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家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2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后，体制外批评家别林斯基在书报刊审查制度进一步强化的情势下，反而为现代俄国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面对维也纳体系建立后俄罗斯帝国文化自信心增加，他积极评价大量俄译欧洲流行作品；热心发掘图书市场上畅销的中长篇小说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巧妙地把官方国民性理论运用于对大众文学的评价上，率先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经典地位，忽视或否定未充分呈现俄罗斯情怀或未积极叙述俄罗斯帝国现实问题的作品。同时，虽然别林斯基受益于图书市场，但他对追求市场化的大众文学之流通和消费机制不以为然。别林斯基以矛盾的心态对待大众文学，却实现了在体制外效力帝国之抱负，促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在俄国的确立，还引导了此后俄国对大众文学的认知路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批评开始兴盛，这就是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和文学观》（1836）所说的，虽然先有文学，后才有文学消费，但俄国读者对普希金的“好书”（хорошее）和古里扬诺夫（Иван Гурьянов, 1791—1854）的“蠢书”（дурное）同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因此需要批评来引导，批评的使命是对社会扮演家庭的角色，用简单的语言讲高深道理。别林斯基还高度评价批评的价值，“在我们这里，人们爱批评（文章），对此毫无争议。一本总是有批评篇幅的杂志，打开的首篇文章就是批评；无论一份杂志多么蠢笨、没有生气，但倘若它哪怕登载一篇出彩的批评文章，那么该文就会被阅读，刊发这篇文章的那本杂志就会从尘封中被发掘出来而见天日；批评首先使杂志拥有了力量。没了批评文章，杂志就是缺了面孔的人，是解剖学标本，而非活生生的有机生命”[1]。造成这一状况，并非由于俄国批评家多么伟大，乃因支撑现代俄国文学的，不是政府大力支持的古典主义文学，而是历经近一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图书市场中的一批批畅销书（大众文学），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市场的结构。正如美国学者盖斯佩瑞特（David Gasperetti）所说的，“幻想小说、历险记、色情和讲故事体之类的文学，把早期罗斯的圣徒行传、大公传奇之类的叙事类文体所形成的特点，推到了文学场域的边缘位置，就如同基督教化之前的古罗斯历史上那些宗教仪式那样，绝大多数传统作品被视为‘老旧的’、非西方的、特别无聊的，甚至被认为是危险的叙述”[2]。不过，别林斯基在《闲言碎语，又名〈望远镜〉出版人先生关于最近半年俄罗斯文学报告》（1836）中又指责道，“批评，在当时意味着夸奖、赞美、一次次地高调欢呼，若指出整部作品中某些不成功的诗句，或某些写得不足之处，也是劝告这位诗人如何修改它们。关于创作的概念，当时是‘借用’法兰西的现成说法；批评是不存在的，因批评或多或少是怀疑的姊妹，而当时的主流是充分信任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错，而批评总是要介入评论的，有时发生有众多人高声赞誉作家作品名录替代评论的现象”[3]。这一文学批评局面应该被改变，但和文学一样，这并非文坛内部事务，而是时代局势使然：法国大革命颠覆了君主制政体，引起沙皇及上流社会对共和思潮的警觉，怀疑法国文化的风潮悄然而生；当推广法国价值观的拿破仑战争殃及帝俄时，俄国民族主义兴起，而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建立维也纳体系（1815），确保了帝俄的君权神授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在欧洲的正当性，孕育出俄国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1825年试图践行欧洲共和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引发政府强化书报刊审查制度，尤其是1833年“官方国民性理论”的推出，确立了帝俄的文化自信。这些因素使得自1730年以来通过模仿欧洲文学而兴盛起来的现代俄国文学，由推动俄罗斯欧化的审美力量，转换为积极参与建构帝俄认同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潮流，且有些创作这类题材的著名小说家，甚至是来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归化作家，如布尔加林（Jan Bułharyn, 1789—1959）就出生于波兰明斯克省立陶宛大公之家。于是，如何使大众文学之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机制发展得更好，促进文学关注日益扩大的帝俄问题并表达俄罗斯认同，就成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共同任务。别林斯基肩负的正是上述使命。 不过，中国研究者对别林斯基的认知，却限于苏联学界将其现实主义化的论述。五四运动后，别林斯基被介绍到中国，但无论是郑振铎《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1920），还是郭绍虞《俄国美论与其文艺》（1921），抑或是沈泽民根据克鲁泡特金的演讲《俄国文学：理想与现实》写成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1921），论及别林斯基时无不提及“真实反映现实”之说，皆不论何谓俄罗斯帝国的“现实”（只是把作品中直观的细节描写视为“社会现实”），对作家书写对帝俄的认同或如何叙述帝国框架下的俄罗斯问题这类“真实”则浑然不知。这类似是而非之论，在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1924）、瞿秋白《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著作中延续着。类似情形在苏俄文学批评产生较大影响的1949年之后并无改观，以致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论及别林斯基时仍认为，“现实主义始终存在于别林斯基的创作中，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从未消除过”，并仔细辨析别林斯基所说的艺术的本质和目的以及“理想的诗”“现实的诗”“典型”等观点。朱光潜的辨析基本上围绕黑格尔的“理念说”展开，从未在历史语境中观察别林斯基的看法[4]。其实，别林斯基津津乐道于文学反映现实，是在评论大众文学如何通过细节描写践行官方国民性理论，有限度地触及社会表层问题。中国研究者未曾把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置于帝俄语境中考察，也没有探讨他如何回避帝国治理下俄罗斯化战略、内部殖民政策、俄罗斯东正教等重大论题，至今尚未认真清理苏联学界建构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把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遗产当作反映论的理论基础，错误地认为他是反对沙皇专制的批评家。实际上，这一来自苏联的话语是违背基本史实的。“沙俄”（Ру́сское ца́рство）特指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封“沙皇”、开启留里克王朝（1547—1613）统一其他公国并征战各汗国的进程。该王朝政治上实行绝对君主制（монархия），社会治理上采用庄园制度（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通译农奴制），俄罗斯正教会左右着世俗政权，官方语言用的是教会斯拉夫语。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沿袭这些制度，但1721年彼得一世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自此不断引进欧洲现代治理制度，持续减弱庄园制度、强化资本主义城市治理规则，创建现代俄语并替代教会斯拉夫语，实行把教会纳入国家治理层面的至圣主教公会制，从而加速帝国的世俗化过程；沙皇同时兼任最高宗教领袖，皇帝在民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东正教会及宗主教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治理效力。官方国民性理论包括“君权神授”，书报刊审查制度强制大众文学以“审美”形式践行这一理论，以促进国民深切认同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如此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5年，俄罗斯东正教大司祭加邦（Георгий Гапон, 1870—1906）带领三万彼得堡民众手举圣像、沙皇肖像，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聚集冬宫广场，宪兵仓促应对，出现流血事件，沙皇形象开始崩塌。1829年8月入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别林斯基，认识了纳杰日金（Никола́й Наде́ждин, 1804—1856）教授，被学校除名后，得以在后者创建的《望远镜》（Телескоп）杂志打工。期间他体会到触犯书报刊审查制度的后果：1836年《望远镜》因发表恰达耶夫（Пётр Чаада́ев, 1794—1856）的《哲学书简》片段被查封，作者被沙皇宣布为疯子，主编被流放，别林斯基失业。他被此事深深触动，对政治高压比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的体会更深刻。因此，别林斯基任《莫斯科观察家》（1838—1839）执行主编，主持《祖国纪事》批评栏（1840—1846），与《现代人》杂志（1847—1848）合作时，自觉践行官方国民性理论，因而几乎从未被书报刊审查官为难。只是1847年在国外疗养时，他因强烈的俄罗斯情怀，在激愤中写下《致果戈理的信》（1847），把果戈理隐秘在字里行间的敏感观点和情绪公开化（指出其怀疑俄罗斯正教会、透露乌克兰意识、背离俄罗斯帝国认同等）。此举致使果戈理进一步背离俄罗斯，加剧社会撕裂，使当局不得不查禁这封信。中国学界没有关注别林斯基的整个批评生涯，大多引述其《文学的幻想》（1834）、《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等作品，赞赏他奠定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实际上，别林斯基的批评活动是在帝俄和欧洲之间新的关系格局中展开的，他及时评论畅销的大众文学，分析其中的俄罗斯问题。这种重视批评实践而非批评理论建构的著述，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谢维廖夫（С. П. Шевырев, 1806—1864）、温格洛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 1855—1920）等后代文学史家对俄罗斯文学史的建构，于是，帝俄时代尽管俄罗斯文学史著述甚丰，但多彰显国家认同或俄罗斯情怀在文学中的演变，理论探讨严重不足。
