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柔柔 | 流放者的悖论——20世纪50-70年代英国左翼的奥威尔批评

流放者的悖论——20世纪50-70年代英国左翼的奥威尔批评

文 | 赵柔柔

摘要：冷战的开启，无疑使得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世界影响的小说之一。回到20世纪50年代《一九八四》出版之初伊萨克·多伊彻、詹姆斯·沃尔什等左翼批评家对它的困惑与批评，继而梳理7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与特里·伊格尔顿在与前者对话基础上提出的、以文化研究为视角的反思，可以丰富、加深对于奥威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讨论。

关键词：奥威尔形象；《一九八四》；流放者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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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般的怪物：冷战与奥威尔现象

正如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写于1954年的著名批评文章《“1984”——残暴的神秘》开篇所说，这个时代里很少有小说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般流行和对政治产生影响。1这种影响显然并未停止于50年代，而是一直绵延至今，其想象细节一次次作为寓言/预言在不同语境中回响。无疑，冷战的开启是促成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它给予了奥威尔始料未及的声誉——他写于30年代的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影响力甚至远不及其同时期的纪实与评论作品，而40年代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却获得了极为庞大多元的读者群。同时，冷战也将奥威尔及其创作缩减为一种单一的政治立场或文化符码，赋予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功用。《一九八四》的影响力并不来自文学上的成就，它感情色彩鲜明、清晰简白的写法恰恰迎合了冷战所创造的需求：“冷战创造了这样一种对意识形态武器的‘社会需求’，就像它创造了那些对实体超级武器的需求一样……一本像《一九八四》这样的书的用途很可能和作者设想无关。”2《一九八四》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力，与“作者设想”之间的错位，也引发了英国左翼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警觉——他在20世纪70年代对奥威尔的评述中指出了冷战之前与之后奥威尔作品在出版上的讽刺境遇：“奥威尔在1943年11月开始写作《动物农庄》，并于三个月后将其完成。一些出版商拒绝出版它，有的是基于政治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八个月后当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这本对抗主流大众观念的书才出版，并被急切地用于日渐凸显的冷战中。《动物农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脱离这种讽刺性的政治语境……与此同时，当《一九八四》紧接着被出版之后，《动物农庄》毫无疑问是被一些奥威尔完全不赞同的人们利用了。而利用《一九八四》的情况更为频繁，因其证实了一种关于奥威尔的说法——至少他自己认为这种说法是误导。”3

这种对于冷战中《一九八四》简化了奥威尔思想的质疑和反思，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同时代作家对他的写作与立场的熟悉。奥威尔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细节翔实地记述了他在后厨帮工、摘啤酒花、深入矿工生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笔法以冷静、客观、纪实性强著称。而在同时期出版的几部自然主义小说中，极具个人化的经历见闻也往往支撑着主要的叙事线索，如奥威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便是以20世纪20年代他在缅甸任皇家印度警察部队警官的经历为背景，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记录现实经验的急切会干预叙事的流畅性，如在《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 1935）这部并不成功的作品中，叙事明显存在着断层：外层由乡村牧师女儿多萝茜循规蹈矩、干涸枯燥的生活构成，而内层则是她从既定轨道上“跌落”后，与流浪汉一同在收容所之间流浪、摘啤酒花的生活。两层之间的衔接极为生硬、充满戏剧性：在某日睡醒后，多萝茜毫无缘由地失忆且身无分文地倒在伦敦的街上，而在经历了种种潦倒生活后，她又十分偶然地恢复了记忆并且重回父亲身边。这种过于刻意的、毫无耐心的情节突转，显然仅仅是为了容纳奥威尔伦敦底层生活中的种种见闻而设的。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以奥威尔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为参照，可以显影出一些在阅读《一九八四》时易被忽略的问题。首先，尽管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并未贯彻他早期作品中有意选择的自然主义风格，而是虚构了一个荒诞而黯淡的未来世界，但是与其他作品相似，《一九八四》的想象来源也与奥威尔经验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正如多伊彻指出的那样，这种相关性并非如很多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某一现实政权的直接投射，或者是对斯大林的简单控诉，而是具有十分驳杂和含混的内容，糅合了奥威尔在三四十年代的诸多经验，这些经验同样转化为自然主义式的细节填充在作品中。如“新话”或许是对英美新闻业的“电报略语”（cablese）的讽刺，而小说中虚构的国家也混杂着苏联和英国工党等成分，“就像每一场噩梦一样，奥威尔眼中的怪物，是由许多种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特征和形状构成”4。其次，尽管《一九八四》诞生于历史转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的思想与写作会因此毫无凝滞地断裂与突转。在冷战初期围绕着《一九八四》的讨论中，曾有一些批评声音困惑于奥威尔前后的矛盾，尝试将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以此来对抗冷战式的简单立场选择，恢复奥威尔作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奥威尔较早期的写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特别是出版于30年代的四部成就与影响力并不突出的小说，其较为模式化的叙事结构、视角与人物，与《一九八四》存在某种内在的互文性，提示着后者更为具体的现实语境。

