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来讲，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在朋友眼中，我不配——单身且除夕约不到人的我充其量只是空巢寡人。所以，研究自己跟自己怎么玩儿就成了我过年最重要的命题。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人也要活得像一支队伍。虽然回不了家，但年还是要好好过的。（其实是我妈的要求）有记忆以来，我就特别期待过年。小时候，几乎一入冬，我就天天缠着奶奶问：“还有多少天过年啊？”奶奶被问得不耐烦了，总是说：“还有100天。”那时候觉得，100可真是个大数字，要过好久好久。离过年还剩半个多月，妈妈带我逛街，给我稀疏的头发买当时最流行的发卡，还要从里到外添置两套新衣服。从得到的那一天起，我每天都会把他们拿出来看看，再郑重其事地叠好，每叠一次，内心的激动就会多几分。等到腊月二十五左右，奶奶就开始准备过年时要吃的各种食物。酥鸡、炸丸子、炸带鱼、酱牛肉、红烧肉……厨房里热气腾腾，这些好吃的排着队往我嘴里跳，把我忙坏了。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每年都要烙“翻身饼”，这种饼在煎锅里要不停地翻动，最后还要用扎成一束的筷子戳上红色的小花——这一般是我的工作。奶奶说吃了“翻身饼”，霉运就跑了，人也会时来运转。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每一朵小红花都印得格外认真。
到了除夕那天，我通常是全家最早起床的，穿上全套的新衣服，把家里人都摇醒，要他们夸我漂亮可爱，顺便讨份压岁钱。这一天，我不用写作业，不用学习，可以一大早就看电视，可以一晚上不睡觉……我可太喜欢过年了！大人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回忆自己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在每年几乎同样的故事中，我拼凑出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年味儿”。虽然家里穷且孩子多，但奶奶总会想办法给4个孩子每人都做新衣服，毕竟大年初一大家要到各家各户去比谁的衣服好看，这是孩子们的面子。因为物质匮乏，每年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奶奶会做几道“硬菜”，油香飘得远，一下子抓住孩子们的胃。三叔总是偷偷去厨房吃，临了还得往衣兜里塞一把，整个正月，他的衣兜都是油油的。在烟花爆竹尚能肆意放的年代，爸爸过年的乐趣就是放炮，特别是“麻雷”，动静大。但是因为贵，过年也只能买三两个，还得计划着放。16岁就参加工作的他，在工作一年后偶然有机会买到了上百只炮仗，那年过年，年轻的爸爸放了一晚上“麻雷”，“炮响了很久，后来我耳朵都嗡嗡的，但是可高兴了！”
身为95后的我，已然对“物质匮乏”缺乏想象，看着过年时被烟花照亮的天空，也体会不到放一个炮仗带来的快乐，那段艰难困顿的岁月已经写进老人们的皱纹里，成为共和国的历史。对我来说，我享受的是过年时的“难得”：难得的放纵，难得地和想了很久的亲友团聚、难得地能逃离正常的生活轨迹……疫情影响下，今年难得地成了我第一个一个人在外地度过的春节。可没有了回家的期盼，连过年的感觉都少了几分。家里分三批寄来了年货，酱牛肉、酱驴肉、肘子……甚至是饺子馅，家人坚持要让我吃自家的饺子，要亲自包一包，这样才有年的感觉。
大家总说年味儿淡了，怎么办？我的办法是把小时候的事情再做一遍！长大的我，拥有了选择的自主权，也是个能好好犒劳自己的大人了。我不再买发卡，但是可以把头发染成喜欢的颜色；我不再执着于过年一定要有新衣服，但做指甲让我有了新鲜感；我不再为去超市买零食兴奋，但给自己做一桌年夜饭让我成就感满满……
除夕这天，我吹了一上午气球，做了一个应景的装饰和一串山寨“鞭炮”，在特定的时间一个个扎破，试着找到“爆竹声中一岁除”的仪式感。花费两个多小时做了5个菜，不到20分钟就吃完了，最好吃的还是家里的饺子和朋友寄来的即食鳗鱼。给七大姑八大姨打视频电话拜年时，我总舍不得挂断，想知道小侄子又认识了多少字？三姨对她的儿媳妇满意吗？大姨今年在女儿家还是儿子家过年……小时候最讨厌拜年的我，现在却很想念那些乡音和碎碎念的家常。每一年，人们都在讨论过年的方式；每一年，都品咂着今年比上一年的年味更淡，似乎总想从那些飞逝的时光中找到安慰，那时的新年好玩得舍不得睡觉，大人们会同意平日里看似不合理的要求，毕竟“过年嘛”！
但一切究竟是不一样了，再美味的年货，平时都能随便买给自己；我不再为过年倒计时，奶奶却开始每天翻着日历计算我回家的时间；为了健康，三叔现在吃饭都不怎么沾油水，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油汪汪的衣兜吗？当记忆中的仪式感已经成为寻常，还有什么能为过年的仪式感代言？虽然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一小块屏幕就能联结不同的时区和地域，可那种返乡路上的期盼，亲人相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无法被替代的。我过得很充实很忙碌很累，但还是无法忽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事实。比一个人过年还惨的是什么？呵，是自己过完年以后还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加班工作，向整个互联网世界展示自己的孤单寂寞冷。（谢谢领导给我这个机会，真的！）但，这就是人生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