别林斯基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正值维也纳体系在欧洲确立20周年之际。1814年9月18日，为解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并主持多国代表参加外交会议，于翌年6月签署《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它规定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体制，确认拿破仑战争之前欧洲各国边界。这份议定书奠定了欧洲的政治框架，确保了此后四十余年的和平。在这样的情势中，俄国获利最多，引发帝俄民众对本国制度的自信心大增，它与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所激发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相互促进，使俄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将欧洲文学视为俄国作家的效仿对象，而仅仅将其看作俄国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对此，别林斯基在《〈冯维辛全集〉和扎果斯金文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又名1612年俄罗斯人〉》（1838）中评价道，若某人作品被读者广泛阅读，那么就值得研究，哪怕该作的影响力是短暂的，但只要它存在过，就说明它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人们可据此推断社会在那一时刻的状态。此外，肯定维也纳体系之后俄国文坛的变化，是别林斯基的基本看法，如在对俄译本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评论中，他声称“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能与法兰西文学相媲美。艺术创作能发展到法国那样的程度，那就似乎是法兰西第二。法国人乃至全欧洲人都阅读法兰西作家作品，整个欧洲文学靠着翻译法语文学而存在着”，《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等给人留下灵感、智慧、思想，其作者哪怕不是天才，读者仍爱读它们：“倘若您不喜欢昙花一现的流行之作，只爱读高雅作品，那么不要斥责也勿怀疑畅销书：您不读，它们仍能找到大量读者，并给予他们有益的智慧，以良好的行为给予他们教育和明智、高雅的消遣。艺术贵族们只阅读那些享有特权作者之作，大众读者也应有自己的文学。我们没对法国的中长篇小说发表任何否定性意见，我们甚至衷心为之高兴。”[5]如何积极引导读者面对俄译欧洲文学之盛行，从而影响俄国图书市场的走向，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使命。
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遗产中，八篇年度文学长篇述评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述评把俄译欧洲流行小说视为重要的文学景观。如《1943年俄罗斯文学》（1844）把下列译作列入当年的“通俗文学宝库”（беллетристические сокровища）：乔治·桑《安德烈》和《穆尼罗本》、狄更斯《老古玩店》、瑞典女作家布雷默尔（Fredrika Bremer）《家庭》、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歌德《威廉·麦斯特》等[6]。这些连同他发表的许多关于俄译大仲马、保罗·德·柯克（Charles Paul de Kock）、司各特、雨果和巴尔扎克等当时流行作家作品的评论，无不意味着，在别林斯基的意识中，欧洲小说的俄语译本是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值得高度重视。实际上，重视俄译欧洲流行小说是别林斯基批评遗产的主体部分之一。1834年《阅读文库》重新发表1730年特列加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 1703—1769）翻译的法国作家塔里曼（Paul Tallement, 1642—1712）之色情政治讽喻小说《爱情岛之旅》（Le Voyage de L’Isle d’amour, à Lycidas, 1663），别林斯基及时发表书评，指出译者出色掌握拉丁文和法文，虽不是诗人，却能巧妙地译出这部诗体小说，出版商耗巨资重版该作，可谓功德圆满。他还特别重视法国通俗小说家德·柯克之俄译作品，如《妻子所改变的丈夫》（1832）、《妻子、丈夫和情人》（1829）和《吾妻之子》（1812）等。这些作品对俄国作家产生巨大影响，如涅克拉索夫曾点校过德·柯克作品的俄译本，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女主人公痴迷的法国文学，就包括德·柯克之作。正因德·柯克在俄国广为流行，别林斯基在关于其《巴黎美女》（1842）的书评中表示：“虽然一些理想主义批评家和道德人士不断地斥责柯克，但大家对其仍手不释卷，善良、可爱和才华横溢的保罗·柯克持续写作，翻译家竞相把他的作品译成欧洲各种语言……我多次说过，只能读柯克法文原作。因为他是出色的法语作家，其小说的生动性、原创性与法语的精神紧密相关；而俄译本严重扭曲了柯克。其小说的优雅与和善，在俄国读者那里却是污秽和平庸、犬儒主义的愚蠢图景。”[7]在他看来，法国的优秀畅销小说应该有高质量译本。在评论女作家朱可娃（Мария Жукова, 1804—1855）的《良心宣判》时，他认为作家叙述滑稽可笑的人物，生动展示了这类人物身上邪恶、血腥和易怒等特点，形成了敏感而令人激动的法国小说特点，果戈理作品也与此类似，后者是“俄罗斯的德·柯克”[8]。
青年别林斯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正教主导婚姻家庭的社会里，身体力行倡导爱情和婚姻自主的乔治·桑作品也被大量俄译并引发文坛关注。冈察洛夫在《关于别林斯基个性的笔记》（1874）中回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和彼得堡，“人们不断谈论乔治·桑；其作品一出现，人们就竞相阅读、翻译；一些女性甚至严肃地把其作品奉为金科玉律，设身处地地自视为其中的某位女主人公”[9]。冈察洛夫坚信俄罗斯民族价值观，对乔治·桑式的女性解放不以为然，致信她说：“我不能赞赏您所倡导的那些女性解放的倾向，但喜欢您深思熟虑又温柔地描写的女主人公形象。”[10]出生于神父之家、一生未婚的别林斯基却被乔治·桑倡导的新道德吸引，关注她在俄国引发的争论，其《话说批评》（1842）坦言：“乔治·桑无疑是当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家。无论她所说的原则怎样，可以同意或反对它们，说它们虚伪，但绝不能不尊敬她本人，对她而言，信念即灵魂和心灵的信仰。因此其许多作品深入人心，始终不会从读者的心智和记忆中消失。”[11]他在《1841年俄罗斯文学》（1842）中说：“在崇高精神方面，女人有着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并同等地参与其中，若就一切方面而言，她在精神发展的阶梯上比男人站得低，原因并非天生的，而是由于男子不正当地利用身体的力量，半野蛮、沉重的东方社会结构，女性受到不务实的虚假教育……但时代在进步，思想在运动，野蛮习俗开始撼动：女性已意识到自己的人权，并用卓越的业绩向高傲的男人证实，她就是上天的女儿，正如他是上天的儿子……天才的乔治·桑的名字还有谁不知道呢？”[12]他在俄国前瞻性地将乔治·桑视为女性解放的宣告者，认为其观念是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终真理，其小说“极为简练朴素、最为优美、特贴近生活、极尽智慧、特别的诗化”[13]。这些论述，为乔治·桑在俄国的持续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1844年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俄译本问世，畅销一时，当即引发《祖国纪事》杂志的关注。别林斯基及时发表书评，赞赏该书出色地描写了法国的世俗生活，俄译本翻译准确。对当时雨果、巴尔扎克作品的俄译本滞销现象，他愤愤不平，认为《巴黎的秘密》在欧洲的畅销表明，“在我们这个世纪，成就被认为比天才、天资、学识、美和德行更重要，但成就大小，可轻而易举地用一种尺度来计算，即金钱，就是这个尺度限制了自己，又把所有其他的一切包括在其中。在我们的时代，谁不发财致富，谁就不是天才，就没有知识、缺乏美和德行”；“在过去不学无术的时代，天才若不在疯人院就是在流放或收容所里完成其伟业，学识使有学识的人饿死，德行和天才的命运一样，美被视为危险的天生所赐。现在则不同，所有这些品质，有时候很难开始自己的伟业，却圆满收场：年轻时，就干枯、瘦弱、苍白，到人生阅历丰富的中年，则发胖、油腻、红光满面，自豪和自在地躺在一袋袋金钱上。