地做着身边的每一件小事。杜晚香“在充满愉快的劳动中，没有疲劳的感觉，没有饥饿的感觉。大家休息了，她不休息，大家吃饭，她也不停下手脚。在场院参加劳动的工人、家属的工资，有计时的、有计件的，而她的工资，是既不计时，又不计件。全场院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这个个儿不高、身子不壮、沉静地、总是微笑着的小女子，奇怪她为什么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奇怪在她长得平平常常的脸上总有那么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去注意的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这种不计得失的劳动终于让杜晚香从一个支边家属成长为农垦区的标兵，实现了她的个人价值。

其次，生产劳动改变了个人参与社会的方式，让“新人”获得自我发展的空间。新人参加集体劳动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关系。集体劳动将他们与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的劳动者纳入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逐渐形成了与血缘或姻亲无关的独立的社交圈，这些社交圈将个体与更广大的社会空间相连，有助于丰富个体的阅历，发展个体的潜能，从而为自己赢得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服气梁生宝，就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党’可以把一个庄稼人小伙子变得这样强大”，而他自己却是“窝囊受气了一辈子”。对于由“家庭妇女”变身“劳动妇女”的年轻女性而言，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显著。一起劳动，上识字班、开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经历让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结成了新的共同体。她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就很容易达成共识，相互扶助，维护自身权利。就像《创业史》中的秀兰和改霞，《三里湾》中的王玉梅和范灵芝。在许多关于农村女性参与合作化运动的访谈中，她们都会提到和同龄人一起唱歌、说笑聊天、上识字班以及在遭到家长责备时结成联盟的情形。对每一个进入集体的“新人”而言，与靠姻亲、血缘联结起来的家庭空间相比，互助组、识字班、工厂车间这些公共空间显然更自由，更容易实现自我发展。

最后，作为副产品，生产劳动调整了家庭中的权力结构，让“新人”获得了家庭中的话事权。“新人”所参与的集体劳动将他们抽离出家庭空间，这必然涉及对父子、夫妻和婆媳关系的改写。《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整日忙公家事务，把自家事儿和世俗人情抛一边，造成父子间的矛盾与隔阂，但梁生宝在集体劳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威信让受了一辈子窝囊气的梁三老汉在乡亲中挺直了腰杆儿，父亲从心底里服了气，自然不会再干涉儿子；《李双双小传》中那个平日忙家务，少出工，被喜旺呼来喝去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在负责公社食堂，并想方设法改善饭菜质量之后也变成了“李双双”或“双双嫂子”，李双双在外有了名字，对内也就有了家庭中的决定权；《传家宝》中的金桂家里家外一把手，让婆婆十分不快。在她认真地跟婆婆算了合作社里的欠款和分红，互助组里的工分和伙食，往年的工资结算，村公所、集上的往来票据和几笔差务账之后，婆婆终于认了输，彻底放弃了家庭领导权，而“女劳动英雄”金桂通过“算账”正式取代了婆婆，成为当仁不让的当家人。在农业集体化的语境中，家庭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新人”通过集体劳动中学到的知识、取得的成绩，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获得了自我发展，也有效地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当然，劳动毕竟要消耗体力，集体劳动还会挤压个体自由时间。恩格斯在解释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而是说“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换言之，快乐的、作为需要的劳动是有条件的。对此，马克思也有明确的阐释，他说“（真正自由的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劳动应该作为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具有自主性，而没有自由的劳动就谈不上成为需要的快乐的劳动，反而会使劳动成为一种负担。

1950年代所推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将一家一户的生产劳动组织进以互助组、合作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中。组织化的劳动形态将个体劳动者安放在具体的劳动岗位上，劳动任务和劳动时间不再由个体决定。缺乏自主性的集中劳动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矛盾，一是必要劳动时间与个人自由时间的矛盾，二是规定劳动与自主劳动之间的矛盾。

在集体劳动中，劳动者的个人时间被明确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个人自由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就不再需要劳动了。集中劳动限制了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大量用于维系日常生活的劳动只能在个人自由时间里进行，这就增加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娱乐休闲。《创业史》开场写梁三老汉在天亮以前就沿着县城公路拾了满满一筐牲口粪，之后又晾晒互助组锄草时捡回来的稻根。在社会分工中，服务社会的劳动才有价值，服务自己的劳动往往被忽略，被视为无用劳动。拾粪和晒稻根当然不属于互助组的集体劳动，但这些“无用劳动”同样消耗体力、花费时间。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的挤压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劳动妇女”身上。在“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变身“劳动妇女”之后，丈夫并没有分担部分家务劳动，农民们依然要在家里洗衣吃饭照顾孩子，《创业史》中的改霞就对自己“庄稼院里的媳妇”有着清醒的认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显然，做饭、喂孩子、洗衣服、织补等这些“无用劳动”被必要劳动时间切割后，只能挤走她们个人的自由时间。因而，对广大的农村劳动妇女而言，“妇女解放，扁担上肩”的疲惫与集体劳动中唱歌聊天的欢快一起构成了她们颇为复杂的情感记忆。

在集体劳动中，劳动者需要服从劳动分工，接受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中那些不愿加入互助组、不愿走集体化道路的单干户实际上也是不愿让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的自主权。邓秀梅走家串户的政策宣传、梁生宝身先士卒的忘我劳动和互助组的试点成功的确让单干户们打消了顾虑，纷纷入组，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定劳动和自主劳动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对这一矛盾有着清晰的呈现。杨小四给两个落后队员出的大字报“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针对的就是她们在规定劳动中的偷奸耍滑，而之后设计对付她们，利用的也是她们自主劳动时才会出现的积极性。在彼时的具体语境中，参加集体劳动不仅是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更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否革命、是否进步的标准。反之，逃避集体劳动则是落后的，需要承受巨大舆论压力的。小说结尾，“小腿疼”在群众“你要造反”“干脆送法院”的呼声中认错受罚，但如何处理规定劳动与自主劳动之间的矛盾只能留给历史。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是一个关涉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历史性范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将个人组织进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的社会生产中，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对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劳动型塑了“新人”的身体和思想，参加集体劳动帮助“新人”实现了个人价值，拓宽自我发展的空间，但服务于政策宣传的“新人”形象也悬置了集中劳动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被纯粹化为革命愿景、被浪漫化为理想主义情怀的年代，生产劳动对“新人”形象的建构丰富了我们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写实与想象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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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丨徐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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