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正信三宝，远离附佛外道， 听闻正法，亲近善士，依教奉行，持戒精进。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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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法师：时空因缘与内修外弘(七)
七、培养学修大局意识，信解缘起发心弘教
我们学佛修行的动机是要解脱生死、成佛利生，但成佛利生不是短时期的事，是无限生命中多生多劫要走的路，要成办众多因缘。修行产生种种误区的原因，关键在于对学修缺乏整体性认识。这种整体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个人修行的道次第而言，还体现在对于个人、团体、佛教，乃至整个社会种种时空因缘的把握上面。前面说到必须把个人修行放在团体 中来考虑，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同样地，还必须把团体放到整个佛教的整体当中来考虑，把佛教放到整个社会的背景中来考虑，这样才能够把各方面的事情做好。个人、团体、佛教都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也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且还必须要紧紧同时代发展的脉搏相呼应，这点特别重要。
不论世间法还是佛法，时间跟空间是重大的缘起。比如春耕，如果该播种的时候不播种，超过两天三天还说得过去，等过了一、两个月，你再种什么好的种子最终都是颗粒无收，因为时节过了。既便勉强发芽，最后仍结不出好果实，那么，所有的翻土、浇水、施肥等工作，就全都白费了。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再好的种子放在石头上也是没办法生 长的，即便发了芽也很快会被太阳晒焦。再比如说，只有国家兴旺、国力强盛，在国际上有地位了，你出国在外，人家才会很尊重你；如果你生到非洲一个很小很落后的国家，尽管再聪明再有能力，到外面也不容易受到人家的重视。这就是国家这个整体对于我们个人的重要性。团体也是一样，如果你在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团体当 中供职，走到外面，别人就会很客气，会尊重你；如果不是这样，别人不一定会尊重你。因为如果你不属于一个团体，就是一个自由人，跟团体、跟整个社会没有很深的联系，个人的缘起作用就很渺小。
学修佛法也是一样，如果不了解时空因缘，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弄不好就会走到死胡同里面去。因此 在修行的一开始就要树立起一种整体观念，把握好时空因缘，将方方面面的事都考虑清楚。只有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才能知道佛教如何去发展，团体与个人应该怎样做。
因此，关于如何学修佛法，应该建立起全面的、整体性的认识，培养一种大局观念。从个人、团体乃至整个佛教考虑问题都应该有不同 的层面和角度，能够站在整个佛教何去何从的角度去考虑事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佛法的殊胜。只为自己学与为整个佛教而学是两种不同的发心，前者是不可能有大气象的。我们在一开始就要培养为整个佛教而学的发心，以佛法的兴衰为己任，以后才会有大的成就。
八、认识佛教时空差别，探求佛教发展方向
佛教流传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在这2500多年里，佛教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佛教。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系的佛教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东亚，韩国、日本的佛教是宗派佛教。例如在日本，有大本山的制度，宗派意识非常强烈，一个教派有大本山，然后一级一级地往下分到各个地区，有分院、下院等等，人事、财务等都要由大本山来审批。另外，日本寺院与信众的联系非常紧密。一个人皈依在某个寺院后，他的后代就都是这个寺院的户口，家庭收入要按一定的百分比上交寺院，家里有婚丧等事都要请寺院的出家人去做法事，死后骨灰安葬在寺院里。因此，寺院是深深地扎根于社会、扎根于民众的。日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灭法，非常多的寺院一直保存得很完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在东南亚，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佛教几乎就是国教。长期以来佛教、僧侣在社会上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整个国家对佛教的态度，对僧众的管理教育和文化建设都是一贯的，并且非常普及，能够保证各个寺庙的稳定发展。南传佛教寺院里有护法委员会，很多事务性的工作由在家居士来做，出家人不用去商店里买东西，戒律相对来讲就容易比较清净地持守。在泰国、 缅甸都有僧王，斯里兰卡的三大教派里都有大导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威望，能够较有效地领导佛教，处理佛教事务。
在中国的西藏，藏传佛教盛行。藏族本来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佛教传到西藏以后，有了寺庙，藏胞们也就不再到处游走，除了放牧，就是到寺里来学佛法。家里有男孩，也愿意送去出家，所以民众和寺庙、佛教的联系就非常紧密。藏传佛教中有活佛转世制度，对于活佛的教育、培养和对一般人不一样。一个庙里面，最主要的力量都用来培养活佛，并且是从小就去培养。活佛起着凝聚僧团、摄受信众的重要作用，因此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比较普及和稳定。
了解不同语系佛教的特点，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这样再去观察、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至于会执着在一点上。
就中国的汉传佛教来讲，已经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自汉代传入我国内地之后，在历代高僧大德的努力下，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经典，到隋唐时达到全盛，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个宗派。佛教实现中国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很好的结合，另一方面，佛教通过不断地调整自身 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与社会各层面互动的力度和方法，因而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相适应。
自唐末会昌法难之后，汉地的佛教就逐渐地走向衰 落。如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中所指出的：“隋唐是各宗兴起和极盛时代，会昌法难后，除禅宗外，是诸宗衰亡时代。稍后有天台、贤首的复兴和禅宗的大发展，这可算是佛教复兴的时代，但也没有初唐、中唐那样的盛况。自元代起西藏佛教传入内地，很受朝廷崇奉，但未普及民间，而汉地原有佛教则不及宋时兴盛。有清一代，汉地佛教没有什么起色，仅可保持原有余绪。”
清朝取消了试经度僧的制度，僧侣群体的综合素质就越来越差。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 强入侵，国家长期处于动荡、战乱之中，佛教也一直很衰微。虽然清末民初又出了几位高僧大德，努力去复兴佛法，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很多事业不能稳定持续地开展。建国以后又经历了“文革”的中断，改革开放后宗教活动才开始慢慢恢复。佛教真正稳定发展就是最近二三十年，这个时期差不多是近两百年来佛教发展最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的是经济建设，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进一步提倡加强文化软实力 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内涵和外延就更加丰富、宽广了。佛教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何作何为、何去何从，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需要我们很认真去思考、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非常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佛教才是一个健康的、良性发展的佛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近现代，太虚大师针对佛教时弊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并倡导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在那个时候，教内教外的很多人都很不理解，阻力也很大。尽管太虚大 师自称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实际上都受到太虚大师佛教思想的影响，包括当代台湾几大佛教团体的发展模式，多多少少都可以追溯到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
现在的时代背景跟太虚大师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也跟台湾地区几大佛教团体当初发展起来的状况也不一样。就大陆佛教来说，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文化建设的倡导以及国家的稳定繁荣，更加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阻碍和影响佛教发展的内外因素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凸显。从外部原因来看，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商品化和拜金思想渗透到各个角落，而且国内小社会跟国际大社会越来越密切相关，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交 织在一起，对佛教形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就佛教内部而言，主要有人才缺乏、思想观念滞后、弘法意识薄弱、寺院还没有形成一套很好的管理模式等问题。此外，一般道场中，出家法师如何能够在庙里安心修行、用功办道，并同在家居士形成良性互动的氛围，也就是依律摄僧、以僧导俗、僧俗配合的修学体系，还有待建立和 完善。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寺院、不同的法师，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这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探索、去努力、去改进，很难说现在就设定好一个模式、一个理想化的方案，一下子大家都接受，并且很快地做起来。这需要在佛教四众弟子和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加以总结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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