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有权利让本国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各国都应该同意且鼓励的事。遏制中国增长就剥夺了中国百姓的机会，如果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也是说不通的。进入新阶段，面对新任务，应对新变局，中国正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稳步迈进。如何透过两会读懂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变动局势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秉承？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中新社“东西问”特整理系列学理文章，于3月3日至3月13日推出，以期帮助读者理解全国两会热点折射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特质和智慧。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机制似乎总是处于"失灵"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几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卷土重来，期间还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生。某美国华裔学者在2001年、2011年和2015年三次发文（或出书），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消除了绝对贫困，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为何中国崩溃论、威胁论在国际社会轮番出现？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经常"失准"？中国崛起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试图拨开迷雾。中新社记者：在今年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有些美欧媒体开始宣称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已不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唱衰中国，"中国经济崩溃论"为何反复出现？金刻羽：我不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中国有多少老人，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劳动力。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效率上，因为一代一代的效率提升是非常快的。独生子女一代受到的教育水平、训练以及整体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奉养老人。首先，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认为，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这些认知是错误的。其次，他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只要有政府参与，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不然）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但他们极少了解中国经济中更细微的机制、系统、经济结构，以及其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近几年，不少国外专家觉得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来源地就是中国。比如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和风险屡被提及。尽管中国快速发展积累的债务很高，但他们没想到，中国通过政策调节，慢慢就把金融风险大大地化解了。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有金融风险意识，但真正能做到的远小于中国。中新社记者：中国的经济体制、增长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哪？金刻羽：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政府的资源、力量和动员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没见过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西方学者大多困惑这么短时间内，为何出现这么多新企业？其实，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愿意扶持一些效率比较高的私营企业，这是让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的。中国的这套系统中，政治跟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有一系列的考核目标，要推动发展、要吸引投资、要保护环境、要创新，他们更愿意挑选有能力有潜力的企业。再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中国的国企和私企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些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私营企业的股东。数据证实，在国有企业周围、跟国有企业联系最紧密的部分私营企业是增长最快、效率最高的。国企和私企的这种密切的网络连接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有人觉得如果有大量的国有资本参与进来，效率肯定很低，但实际上并不是。国企和私企资源互补，私营企业有很好的企业文化、产品创新等，国有企业有融资等优势，就像一个阴阳图一样，有黑有白，两者共存，这也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很复杂，但又有很清晰的经济逻辑和经济关系。西方学者大多对此认知比较肤浅。中新社记者：如果以西方的系统和标准来衡量中国会犯什么错误？金刻羽：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很不准的。他们以自己的标准、系统和模型来衡量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投资率太高，经济结构偏于出口和工业等。但如果只是片段地从某些宏观数据观察中国，就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投资率虽然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但是中国正在城镇化，需要大量投资，包括新老基建等方面。所以什么叫过高？中国的情况跟日本、美国是不同的。储蓄率也一样。在国外看来，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弱，所以一定要降低储蓄率，才能刺激经济。中国储蓄率的确高，但有它的优势。中国较高的储蓄率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踏入的一个"圈套"，那就是需要从国外借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发展。而外债最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另一个误解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投资也那么高，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积累推动的。在投资空间缩小后，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甚至走向低迷。其实，过去几十年，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非投资。1990-2007年间，效率提升贡献中国经济增长50%以上，所以不能说是中国只是靠投资、靠储蓄，也不能说是（只）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我们听到"中国崩溃论"减少了，但是"中国威胁论"在增加，这是为什么？金刻羽：中国如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国家，也是近百年来，第一次有如此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文化又与西方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体量巨大，而且中国的科技、创新效率、居民的人均收入确实在一步步往上提升，所谓的"威胁论"可能源自于中国真的强大了。二战以后，美国充当了世界"老大"的角色，进行所谓民主输出和美国模式的输出。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像美国那样，往一条路去走。但中国很不一样，中西方的政治体系、价值观、文明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很不同。同时，外界对中国没有那么了解，不知道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以后在世界当领袖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很多"威胁论"来自于不同和不了解，很容易带来恐惧甚至妖魔化。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内有各种问题，比如：精英跟普通百姓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在特朗普时代成为一个尖锐问题。还有种族问题、极端的自由主义带来的人权问题等，使得美国国内加速分裂。美国需要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挑战，以凝聚国内的力量，所以鼓吹"中国威胁论"也是其政治诉求。中国完全有权利让本国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各国都应该同意且鼓励的事。遏制中国增长就剥夺了中国百姓的机会，如果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也是说不通的。资料图：中欧班列X8153次列车整装待发。 齐超 摄当今是一个网络时代，也是个多赢时代。网络时代的领军者跟上一个阶段"中心国家"的意义完全不同。网络时代的"中心国家"不是要去遏制其他的参与者，而是要鼓励、帮助甚至扶持其他的参与者。"中心国家"要保护网络，要保护国际化，要保护整个经济体系，让大家能够共赢。其一，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金融稳定之"锚"。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基石，跟美国与其他重要经济体一同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其二，中国资产市场给诸多投资者一个分散风险的机会。相对来说，中国的股市、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关联度要小很多。而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还很小，他们提高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能很大程度上分散风险。其三，中国能提供大量的、很好的贸易机会。这10年来，中国给全球增长所作的贡献几乎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贸易虽然是多赢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时候应该是由政府来主导出台一些方案，帮助弱势群体重新就业，但这是美国政府没有做到的。所以，当中国的贸易来到美国市场，弱势群体失去自己的工作，甚至是没有机会重返劳动力市场。这时候是该怪中国的贸易，还是该怪美国政府没有更好地帮助这些人？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程度整体是下降的。美国应该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中新社记者：很多人担心美联储一旦缩表，会重演2013年的"缩减恐慌"，引发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能否改变这样的局面？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目前美联储在全球金融系统中充当"基石"。美联储每一次利率变动，包括 QE等对全球影响巨大。但它在选择这些方案时，并没有考虑到全球，而是优先美国自身需要，不理会政策溢出。但溢出非常大。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美联储降息时，全球信贷泛滥，很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不该有的泡沫都出现了；缩表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也受负面影响，甚至爆发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的表现，也是全球化没能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核心国家，如何权衡国内目标和国际影响？美国没能做好这样的平衡。有人说，需要第二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央行发挥作用，共同稳定市场。两个央行之间需要一定的沟通和对话，一起来控制局面。二是近些年美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减小，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资产以及流动性高的资产，难以满足全球需求。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来补充美国的漏洞，尤其是在支持新兴经济体方面。2009年以后，中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提供了流动性。很多国家都很反对美国将美元当成一个政治武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支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诞生。欧元是做不到的。欧洲有经济稳定问题，国与国之间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的统一市场，虽然欧洲债券市场体量很大，但因为每个国家主权问题，实际上还仍是分离的。这是中国的机会。不过，现阶段中国还不一定能够做到，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完善。从货币来说，货币是需要信任的。一个国际货币背后虽有硬实力，也就是它的经济实力和整体稳定性，但也有软实力，包括人们对一国体系的信任程度，这也是中国需要做更多工作的地方。
金刻羽博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从事国际经济学、技术竞争和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她拥有哈佛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目前在国际顶级经济期刊《经济研究评论》的编辑委员会任职。
排版：丁宝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