起初他们是厌世者和拜伦主义分子，后来就变成对自己和世界满意的小市民”[14]。通过描述欧仁·苏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别林斯基意在推动俄国图书市场的发展，认为流行的俄译西欧大众文学能够改变俄国文学的面貌。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译的欧洲流行作家中，别林斯基还特别关注司各特。其《古董家》（1816）第三卷俄译本1845年问世后，别林斯基及时发表书评，称在俄罗斯文学中，像俄译司各特小说这样让读者兴奋、市场表现也很好的现象并不常见，如同历史小说《昆丁·达沃德》（1823）吸引了许多读者，预期《古董家》也会让读者愉悦：“司各特小说对年轻人特别有益：吸引他们对文学世界的兴致，它们不仅不会让读者远离科学，而且还教育和发展了他们的历史感，而缺了历史感，研究历史则徒劳无益；该作唤起青年人关注我们时代最先出现的和最伟大的知识。”[15]当然，此时的俄国文学界接受英格兰主流批评界把司各特当作历史演义作家的认识，也将他当作通俗作家译介。别林斯基同样没有能力辨析这种英格兰中心主义的批评观，但他能从叙述技术、俄译本的修辞等方面论述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优点。 可见，别林斯基对俄译欧洲流行文学之热诚，正适应俄罗斯帝国在维也纳体系后成为欧洲大国、自信地扩大对欧洲开放之趋势，而他对俄译欧洲文学的积极批评，则表明俄国人自1730年以来仰视欧洲文学的态势，自19世纪20年代末以来正在终结，转而更自信地面对欧洲文学，尽管此后的书报刊审查制度并未宽松。
二、重建批评方法以正视图书市场上的大众文学
别林斯基如此重视俄译欧洲大众文学，是因为他观察到这类文学在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1730年以来，为促进国家世俗化进程，俄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创办杂志、印刷所、书店推广欧洲文化，借此塑造高雅的欧化贵族阶层。这一举措，孕育出文坛持续繁荣和市民爱读大众文学的文化景观。俄国当时能使用文字的人，主要包括贵族、文人、商人、官员、城市手工业者，其中上层贵族子弟组成阅读法语文本的高级阅读圈，而不懂外语、受教育不多的人则阅读通俗文学，出现由商人、市民和城市家庭妇女等组成的“大众读者”（массовый читатель）。随着通俗读物的影响力增加，吸引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造成贵族主导的古典主义文学衰落，而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潮流迭起。对此，别林斯基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思考和笔记》（1846）中断言：“在我们文学的首个时期，普希金之前的天才，不是别的人，而是通俗小说家，欧洲作家、作品是他们的学习对象，借用其形式和思想；在我们时代的文学中，他们扮演的完全是另一种角色。”[16]此说表明，他已敏锐地观察到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20年代末加速走出贵族古典主义美学、崇尚欧化之大势。
在成名作《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注意到彼得一世开启的引进欧洲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建立了图书市场并孕育出大众文学，从而推动了文学通过图书市场走出贵族圈、大规模进入市民阶层。这一趋势在维也纳体系建立后有增无减，以至于普希金之后的文学史阶段被称为“斯米尔金时期”。著名出版商斯米尔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мирди́н, 1795—1857）主持畅销杂志《阅读文库》期间（1834—1848）和购得《祖国之子》杂志后，请著名作家或翻译家任主编，给作者支付每印张100—300卢布的高额稿酬，“文学工业”（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由此而生，大幅提升了作家的经济地位，推动了职业作家队伍的形成[17]。别林斯基清楚，正是斯米尔金推动高稿酬制度、采用策划合适选题和推出成规模丛书的编辑方针并切实履行出版合同等，才真正改变了作者仰赖达官贵人的处境。19世纪20年代后，作家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别林斯基本人也受益于斯米尔金所光大的杂志出版事业，以批评家的身份践行文学家报国之志，成为俄国首位职业批评家。
显然，斯米尔金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况，也扭转了文学在俄国的发展方向。曾主编《莫斯科电讯》《祖国之子》《俄罗斯导报》等报刊的批评家波列沃伊（Николай Полевой）对此深有体会，声称图书作为商品，作者应满足公众口味，文学活动成为工业生产的一部分，促使文学体现本土的审美要求[18]。在这一语境下，从事具体文学批评实践而非理论研究的别林斯基，热心分析满足大众之审美诉求的流行小说，注意到现代文学在俄国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俄罗斯化问题。既然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受读者青睐的畅销书，那么文学批评的范式也会相应变化。对此，别林斯基在对《弗拉基米尔·别涅季克托夫诗集》（1835）的同名书评中称，对艺术作品的评价要建立在文学的法则上，即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而非沿袭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美学，批评家需要理性但不限于理性，“细腻的诗学感受力，对文艺作品之印象的深刻认识——这才是组成批评的首要条件，经此第一眼就能区分貌似的冲动与真实的灵感，演讲术的奇异表述与感情的表达，虚假的高雅举止和充满审美生命气息，唯有这些，强大的智慧、渊博的学识、温文尔雅的教养，才会有其思想和重要性。反之，即便您学会了从汉语到北方民族文字的世界语言，掌握了从梵文到爱沙尼亚语和芬兰文的全部文学，也会文不对题，语无伦次，看不到大象，为一只甲壳虫而兴奋”[19]。在别斯图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естужев）以笔名“马尔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刊行12卷本全集之际，别林斯基发表书评称，“首先‘文学’不言而喻是指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字作品，包括从民歌、儿歌，到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成熟果实、发展到完备程度的艺术作品；从深刻的学术著作，到轻松的报纸文章和关于建造储藏室或灭蟑螂的小册子，包括全部思想活动。其次‘文学’专门指的是诗歌作品，最后‘文学’是指一切轻松的，用于娱乐和消遣，连科学和艺术的门外汉也懂的通俗读物。无论文学的哪种情形和意义，皆为国民意识、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但当时的俄国社会对如此复杂的文学状况却认识混乱，往往沿袭法国古典主义、康德或谢林等人的看法[20]。他不仅指出文坛因图书市场繁荣带来的复杂问题，还赞赏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作品，批评官方推崇的古典主义作家苏马罗科夫（А. Сумароков, 1717—1777）高产但无聊、平庸，“使当时的文学充斥着反常的‘讽喻’”[21]。
纵观别林斯基的全部文学批评遗产，他着力评论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作家及其文学思想。他在《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中再度强调《文学的幻想》所阐发的文学史观，18世纪和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颂诗、故事诗、寓言等，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被代之以长、中、短篇小说，并且这些新的文类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体裁。他指出：“什么书最被人爱不释卷和争相购买？中长篇小说。什么书最使文学家能购房置业？中长篇小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写作者，才华横溢的和资质平平的、从高高在上的文学贵族到焦虑的普通骑士、斯摩棱斯克市场上的骑士都写什么书？中长篇小说。奇事！还不止这些：是哪些书叙述人类生活和道德规则、哲学体系，以及全部科学？中长篇小说。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这一现象？谁、哪位高手或才华横溢的天才促成这一新潮流？……这不能归之于某个人：在于时代精神、普遍的堪称全世界的潮流。”[22]此论在《1847年俄罗斯文学》（1848）中得到延续：“中长篇小说引领着其他各体文学，包括全部的高雅文学，其他任何作品在它们面前似乎是某种特例和偶然。原因乃这种文类的实质是虚构融入现实，在将艺术描写与朴素的纪实性描写现实相混合方面比其他体裁更具优势、方便。中长篇小说甚至在描写最平凡和庸俗的日常生活的单调方面，也能成为艺术之最高境界、最高级创作的代表；只选择生活的崇高瞬间去反映，它们就可能丧失任何诗情、艺术……这是最广泛、包罗万象的文类；在这种文体里，天才感受到无限自由。把其他各体文学融为一体。”[23]可见，他洞悉了图书市场如何改变了文学景观，曾被贵族文人诟病的通俗小说，却被他认为是重要文体并获得高度评价。
