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詹长法：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边疆还是中心？
詹长法，1956年出生于河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197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1989年至1995年赴意大利国家罗马修复中心（今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等研究院）研修学习，并获颁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长期致力于文物保护的修复理论与实践探索、教育培训以及海洋遗产保护研究，积极推动中国与意大利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詹长法。受访者供图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落幕，作为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重头戏，中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泉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港口，遗产项目获得世界遗产地位。相较于其他中华文明，是否意味中国海洋文明同样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席科学家詹长法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2018年泉州“古刺桐”文化遗址项目曾经参加申遗，今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再度申遗，不仅项目名称有所变化，而且申遗遗产点从16处增加到22处，新纳入了包括冶铁、陶瓷和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等6处考古遗址遗迹。此次成功申遗说明泉州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城市，其地位更加突出，中国海洋文明与其他中华文明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遗存，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宏大而深远。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秦汉时期开始，福建沿海城市一步步成为中国的海上走廊，泉州更是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福建依然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省份之一，坐拥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今年世界遗产大会时隔17年再次来到中国，且泉州项目顺利申遗成功，您认为有何特殊意义？
詹长法：此次“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项目顺利申遗成功在预料之中。
泉州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00多处，对于一个地级市而言，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在泉州，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儒、释、道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吸收，和睦相处，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不仅如此，远在750多年前，泉州就早早迈入“全球化”时代，拥有高度发达的贸易网络和领先世界的“水陆物流系统”，成为“世界的橱窗”。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由30多个国家近百位学者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乘坐“和平方舟”号游轮从意大利威尼斯港起航，历时130天，沿着古代海上贸易之路向东行驶考察，于次年2月14日抵达泉州，进行了为期5天的综合考察并举办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意义重大的考察也说明了中国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此次泉州项目的成功，不仅具有文化历史意义，也定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项目申报的定盘石。
詹长法。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曾表达文化遗产不仅存在于陆地，也深藏于水下或海底。中国拥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大小岛屿，海洋文化遗产藏量丰富，价值重大，但现状却并不乐观。近年来，中国日益加大了对沿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和支持力度，从单一的水下考古走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沿海走向远洋，您认为这些举措在世界范围内有何深远影响？
詹长法：中国海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不仅包括海下的油气和矿藏等，海洋遗产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活动产生关联的沿海古村落、码头、古代港口遗迹、海洋贸易物品以及古代国家的海权海防意识等，都属于海洋文化遗产。
近几年，中国涉及海洋遗产领域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达上百家，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对于海洋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不仅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也与海洋安全和周边国家交流互鉴有深远意义。
从事海洋遗产保护、规划及开发利用应做到陆海统筹。如今，我们在海洋历史遗存的保护研究领域投入大批科研力量，不仅可以完成水下遗产的历史分布摸底，也将对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贡献更多力量。
中新社记者：有西方观点认为，与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认为走向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者。事实上，尽管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但海洋文化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点从水下文化遗产考古就不难看出。在您看来，中国海洋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有何共同之处，又有何差异？
詹长法：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与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元时代进入全盛时期，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达到中国航海的顶峰。
不论是中国的海洋文明还是西方的海洋文明，都会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
从事包括水下考古在内的海洋文化遗产研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对话有着深远作用。例如，南海的水下遗产是中国侨民历史迁徙、形成的记录和史证，加强此领域的研究将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建立起新的关联关系，促进、推动彼此间的文化认同。
资料图：“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2019年，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便受到各界关注。“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和谐海洋”的延续，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您认为，加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将会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文化认同带来哪些改变？
詹长法：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其共性是文化遗产，是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找到归属和认同的一种情感。
我们常讲“人文铸魂”。没有人文，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找不到彼此间的共同结合点。中国的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上人类海洋活动、涉海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遗存。
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合作，是增进彼此了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加深彼此间文化认同的一剂良药。
海洋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值得每个人去关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中新社记者：多年来，您在中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交流领域做了很多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您不断促成中意两国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多项合作。您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应如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詹长法：归根结底还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首先要“走出去”，第二要“引进来”。
多年以来，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人才培训方面，中国除多次与意大利建立合作外，还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建立了不少合作。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仪器，但其使用率和利用率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才的专业程度也还有待提高。这是值得我们冷静思考的问题。
接下来，有必要在人才培养方面拓展更多的合作渠道，让有真才实学的高技术型人才“走出去”，到欧洲等技术先进国家的相关科研单位去研修学习。同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将技术过硬的专家“引进来”，解决我们的关键技术问题。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1年6月25日，意大利罗马，弗拉维安露天剧场（Flavian Amphitheater）、罗马斗兽场以及地下墓穴（hypogea）在经过修复后对媒体开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您曾于1989年—1995年赴意大利国家文物修复研究机构罗马修复中心（今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等研究院）研修学习，2005年获颁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您不但在中欧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方面贡献突出，还对中国文保领域专业人才培养格外重视。为何如此？
詹长法：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古人巧夺天工的技艺，更延续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积聚了古代人们的智慧与文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文物修复师既要具备工匠精神，又要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素养和专业学科技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物修复一直被我们归为传统工艺，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行业内普遍采用传统的“师承制”技艺传承模式，并未上升到学术领域。这样一来，不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多学科交叉等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而且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也无法与世界对话接轨。
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了规范化的专业修复理论，而那时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大致才刚开始。所以自1995年我留学回国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此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先后开办了70多个国内、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培训班，并开展系列文物保护修复实践工作。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意大利都是文化大国，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您认为未来应如何促进中意文化遗产的交流和深入合作，进而增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詹长法：从1995年，意大利政府向中国政府赠款380万美元用于西安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的设立工作开始，到此后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参与授课的50多位专家也都是从意大利选拔而来，他们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文物保护研究和修复技能的中坚力量。
多年来，意大利与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而且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同样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中国与意大利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应建立更多合作机会，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技艺切磋，引领世界起跑。
中新社记者：曾有西方学者指出，海洋并不是边疆而确确实实是人类文化和世界历史的中心。您怎么看？
詹长法：古老的西方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由于当时很多国家不具备农业生产的充分条件，便在航海活动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创造的海洋文化富有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他们是由海洋走出去，自然也将海洋变成了文化历史的中心。
但此观点在当下存在争论，应结合实际去看待。
其实，海洋对人类并无限制。如果我们把海洋作为人类共有的对象，在各民族多边主义文化的基础上称之为“边疆”似乎并无问题，当然这也需要结合法律等诸多因素考虑。
但如果反过来，视其为人类文化和世界的中心，虽然在地位认同上没有问题，却需要考虑到它的个性与特殊性，比如从世界观、历史发展观等角度综合考虑，而非以概念为其定义。
（赵旭参与本文写作）
编辑：李玉素
独家 | 俞力工：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有何新变化？
独家 | 国博馆长王春法：中华文化如何更好“走出去”？
独家 | 杜晓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该不该“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