经由冷战历史，《一九八四》凝成了一个极具辨识性的时代隐喻，将19世纪的社会理想与20世纪的失败实践扭结起来，启发着一种借未来讽喻现实的独特方式，即此后被称为“反乌托邦”的叙事类型。但与此同时，《一九八四》与奥威尔作为作家个体的关联变得简单和浅显，作家的矛盾、犹豫和选择及其背后的多重历史地层被削减和抽象化了。因此，笔者认为，重新将对《一九八四》的讨论放置到奥威尔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多重文体实践中，并重读冷战早期试图解释奥威尔悖论的左翼批评声音，是抵达奥威尔所处的时代困境、恢复《一九八四》这个“噩梦般的怪物”的复杂性的重要路径。

可以看到，《一九八四》在冷战早期引发的关注中，影响较大的是伊萨克·多伊彻《“1984”——残暴的神秘》的发表以及它所引发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回应，如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以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的“奥威尔”一节等，这些讨论深化了对奥威尔的反思。在1973年出版的《奥威尔》（Orwell）中，威廉斯进一步拓展了对奥威尔的讨论，尽管这种尝试在冷战的语境中引发了一定的质疑和不解。同样，特里·伊格尔顿在其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流放者与流亡者：现代文学研究》（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一书中也延续了威廉斯的研究框架，将奥威尔放置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发展中加以讨论。在笔者看来，重返这些对话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影奥威尔的复杂与悖谬，进而推进对奥威尔及其历史债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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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困境：

冷战初期左翼视野中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出版后不久，伊萨克·多伊彻便关注到其引发的阅读热潮，并警觉到它在冷战中的政治效力。但是，与奥威尔同为《观察家报》驻德国的记者甚至曾共处一室5的多伊彻，也分享着和他相似的时代压力，因而并没有简单认同那种判定《一九八四》仅仅是“政治恐怖漫画”的论断，认为奥威尔的小说在思想和情感上都更复杂一些，6只不过，奥威尔的“无边的绝望”击溃了他希望提出的警示，使之最终简单化为了一声尖叫。7值得注意的是，更令多伊彻关切的是这种绝望的肇因，他指出症结在于奥威尔“对政治缺乏历史感和理论洞察力”8：比如，《一九八四》中三种力量的制衡产生的利益分配与权力集中，映射着奥威尔经历二战之后对阴谋论的敏感，以及对雅尔塔会议的悲观情绪；再如，奥威尔“如大多数英国社会主义者一样”，并没有真正获得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唯物辩证法对于他来说太深奥了”，9而仅仅是凭借着社会良知与理性来进行判断，因此，他既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处境，又无法安于舒适的、自我欺骗的思想，只能绝望地陷于一种“令人尊敬的困扰”10，如同《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史密斯所言，“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得原因”11。在这个意义上，多伊彻敏锐地指出了被冷战放大了影响的《一九八四》的真正危害——一种“残暴的神秘”取代了严肃和深入的思考，“这尖叫被我们时代的‘大众媒介’所放大，吓坏了千百万人。然而这并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12，亦即，在核威胁带来的恐惧氛围中，人们避而不谈面对的人类命运，却将愤怒与绝望发泄在《一九八四》所提供的那个怪物兼替罪羊（Bogy-cum-Scapegoat）身上。13

