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大学的一年并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工作。我白天忙于听课，晚上到英语夜校学习。我主要听比较文学系的课，这门学问深深地吸引了我。曾经是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的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曾大力提倡对孔子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如吴宓、梅光迪等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系主任克劳德•纪延（Claudio Guillen）也认为只有当东西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我真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我借阅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能积累的钱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事业。
时日飞逝，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还刚入门。特别是1982年夏天，应邀在纽约参加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之后，我更想对这门学科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尽管学校多次催我回国，我还是决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恰好加州伯克莱大学给了我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我于是不顾一切，直奔美国西部。我在哈佛大学已被那里的温文尔雅所濡染，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切，都是那样富于传统、绅士风度。到了西部似乎又经历了一次灵魂的大解放。记得参加纪延教授的讨论课时，每到四十五分钟，秘书一定准时端上一杯咖啡，并照例要说：“教授，请喝咖啡。”于是课间休息。在伯克莱大学听第一课，忽听得背后呼哧作声，回头一看，坐着一只大狗！这里学生带狗上课好像习以为常。教授上课，有时就跨坐在桌子边，学生爱发问就发问，师生之间无拘无束，常开玩笑，更没有什么女秘书来送咖啡。学校里热闹得很，全不像哈佛大学那样安静。广场上，有讲演的、有玩杂耍的、有跳霹雳舞的、有穿黄袈裟剃光头、高呼“克利希纳”蹦蹦跳跳的，还有一位女诗人每天总在一定的时候出现，穿一身黑，沿路吹肥皂泡。校门口到处都是卖食物的小摊，各国食品都有，简直是个国际市场。这里的人们似乎都不喜欢在食堂吃饭，大家都愿意把饭端到温暖的阳光下来吃，我和他们谈起哈佛大学的“高桌”，他们全都嗤之以鼻，仿佛我是一个儍瓜。其实，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伯克莱，我觉得这样更适合我的本性。在伯克莱，我觉得自在多了。人们都很随便，几乎看不见什么西装笔挺、装模作样的打扮。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教授。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们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对元、明戏剧传奇的研究也开拓了我全新的学术视野。我很喜欢参加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四十多岁，守寡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则主持正义，训斥了三仙姑。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她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她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则是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擦厚一点也要过问，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品的多种角度。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讨论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教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在白之教授的协助下，我在伯克莱写成了一本《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得到伯克莱大学奖助金所承担的义务。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用英文出版。我对白之教授怀着很深的友情，特别是他对他的妻子是如此的一往情深！他们青梅竹马，年幼时就在英国的农村相识，经过几十年颠沛流离，爱情却始终如一。当然也许已不是那种年轻人的激情，但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理解、信任、温存和爱。前几年，听说白之夫人得了重病，白之教授已辞去职务，和夫人一起隐居在伯克莱山中。记得当时白之教授带我在伯克莱爬山时，我曾问起他对老年和死亡的看法，他很豁达，隐居正是他的计划中事。白之教授夫妇使我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婚姻生活有了另一种看法。通过白之教授的介绍，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若愚教授。他邀请我到斯坦福大学去作一次讲座。我们一见如故，课后他请我吃饭，在座只有我们两人。他喝了很多很多酒，我原来就觉得他是魏晋名士中人，进一步接触，更有这种感觉。由于我不会喝酒，他很嘲讽了我一番。他说，没有酒，哪有诗？他一边自斟自酌，一边很高兴地和我闲聊。酒和友情常常使人容易打开心扉。刘若愚教授告诉我他的妻子是英国人，如今已离异，远居英伦。他们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今年考大学。他希望她上哈佛大学，但她却一心要去英国寻找母亲。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又喝了两三杯，他告诉我女儿患有白血病，脾气很怪诞。饭后，刘若愚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喝一杯咖啡。他一进门就喊女儿的名字，但没有人答应。房间很大，显得十分空旷，一只小黑猫在咖啡桌上打瞌睡。这里的气氛和白之教授温暖的家简直太不相同了！虽然房子的外表同样是美丽的洋房、宽阔的草坪。刘若愚教授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人，都不能不参考他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像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极富生命活力的人如何能忍受那样的孤独、寂寞，以至空虚！数年后，我在加拿大得知他去世的噩耗，不禁潸然泪下。他还没有活到六十岁，真是英年早逝！今天，我进一步研究比较诗学时，一翻开他的书，他的音容笑貌，还总在心中缭绕。我的丈夫已迫不及待地要回国。他是一个守旧的人。他不喜欢美国食品，不喜欢美国电视，美国吸引他的唯有奶油爆米花和图书馆，但他更怀念的是自己一间小屋里的四壁旧书，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1984年秋天，我们怀着“宁可挨批”的“豪情壮志”回到北京，奇怪的是学校里风平浪静，连我违抗命令，“滞留国外”的事，也很少人提及，只是多次催我算账，按百分比上交我在国外的收入。
时代真的变了。我一时还不习惯已获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刚从夜梦中惊醒的宿鸟，还不习惯耀眼的阳光，但很快就展翅高飞了。这时，特区深圳大学正在组建，早就以聪明才智和胆识闻名的深圳大学校长邀请我们夫妇和他一起去开创新的事业。他聘请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同意我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我的丈夫则兴办1949年以来的第一家国学研究所。中国知识分子竟然能够这样凭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的国家走来走去，做自己想作的事，不必看人眼色，也不曾受到刁难，几十年来，这还真是第一次！我们并没有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而是来往于广东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那时，深圳大学是一个朝气蓬勃、极富活力的、美丽的、全新的地方。正是有了深圳大学这个基地，1985年夏，中国比较文学各路大军才有可能在这里聚集，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大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中流砥柱，兼通中、西、印文化的世界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词，并担任了学会名誉会长，大会选举北大的杨周翰教授为第一任会长。