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族国家建构史难道不是中西文明互鉴的入口吗？

今日，面对移民化与宗教极端主义、多元主义潮流的冲击，法国依然沿袭“国家锻造民族”的传统精神，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移民社会多样化宗教与族群的挑战。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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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比较教研室教师。201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修读政治学理论；2014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修读政治学理论，获法学硕士学位；2018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杜维明先生，修读中国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儒家情感哲学、中国哲学史、中西方比较哲学等。

王凯歌。本人供图。

法国作家都德在《最后一课》中，真实刻画了阿尔萨斯人对法语和法兰西祖国深挚的爱。但近年来，一些质疑之声认为，阿尔萨斯-洛林人从血统、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国人接近，普法战争时该地区已广泛使用德语，德当局并无推行取消法语教学的必要，都德的文学创作并不符合史实。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王凯歌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民族归属问题，反映出法德两种不同民族观念与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冲突。法国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基于政治共识的同一认同，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具启示意义。

资料图：法国斯特拉斯堡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有学者指出，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真实的语言情况与都德《最后一课》文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反差。阿尔萨斯-洛林人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王凯歌：真实的语言情况与都德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有些反差。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影响，阿尔萨斯-洛林人从血统、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国人接近。他们说德语，信奉新教路德宗而非法国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用德语出版，与德意志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大革命前，这两个地区经常受到德国封建领主的干涉。然而，阿尔萨斯-洛林人更认同自己是法国人而非德国人。甚至在德国占领当天，就有3000多名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年轻人潜逃至法国。

从历史来看，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可谓法德之间的千年问题。从9世纪中期开始，该地区就成为法德两国（德国与法国的前身——东法兰克与西法兰克王国）争夺的对象。围绕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归属问题，法德两国结下世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之后的帝国政府，以及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德都在该地区推行法国化与德国化的政策。二战之后，法德和解，共同发起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资料图：巴黎大皇宫。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中新社记者：既然血缘、语言与文化上都更像德国人，为何阿尔萨斯-洛林人建立了如此强烈的法国认同？

王凯歌：这里引申出一个理论问题，民族认同或身份认同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族裔、语言与文化等生物指标的天然纽带之上，还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政治实践与政治记忆等现代国家的建制经验之上。

这反映出近代两种不同的民族观念，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模式。前者形成与成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大体上把“民族”（nation）理解为一国的全体国民，相当于“国族”的概念。不管血统、族裔、语言、文化传统上的差别，整体国民构成一个整体民族，可以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基于政治共识的同一认同。后者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把“民族”视为在语言、文化、血统等生物指标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相当于“种族”的概念，可以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 ethnic nationalism)。

政治认同与共同的政治记忆超越了种族血统观念，塑造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法国大革命之前，王朝国家统治下的法国人并没有同一的法兰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法国大革命的锻造与淬炼下，法国人形成了“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我们的祖国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认同，国家与民族成为一体，法兰西民族最终取代法国国王成为认同的对象。

为了解决法国封建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整合所谓法兰克人后裔（封建贵族）与高卢罗马人后裔（第三等级）之间的族群差别，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了以“公意”（general will）构建社会公约的国家建构模式，同时也是法兰西国族建构的方式。法国国境范围内的所有人民通过社会公约锻造了一个作为大我的法兰西民族，从此，个体公民的小我就融入这个集体大我之中。这实际上将“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样就将主权从原来的国王手中交到人民手中（人民主权）。经过教士西耶斯的系统论述，“民族”（nation）又具有了“联合的意愿”和“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整体”的含义。可见，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民族是一种“政治民族”的构造，表达了“政治联合体的意识”。

在这样一种国家建构之中，民族建构不是基于相同的族裔、血统、语言与历史文化传统，而采用“族国同构”的“国家民族主义”模式。这实际上是现代国家的公民认同取代基于血统的、族群的、地方的身份认同。正如1789年国民公会的一次辩论中，一位革命者谈及犹太人地位时所说：“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国民应有的）一切。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也不给。”这就可以理解为何生物学意义上更接近德国人的阿尔萨斯-洛林人更认同自己是法国人。

法国大革命时，被马赛人传唱至全法国的《马赛曲》正是阿尔萨斯人鲁热·德·利尔为抵抗入侵的普奥干涉军而作的《莱茵军团战歌》。在战胜普奥联军的决定性战役瓦尔密大捷中，功不可没的法军指挥官凯勒曼也是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洛林与法国其他地区一起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一起参与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共同斗争，在革命和第一帝国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上升空间与政治权利。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阿尔萨斯居民的法兰西情结说明决定民族忠诚的最核心要素是共同的政治记忆。这种（法兰西）共同体的情感来自共同的政治经验，以及间接的社会经验，人民大众在心中高度评价那些被看作摧毁封建制度的象征性事件，有关这些事件的故事取代了原始英雄传说的地位。

资料图：法国卢浮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英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在《统治史》中指出，“在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伟大政治试验中，法国人发明了民族主义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在这场“试验”中，法国采取了哪些现代国家构建措施？

王凯歌：首先，确立法语作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的地位，使各族群获得同一的身份认同。在法国革命前，根本不存在法兰西民族，只有效忠法兰西国王的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诺曼底人、阿基坦人、洛林人、阿尔萨斯人、勃艮第人等。当时的法兰西王国也没有统一的语言，各地说自己的方言。甚至到1863年，根据法国的官方调查，还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国民是不说法语的。为此，法国革命政府及此后的帝国政府都毫不妥协地强推“法语化”政策。

其次，在学校各个年级教授标准的历史教材，以法兰西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与爱国美德教育学生，培育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最后一课》就是这种观念背景的产物，是通过文学和历史教育塑造国民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最成功的典范。正如美国学者尤金·韦伯的《从农民到法国人》中指出的，到19世纪下半叶，通过普及义务教育与普遍义务兵役，法国才成功地将西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的农民改造成为法国人，这首先归功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再次，塑造民族认同的符号、象征与仪式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民族记忆。大革命后，法国政府建立先贤祠，将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先贤安葬于其中，树立圣女贞德作为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图腾，把拿破仑树立为民族英雄，作为共和革命精神的象征，以“法兰西的名义”将其骨灰迎入荣军院等。此外，一系列与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相关的节日如最高主宰节、自然节、人类节与法国人民节被确立下来。这些政策增强了法兰西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这充分表明，政治民族（或国族）是需要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强力自上而下地构造的。将领土范围内的全体人民锻造整合成一个政治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题中之义。沿袭自旧制度的法国中央集权制传统更是便利了现代法兰西民族的构造，而这种国族的构建是基于法兰西共和革命的一系列价值认同之上。

资料图：巴黎市政厅。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中新社记者：法国民族观念与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在今日有何体现？对中西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王凯歌：今日，面对移民化与宗教极端主义、多元主义潮流的冲击，法国依然沿袭“国家锻造民族”的传统精神，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移民社会多样化宗教与族群的挑战。今年初，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宣布，各组成团体已经同意总统马克龙此前要求其制定“共和国价值宪章”的最后通牒。该宪章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CFCM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表示，“该宪章重申了穆斯林的信仰与共和国原则的兼容性，这些原则包括世俗主义，以及法国穆斯林对其公民身份的承诺。”

从法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尤其是从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法国认同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是一个致力于建国的“政治民族”（族国同构），这需要强力的纠合。为建立现代国家而构造的民族是政治民族，即“国族”（state nation）。在民族国家建构的整合之下，自然个体演变成民族成员，全体人民等同于国族。而在这个国族之下，不应再有政治民族的分野。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个体只能在整体中获得其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法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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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