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周文：世界为什么越来越“向东看”，“看”什么？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聂芝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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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秘密何在？基于现实，今天世界为何越来越“向东看”，东方的赶超如何发生？回溯历史，近代中国为何远远落后，西方何以成为世界中心？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文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今天中国的复兴从现象层面看是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在本质层面则是国家治理能力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西方兴起”得益于东西方交融和互鉴，同样，今日复兴中的中国，也可与西方“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资料图：上海浦东陆家嘴夜景。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中新社记者：长期以来，世界发展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随着中国崛起，西方舆论不断提及“是时候正视中国了”。世界“向东看”现象追溯到何时，有何标志性事件？

周文：由西方人站在西方立场、用西方人视角讲述国家兴衰故事，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用错误的方法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结果导致更多的错误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撼动了西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西方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低迷，让世界更多向东看。世界“向东看”现象，从时间节点来看，应该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快速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更让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国。

美国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说过，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保有这种注意力。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中国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国现象更是世界现象，所以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对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甚至影响世界走向。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张进刚 摄

中新社记者：以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看，世界“向东看”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在本质层面理解中国对西方的赶超？

周文：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东方世界的赶超，经济的发展总是依靠国家为主体推动。国穷国富的秘密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是自发性交换经济，但其形成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国家治理能力与市场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纵观历史，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托尔斯泰定律”，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解释了中国和西方在15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上，为何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近代中国落后并非市场经济不发达，恰因有市场化而无强大政府，即“弱政府”。今天中国的复兴从现象层面看是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在本质层面则是国家治理能力对西方的超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特殊而重要的制度基础上，而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积极发挥“帮助之手”作用而尽量避免“攫取之手”影响的方法。

同时，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历史上，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以及由汉密尔顿建立起来的美国学派，都肯定政府权力的重要作用。是政府的积极管控而非自由市场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但是，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与历史上的政策实践相去甚远，国家治理上过于沉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人类历史和现实表明，市场不是“天使”，不可能有如此“魔力”。

资料图：浙江金华至俄罗斯莫斯科公共班列。胡肖飞 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向东看”，暗示着中国在世界坐标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对于中国的复兴，西方感到不适，担心中国挑战西方。西方如何“消化”这种不适？

周文：西方早已习惯于居高临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和世界观，因此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种种不适、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可以说是一个爆发。

东西方发展是两条并行的发展线路。中国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担心的殖民、战争和掠夺。西方却总想把中国纳入“西方图式”之中，这样的心理对中国、对西方自己都不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一般来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存自己。不过，每个国家都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中国的目标是安定。

中国发展成就震撼世界、影响西方，但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无意改变西方。中国崛起，只是意味着世界要重新思考现在的格局和体系是否合理，也意味着中国已走出了西方“国强必霸”之外的道路，更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再调整。

世界已经进入新世纪，新世纪有一个公式，就是学会分享。西方要从现在起学会分享。

中新社记者：人们习惯性认为西方中心—东方边缘、西方进步—东方落后，事实真是如此吗？您在新书中强调，“西方兴起”来自东西方交融和互鉴。如何理解？

周文：现代化从西方开始，这是历史事实。但是，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过去有一种偏见，谈到先进性和现代性，往往不自觉地与西方画等号；讲到传统文化就直接与东方文化画等号，而且东方文化又往往成为僵化、停滞和落后的代名词。今天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打破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维定式，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西方与东方之间不再是永恒和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

一些国家衰落，一些国家崛起。潮起潮落，是正常现象。任何民族不可能永远处在一个时间点上，西方在历史上也不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西方的大分流只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西方的发展也是冲破中世纪黑暗才走到今天，才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东方（公元500—1800年比西方先进）在促进近代西方的崛起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公元500年后，先进的东方思想、制度、技术，传到西方并为其吸收；1492年后的西方海外开拓攫取了东方各种经济资源，促进西方崛起。可见，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

资料图：第二十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线下展会。于海洋 摄

中新社记者：100年前，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到，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您认为罗素的预言实现了吗？

周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场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情景剧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无需赘言。中国也在价值观、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给世界注入“东方力量”。不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还是在抗疫国际合作中的作为，都表明罗素100年前的预言正在实现。

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件唐突的偶然事件，而是历史长河中对近代以来落伍的反思与进取。从大历史观角度来理解，这是世界历史的大翻转，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意味着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增大，让世界发展显得更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森所言：“历史不能被写成仅仅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历史。文明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时而是这一部分人的贡献，时而是由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贡献。”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西方学者早就提出，“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中国与西方可以合作共赢，“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中新社记者：世界越来越“向东看”，对此，中国人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周文：今天，“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平视世界，是强调中国人的自信和骨气，自信不等于自满。中国发展成就巨大，但是中国发展还没有做到最强。亨廷顿的评价可谓相当客观，“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

世界越来越“向东看”，但并不等于东方已超越西方，毕竟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历了200多年时间，积累了发展基础，一些有益先进的东西仍值得中国人借鉴。

受访者简介：

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其新书《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今年9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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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静

责编：宋方灿、张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