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之殇,美国疫情何以至此?| 东西问
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走上“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大力削减开支并将公共职能外包至私营机构,医疗体系开始背离公平普惠的初衷,走向私有化、商业化、垄断化道路。疫情中,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出现医院挤兑、资源不足、管理混乱等问题,而辉瑞、莫德纳、默克等大型医药机构却凭垄断地位套取巨额政府资金和商业利润。美国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将命运交托给了私人暴君——制药公司,而他们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公司。”
当地时间2022年1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14街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站为居民做检测。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与贫富分化、种族主义等痼疾相互作用,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使弱势群体面临更大风险。数据统计,100万新冠死亡病例中约73万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死亡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贫困县的死亡率是富裕县的2-4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平等是重要原因。”
价值失范,则是美国抗疫失败的思想根源。一方面,经济利益凌驾于生命权利的价值错位,使生命安全被轻视。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每当遭遇公共危机,受逐利性和短视性影响,选择牺牲公共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疫情中,美国政府不愿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反复传递经济比人命重要、病毒并不危险等信息,一些政客甚至标榜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社会对疫情的误读和轻视。当疫情防控被当作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非前提,任何防疫举措都显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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