多伊彻的批评很快引发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回应：1956年1月号的《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上刊载了一篇题名为《乔治·奥威尔》的文章，作者詹姆斯·沃尔什直接引述了《“1984”——残暴的神秘》中的大量观点和论证，如《一九八四》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借鉴、在冷战中充当意识形态武器的负面影响、奥威尔的视野局限等等。但是，沃尔什借此引向了更为直接的结论和严厉的批评，将奥威尔式的绝望与幻灭判定为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ie）的傲慢与无知——这个群体“夹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把我们社会的丑恶人性发挥到了顶点”14。在此基调上，他批评《动物农庄》的政治讽喻一方面显示了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和侮辱，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分辨对错，因而“无法进行统治”15，另一方面则通过领导者的无耻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污名化，“人们从他们的资本主义经验中得知政治是一场肮脏的游戏，而《动物农庄》让这场游戏更脏了”16。这种“对人民、对工人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无知”17在《一九八四》中更为清晰，如奥勃良对温斯顿的规训意在说明“在有技巧的宣传中，普通人十足愚蠢、十足软弱，以至于要拒绝自己的经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18。

《文化与社会》

沃尔什的批评代表着冷战时期一类来自左翼的批评立场，对比多伊彻的文章可以看到，尽管分享着相似的判断，但是前者较为急躁和刻板，以单薄的审判与否定代替对文本和语境的细察。然而，这也引起了另一些左翼批评家的不满与警惕。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德·威廉斯多次引用沃尔什的文章，明确指出“这种苛责既傲慢又粗鲁”19，“不能简单地用某些阶级原罪来诠释一个人”20。在威廉斯看来，对于奥威尔个人的审判与嘲讽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解释路径，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作为文化征候的奥威尔：在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奥威尔的原名）选择成为“奥威尔”后，他便逐渐变为一个特定的形象，携带着一种不断被人借用的写作样式、介入态度和生活方式。21真正令威廉斯感兴趣的，恰是“巨大膨胀的奥威尔形象”这样一个被时代所塑成的、承载着特定情感结构的文化表征：“在1950年代的英国，沿着你前进的每一条道路，奥威尔的形象似乎都在那里静候。如果你尝试发展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分析，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想要记录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参与了对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论证，一个巨大膨胀的奥威尔形象在那里向你发出回头的警告。”22因此，尽管经受着重重的误解，威廉斯仍旧试图声明，他希望讨论的“不是奥威尔的书写，而是什么书写了奥威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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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框架下的奥威尔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雷蒙德·威廉斯对奥威尔的关注并未止于短暂的论争，而是此后一再地尝试阐释奥威尔的复杂与矛盾。特别是他在1973年出版的专著《奥威尔》，整体性地讨论了奥威尔的生平与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与社会》中“奥威尔”一节的拓展与深化。可以看到，“悖论”（paradox）始终是威廉斯描述奥威尔的关键词，他以其重重内在矛盾作为思考的起点：在写作上，奥威尔批评语言滥用现象，但“他自己却实践了对语言的几种主要的和典型的滥用”24；他强调经验，以客观详尽记录自己在西班牙、威根码头、伦敦和巴黎下层的真实体验著称，但也常常“犯下貌似有理实则徒有其表的过分概括化毛病”25；他的文学趣味较为复杂，对詹姆斯·乔伊斯等当代作家十分推崇，在实际写作中却一直偏好现实主义式的风格；26在政治信念上，他信仰社会主义却又对其进行了“严厉苛责的批评”，同时，他相信平等，却“在晚期作品中假设了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和无可逃避的阶级差别”27。在威廉斯看来，奥威尔的悖论性令人难以整体性地理解其思想与写作，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作家个体的智力或道德，相反，这或许提示着某种仍未消散的历史压力，即“一种特定的历史重压，一种特定的反应模式和那些需要回应的失败”28。那么，理解奥威尔的悖论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这种历史压力的路径。