别林斯基还有意识地追踪评论大众文学在当时文坛的情况。这不仅早在《文学的幻想》和《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中就显露出来，且此后一直延续，如关注扎果斯金（Михаи́л Заго́скин, 1789—1852）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刊行畅销小说或戏剧的情形。针对其中篇小说《乡愁》（1839）的畅销，别林斯基及时发表书评指出：“他每部新作问世，对俄国读者而言就是节日。读者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信息，就会搜集他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之作，把它们作为礼物，迫不及待地收入囊中；书店里只要出现这样的礼物，就会被一抢而空，并且俄国读者随时从口袋中掏出它们，那是新近问世的装帧上等之作。总之，俄国读者正盛行阅读扎果斯金，把他当作自己的作家阅读，而扎果斯金坦诚且不拘礼节地对待之，按俄国俗话说，他言行一致。因其浪漫主义荣耀已奠定了他的坚实基础。”[24]如此盛赞，并非别林斯基对扎果斯金的文学创作情有独钟，而是因为他认为倾心于欧洲畅销小说影响下的俄国大众文学能提升国民的审美质量。 可贵的是，别林斯基深知大众文学的畅销得益于媒介和出版商。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和文学观》中，别林斯基坦言应该感谢而非否定《阅读文库》，它使布尔加林和扎果斯金等畅销作家在丰厚稿酬的保障下过着体面的生活。他指出，《阅读文库》为普希金《黑桃皇后》《咪咪公爵小姐》支付了大笔稿酬，肯定其诗作《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喷泉》《茨冈人》《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东诺夫》以及《波尔塔瓦》的创作质量，这可以证明“真正的天才不会被金钱毁坏”，从而否定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维廖夫所说的“我们没有文学家，靠金钱绝不可能锻造出文学家”[25]的观点。别林斯基还认为，作家经济地位的提高可以改善其社会境遇，“在当代，诗人不是社会的弃儿，相反，成为被宠爱的孩子；人们已不再斜视他们、蔑视或狂吠他们，而是在他们面前毕恭毕敬地让道，哪怕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甚至在俄国，有钱有势的贵族也以结识著名诗人自豪，阅读其诗作，聆听评论，以便有机会时能就其诗歌说上三言两语，一言以蔽之，不仅不再视诗人为无用之物，而且视为装饰自己客厅几个小时的很有用的家具”，“利益的诱惑不会扼杀天才；利益诱惑会扼杀巴尔扎克、亚楠（Jules Janin, 1804—1874——引者注）、大仲马，但扼杀不了拜伦、歌德和司各特。这些天才甚至可能是底层人，有伤风化的人，但终究金钱对他们的灵感则无能为力。歌德用什么酬谢他的那些谄媚者？是舞会上的双行体押韵诗，糟糕的六音步诗，而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不是《威廉·麦斯特》，不是《浮士德》”[26]。在《尼古拉·波列沃依》（1846）中，别林斯基赞赏出版商诺维科夫（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 1744—1818）对帝俄文学发展的作用：此人睿智地利用当局鼓励私人办出版印刷的机遇，执掌莫斯科大学印刷所，通过高稿酬鼓励翻译欧洲流行作品或创作俄国的历险记、感伤主义小说。进而，他称诺维科夫“不是一位书商：靠售书挣钱，完全不是他的目的。这位气质高尚者，常被崇高的公民激情所鼓舞——在自己祖国发教育之光……要阅读就需图书和杂志，但当时它们存在不足。于是，诺维科夫出版许多图书和杂志，四处寻找有能力或有热情发展图书事业的青年人。他约请懂外语的人去翻译，给写诗的人发表诗作，给写小说的人刊行小说；他赞扬和激励所有人，给予穷人以受教育资金”；“率先出版各种图书、鼓励任何有才华的人，当属诺维科夫：这生动证明他在俄国文坛上的作用”；“他竭力营造读书氛围，（出版）满足人们这种爱好的书籍和杂志”[27]。可见，别林斯基重视媒介和出版商在文学中的作用，显示出职业批评家的前瞻性。
俄国人所理解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形象
更有意义的是，别林斯基率先指出大众文学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推动文学的俄罗斯化和表达俄国认同。早在《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中，他就认为，较之戏剧，19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俄国文坛主流的长篇小说，以大量描写俄国历史或现实的细节吸引读者，称参加高加索征战的原十二月党人别斯图耶夫是“我们第一位小说大家，俄罗斯中篇小说的首倡者”；赞赏波兰裔作家布尔加林的俄罗斯题材长篇小说《伊凡·维日金》（1829年初版发行量达4000册）是杰出的道德讽刺小说、俄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认为这种文体由此在俄国畅销起来，既非模仿而来，也非某位天才使然，乃因普遍的需要和主流的时代精神所造就。别林斯基还着力分析备受图书市场青睐的畅销小说，包括奥托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Одо́евский, 1804—1869）公爵的《公爵的女儿济济》（1839）和果戈理《旧式地主》等作品如何以“构思之朴素”反映“充分的生活真实”，体现出“国民性”或“民族性”[28]。进而，在具体论及《扎果斯金文集》（1838）时，他指出在18世纪流行作品中充斥的是外国的奇闻逸事，而《伊凡·维日金》开始用俄国人的名字，书写俄国的风土人情，首次出现真正的俄罗斯因素，俄国读者把它当作俄罗斯作品而普遍接受。这种肯定大众文学的美学价值之论，在年度文学述评中延续，在给《彼得堡生理学》（1845）所写序言中得到深化：“俄罗斯文学为研究国家的历史和道德风俗，提供了大量的各方面资料。我们在此所说的文学作品由所谓的轻松文学所组成，其使命在于让读者消遣并满足其需求。我们不把艺术作品、严肃的艺术创作列入轻松文学。因此，说到我们的文学在让人认识俄罗斯及其独特习俗之作是贫乏的，我们并非指这样的诗学作品，即就公平正义而言，俄罗斯文学始终是让人自豪并从中反映出俄罗斯社会的。”[29]也就是说，他赞赏大众文学，是因看中它对俄罗斯性或俄罗斯帝国认同的书写，无论是想象性的还是写实性的，这显示出文学在俄国开始从效仿欧洲向俄罗斯化的转型。
别林斯基
当然，别林斯基赞扬以小说为主体的大众文学在俄国的流行，与他肯定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相互呼应的。俄国历经18世纪以来世俗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到19世纪20年代已成效显著：1829年圣彼得堡举行首届工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10.7万人，此后这一展览会参观人数持续增加（19世纪40年代末达20万、1870年达32万，1872年莫斯科工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75万[30]）。这种现代文明进程，按1846年《莫斯科人》报道，俄国最早开启工业化建设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进步显著：“25年前，州府和农村类似，除一条主街外就没有其他街道了……牛、猪和羊随处可见，鹅鸭成群……现在城市变化翻天覆地。伏尔加河沿岸建造了美丽河堤，街道几乎都是用石头铺砌。1846年下诺夫哥罗德开始用自来水，在市中心广场上建有喷泉和储水池。居民免费使用自来水。”[31]1833—1834年农民叶菲姆·切列潘诺夫（Ефи́м Черепа́нов, 1774—1842）和儿子设计出俄国首台蒸汽机；1837年彼得堡—皇村铁路建成，1842年2月尼古拉一世下令修建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全长650公里）。别林斯基从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认为彼得一世改革在旧社会的墙垣上掘了口，自此国家不知不觉地变化着：“一条条铁路借助隧道和桥梁，通过一处墙垣，又穿过另一墙垣；一条条铁路通过扩大工业和商业，重新编织各阶层和各阶级的利益，促使他们彼此进入充满生机的密切关系中，这些关系会不由自主地消除一切明显的和不必要的差别。但这种各阶层彼此接近之时，也就开始组建绝非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它同我们文学之发端合流在一起……我们要谈论我们的文学成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即我们的文学直接影响了社会观念和风尚。我们的文学创造了我们社会的风尚，教育了几代人，使一代人明显区别于另一代人，奠定了各阶层内部相互切近的基础，形塑了社会共识，产生像一个社会那样的独特阶层，它异于通常的中产阶级，不只是由商人和小市民组成，还包括通过教育而彼此亲近起来的全部阶层，在我们这里教育集中体现于爱读文学。”[32]这些论述显示，别林斯基重视大众文学并非基于个人的阅读趣味，而是因为向往使这种文学得以产生的现代化进程。 可见，别林斯基率先看到图书市场的发展对文学的意义，发掘图书市场上的大众文学所具有的俄罗斯情怀，指出文学正在发生着俄罗斯化的转型。这样的论述表明，别林斯基作为批评家能敏锐判断文学发展趋势，自觉承担起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
三、“官方国民性理论”视域下的大众文学
