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孙明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底色是什么？

对擅长推己及人的中国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在文明的此岸。

作者：孙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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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协调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处世之道，不同的处世之道则反映出不同的文明底色。在此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中华文明“推己及人”的伦理法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外有别”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文明分野，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键之处。

从自由主义的“内外有别”谈起

如今，“双标”已经成为流行的网络用语。其实，“双标”现象在西方自由主义屡见不鲜。提及自由主义，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诸如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等充满玫瑰色的美好语词。然而，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却用奴役、殖民、专制等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手段对待西方以外的殖民地。

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公开宣称，“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以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毫不避讳地鼓吹殖民统治，宗主国与殖民地完全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治理原则。西方民族国家的内部治理原则无法外推到国家外部，这便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外有别”困境。

密尔并不是孤例。除了英国的密尔，还有法国的托克维尔。美国学者珍妮弗·皮茨在《转向帝国》一书中把它称为“英法帝国自由主义”。无独有偶，意大利著名学者洛苏尔多也戳穿了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假象。他在《自由主义批判史》中批判柏克、洛克、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斐逊等自由主义先驱，指出自由主义始终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最反自由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在这本书中，他把西方发达国家称为“神圣空间”，在此实行自由主义的治理原则。此外的世界便是“渎神空间”，只配享受皮鞭和奴役。

这是为什么？

资料图：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自由主义“内外有别”根源于“国家至上”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所以存在“内外有别”的深刻断裂，根源在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具体而言，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使西方国家把国际社会看成是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公义之上，所以民族国家的内部与外部的治理原则必然存在断裂现象。

对此，黑格尔在讥讽康德“永久和平论”时，曾耐人寻味地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的私利性。在黑格尔看来，“可是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黑格尔指出，国家之所以会不断创造“敌人”，究其根源是因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个体性，也就是仅从自我利益出发。所以，各国都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和勾心斗角等现象无不根源于此。

原来，“美国至上”不是特朗普的发明，而是西方政治自从建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痼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根本地位，但也带来了民族国家本位主义，即以民族国家为绝对中心而置人类公共事务于不顾的狭隘思想。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的地球村时代，民族国家本位主义显得不合时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为此，世界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

资料图：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从“内外有别”到“推己及人”

与自由主义“内外有别”的两张面孔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强调国家内部与外部世界奉行同一个治理原则。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国际舞台上用朴素的语言指出，“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法则，即强调对待他人与对待自己相一致的同理心。无论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即人我相通、内外一致，而不主张国内国外“两幅面孔”“两套逻辑”和“双重标准”。

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汲取中华文明所推崇的“推己及人”伦理法则。与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同，中华文明一贯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狭隘观念，更反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先发制人”手段和“唯我独尊”心态。这便是以他者为优先的文明姿态，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视界。

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原则强调自身利益至上的绝对地位，由此导致自由主义在国际观上的“内外有别”困境。反观中华文明，推己及人的实质是以他者为优先的伦理观念。以他者为优先的伦理观念反对强加于人的压迫姿态，进而形成了“反求诸己”的内敛性格，因而具有和平性与包容性，而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扩张性。更重要的是，推己及人使中华文明拥有了家国天下贯通一体的推演能力。西方自由主义无法将国家内部的治理原则推广到民族国家外部。这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家国天下”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文明的家庭、国家与整个天下都奉行同样的治理原则，不仅家与国相连，而且国家与天下相通。

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所以贯通一体，秘密在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推己及人”处世之道。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文明的“差序格局”时谈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社会伦理。中国社会的层层涟漪必然产生“推己及人”的处世之道。费先生说，“孔子的社会思想的关键，我认为是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这是很基本的一点。”推己及人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待自己和他人用同一把尺子，律己和待人都遵循同一个道理。家国天下因此内在贯通、连为一体。对擅长推己及人的中国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在文明的此岸。

无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何种文化鸿沟，我们始终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走出自我至上的狭小世界，拥抱万物一体的宏阔境界，克服内外有别的西方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无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

孙明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比较教研室教师。20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16-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研究领域包括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互鉴、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西方政治制度、世界史与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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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宝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