威廉斯强调，奥威尔的悖论性首先来自他始终对抗着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与所处的阶级，“不断寻找新的社会身份认同”29。他在缅甸担任皇家印度警察部队的警官，但很快因憎恶帝国主义的恶劣行径而辞职离开缅甸；在巴黎和伦敦有一段采啤酒花、酒店后厨帮工的落魄经历；为了记录矿工生活而深入威根码头；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奥威尔始终不安于自己的既定阶层，尝试身体性地介入被奴役和剥削的底层生活之中，以直接经验作为素材书写和记录。在威廉斯看来，甚至他选择写作本身也是一种突围的尝试，因为“对于奥威尔的年代与所属阶层来说，写作是可疑的”“不切实际的”，而成为一个“写作者”（writer）——仅仅写作而不是以事业或者商业成功为目的的作家（author）——则多少意味着“脱离社会生活”，30故此，写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突围的可能”31。这种对弱势社会群体的关注，对既定角色的拒绝，对所谓的成功的摒弃，文章中自我剖白的直率坦诚，使奥威尔形象获得了“冷峻的良心”32的指认。但是对于威廉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奥威尔与其同时代人（如奥尔德斯·赫胥黎、W.H.奥登、格雷厄姆·格林等）所共享的某种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比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更为“尖锐且狭窄”，意指“通过不断变化的拒绝来体认到他者的生活,特别是他者的信念、态度和情绪”。33虽然这种“冷峻”或许也携带着某种冷漠，对他者的体认带有抽象性和局限性，但是它也让奥威尔不再仅仅是一个“消极形象”，而是带有清晰社会意图的积极介入者，他“步入那个决定了他的历史中心，从而有可能获得另外的经验和决定性”34。

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Mark Gerson摄，1985

其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历史语境同样是奥威尔悖论的重要成因。威廉斯指出，在30年代的萧条中，资本主义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共谋是清晰的，它不可能用于对抗法西斯主义、消除贫穷和解放殖民地。然而在几年后，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民主成为奥威尔及与他同处境者们仅剩的政治选择——它恰恰处在“超越了旧的矛盾和幻想”而“新的矛盾和幻想仍不可觉察”的时期。35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冷战中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使得“民主”的概念被进一步抽离了具体语境，与“资本主义”的想象性接合越来越紧密，而帝国主义的后果则日益被忽视。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这一情况在英国尤甚——它历史上“未因旧秩序与法西斯主义的勾结而进行过必要的抵抗”36，对资本主义民主仍然葆有期待。在这个历史齿轮咬合的时刻，奥威尔及其创作恰好出现，应和并且强化了这种联结，而他身份认同的丧失、信念的幻灭也成为重重政治矛盾之下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命运。37

可以看到，相对于沃尔什，威廉斯对奥威尔抱持着某种有保留的同情，如在结尾处肯定了奥威尔的“直率、能量和介入的意愿”以及一种“必要的强硬”，认为“我们应该阅读他的作品和他的历史，但不模仿他”,通过他带着“对一段历史的尊重和记忆前行”。38威廉斯借由对“悖论”的强调，一方面摆脱了对奥威尔进行道德或政治立场判定的常见批评导向，另一方面也尝试反思“时代压力”。不过，他的努力似乎反而引发了误解和质疑：几年之后《新左派评论》的访谈中，围绕如何看待奥威尔有过一段有趣的辩论。采访者质疑威廉斯对奥威尔发出的同情，坚持奥威尔“总体影响基本上是非常反动的”，因为一方面他助长了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他在二战时从“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转向了“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而这种转变并不能由他的个人遭际所解释，因为其很多同时代人“并未如此轻易转变立场”。39在回应中，威廉斯不断重述此前的讨论，说明自己真正想回答的是究竟什么书写了奥威尔的问题。最终他承认特别是《一九八四》“十分武断和不适当地把丑陋与仇恨投射到革命或者政治变革的困难之上，似乎开启了一个真正颓废的资产阶级写作时期，人类的整体状况在这种作品中被简化了”,而《奥威尔》一书是他“由表示怀疑的尊重所构成的某种认识”的“最后的舞台”。40尽管如此，威廉斯的态度仍然带有含混之处：在政治立场与是否真诚的人格问题上，他与采访者有一定的共识，对奥威尔从同情偏向了否定；然而，在历史性地理解奥威尔形象，以此来触碰奥威尔及其同时代人所具有的情感结构上，威廉斯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事实上，采访者因憎恶而论断的“《1984》在1984年将会成为古董”41并未发生，与此相对，《一九八四》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被一再重读，与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现实语境相耦合。