矛盾的是，别林斯基本人成为职业批评家受益于图书市场，还高度评价大众文学在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但他有时高度评价斯米尔金这样的出版商，有时又对他们不以为然。他在《文学的幻想》中表示，“您记得令人尊敬的斯米尔金，以共同幸福的激情、高贵之心的坦诚宣称，我们以杂志为业的人之所以没成就，乃因寄希望于自己的知识、天才和活动，而非仰赖成为文学灵魂的流动资本（живой капитал）；您记得，他怎样对我们的天才大呼小叫，把钱袋子摇晃得叮当响，并向任何种类的文学生产发号施令，而我们的生产者们蜂拥入其公司；您记得他慷慨且热心地收买我们的全部语言艺术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文学活动！……有些人断言，斯米尔金先生似乎扼杀了我们的文学，用利润诱使才华横溢的文学代表”，并认为斯米尔金主持的《阅读文库》“既没有提升我们文学一毫发，也未降低其一毫发”，“该刊的过错不在于给俄国作者们支付大笔酬金，而在于希望理所当然地充实自己的口袋，用金钱锻造天才。俄罗斯杂志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向俄罗斯读者介绍欧洲启蒙教育。该刊按自己的标准删减、截短、扩展、改写从外国杂志上翻译过来的文章，还引以为豪地赋予其独特的特性、特有的趣味性。它压根想不到，读者想知道的是，欧洲考虑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考虑的，而绝不是该刊想的是什么及如何想的。所以，该刊所刊发的那些译文毫无价值”[33]。这种以矛盾的态度对待出版商的论述，意味着别林斯基对受益于欧洲图书市场而发达起来的帝俄大众文学的心态颇为复杂。 确然，别林斯基对待斯米尔金表现出的矛盾，并非因其文学观随意多变，而是由于他处于国家话语、文学家定位和图书市场三者的复杂纠葛中。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文学家在当时已赢得崇高地位。别林斯基在很多文章中肯定这一文化现象，并指出这是自彼得一世推动世俗化改革以降，俄国接受欧洲现代文明之影响的客观结果。然而，与西欧国家不同，俄国作家的写作须在书报刊审查制度下进行。上文论及的卫国战争胜利、维也纳体系建立和十二月党人事件等相互作用，使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伯爵在致尼古拉一世的报告《关于国民教育部所强力效力的若干基本原则》（1833）中提出“官方国民性理论”，即正教信仰、君权神授和国民性，并认为如果缺少这三者，俄国就无法强大起来[34]。别林斯基对这一理论深以为然，相信该理论实施后，“我们很快就有自己俄罗斯国民的教育；我们很快就会证明，用不着非我族类的思想监护”，希望政治家向俄国青年宣传这一理论[35]。别林斯基在文学批评中也自觉践行该理论，其《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和文学观》声称，“批评的目标即把理论运用于实践”[36]，说的正是这一官方理论。由此，他在《闲言碎语》中假设，若作家不重视官方理论，“没有才能，却想呈现国民性，那么作品就始终是庸俗和陈腐的；他或许能忠实地描写底层民众、小酒馆、广场，总之，庶民的全部丑恶，但他从不会捕捉到国民的生活，不理解其诗歌”[37]。这表明，别林斯基从事文学批评，是因为他看到文学具有引导国族认同的功能，认为批评家应积极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国家话语资源。
1833-1849年俄罗斯帝国时代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1786-1855）
俄国政府通过强化书报刊审查制度，使官方国民性理论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激发了大批青年投身文学，促成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的空前繁荣，文学批评也由此发展起来。别林斯基赞赏这一情形：“俄罗斯批评现在立足于更为坚固的基础上：不限于杂志，还得益于鉴赏力和教育日益发达的读者。这应当极为有利于促进批评本身的发展：批评已然是评判社会舆论的事业，而不是和生活无关的书本上的事。”[38]因此，别林斯基在批评实践中不仅讨论文学文本，还常常论述俄罗斯帝国问题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如其《彼得之前的俄国》（1841）就深刻论述道，“彼得大帝改革及其推动欧洲主义，丝毫没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只是用新颖而丰富的生活之精神复苏它，给它提供了表现和活动的无限领域”，把欧洲主义当作消除各民族差异的标准是可笑的，“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荷兰人、瑞典人都是欧洲人，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国民性差别极为醒目，从不会被消除：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消弭他们的历史，改变他们国家的性质，更换他们的血液”，“国民性即国民全部精神力量之总和：国民之历史即国民性之结果”[39]。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批评不是文坛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是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途径，它要求批评家表达对国家的认同，并将读者视为接受文学启蒙的社会公民。这就使他在批评中既倡导文学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又要求畅销书作家具有社会责任感，如《1843年俄罗斯文学》（1844）着力批评俄国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感到“文学不再是真理和爱之声，而是文学小商贩的嚎叫，这种人贪婪盘算着好心读者的利润，或爱好面子和热情的平庸之辈的喊叫，这种人在懒惰、寡情中，在无意义和微不足道的作品中，想看见俄罗斯文学那永不枯竭的财富之毋庸置疑的证据。读者事实上知道，这种小商贩和平庸之徒，紧密关联，投机者利用读者爱国、爱俄罗斯之心，趁机把自己的庸俗作品称为‘国民的’，既热切希望吸引普通庸众的注意力，又渴望封住意志坚定的批评家的嘴，这种批评承认神圣的爱国主义和高雅艺术，据此满怀绝望地追求和平庸结合在一起的伪爱国主义”[40]。由于强调作家要表达国家认同，别林斯基在评论那些并非以写实性手法书写俄罗斯问题或表达俄罗斯认同的畅销作家时，常常自相矛盾，如他在评论扎果斯金的畅销中篇小说《乡愁》时，指责这位浪漫主义小说家的作品内容贫乏、枯燥无味，随处可见俄罗斯人滑稽可笑的情景，甚至认为作者每部新作问世，都没提供新的东西；但对同样以浪漫主义风格著称的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就特别推崇，乃因诗人热心叙述高加索战争这一当时的流行题材，从而否定大众批评莱蒙托夫作品的权利，称那些否定莱蒙托夫的人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敌人应被称为‘庸众’；这些人憎恨莱蒙托夫是很容易理解的，莱蒙托夫的诗作之于他们太温柔和彬彬有礼，诗人不可能谄媚这些人的粗俗趣味”[41]。换句话说，若莱蒙托夫没有赞美沙皇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叙述高加索战争，那么他是难以进入别林斯基的批评视野的。 面对大众文学的生产机制、畅销书和官方国民性理论之间的矛盾，别林斯基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化解：1. 根据法国古典主义所谓“文学就是美文学作品”（chef d’œuvres de littérature）的观念，他顺势承认18世纪以来俄国也有文学，罗蒙诺索夫、茹科夫斯基等人就创作了高雅文学，进而宣称，“俄国面积超过整个欧洲，人口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新罗马帝国里，出现了比塞尔维亚、瑞典、丹麦及其他小国为数更多的有才能的人，这有什么惊奇的吗？一切理当如此！但不能由此说明我们有真正的文学”[42]，因为这类文学是模仿欧洲文学的后果。2. 按法国启蒙主义文学观，出身上流社会的作者未必能深切表达自己的民族特点，而底层人所表现出的某些特质，如德意志人的思辨、英格兰人的务实、意大利人倾向于艺术、法兰西人热心于时尚和社交等，有可能转化为各自的民族精神，并成为各民族文学家所表达的内容，因此，“文学不是社会的反映，而须是民族的内在生活之表现”[43]。其实，他早在《文学的幻想》中就注意到，19世纪20年代之前的现代俄国文学是在欧洲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没能传达出俄罗斯精神，那个时代孕育出许多文学名家，但他们称不上真正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因此，他表示“我们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教育启蒙”，最终，“我们将不是欧洲人的模仿者，而是他们的劲敌”[44]。3. 别林斯基认为，须借助文学批评去辨析作品是否传达或如何传达国民性，“在对俄罗斯文学的态度上，绝不能对国民性作另类理解”。他指出，在俄国，国民面貌、国民精神和国民生活等多保存于底层民众身上，“我们所有作家，当然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在长篇小说或剧作中描写庶民（чернь）的道德、习俗、概念和感受，那就是民族的。难道一个庶民阶层就构成民族（народ）吗？绝无可能！正如头是人之身体最重要的部分那样，中间阶层和上层阶级才组成了国民的主体。我知道，人在任何状态中都是人，平民有其热情、智慧和感受，因此就如同达官贵人，平民阶层也值得诗歌分析；但国民的高层次生活主要是表露于其上流阶层，或最正确的，表现于国民的整个理念中。因此，选择其一个部分作为自己灵感的对象，那么您就会错误地陷入片面性中。同样，把彼得大帝之前的历史抽离出来用于自己的创造活动，您也不能避免这一极端性”[45]。按这样的国民性标准，“我们的文学是否有这个意义上的国民性呢？没有，现在还不可能有，即便受过教育的爱国者充满着这一高贵愿望。我们的社会太年轻，尚未确定下来。尚未从欧洲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其面貌尚未显露出来和未形成。任何欧洲诗人能写出《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喷泉》《茨冈人》，但《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东诺夫》则唯俄罗斯诗人方能写出。真正的国族性只有摆脱外来影响的人才能获得，这就是杰尔查文何以诞生的所在。总之，我们的国民性在于忠实描写俄罗斯生活图景”[46]。别林斯基大部分重要的批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样把官方国民性理论运用于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分析中，既敏锐地指出俄罗斯文学进程深受欧洲文化思潮影响，又一厢情愿地否定欧洲文化影响下的大众文学，这种带有内在矛盾的批评观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后来的俄国文学批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成名作《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就敏锐地用不同概念，如“民族性”“俄罗斯国民性”（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俄罗斯国族性”（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表述国家话语，并据此评价那些著名的畅销作品。