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中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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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浮躁、迷茫的年代，房子、就业、物价、养老等不仅成为生活的困扰，甚至影响了一批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认知。我们四处奔波，竟不知不觉中，在这个时代迷失了自己。童大焕编著的这本《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以时事热点切入，宏观的视角加之接地气的论述，不仅使读者认清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和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应处于的合适位置。本书是大众读者快速、全面读懂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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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
我们知道，组成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基本三要素是：人口，土地，制度与文化环境。环境和资源貌似紧紧附着在土地上，但是和人口、制度与文化环境形成互相影响的紧密关系。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首先，我要和大家讲一讲犹太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这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神话的族群。这个曾经被希特勒及其法西斯政权必欲灭绝而后快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居然是如此的群星璀璨卓尔不群。我的朋友、著名出版家、犹太文化研究专家贺雄飞先生在他的《学习是一种信仰》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组犹太人群雕：
从1901年到2001年这100年的时间里，群星闪烁的人类历史上共诞生了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者说犹太裔就有152位，占获奖总人数的22.35%。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0.3%。
在商业成就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只占波兰人口总数的10%，但鞋匠中的40%，裁缝中的80%，商人中的50%是犹太人。1970年，美国犹太人中，只有0.33%从事体力劳动。在全美主要大学中，20%的教授是犹太人。要进入1999年《福布斯》排行榜，至少需要6.25亿美元的净资产。而在所有40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23%，前5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36%，所有的10亿富翁中，犹太人占24%。足见犹太人在美国的实力。
难怪有一个说法是：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是犹太人天生人种优秀，天生就比其他民族的人聪明吗？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曾在报告中介绍说：“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据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研究证明，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无显著差异。但是，自1901到2000年，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只有8人；但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250人，是世界各民族平均数的28倍，是华人获奖人数的40倍。”
这的确堪称奇迹。要知道，犹太人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土地，也没有祖国。
那么，犹太人的智慧与财富神话又来自哪里呢？来自犹太文化！
每个犹太人在小的时候，他们的母亲都会问他们：“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火烧了，你的财产也被抢光了，你会带着什么逃跑呢？”如果孩子回答是“黄金”或“钻石”之类，母亲就会进一步追问：“有一种东西比黄金和钻石更重要，它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你知道是什么吗？”孩子的回答说是“空气”，母亲就告诉他：“空气固然重要，但并不稀有。真正应该带走的是知识，知识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财富，只要你活着，它就会永远跟着你。”
在犹太人心目中，赚了钱不等于成功，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知识是最可靠的财富，是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终身享用不尽的财产。在犹太人心目中，学者的地位不仅高于商人，而且高于国王。“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能代替他，而一个国王死了，所有人都能胜任。”当然，他们推崇的知识是活的智慧，对于那些满腹经纶的书呆子，他们喻之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犹太商人说，财富是靠脑袋的，而不是靠手，他们说：“钞票有的是，遗憾的是你的口袋太小了。如果你的思维足够开阔，那你的钱包就会随之增大。”
犹太人几千年流离失所，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和矿产资源，只能用知识和智慧赚钱。他们不是躲到荒郊野岭，而是前往文明最集中的城市，与陌生人打交道，于是保持了对知识、智慧、诚信、法律源远流长的追求与崇拜。
1948年5月14日，犹太民族在历尽屠戮和两千多年的大流散后，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然而，建国之初，这个只有49.8万人的新生国家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沙漠，境内没有一条可供灌溉和发电的河流。除此之外多属盐碱地，雨量稀少，只有北部有一个不大的淡水湖，人均年可用水资源只有360立方米。按国际标准，年人均占水量5000立方米以下就算贫水或半贫水，以色列无疑属于世界上最贫水的干旱国家之一。境内没有可供开采的石油、天然气、煤和森林资源。可以说，除了太阳、大海、沙漠和盐碱地，新生的以色列一无所有。
而且，它一直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与周边冲突不断，敌对的阿拉伯国家不仅不会为以色列提供建设和生活急需的资源，而且还对它进行全面封锁。