《1984》

值得注意的是，特里·伊格尔顿在其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流放者与流亡者》中，延续了威廉斯的研究框架，并将奥威尔放置在20世纪英语文学中进行讨论。伊格尔顿选择了“社会阶层”的切入视角，认为正是20世纪的作家所选取的社会态度，使他们不能像19世纪的重要作家那样把个人的具体生活融入文化整体。42由此，他区分了两个不同的作家群体，其一是上层阶级（upper-class），以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为代表，受过较好的教育，聚焦在某些“尖锐但有限的、经严格筛选的特定生活和价值”上，对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感兴趣，基本意识形态为自由主义；其二是中产阶级下层（lower middle-class），以萧伯纳、威尔斯等为代表，强调自然主义，以琐碎细节和冷峻笔调书写“生活原貌”，热衷谈论科学、政治和社会组织形态，基本意识形态是费边主义。二者都对主流正统观念有对抗性，前者致力于对抗平庸，后者则通过暴露社会现实攻击伪善的资产阶级习俗；同时，二者对他们所共同批判的社会，既无法认同也无法超越。43

在伊格尔顿的区分中，奥威尔写作时间晚于威尔斯等，但同属于中产阶级下层作家序列：虽然曾经就读于伊顿公学，但他始终无法融入，厌弃它所代表的主流社会地位，同时，对工人阶级有某种抽象的赞赏，但也无法真正委以信任；虽然文学趣味较为多元，对亨利·米勒、詹姆斯·乔伊斯等都颇为推崇，但他写作时着意选择了更为朴素的自然主义创作风格，其20世纪30年代作品以冷峻、敏锐地描写社会下层现实细节著称。为何奥威尔选择了这样的写作风格？在威廉斯看来，这是文化趋向变化的结果——有别于20年代对形式和语言的强调，奥威尔选择成为强调内容和经验的“社会意识作家”，是因为“30年代的苦涩之处在于没有一个正派人能够免于暴露在社会与政治的现实之中”44。而在伊格尔顿的阐释中，这个选择与奥威尔自身的阶级属性更为相关。他将奥威尔放置在“英国自然主义”的创作脉络中，认为不同于欧洲自然主义普遍“用暴露社会潜在真实的方式冲击虚伪的社会规则与美学规则”，19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英国自然主义仅仅是“略带激进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缺乏前者所具有的“对社会的系统批判”。45它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类型，不如说是与特定社会阶层的经验有关：“英国自然主义小说在总体趋势上，诞生于中产阶级下层的缺乏安全感的脆弱状态中——他们痛苦地楔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流阶级之间，对两者都无法认同。”46因此，这类小说既拒绝当下的经验，也拒绝总体性的理解；既无法完全接受社会，也无法彻底抛弃它；既批判日常生活，也批判其可能的替代方案，最终仅仅剩下了一种幻灭感。47这种悖谬与幻灭尤为清晰地呈现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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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的悖论：作为时代征候的奥威尔形象

威廉斯与伊格尔顿所提供的文化与社会的坐标系，令奥威尔看上去风格迥异的20世纪30年代自然主义小说与40年代政治寓言小说之间，显现出了某种内在一致性，从而勾勒出一种未被冷战固定下来的理解《一九八四》的路径。其中，一个较为关键的叙事要素是威廉斯所谓的“奥威尔形象”（Orwell figure），或伊格尔顿的“典型中产阶级下层主角”（the archetypal lower middle-class hero）48：在奥威尔小说中，一个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有着作者生命印记的角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做出种种逃离的努力，但最终失败、回归原来的生活，这成为被重复书写的情节模式。例如，《缅甸岁月》中，英国木材商人弗罗利在缅甸夹在彼此隔绝的殖民者和当地人中间，处境尴尬。他已在缅甸生活十年，虽然渴望回到英国，但又无法认同那些欧洲人俱乐部中傲慢短视的白人，因此受到排挤；他对当地人有亲近友好的愿望，却在交往中无法摆脱英国人的身份——医生朋友希冀他的帮助，而地方法官吴柏金则视他为障碍。在几次尝试突破壁垒的努力——选举医生为俱乐部成员、改变女友伊丽莎白的偏见等——均遭失败后，他最终在失意和绝望中开枪自杀。小说浸满了对欧洲殖民者的厌恶，而集中体现着奥威尔“自我厌憎的罪恶感和犹疑不定”49的弗罗利，不得不处身在焦躁、内疚和无力中，“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邪恶透顶，一心只希望尽快摆脱这份工作”50，“我只知道我仇恨我所服务的大英帝国，又痛恨那些不怀好意的缅甸家伙”51。这种内疚和无力感让奥威尔很快离开缅甸，但又在此后持续影响着他，生活上促使他舍弃舒适、不断在苦行中赎罪，在写作上则凝成了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抗与失败。

