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杂志记者：陈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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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的工作常态。他恢复了一周三个半天在医院坐诊，还得见缝插针地去开各种专家研讨会。对于新冠疫情的关注依然是他的日常。
张伯礼 MORE x JOLI studio 摄
“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疫情阻击战，但对这个病毒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如此感慨。 他说，自己站着、坐着、躺着，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三年来，疫情几乎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2020年1月23日，因为新冠病毒在武汉率先迅猛传播，整个城市很快进入封城状态。随后，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一天，张伯礼在天津出席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医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几天后，大年初三，作为紧急成立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接到急召令，风尘仆仆赶到武汉。他前往定点医院、社区实地了解病情。 在实地调查后，张伯礼做出判断：应对“四类人群”（确诊、发热、疑似、密接）采取分类管理、集中隔离的措施；对集中隔离的疑似、发热患者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给予清热祛湿为主的中药汤剂。后来，这些措施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分。 当时，新冠病毒作为人类所遭遇的全新挑战，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张伯礼团队采取网络视频对全国20多家医院2000余例新冠确诊患者进行症候学调查分析后，与专家组一起筛选出了“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后来这些药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
2020年3月，张伯礼（中）来到武汉江夏普安山康复驿站为康复人员看门诊。张畅 摄
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张伯礼就曾率团队用中医药方法救治，而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医药不但发挥了作用，还成为一支主力军，张伯礼还带领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承包江夏方舱医院。 2月11日，张伯礼率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然而，就在进入方舱医院没几天，他便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胆管结石嵌顿，不得不进行胆囊摘除手术。术前，依照医院惯例，需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怕家人担心，自己签字，不让告诉家人。 术后，张伯礼两腿出现血栓，需要静养至少两周才可出院，他干脆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子办公，修改方案、参加视频会议、指导医护人员、回答患者的咨询，一刻也不停。张伯礼打趣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了这里。”术后没几天，他又回到了江夏方舱医院。 “害怕、恐惧，都没有。”谈起这一次临危受命，张伯礼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总结。不过，武汉也让这位感情不外露的长者两次落泪：第一次是在武汉宣布解封以后，当年5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天津代表团会上，张伯礼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哽咽了起来；一年后，他再次回到武汉，触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泪。
2021年4月9日，张伯礼院士重返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所在地，触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泪。张畅 摄
2020年9月8日，张伯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此后，张伯礼一直没有离开疫情第一线。2022年春季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伯礼赶到上海，主持制定了《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等5个诊疗指南，在上海疫情一线工作了36天。 2022年12月，优化和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疫情最胶着的时候，张伯礼也在紧密观察着疫情的动向。 至于张伯礼自己，去年底感染潮来临时也“阳了”。“症状比较轻，一直没有发烧，浑身有点疼、嗓子干、咳嗽，一个星期就基本恢复了。”如同在武汉时做胆囊炎手术没有告知外界一样，张伯礼这次也是悄悄“阳”的。“武汉那次是为了稳定军心，这次也一样，感染过了我才告诉大家。而且我自己的经历也能给公众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让大家不必恐慌。” 张伯礼为这三年感到欣慰，“一是我们不断与病毒斗争，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中医药被广大公众认可了，发挥了更大作用”。
2022年7月，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先行先试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张伯礼院士在会上发言。陈楚红 摄 2022年，张伯礼被授予“国医大师”的称号，这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称号。 “我这一生一直学习和研究中医药、从事中医药工作、宣传推广中医药，从未想过会从事中医药以外的职业。我觉得我是为中医药而活的。” 1948年，张伯礼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家庭，为家中长子。16岁那年，张伯礼考入了天津市卫生学校。在一个冬日的雪夜，有一位年轻人突发急性肠梗阻，按理需要立即送至40公里外的医院进行手术，然而大雪封路，无法运送。危急时刻，乡里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开了一剂大承气汤，排出很多大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 这件事对少年张伯礼的触动很大。“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中医竟有这般挽救生命的奇妙能力。”他暗自思索，觉得中医有着无限魅力，他的兴趣点也转向了中医。刚开始，他一边自学，一边跟老中医请教；两年后，他便争取到“西学中班”两年脱产学习的机会，踏上了中医追梦之旅。 1979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张伯礼以高分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前身）的首届硕士研究生。那一年，张伯礼31岁。 张伯礼毕业后，一边在医院坐诊坚持临床，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取得了一系列中医现代化研究成果，承担了高粘滞血症、中风病高危因素及先兆症、血管性痴呆的系统研究，制定了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伯礼创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医工程研究所，开展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他还改进中药制剂及制备工艺，衍生出了中药胶囊、片剂、注射剂等多种剂型。当下被大众所熟知的“复方丹参制剂”等中成药，包括此次疫情中广泛应用的“宣肺败毒颗粒”，均是张伯礼的研究成果。 张伯礼主持的多项课题成果获得了国家的重视。据资料显示，张伯礼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使年销售额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中药品种从两个增加到13个，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 “中医药产业的年产值从过去每年只有几百亿元，飞跃到了8000亿元的规模，中医类医院诊疗量占全国医院总诊疗量比重从原先只有8%，现在是17.5%。”回望这一路，张伯礼对自己的努力所达到的成果相当欣慰。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能驾驭形势的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医药事业亦如此，我们应该乘势而为。”他用这番蕴含哲理的话语总结道。
2022年7月，张伯礼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出席千种本草基因组计划发布会暨研究联盟成立仪式。张浪 摄
中医是一项非常注重传承的事业，近几年张伯礼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年轻人。2009年，张伯礼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一个“勇搏励志班”，旨在培养新的中医人才。 这个班上学生需要自觉遵循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比如每天早晨必须6点半准时起床，准时参加晨练，在操场上跑圈与打太极拳，结束后回到教室开始早自习，朗读《汤头歌》《药性赋》等中医古籍。此外，每学期也有一系列考评指标，包括在食堂排队时不可插队、每学期要读几本书籍、参加几次公益活动等。但凡学生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就会被班级除名。 “如果能坚持一年，我会颁发一张证书给学生；如果能坚持4年时间，学生毕业时我会为他写一封求职推荐信。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评奖学金、加分、提拔班干部等方面的好处。” 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以2009级勇搏班为例，一开始，1500多名新生中有近1100人自愿加入，一年过后还有500余人，再过一年，仅剩大约300人了，再过一年，就只剩下200余人。“大多数学生都败在了北方寒冬时节清晨6点多准时起床上。”张伯礼努了努嘴，表示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不过也有部分学生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位学生给张伯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名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感悟信上写道：“初入校园时，我背着一个书包、拉着一个行李箱，毕业了离开时我仍是这些行李，东西没变，变了的是我自己。经过4年在勇搏班的历练，我已经不再软弱，不再孤单，张伯礼校长给我的推荐信也‘无用’了。因为我知道，即使前途会有困难，我也一定能够克服。” 张伯礼说，他通过勇搏励志班以“精神激励”的方式做公益。而在“物质激励”方面，张伯礼创立了“勇搏基金”，给这个班里家境困难但努力学习的学生颁发奖助学金。
张伯礼。盛佳鹏 摄
张伯礼介绍，“勇搏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他所获的各类重要奖项，例如“吴阶平医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这些年他将这些奖金陆续捐给了勇搏基金，大概有六七百万元，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的捐赠。贫困生因此每年可获几千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不过张伯礼认为，这只是“杯水车薪，资助额度太少”。他设想未来将勇搏基金的体量扩展至千万元级别，以后还把企业捐赠也纳入进来，统一形成“中医药发展基金”，使更多有志中医的年轻人得到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