鉴于这些表述的复杂性，他在《彼得之前的俄国》中专门做了辨析：“在俄语中有两个词表达同一种意义：一个是地道的俄罗斯词‘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另一个是我们从法文中拿来的拉丁文表述的‘国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但我们确信，在任何一种语言中皆不可能有两个词表达完全等值的意义，一个词能完全替代另一个词，继而，一个词使另一个词变得完全多余。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在一种语言中，保存一个外来词，同时也存在一个本土词，完全表达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应该有些许差异，倘若不是很大的差别。民族性和国族性仅就自身意义而言是相同的，但绝非等同，两者之间不仅有细微差异，而且有很大差别。‘民族性’相对于‘国族性’，类似于具体的、低级的概念相对于类的、高级的、更普遍的概念……歌谣和民歌即民间作品，也能为受教育的高等阶层所接受，而普希金的诗篇即国族作品，只被社会上受教育的各族群上流阶级所接受，而没被全俄罗斯民族所理解，当时达官显贵能理解彼得之前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先人的所说、所做和生活方式，但先人完全不懂后代人的生活，而当代受欧式教育的人和底层阶级之间、农夫和商人之间彼此隔阂很大，历史和现实、不同阶层之间不能共享民族性，却有共同的国族性。”[47]做出这样的辨析，实际上是在俄罗斯帝国框架下，主张降低民族性在国族性中的地位，以便弱化非俄罗斯族群的民族性，减弱不同阶级不能共享同一个族群的民族性，凸显俄罗斯帝国中超越各阶级鸿沟和族群区别的共同国族性。由于俄罗斯族是帝俄的主体民族，所以国族性也可以等同于俄罗斯民族性。正因接受这样的官方国民性理论，别林斯基在《柯里佐夫诗集》（1835）问世后发表书评，赞赏这位农民诗人对平民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我们高度评价这一民族性：在他那里，国族性是高贵的，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粗鲁地伤害感情，在其作品中也没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而是客观真理”[48]。这种让读者超越阶级（农民）和族群（俄罗斯族）去理解柯里佐夫诗歌所显示出的俄罗斯帝国的国族性，表明别林斯基对俄罗斯帝国有着其他批评家所不及的家国情怀，其心中并非仅有对俄罗斯民族的朴素感情。用“民族性”“俄罗斯国民性”“俄罗斯国族性”等概念去考察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俄国文学在表现国民性问题上存在缺憾。在《话说批评之二》（1843）中，别林斯基声称很多畅销作品没有叙述帝俄的现实问题，未能表达出俄罗斯国民性，皇室桂冠诗人“杰尔查文是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史上的伟大现象，但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则是僵死的；其诗歌现在成了文学家的诗学研究对象，而非社会欣赏对象，社会大众勉强从诗学理论那里知道杰尔查文，那是他们在儿时从诗歌作品中学到的……杰尔查文对任何时代而言，皆是巨大天才，但只有对自己时代才是伟大诗人；对我们时代，他几乎连诗人都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他的理想主题和形式本身已死去”[49]。之所以这样评论杰尔查文，是因为别林斯基认为杰尔查文用德意志感伤主义诗学表达贵族对人生的感悟，而未能传达出俄罗斯民族性、国民性诉求，更遑论诉诸帝俄的国族性。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别林斯基在《1843年俄罗斯文学》中批评道，扎果斯金以怀旧情绪书写的历史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畅销一时，其主人公尽管有强烈的俄罗斯认同，却未呈现出有历史深度的俄罗斯民族性。此外，扎果斯金此后的小说在描写平民和庄园主的农村生活时，同样因缺乏国族意识，热衷于直接演绎官方国民性理论，因而写得一部比一部差[50]。别林斯基以体制外批评家的身份评论俄国文学史和当时的文学现状，在很大程度上自觉践行了官方话语，为后世俄罗斯文学史家认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相应地，别林斯基放弃道德标准，从国民性的高度评价普希金。他深知与皇室过从甚密的普希金在彼得堡从事文学写作期间私生活不堪，但赞赏其各类诗歌和小说。对诗人逝世翌年开始刊行的11卷本《普希金文集》（1838—1841），别林斯基耗时两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续发表11篇长文，引用果戈理名篇《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1832）中的有关言论，通过巧妙运用“民族性”“国民性”“国族性”概念，把有着强烈俄罗斯民族性诉求的普希金塑造成俄罗斯帝国的国族诗人，认为其作品既表达了俄国享受欧化成果过程中所孕育出的个人主体性意识、丰富情感，又传达出卫国战争胜利后俄国社会迅速扭转西化潮流、认同俄罗斯帝国的新变化。别林斯基认为，《皇村的回忆》就显示出，普希金用古典主义颂诗表达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而且诗人的创作多是积极传达俄罗斯民族性的。“我们对普希金思考得越多，那么就越深刻地洞见他与过去和现在的俄罗斯文学之充满着生命力的联系，会确信论述普希金就意味着论述整个俄罗斯文学：正如此前俄罗斯作家阐释着普希金那样，普希金也阐释着此后的作家。这一思想的真理性程度，就是令人慰藉的程度：这一思想展示出，我们的文学虽然贫弱，但其中有着生命活动、有机发展，因而有着自己的历史。我们绝没有自以为是地想着要充分发展这一俄罗斯文学观，我们只是期望一个方面而已，哪怕是暗示这种观点，但也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另外一条路来。”[51]这种赞赏普希金的思路，遍及别林斯基所有的重要篇什。例如，在评论神父舒彼雅科夫（А. Шубяков）翻译的大仲马小说《波琳娜》（1839）时，别林斯基认为才华横溢的大仲马是真正的艺术家，但这部深得读者青睐的作品，立意是“荒谬的和鄙俗的，就其不雅的叙事而言则是枯燥无味、蹩脚和平庸的”，远离了法兰西启蒙主义文学之伟大传统，并表示“我们伟大诗人普希金关于普加乔夫的中篇小说就不是这样吧？在《上尉的女儿》中这个强盗（普加乔夫）是历史上实有之人，而非虚构的；在《高加索的俘虏》中，普希金没使这个高加索人和强盗失去某种伟大灵魂、风范……这部作品乃灵感激发之作，而非文学的一般性潮流之产物”，“普希金不仅是自己国度里的伟大诗人，而且是全人类的伟大诗人” [52]。1881年，莫斯科举行普希金塑像揭幕典礼，吸引了全俄乃至侨居世界各地的著名知识分子到场；1899年，全俄举行盛况空前的普希金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诗人由此成为白银时代重要的文化资源；1924年，苏联举办纪念普希金诞辰125周年活动，诗人成为苏俄话语所推崇的经典；1999年，叶利钦参加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2019年，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竖起普希金纪念碑，并在名称上增加“普希金”。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民族的地位，正奠定于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
俄国人所理解的别林斯基论普希金
可见，只有直面别林斯基充分遵循官方国民性理论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当初在《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中盛赞果戈理的别林斯基，一旦发现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中怀疑俄罗斯认同、含蓄地流露出乌克兰民族诉求，就在病中写下《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7月15日），称果戈理是热衷描写下流和肮脏现象的无能、无趣作家，并把果戈理擅长描写庸俗者生活的特点称作雕虫小技，而自己以前评价果戈理乃俄罗斯文学领袖的文章是荒唐的，除《狄康卡近乡夜话》外，果戈理的作品皆一派胡言，希望他回到以写实主义手法描写帝俄社会现实问题上来，以表达真诚热爱俄罗斯之情。别林斯基不仅以国家话语批评果戈理，而且对直接用乌克兰语诉诸乌克兰认同的舍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1814—1861），也曾给予更加严厉的批评[53]。因践行国家话语，别林斯基评价作家、作品时常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文学史家温格洛夫在其主编的12卷本《别林斯基全集》（1900）前言中已注意到这一点，但仍高度评价别林斯基对后世俄国文学的影响：别林斯基不懂外文，又排斥外语，其成名作中哪怕常使用法文说法或闪烁着法兰西思想，也是装腔作势，导致文辞华而不实；因履行批评家的国家责任，“在其遗产中，读者始终能找到他对当代大量的最重大问题的答案，因沿着他所提供的启程点而前行，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就完全是明确的”。简言之，别林斯基是当代俄罗斯文学思想的本源、基石，使俄罗斯文学成为俄罗斯公民社会思想潮流的重要载体，“他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中心点，俄罗斯文化之辉煌时代的表达者，给予了那些伟大作家要把俄国提高到人类的文学强国地位的种子”[54]。此外，别林斯基对大众文学的矛盾性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学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中承认《阅读文库》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却又表示文学圈的扩大得益于普希金及其同仁，而非《阅读文库》[55]；涅克拉索夫之妹涅克拉索娃（Екатерина Некрасова, 1847—1905）作为19世纪中后期文坛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既注意到大众文学的作用，又贬低其价值，其《和低俗出版物作斗争25年的阅读大众图书》（1880）近乎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之回声[56]。著名批评家和出版商舍尔古诺夫（Н. В. Шелгунов, 1824—1891）的《文学所有制》（1862）也延续了别林斯基的批评思想，声称“重要的是，文学并非用来糊口的。让热心于此的作家走另一条路吧”[57]。