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这个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达成了一个富有远见的伟大共识：以色列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人的资源要得以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就必须依靠教育。这一共识形成之后，以色列确立了以教育开创国家未来的立国思想，强调必须以教育来使每一个以色列家庭和个人体面而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用教育来提升全体以色列人的素质，使他们能迎接来自于内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这种观念与犹太文化中重教崇智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在以色列的知识界，流传着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1950年初春的一个深夜，第一任教育部长扎尔曼—阿兰打电话给总理本·古里安的秘书伊扎克—纳翁，要他安排第二天与总理共进早餐。早餐会上，总理问阿兰，为何事竟如此着急。阿兰说，大量东欧移民涌进以色列，我们要培训他们学会生产和生活，而国家只有3所技术学校和1所工科大学，远不能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我需要2000万美元，在两年内建成20所技术学校。当时，2000万美元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几乎是全部家底。然而，总理没有皱眉头，只是问秘书能安排多少。秘书说最多1000万。于是总理立即拍板说，给你1000万，不过要在1年内建成10所技术学校。
尽管近几年巴以冲突加剧，以色列教育预算自建国以来一直维持在国家预算的8.5%至10.1%之间，仅次于国防预算。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说：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说，对教育的投资是有远见的投资。在21世纪，人力资本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对知识的投资也将获得回报。1912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他试图运用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概念仅仅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量上的变化的局限。换句话说，知识创新将突破传统的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概念，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竞争中的最重要元素。而知识创新的唯一载体，就是人本身。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更为贴近的例子，那就是富可敌国的苹果公司。它的iPhone系列在白领和学子中可谓“家喻户晓”。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27日，美国政府运营现金余额为738亿美元。而苹果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上一财季末，其所持有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总额，已经高达762亿美元。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苹果当前持有的现金储备，已经超过了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这一数字，还超过了126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说它富可敌国一点也不为过。与美国债务总额突破14.3万亿美元相比，苹果的债务为零。苹果和乔布斯的伟大秘密，就在于知识创新四个字。在这里，世界最一流的公司，需要的只有两点：智慧的、创造性的头脑，最完美地服务于个人用户体验。
正是基于此，使他成为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能量黑洞”，源源不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吸收能量。而苹果公司尽管已经富可敌国，却只是从乔布斯家的车库起步，至今仍然偏居在乔布斯的故乡——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从富可敌美国的苹果公司及其CEO乔布斯的创业奇迹和“能量黑洞”，我们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源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个体乃至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相当不重要的。
制度和文化是第一生产力
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你多我少的线性关系：人口多了，资源就不够了；或者资源多了，人口就可以多。我们曾经以为资源短缺是我们的主要发展瓶颈。但是，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往往发展停滞，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通常指一些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有丰富的石油或煤矿，却非常落后，经济水平低，政治腐败。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一座发达城市是靠自己的资源优势成功的。“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今后如果资源短缺的话，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资源输出国，而不是消费国。”（易富贤）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自然资源也都很缺乏，香港甚至连淡水都要由内地供应，但是它们都发展得很好，环境也保护得很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重要成员。
经济水平并不完全是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中东阿拉伯国家拥有全球石油储量的60%，但是社会发展水平并不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资源，而以色列却一滴油也没有，其他资源更缺乏，但是沙特阿拉伯的人类发展指数只有0.772（与中国相当），而以色列高达0.915。沙特阿拉伯的人均GDP只有以色列的二分之一左右，失业率也远比以色列高。日本自然资源极其缺乏，俄罗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但日本200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高达0.943，俄罗斯只有0.795；日本2005年人均GDP为36564美元，俄罗斯只有5174美元，且俄罗斯的失业率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再下降到现在的20%，不久将下降到15%，近两百年时间内下降了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升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最少的，但那个时期却是中国的康乾盛世，不论从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来看都是世界强国。现在中国人均相对资源提高了，但相对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比世界水平高很多。