《缅甸岁月》

《缅甸岁月》式的挣扎与无望在此后的小说中延续下来：《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广告公司文员戈登困于生活的窘迫，为了完成长诗《伦敦之乐》的创作，他决心辞职，改在一家小书店中做店员。然而进一步缩减的资费使他更无法专心写作，无望而乏味的挣扎求存最终耗尽了他的热情——在得知女友意外怀孕后，他放弃了抵抗，重新接受了广告公司小职员的卑微工作。同样，《上来透口气》中的“我”厌烦了看似稳定实则乏味的中年生活，渴望童年曾经瞥见的隐秘而丰饶的池塘。一次彩票中奖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得以偷闲离开家庭与工作，计划回到记忆中的池塘中钓鱼。然而“我”最终发现故土早已物是人非，只得在疲惫和幻灭中再度返回了自己的生活。《动物农庄》是唯一一部缺失了“奥威尔形象”的小说，但威廉斯指出其中也包含着一个相似的集体形象，即那群“解放了自己却又在暴力和欺骗中重新被奴役”52的动物们。而个人化的主观意图的缺失，也令《动物农庄》更为简单化、更为直接地显现出奥威尔形象的功能。53

这些角色相似的脱轨历程，叠合成“奥威尔形象”的重要特质。他们重述着一场场相似的抵抗，但是又坦率地记录着一次次抵抗的无力与失败。威廉斯将其命名为“流放者的悖论”：它来自一种英国传统，即“摈弃了那些世代相传的稳定生活方式或信仰”，选择“随遇而安的生活、独立自主的主张”。54这种立场因为缺乏“实质性的共同体”，因而显得十分脆弱，态度强硬却又深感无力。在这里，威廉斯区分了“流放”（exile）和“流浪”（vagrancy）——“流放通常有个原则（principle），而流浪一般只有松懈（relaxation）”，当奥威尔是个流浪者的时候，他以记者的敏锐提供了有洞察力的报道，而当他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支撑他的原则时，他从流浪者转向了流放者。不过，流放者的立场也让他无法信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只能求助于一种原子式的社会概念”，而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并没有经过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只是出于某种朴素信念——“为那些可以避免或补救的穷困疾苦所触动，他深信补救的措施关涉各种社会手段，涉及信念、结社，甚至有时候他相信自己也应该投入其中”。55

“流放”同样是伊格尔顿《流放者与流亡者》中的关键词之一，提示着20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线索：“除了D.H.劳伦斯以外，现代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一度为外来者与侨居异地者所占据——康拉德、詹姆斯、艾略特、庞德、叶慈、乔伊斯。”56而劳伦斯的工人阶级经验，也让他以当地人身份熟知英国真正的问题之外，获得了外来者的批判视域。57对于伊格尔顿而言，英国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根本性冲击，而或许正是文化内部出现的异质成分——如英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发了此时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伟大的艺术并非产生于某种简单的、可能的替代性选择，而是产生于记忆和真实、潜在和实存、整合与剥夺、流放与投身其中之间微妙复杂的张力之中”58。如前所述，奥威尔的每一部小说都浸润着这种张力，放逐/自我放逐的主角的经历将之具象化。在写作于二战前的四部自然主义小说中，可以看到一种逐渐“失控”的趋势：在《缅甸岁月》和《牧师的女儿》中那种琐碎但精确的社会现实细节，逐渐让位给了抽象概括与修辞性的描写，而作者和角色之间的批判距离也在逐渐缩减，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家政治与社会理念的传声筒，也越来越清晰地映射出中产阶级下层游移在社会主流内外的困境，即“太清楚自身的贫困，无法赞同那些保守正统观念或是激进的不同意见中脱离现实的种种教条，又太明白自身的挫败，无法不加思考地承认他这个角色恰是那个令人厌恶的环境所塑成的”59。或许可以说，《一九八四》正是这个抽象化过程的结果：小说中社会的种种细节想象来自奥威尔不同生命阶段经验的拼贴，而“未来”的时间指向也凸显了其虚构和抽象的特征。相应的，温斯顿·史密斯无疑是一个更为清晰的奥威尔形象：他处于社会的中层，既清醒意识到种种规则与制度的问题，试图“自我流放”，但又绝望于秩序的不可更动，最终落回现实；被代表着“上层”的奥勃良背叛、落入后者设下的陷阱，对“下层”无产者有着某种模糊而抽象的希冀——“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60——却无法言明这种希望以什么方式实现、无产者以什么形式组织起来。