苏联为纪念别林斯基诞辰150周年发行的明信片（1961）
总之，别林斯基是在俄国成为欧洲大国，并且帝俄的君权神授体制得到欧洲承认后开展文学批评活动的，其批评生涯正视1730—1847年间的大众文学，注意到这一时期俄译欧洲流行文学的意义和问题，率先从表达俄罗斯认同的角度确立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等作家的经典地位，但又矛盾性地否定孕育出这些经典作品的文学生产机制。别林斯基的敏锐观察和论述矛盾，是由于他选择以体制外批评家的身份在书报刊审查制度下践行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他对大众文学的批评，异于英国批评家奎妮·利维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 1906—1981）在《小说与读者大众》（1932）中为维护英国贵族精英文化的审美传统而否定大众文学的观点[58]。她所诟病的导致英国高雅文学式微的大众文化机制，从长时段看，反而不断给文学生产、流通、消费注入活力，使高雅文学日趋丰富、多元。而别林斯基对推动文学民主化趋势的大众文化机制颇为迟疑，其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就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1948）中所说的，文学批评之于别林斯基而言，“仅仅是表达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社会真理而战的工具。在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政论性文学批评获得了巨大意义，可以解释为：在书报刊审查制的条件下，只有文学作品的评论形式，才能表述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他首次真正评价了普希金，识读出许多正在崭露的才俊。他乃地道的俄罗斯人，且只有在俄国才可能，又是热忱的西方主义者，相信西方。但他去欧洲旅行后，对其大为失望。失望，又如同神往一样，都只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他是不容异见又是独特的，正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皆痴迷于理想一样，他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基于思想，他断绝了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往来，那是他曾深爱的斯拉夫派朋友。他首先丢失了和斯拉夫派交往的可能性。在痴迷于黑格尔的‘现实’合理性之理念时期，他断绝了亲近他的赫尔岑及其他朋友”。不过，别尔嘉耶夫认为，别林斯基身上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贵族老爷特征，虽然他主要是通过深谙德文的巴枯宁获得关于黑格尔的认知，而不是通过阅读原作理解黑格尔哲学的[59]。别尔嘉耶夫之所以能指出别林斯基的矛盾，是因为后者的批评活动是围绕图书市场上的大众文学展开的，尤其关注在欧洲文化思潮滋养下的畅销书，但他以俄罗斯帝国情怀，希冀通过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和文学认知建构国家认同，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抱负，从而使其批评遗产充满着矛盾，即便是对同一作品的论述，在不同篇什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内部也会左支右绌，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别林斯基的茫然”。对这笔要建构国家认同却未能充分契合国家要朝现代文明发展之方向的批评遗产，别林斯基在世时就被主张要回归俄罗斯作为斯拉夫民族之本位的批评家指责，后来又被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否定，使得别林斯基的遗产在俄国文坛常常争议不断，只是苏联为了强调文学家要反映官方话语所解释的“现实”，才使之大放异彩。今天揭示出这样的别林斯基，对习惯于苏联文学批评所阐释的别林斯基的汉语读者来说，也会感到茫然，但这或许更接近真实的别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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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5][26][36] В. Белинский, О крити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мнениях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76, Т. 1, С. 260-261, С. 290, 291, С. 26, С. 259. [2] David Gasperetti,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Novel: Carnival, Stylization, and Mockery of the W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3][37]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Ничто о ничем, или Отчет г. Издателю «Телескопа»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полугодие (1835)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тауы,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1, С. 217-218, С. 234.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3—524页。 [5] В. Белинский, Карма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Граф Монте⁃Кристо, ро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ю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82, Т. 8, С. 466-467. [6][40][50] В. Белин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3 году,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81, T. 7, C. 54-57, C. 7, C. 7. [7]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арижская красавица....Роман Поль ле Кок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 1979, T. 5, C. 288-289. [8]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вести Марьи Жуков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78, T. 3. С. 366. [9] Иван Гончар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 Т. 8, C. 58. [10] L. Herrmann, George Sand and 19th Century Russian Novel: The Quest for A Hero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79, pp. 28-29. [11][49] В. Белинский, Речь о критик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5, С. 74, С. 85. [12] B. Белин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1 году,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79, Т. 4, С. 289-290. [13] В. Белинский, Мысли и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л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М.: Акад. наук, 1959, Т.12, C.54; В.