人口是不是环境与资源的负担，取决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口集中程度。如果是人口受教育水平高、制度和文化理念先进，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城市生产生活，那么人口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更多地具有正面价值，对环境与资源的影响却很小；相反，如果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制度和文化理念落后，大部分人口集中于乡村，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那么，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就很大。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受到严厉限制的，刚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民甚至有一个称谓叫“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盲目流动的一群，必须加以严厉限制乃至制止。正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受到严重阻碍，越来越多的人在土里刨食，使中国的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破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3.5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总人口仍在增加，但乡村逐渐空出来，砍柴的少了，开荒种地种菜的少了，甚至有耕地大量抛荒。
有人会说，迄今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而地球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人类数量不可能无限增长。现在人类总数大约是70亿，每个人都要吃，都要穿，都要住，都需要能源，所以要砍伐森林、抽干沼泽开垦更多农田，要挖各种矿，要煤、要石油。地球上土地、煤、石油都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70亿人已经不堪重负了，各种资源都在走向枯竭。所以人类在人口问题上明智的可持续的策略就是逐步减少人口，使人口和地球资源之间实现可持续的平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和资源之间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人口问题的终极目标是减少人口，使每个人的资源更加充裕，人和自然更加和谐。这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经济思维，而21世纪早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方面，城市化的过程告诉我们，资源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流动，本身是可以大大地节约资源甚至创造资源的。如果大量人口滞留在乡村，从事农业活动，很多树都砍光了，山都开发成了梯田，水资源总体就会减少。除了水、空气等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资源，人类的大量资源和能源是可以找到替代品的，人类创意无限，前途光明得很。而水资源和空气资源，是可以随着人口的集中度加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大大好转的。
18世纪有个著名的人口学家叫马尔萨斯，他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所以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他胡说八道！并举例说，中国明朝初期人口是6千万，现在人口增长了20倍，人均寿命则比明朝时提高了一倍，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许多。
人类维持基本生存的需求是非常少的，空气、粮食和水，大部分需求在其他方面。人类的消费品或者鉴赏品分成三类：食品、瘾品和毒品。绝大部分的价值其实集中在瘾品方面，比如最普通的茶、酒、烟，以及现代通信、交通工具，还有更高端的艺术品、珠宝、奢侈品等。知识、技术含量和产值附加值高的东西往往都集中在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开发和创造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
另一方面，人口无限增长的假想也是错误的。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人口的集中度越高、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就越高，生育率就越低。世界上很多大城市，包括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已经是负数。北京、上海受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但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却根本不受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他们甚至鼓励生育也没人愿意生。现在日本的朝野上下都呼吁并鼓励生育。
2007年6月17日新华社消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将从当年7月开始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此中包含给生育第三胎的职工发百万日元红包，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6.2万元。
随着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和社会越来越正视从各个环节完善鼓励生育的制度，很多大企业也积极响应，在生育方面给职工提供更多便利。
富士胶片推出的新措施主要包含：生第三胎或更多儿女的职工，每生一个孩子可以获得100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元）的红包；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职工可以享受缩短工作时间的便利；医治不孕不育症的职工最长可获得1年的休假。富士胶片同时希望通过新措施的实施，削减女职工因生儿育女离职的现象。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年5月底发布的《都道府县未来人口预测统计》，到2030年，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都将出现人口减少现象。到2035年，日本19个道县的人口将削减两成以上，届时降幅最明显的秋田县人口将只有2005年的三分之二。日本方面还希望通过引进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的老龄化结构。
第三方面，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资源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也是信口开河。事实上，近两百年来，随着医药技术的进步，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却是不断下降的。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人口第一大国，从秦汉帝国始直到清乾嘉年间多数时间GDP也是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前，人口和GDP均占世界三分之一，后来就每况愈下，人口占世界之比降为四分之一，现在为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压力应该是不断下降的，但是结果却相反，我们的相对压力不降反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低附加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其实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人家的外向型经济，是知识经济基础上的高附加值经济，能耗低，产值高；我们的外向型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低附加值经济，对我们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甚至反过来，严重危及老百姓的健康和长远的生存根基。今天，甚至连印度在出口方面都已经比中国更具优势并具备可持续的长远发展前景。和中国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及廉价劳动力不同，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IT、CEO和药品！