到会代表130人来自全国六十余个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在讲习班学习的130名学员也列席了大会。这些年轻人中，很多成了后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这次大会也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教授（荷兰）、秘书长雪弗列尔教授（法）、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里奇教授，都亲自到会祝贺；到会的还有美国其他著名教授，如杰姆逊（杜克大学）、厄尔•迈纳（普林斯顿大学）、叶维廉（加州大学），以及香港的泰特洛教授（现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袁鹤翔、阿巴斯（香港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黄维梁、黄德伟等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从首任会长杨周翰教授开始，中国学者一直担任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以后五年，中国比较文学有了很大发展。正如季羡林教授在给我的一本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7，北京大学出版社）写的序中所说的：“最近几年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比较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青年学生对比较文学更是异常热爱。”1985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我担任所长。我用尽全力工作，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生命的焕发。我们编撰了深圳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十二本，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十八本，我们策划的中国文学在法国、日本、俄国、朝鲜、英国等十本一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我们编写的大学教材《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和我的另一本专著《比较文学原理》也已面世。截至1989年初，全国正式出版的有关比较文学书籍已达三百六十余种，散见各种刊物的比较文学论文三千二百余篇。回国这几年，在我眼前，真是改革开放，一片辉煌！尽管物价上涨，生活仍很清苦，但更苦的日子我也过来了，我不在乎。我一心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尽其所能为中国培养人才。我不想参与政治，总想离得越远越好。将近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才智和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时机不到，个人再忧虑、再努力，以致献身，也是枉然。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情绪型、易冲动、不善计谋的人，更不适于搞政治。我潜心读书、教书，对于能让我得以潜心读书、教书的环境很满意，认为找到了最适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政治还是让政治家去管吧，现代社会，干什么都需要专门人才，我不是那样的材料。
1984到1989的五年间，我真是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我已失去了太多时间，毕竟几乎二十年不曾认真读书，不是打砖，就是种地、背石头。如今，一方面是全身心沉浸于对书籍的热爱，一方面也深感自己研究功底之不足。我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如“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东方与西方”“比较诗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选课的学生都在一二百人左右，听众遍及中文、英语、西语各系，还有许多从外校赶来听课的学生，教室总因太小而一换再换。学生的欢迎促使我更好地准备，同时大量增进我自己的系统知识积累。1987、1988年，连续出版了我的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第一本书大致体现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我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第二部分谈中外文学关系；第三部分是试图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启发下，重新解读中国小说文本。
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最新引进之物。且不说古代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如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融合过程中，关于文学的比较、筛选，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也不说魏晋以来印度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当时有关比较、翻译的论述；就从现代说起，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也可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的结论是：“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世界文学的众多联系和比较中，才能找到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途径。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文章中首先比较了“西方民族之三大代表——英、法、俄”的文学，指出：“英之文学裔皇典丽，极文学之美事矣，然而其思想不敢越普通所谓道德者一步”“法之文学家则差善矣，其关于道德之论调已略自由，顾犹不敢以举世所斥为无理，为可笑者，形之笔墨。独俄之文学家也不然，绝不措意于此，绝不因众人之指斥而委屈其良心上之直观”。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被提出来，则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事。1929年至1930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瑞恰兹（I.A. 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如果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提到的《比较文章史》，那么，“比较文学”的名目出现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当时，清华大学教师翟孟生（P.D. Jameson）还根据瑞恰兹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主要是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当时清华大学研究部文学课程分文学专题和作家研究两类。“比较文学专题”是文学专题课中很重要的一门。除吴宓开设的“中西诗比较”，陈寅恪开设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研究”外，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中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课程，清华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不久，傅东华、戴望舒又相继翻译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和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1934年出版了梁宗岱的《诗与真》，作者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进行了比较文学方法的探讨。1936年，又出了陈铨的专著《中德文学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本文节选自乐黛云教授新作《何处是归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感谢乐先生及出版社授权海螺发表。请大家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