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所选择的批评视角，将奥威尔显影为一个活跃在二战前后英国历史场景中的、充满“悖论”的“流放者”。相对于冷战中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斗士”或是“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流放者”更为清晰地提示着一种20世纪历史中难以挣脱的知识分子困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困境也构成了以《一九八四》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类型的重要叙事动力。面对化装成未来反乌托邦的现实社会，这些无法安置自身的流放者以拒绝作为自己的唯一立场，他们既显现出介入现实的勇气又对现实充满幻灭感，既批判当下的社会形态与日常经验，又无法想象另类选择或提出总体性的理解。他们分享着某种充满否定性的信念，一如《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所说：“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还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61这或者也正是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的独特生命力：它负载着在历史重压下充满张力和悖论的特定情感结构，并且提供了一种书写否定性历史经验的途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世纪英语世界的反乌托邦叙事研究”（编号：19FWWB02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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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sac Deutscher, “‘1984’—The Mysticism of Cruelty”, in Heretics and Renegades,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9, p.35.

2    Issac Deutscher, “‘1984’—The Mysticism of Cruelty”, in Heretics and Renegades, pp.35–36.

3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London: Collins & Co Ltd, 1971, p.69.

4      Issac Deutscher, “‘1984’—The Mysticism of Cruelty”, in Heretics and Renegades, p.43.

5      Issac Deutscher, “‘1984’—The Mysticism of Cruelty”, in Heretics and Renegades, p.48.

6    Ibid., p.36.

7    Ibid., p.49.

8    Ibid., p.48.

9    Ibid., pp.44–45.

10  Ibid., p.45.

11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2   Issac Deutscher, “‘1984’—The Mysticism of Cruelty”, in Heretics and Renegades, p.49.

13  Ibid., p.50.

14  James Walsh, “George Orwell”, Marxist Quarterly, 3(1956), p.26.

15  Ibid., p.32.

16  Ibid.

17  James Walsh, “George Orwell”, p.33.

18  Ibid., p.34.

19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10页。

20  同上，第308页。

21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85.

22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8页。

23  同上，第403页。

24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第301页。

25  同上。

26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38.

27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第301页。

28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87.

29  Ibid., p.88.

30  Ibid., p.31.

31  Ibid., p.40.

32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孙仲旭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33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89.

34  Ibid., p.90.

35  Ibid., p.91.

36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92.

37  Ibid., p.94.

38  Ibid.

39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399—400页。

40  同上，第407—408页。

41  同上，第401页。

42  Terry Eagleton, 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p.12.

43  Terry Eagleton, 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pp.13–14.

44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p.32–33.

45  Terry Eagleton, 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pp.71–72.

46  Ibid., p.72.

47  Ibid., p.107.

48  Ibid., p.76.

49  Terry Eagleton, 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p.82.

50  乔治·奥威尔：《射象》，《奥威尔杂文全集》（下），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57页。

51  同上，第758页。

52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p.73.

53  Ibid., p.70.

54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第305页。

55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第307页。

56  Terry Eagleton, Exiles and É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p.9.

57  Ibid., p.17.

58  Ibid., p.18.

59  Ibid., p.107.

60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第70页。

61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第29—30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2期，感谢公号“文艺理论与批评”及作者赵柔柔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朱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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