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中国比印度丰富得多。2011年，中国大陆人口13.4亿，印度人口12.1亿，中国人口是印度的1.1倍，但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23倍，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3.06倍，耕地面积是印度的88.2%，长期作物用地面积是印度的1.35倍，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6.16倍，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55倍，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48倍，矿产资源是印度的4.24倍。除了耕地一项，中国人均资源比印度丰富得多。但印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的资源利用效率比中国高。
人还是那些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环境还是那个环境。是毁坏还是保护环境，是毁灭还是保护资源，是创造还是毁灭财富，取决于什么？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的知识储备、受教育水平以及背后的经济、教育、文化等制度安排。我们以前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太狭隘了，准确地说，制度和文化才是第一生产力。制度和文化，决定着人是成为创造的主体还是消耗的主体；制度和文化，决定着人们能否自由迁徙和流动。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太多，好像人口减少了，中国就会多么富有。这事实上只是把人当成了环境的负担和资源的消耗者来看待，而没有把人当成财富的创造者来看待。即使我们今天人口减少到与美国一样多的3亿，而且把中国大陆13.4亿人口创造的财富全部算到这3亿人头上，对不起，中国的人均财富还是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七分之一，仍与两百年前中国世界首富的地位相距甚远。
事实就是这样，你把人当成什么，他就真的成为什么；你把人当成财富创造者加以培养，它就成为财富创造者；你把人当成社会的包袱和负担弃之不管，他就真的成为社会的包袱和负担。
综上所述，教育投资、文化观念、产业选择、人口能否自由流动等制度、经济和文化安排决定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而是否选择高端产业，还是被迫停留在低端产业，根本上也取决于教育和文化。这样一种关系，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富裕程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程度。
就像我一开头就提到的犹太人，其非凡成就来自于知识、文化和教育，日本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依靠的也是教育。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日本在经济上受到重创。据日本战后经济安定本部的《太平洋战争损失报告书》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1/4的国民财富毁于战争。战后的日本，工农业萎缩，粮食供应不足，人们每天都挣扎在饥饿线上。可是，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十几年间，完成经济复苏，用十多年时间相继超过了英、法和前联邦德国，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85年起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净资产国和净债权国。
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正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优越，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才能学到西方的新技术，而且教育给予人们的锻炼使日本人能够战胜他们所遇到的危机。同样，高超的教育程度成了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却没有丧失。”日本的“世界经济情报中心”认为，从1951—1970年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作用占50%—63%。
日本教育社会学家、也是日本迄今唯一一位学者出身的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写道：“不容置疑，正是这样的一个日本，由于战后经济飞速发展而震惊了全世界。日本经济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举出各种原因，诸如战败后实现了设备更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给美国提供了军需以及国民有勤劳和储蓄的习惯等。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因为民族国家所教育出来的一亿日本人没有流向国外，而留在日本列岛，并对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做出贡献。”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教育投资之低，甚至远远不如贫穷落后的非洲小国。
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3.41%”。尽管两者的数字有差距，但中国官方也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1993年，中国政府提出，到2000年，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必须达到4%。但直到今天，2012年2月24日，这一目标从未实现过。2006年，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获得者美国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写道：“虽然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只有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
理论上说，有一百块钱，就一定拿出4块钱，但是，经历了两倍多于八年抗战的时间，中国政府就是从来没拿出过这4块钱。这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文化理念和制度安排到了何等落后地步的问题。在一个投资型政府里，再多的钱也是不够用的，因为投资永无止境，而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政府投资，如果真正有四分之一能够用到投资上，已经是上天保佑了。《新世纪》周刊报道了动车上的部分零件采购价格，比市场售价高出很多：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丽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真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动车”。高速运行的动车对于抗震、防火、密封等有着更高要求，相关零件和设备的采购价格比市售产品或许要高一些，但高到如此离谱，不正常吗？这在政府投资和采购中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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