Белинский, Бенард Мопра, или Перевоспитанный дикарь, сочинение Жорж Занд, Пол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М.: Акад. наук, 1954, Т. 5, С. 175-176. [14]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арижские тайны»,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7, С. 60-61. [15] В. Белинский, Романы В. Скотта. Антикварий, Собра сочи, Т. 8, С. 422-423. [16]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Мысли и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T. 8, C. 52. [17] Т. Гриц, В. Тренин, М. Никитин, Словесность и коммерция, Книжная лавка Смирдина. М.: Федерация, 1929 (переизд. М.: Аграф, 2001). [18] Никола́й Полево́й, Очерки записки о продаже книги русскому дети, Новосель, No. 2 (1846). [19] В. Белин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х Владимира Бенедикт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1, С. 194-195. [20]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 Марли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3, С. 7-8. [21] В. Белинский, Басни Ивана Крыл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3, С. 393. [22][28] В. Белинский,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лол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T. 1, C. 140, С. 141, 168. [23] В. Белинский, Взгляд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47 году,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8, С. 371-372. [24] В. Белинский, Тоска по родине. Повес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М. Н. Загоскин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77, Т. 2, С. 482. [27]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олев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8, С. 157-158. [29] В. Белинский, Вступление «К Физиологии Петербург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7, С. 127. [30] М. Ю. Лачаева, Приглашается вся Россия: Всероссийк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выставки (XIX⁃начало хх в.). М.: ТЦ “Сфера”, 1997, С. 50-90. [31] Внутренние 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витянин, No. 4 (1846): 191-193, 197. [32] В. Белинский, Мысли и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T. 8, C. 36. [33][35][42][43][44][45][46] В. Белин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T. 1, C. 121, 123, C. 121, C. 51, C. 121, C. 125-126, C. 115-116, C. 117. [34] 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бщих началах, могущих служи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ри упра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Блинов и др. (ред.), Река времен: книга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М.: Эллис Лак; Тов⁃во “Река времен”, 1995, Вып. 1, С. 70-72. [38] В. Белинский, Взгляд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47 году,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8, C. 409. [39][47] В. Бел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до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T. 4, C. 35-36, 40, 41, C. 35-36. [41] В. Белин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Лермонт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3, С. 440. [48] В. Белин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Кольц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Т. 1, С. 213. [51] В. Белин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ина. Статья перва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ий в 9 томах, М.: Худо. лите., 1981, Т. 6, С. 81-102. [52]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ина.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Дюма. Перевел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няков// Литерар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ов.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50, Т. 56, С. 10, 12. [53] Victor Swoboda, “Shevchenko and Belinsky”, in George S. N. Luckyj (ed.), Shevchenko and the Critics, trans. Dolly Ferguson and Sophia Yurkevic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pp. 303-323. [54] С. А. Венгеров (сос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Г. Белинского в 12 томах,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 Стасюлевич, 1900, Т. 2, С. 85-86. [55]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56] Е. Некрасова, Народные книги для чтения в их 25⁃летней борьбе с лубочными изданиями. Вятка: Вят. т⁃во, 1902, С. 7. [57] Н. В. Шелгун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ик, No. 3 (1862): 238. [58] Q. 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pp. 198, 224. [59] 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С. 90-9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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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朱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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