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是华夏文明与中亚、西亚文化交汇融合的体现，东西方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中见证着丝绸之路在文明交融和促进上的成就。
作者：牛琳 王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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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山石窟是中国北朝晚期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它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是中国东魏、北齐石窟的重要代表。它的开凿时期处于由外来文化向华夏本土文化转变的特殊阶段，其精巧的雕刻技艺、繁细华美的纹样类型，被人们高度赞誉。
作为中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雕刻装饰纹样有着怎样的独特风格？它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中怎样的碰撞与传承？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赵立春。中新社记者：响堂山石窟植物花纹大量出现，为何说这是中国纹饰史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雕刻装饰纹样中蕴含的北魏豪放之风和隋唐飘逸之气是如何形成的？赵立春：南北朝时期，古印度石窟文化由陆上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尊崇释迦牟尼，使佛教得到快速发展，带动石窟文化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东魏北齐时定邺为上都，晋阳为下都，在群山峻岭间依山开凿的响堂山石窟位于两地往来必经之地。这里山清水秀，信徒成群，在发展成为佛教传播场地的同时，也逐渐演变成帝王将相来往间休息、避暑的“离宫”。响堂山石窟集建筑、雕塑、壁画等诸多艺术形式于一体，其中各种雕刻装饰纹样极为丰富，主要分布于洞窟窟门甬道、楣额、窟顶、窟内地面、中心方柱及基坛、佛龛拱楣及佛背光等处。那些北齐“无名”的艺术匠师们，在掌握了本民族绘画、雕塑、建筑等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融合印度和希腊等异域文化元素，使响堂山石窟雕刻装饰纹样完美融入北魏豪放之风并开启隋唐飘逸之气，细腻生动，形成鲜明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点。北响堂山石窟大佛洞（第九窟）中心方柱正面龛主尊造像，主尊造像背光布满了具有祆教特征的火焰纹。赵立春 摄
有学者专家指出，在装饰艺术的发展历史中，南北朝是秦汉与隋唐的分水岭，而这一划分的关键意义就在于花卉雕刻主题的悄然崛起，并逐渐代替神兽主题成为装饰的主流。在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装饰主题是以本土神话中的仙人、神兽、云气纹为主。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装饰艺术完成了纹样装饰自身的嬗变，催生了以植物为主题的民族纹样体系，而这在响堂山石窟得到印证。在响堂山石窟，最常见的装饰纹样题材即植物纹样图案，石窟壁面、窟顶藻井、窟门甬道、佛龛等各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不仅有莲花纹、忍冬纹，而且开始出现以这两者为创作元素发展形成的卷草纹。响堂山石窟植物花纹大量出现，几乎取代了商周以来一向占主流地位的动物纹饰，是中国纹饰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同时，它所表现的包容性、多变性、美观性、实用性以及设计感和视觉感，也为其后的东方古代装饰纹样提供了崭新的题材和样式。中新社记者：响堂山石窟雕刻装饰纹样为何带有独特的外来文化风情？如何体现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赵立春：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是来自印度，大多呈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北响堂山石窟释迦洞窟门左侧的北齐菩萨。赵立春 摄
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权频频更替，不同统治者下的审美艺术存在多样性和包容性，响堂山石窟便是文化交融的集中体现。石窟内有些装饰受云冈、龙门石窟影响，有些直接融合了佛教的装饰风格，各种不同特色的装饰纹样在响堂山渐次变化过渡，逐步形成融传承与创新为一体的“响堂式”特色装饰艺术。北响堂山石窟刻经洞（第三窟）窟门甬道左侧的忍冬纹、联珠纹。赵立春 摄
