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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为什么说和平的内涵远远不止“没有战争”? | 文明根性(三)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2022-03-16

和平学最初产生于欧美国家,但核心理念源于东方。
中新社记者:朱方芳
全文字数: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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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伊始,中法俄英美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同步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再次彰显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给世界带来更多希望。


和平,自古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核心诉求之一。《孙子兵法》第一句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如何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和平、塑造和平?中国的和平观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刘成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解释。

 

《孙子兵法》第一句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新社发 张丙涛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和平与战争常常对应出现,没有战争是不是就能称为和平?

 

刘成:战争引发的破坏性结果,特别是对人类生命的伤害,在人类历史反复出现,留下了痛苦记忆。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战争更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于是,战争成为和平的对立面,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或者说,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但这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忽略了战争的制度结构性和文化上的缘由。

 

没有战争的和平当然非常重要,它关注防止战争爆发的方方面面,比如消除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军队数量等。这类和平可以称之为“消极和平”,更关注现在和短期内的安全问题。罗马式的和平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和平,人们必须遵守罗马法,必须受到社会和政治上的管控。通过“力量均势”实现和平,建立国联和联合国组织,颁布国际法,建立国际法庭等,都是试图实现消极和平的手段。

 

2021年9月21日,第76联合国大会一论在纽约联合国部开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但没有战争的消极和平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由此引发了康德、爱因斯坦等人关于人类不可能消除战争的悲观结论。战争是人决定的,受人的利益驱使,有时出于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正义,有时出于维护集团或个人的自我利益,即他们的权力、宗教和经济影响。战争是残酷的,所有的道德规则在战争中几乎都不起作用。

 

二战之后,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和平的内涵,产生了“积极和平”的概念。积极和平超越了“战争的不在场”这一内涵,它包括健康的生活、人权的维护、种族平等、性别赋权、生态保护等关键主题,意味着创建一个美好安全的空间,可以是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国家、国际社会,人们可以在其中富足地生活和体面地生存。

 

积极和平包括四方面:一是自然的和平,指物种之间的合作而非斗争。二是直接的和平,包括言辞和物质上的仁爱,关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爱是它的缩影,即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融。三是结构的和平,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完成这种取代的方式,是对话而不是渗透,是整合而不是分割,是团结而不是孤立,是参与而不是边缘化。四是文化的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内,在学校、大学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它意味着打开而不是抑制人类的不同倾向和才能。

 

2021年11月,在海塔内,众点燃酥油灯福平安吉祥中新社记者 张福 


中新社记者: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东西方对于和平的理解有何共性与不同?

 

刘成:人们对和平的追求可能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英文的Peace源于拉丁文Pax,意思是霸权秩序下的战争缺失。中文的“和平”具有和谐、稳定与秩序的意涵。从字面上看,英文的和平与中国的和平相比,缺少了积极和平的内容。但是,英文和平的形容词Peaceful也具备了积极和平的内涵。

 

和平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重点内涵,即便在同一个国家或民族,其意义也会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一次和平学会议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争论:一位西方国家的学者强调全球武器贸易对和平的威胁。与此同时,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则认为,消除饥饿或极度贫困是实现和平的更紧迫任务。

 

和平学最初产生于欧美国家,但核心理念源于东方,比如印度的非暴力,中国道家的阴阳平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爱非攻”“化干戈为玉帛”等思想。和平学之父加尔通认为,“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的转换”。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公正与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主张消除建立在阶级、伦理、部落、年龄、宗教、种族和性别等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平。这与中国文化对于和平的理解是相通的。

 

滕州的祭墨大典。“兼爱非攻”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中新社记者 闫锋 摄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和平的理念被东西方国家更多人接受,包括东方和西方国家。可以把和平学与医学进行比对,医学诊断人的健康状况,和平学诊断人类社会的暴力状态;医学可以实施手术切除(西医)或进行身体调理(中医),和平学可以减少直接暴力(消极和平)或改善生活环境(积极和平)。随着和平学在全球普及,随着中国文化更多地为世人所熟知、接纳,世界各国对和平丰富内涵的理解以及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的认知,都会不断趋同。

 

中新社记者:中国将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维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观?

 

刘成: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平理念,中国外交一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方针,近年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形象。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文化和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不同模型,各国的选择不尽相同。第一种是“自我”模型,即认为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是最好的和更高的。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认识里,所有他者文化、宗教和国家都不能与自我的相提并论。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就是例证。第二种是“多元”模型,它是一个不同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共存的生活世界。在各方追求自我平等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竞争、敌对、暴力,甚至战争。第三种是“互动”模型,即我们的所有文化、宗教和民族是通过相互作用、交流与合作而存在发展。第四种“融合”是最高层次的模型,即所有人坐在同一条船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有相同的经验、愿望和麻烦(例如生态问题),并在一个全球社会网络中结为一个整体。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的正是这种融合模型的目标和途径,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产物,是实现和平的非暴力途径,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观。

 

2017年12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的新机遇”为主题的首届“南南人权论”在北京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员、专家学者300人参加论图为布隆迪总席新闻顾问威利·尼亚米韦宣读“北京言”。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和平起步于共同的利益和理解,理解不等同于认同,但可以避免因为认知差异而引发冲突。第二步的特征是相互宽容,继而达成和解,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思想和力量。第三步是在超越简单宽容之上的相互接受,彼此的不同成为丰富自己的缘由。第四步是重视他人的传统和珍爱,当人们共同搭起一座桥梁走向对方之时,会发现另一个世界也同样精彩。最后的步骤是人类社会的彼此联结,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共同体。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表达了这种实现和平的非暴力途径。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各美其美”是在搭好的竞技大舞台上,各代表团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平;“美人之美”是各代表团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相互学习和彼此鼓励,观众欣赏运动员们的风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通过交流互鉴,冬奥会呈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展现多元文化,凸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022年2月2日,运动员在张家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训练,备战北京冬奥会。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当然,差异性不是不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是无视差异性,而是通过寻求共同性来尊重和超越差异性,最终实现新时代人类积极和平的共同目标。


受访者简介:


刘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教授、博导,专业领域为英国史、和平学。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Holder of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PRA)理事、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和平城市协会(ICP)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8年)。曾赴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多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图片编辑:苏丹
文字编辑:梁静
责编:张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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