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孙玉石：未竟的新诗史
原编者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孙玉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月13日19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孙玉石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卓有建树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等领域勤勉治学，耕耘不辍，成就卓著。在《野草》研究、鲁迅与中国国民性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研究、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领域，有开拓、奠基和引领之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孙玉石先生秉持“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相统一的学术理想，坚守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把敏锐的艺术感受与扎实的史料考证融为一体，贡献了《〈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思想与五四文化论集》《中国现代诗学丛论》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著有《孙玉石文集》17卷。
本次推送的文章节选自洪子诚先生《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大中文系五位先生》一文。这篇文章作为洪子诚先生自选的代表作，编入《斯文在兹：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纪念论文集·现代思想与文学卷》一书中。而论文集中，孙玉石先生所提交的代表作为《新诗：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兼释20世纪30年代的“晚唐诗热”》，正与洪子诚先生文章小标题“未竟的新诗史”遥相呼应。
谨以此缅怀孙玉石先生！
孙玉石：未竟的新诗史
洪子诚
与谢冕的激情洋溢不同，孙玉石先生内秀，温润（玉石!）。他为他的散文随笔集取了这样一些名字：《渴望一片永远的绿地》《一身都是月》《露珠与野草》《寻觅美的小路》《带向绿色世界的歌》……1957年他读大二发表在《红楼》上的组诗名字是《露珠集》，而《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初版封面，绿色背景上是一小片绿叶。绿地、露珠、月色、小路……是提示他美感取向的关键词。
孙玉石1960年毕业后师从王瑶先生读研究生。“文革”期间在北大校报工作，没有去“五七干校”，后来又是不同教研室，我和他来往并不多。不过退休之后，见面反倒频繁起来，这缘于有企业家资助，中文系成立了一个“空壳”（专业名词是“虚体”，指没有人员和经费编制，没有办公地点）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由谢冕领头，几个退休老头，加上风华正茂的吴晓东、姜涛、臧棣等，在一起做了不少事情。
1959年学生时期参加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几个人，后来的生活、研究都程度不同与新诗批评、研究脱不开干系，但比较起来，只有谢冕和孙玉石矢志忠诚，不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对50年代参与的试图取代“资产阶级权威”的批判和集体科研事件，在后来的反思中，孙玉石的自责最为严苛。他也明白当年发生的一切与时代氛围有关，但坚持不将作出错谬判断的责任推给时代：“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集体失语。”而他也将“新时期”以后自己对《野草》，对过去被压抑、扭曲和遗忘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研究，看作是“借着走近历史，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的一种忏悔和自赎”。
孙玉石新诗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脉的研究，从鲁迅的《野草》，到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到40年代的穆旦、郑敏们。这项工作他持续了二三十年。包括资料的发掘、整理，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的揭示，这一诗歌流脉演化变革轨迹，对具体文本的很大覆盖面的解读。另一方面是诗歌阅读作为问题的提出。诗歌阅读、“解诗学”的问题，虽说三四十年代卞之琳、李健吾、朱自清等已提出，也有初步的发挥，但将它置于“批评学”和“阐释学”的位置上进行系统性的探索（当然，这一探索存在争议），应该说始于孙玉石。从1978年起，他就在北大开设鲁迅《野草》、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的课程。由于具有填补空白、打破禁区的开拓性意义，并且暗含对当时以“朦胧诗”为主体的诗歌革新的支援，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在学界也有很大影响。讲课内容很快整理成《〈野草〉研究》（1982）、《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出版。自此之后的二三十年，孙玉石的工作在这两个基点上展开：不断挖掘、开拓，并朝着体系化的目标推进。其成果结集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
诗歌阅读上的导读、解读这些概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和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难懂”“晦涩”的阅读问题相联系。孙玉石的“现代解诗学”的主张，既包含解读的理论设计，也有相当范围的实践示范。从80年代开始的二十多年里，他持续开设新诗导读课程，和学生一起讨论的作品涵盖新诗史三四十位诗人的几百首诗。解读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如审美与感悟、与智性的关系，文本的制约框架和读者想象力的发挥，诗的意象、比喻、语词的“内部”分析与“外部”的时代社会、诗人传记的关系，诗的多义和歧义等，也就在他的论著中得到讨论。他的诗歌解读、分析是富于生命感，细致入微的，一方面是重视诗里面表达的生命感受，另一方面是阅读者在解读时的生命感受的投入。这和那些偏于技术、知识性的解读不大一样，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当然，解读的理论和实践也留给我们需要继续思考、探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像我们这一代的新诗研究者在文化视野、知识、方法上的准备不足，我们的主要由浪漫派诗歌培植的艺术感受力，在面对更多样的诗歌文本时的困窘——这种困窘、无力感，可能意识到，但也可能就没有清醒的自觉。
孙玉石新诗史“重写”的工作，记取了50年代的教训，在观念、理论调整的同时，警惕着重蹈以先行理论肢解、铺排现象的失误。他坚持尽可能靠近、进入“历史现场”，期望重现事情发生的细节、氛围、情境。这种严谨的，重视史料的工作作风和学术态度，和严家炎先生是相通的。举一例来说，十年前，北大新诗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共十卷的《中国新诗总系》 ，也就是百年的大型新诗选集。各位先生各编选一卷，孙玉石承担的是1927—1937的第二卷。他的《编后记》记叙了选集编选的经过。为了纠正一些新诗选本以至学术研究存在的粗疏的积习和流弊，他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是：以诗集初版本、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原刊本作为依据，将“原始文本”与后来进入选集、文集发生的变化，和作者的修改（有的修改不止一次）比勘校对，来确定选入的文本。他并且重视未被注意的作者或佳作的发现。为了这个选本，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阅了这个时期出版和后来出版涉及这个时期作品的诗集四百三十余部，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二百余种。
读着这些文字，真的很感动，也感慨。我也参与这个“大系”的编选，承担的是60年代卷，认真的程度，花的力气、时间完全无法和孙先生相比。正如他自己说的，这项工作（推广来说也指他其他的学术工作）“耗费”了他的“无数生命精力”。
但孙玉石有更大的抱负。他多次私下讲到最大的愿望是独自编写一部新诗史，说他以往做的许多事，包括为新诗的“现代主义”建立谱系，都是为这部诗史作准备。我们也一直期待着他实现这个目标——但它也确实还没有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会有很矛盾的想法，他在资料整理、文本解读、选集编选上表现出来的臻于至善、“竭泽而渔”态度，是否全都必要？是否都值得倾注全部的精力和生命？
（论文集中，孙玉石先生提交的代表作）
斯文在兹：
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纪念论文集·现代思想与文学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著
ISBN：9787301319888
定价：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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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号“典文之梓”，感谢作者洪子诚先生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唐综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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