响堂山石窟最具特色的忍冬纹，被认为是源于古希腊乃至古埃及的一种装饰，随着佛教的传入也逐渐融入石窟雕刻中。响堂山石窟中，忍冬纹与中国植物金银花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大片叶子柔美卷曲，小叶片反回旋，弯转盘旋的外形在石窟中呈波状起伏，造就出一种二方连续的韵律美感。可以说，响堂山石窟的忍冬纹雕刻既有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汉文化元素，形成新型的、多元化的佛教装饰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和欣赏价值。忍冬纹还常与连珠纹、莲花纹及中国传统的云气纹样等结合运用。像响堂山石窟中主尊佛造像、菩萨造像以及飞天雕塑的周围，往往点缀着忍冬纹样，细腻流畅的线条与云气纹、火焰纹、联珠纹相辅相成，浮云飘浮、花草纷落，展现出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北响堂山石窟大佛洞（第九窟）中心方柱正面龛主尊造像，主尊造像背光布满了具有祆教特征的火焰纹。赵立春 摄
还有莲花装饰，它是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的装饰艺术花纹之一。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和兴起，中国传统莲纹与印度佛教的莲纹互相影响，达到完美融合而大量应用、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在响堂山石窟，莲花一般被装饰在藻井中心、宝座、头光和背光等重要位置。莲花花瓣以写实为主，莲瓣尖头、瓣型肥大，无论是门楣上装饰的仰莲，八棱柱上装饰的束腰莲，还是塔刹上装饰的裹着宝珠的莲，花形雍容华美，线条优美流畅，富有张力。响堂山石窟是华夏文明与中亚、西亚文化交汇融合的体现，这些区域的文化沿着古丝绸之路向东传播，雕刻装饰纹样艺术从印度、经过中亚融合再到响堂山石窟吸收，东西方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中见证着丝绸之路在文明交融和促进上的成就。中新社记者：响堂山石窟与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地处同一地域，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赵立春：响堂山石窟雕刻与磁州窑瓷器文化均产生于六世纪中叶的中国北朝晚期，这个时期无论东西方，都是动荡不安的局面，也促进了人们的流动，催发了更具实用性的创造。特别是滏阳河流域的磁州窑窑口临水窑和彭城窑，就位于响堂山石窟所在的鼓山南麓周边地带。石窟在山上，窑厂在山下，在长期发展中它们之间的艺术交流极为密切。磁州窑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其装饰艺术是以剔、刻、划花为基本技法，纹样多种多样，但忍冬纹和莲瓣纹成为其植物装饰纹样的主流。莲瓣纹在北朝时期对陶瓷装饰影响较大，主要源于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和佛教造像的普及。而忍冬卷草纹等对北宋及其后的磁州窑装饰纹样的影响较深。可见，响堂山石窟的纹样艺术以其个性形态呈现的特有艺术魅力，影响着磁州窑装饰艺术特色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由于地缘相近，响堂山石窟是磁州窑窑主、窑工的主要祈福之地。现在的响堂山石窟中还保留有磁州窑主要窑口彭城镇一批供养人的供养题记。目之所及、心之所念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生活、生产创造中，其中，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突出的装饰图案——缠枝牡丹纹，就有可能是受到响堂山石窟中的忍冬纹的启发。响堂山石窟忍冬纹与云冈、龙门石窟三叶式忍冬纹最大的不同是，其叶片装饰形式多为四叶、五叶，最大特点是藤蔓缠绕为二方连续S形，缠枝分出叶脉，曲线流畅、饱满，为响堂山石窟独有的艺术风格。响堂山石窟洞窟佛龛拱门处，大量使用了这种二方连续的缠枝忍冬纹样，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效果和装饰意味的图案，必然对当时磁州窑窑工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响堂山石窟雕刻艺术将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西域文化与汉文化紧密融合，而在它影响下的磁州窑瓷器又通过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东出大海、西走沙漠，远销异域，以特有的审美追求与文化精神，向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展现着具有包容性、创新性的“中国美学”。受访者简介：
赵立春，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文博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佛教石窟考古、艺术史、磁州窑等民间艺术研究。著有《响堂山石窟艺术》《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书法》（一套三本）、《中国佛教美术全集：响堂山石窟》（上下卷 合作）、《磁州窑文化丛书》（一套五本）等十余部著作。参加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北方合成卷》《中国木板年画全集·拾零卷》编写。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开启响堂山石窟数字化工作，联合国内外大学对石窟本体和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整理，并进行虚拟复原和数字化展示，实现百余年前流失海外的造像和造像残件通过3D打印技术1:1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