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改造：上海滩反色情主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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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月场的恐慌，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那一天起就在蔓延。但相较于北京，上海取缔妓院的时间表明显滞后，这大抵和上海社会组织复杂特殊、靠卖淫为生女子数目更为庞大有关。

但“妓女制度最后必须彻底消灭”的原则和前提是明确的，执政党清晰地将这个愿景传达了出去。1949年11月，当北京取消妓院的消息被大肆宣扬之后，《文汇报》记者曹锡珍用了几天时间去上海“长三堂子”、“么二堂子”和“韩庄”各级妓院，对那里的经理、职工和妓女进行采访，而后写了报道——《在进步健康的社会里枯萎了，上海的妓院和妓女：首都的消息为这可怜的一群带来新希望》。“希望”，是此刻官方刻意营造的舆论氛围。

这个时候，很多妓院已因生意清淡而关了门。有的则担心上海效仿北京没收妓院私产而在寻求转业之道，但此时已嫌过迟，为了防止隐匿私产，上海市公安局已经开始对退照的妓院从严审核，妓女必须出具没有梅毒等性病且已找到对象的证明，转业或回乡亦需文书或保人。妓院则必须在所有妓女均办完退照手续、保证不再暗中私娼交易后才可停业。

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一些妓院的经营者被判了刑，妓女则被强制性送到收容教养所，接受教育、医治和劳动改造。民国期间政府一直努力但始终无法解决的卖淫嫖娼问题，在新政的围剿与改造下，一度基本销声匿迹。只不过，在那个私人空间被压缩殆尽的时代过去之后，性产业很快绝地反弹，春风吹又生。

01

“通州路吴家木桥旁边，有一排雪白的粉墙，大门上挂着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妇女教养所’。在这里面，收容着五百多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值得同情的姐妹——解放了的妓女。走进大门，是一个广场。这些姊妹们在广场上自由活动着：有打康乐球的，有跳绳的，有散步谈天的，有织毛衣的。有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也有饱经惨痛、年近半百的老大姊。仲冬的阳光温暖地抚慰着她们，广场上洋溢着一片新生、愉快的气氛。谁能想到她们都是来自最阴暗最凄惨的人间地狱的人呢？”

1951年12月9日，《新民晚报》记者走访了位于通州路418号的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用欢快的笔调，写下了上述报道。此时距离上海市协商会做出取缔残存妓院决议，刚刚才半个月。按照《解放日报》11月23日公布的数字，国民党统治时，1949年1月，上海妓院800多家，妓女4000余人；解放时，上海仍有妓院518家，妓女近2000人；到了1949年11月，尚有妓院264家，妓女1300多人。而后的两年来，经过人民政府有计划的逐步限制和社会风气改变，大部分妓女经教育后转业。镇反运动开始，公安局又逮捕了一批妓院恶霸（程伟、陆少璋等），使妓院数目减至72家，妓女仅剩180余人。

这180余名持照公娼，和在街头捕获的300多名站街妓女，构成了妇女教养所的第一批成员。媒体报道了其中的典型人物，其中云南路“美星”妓院30岁的妓女叶观英，原是湖州中医师的女儿，抗战时父母先后过世，十五六岁的她被“难民所”和“贫民习艺所”收容过，十七岁那年，一个姓陆的汉奸娶她做了第四个妾侍。四年后，叶观英被“赶了出来”，仅拿到了相当于七石米的所谓“赡养费”。贫病交迫下，第二年她就沦为了妓女。

柯爱娟比叶观英小十岁。4年前，做糕饼店跑街的父亲，因为无法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以当时400万伪法币的价格，把她押给一家妓院老板，为期4年。她不久就生了病，又不能不接客，只好负起“四分利”的高利贷借钱医治，“债愈还愈多，永远成为剥削者的奴隶”。

上海取缔妓院后，叶观英所在的美星妓院内一间房屋被辟作了“会议室”，墙壁上贴着“姊姊妹妹站起来！重新改造做人！”的标语。叶观英说：如果没有东洋赤佬、蒋匪帮反动政府，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新民晚报，1951年11月23日）

叶观英和柯爱娟都是上海取缔妓院次日后，媒体塑造和推广的苦大仇深妓女代表性人物，但事实上她们这一群体的角色要复杂得多。

02

很多年以后，在妓女收容教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上海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对来访的美国学者贺萧承认，那些妓女并不都愿意从良，”我所接触的，一百个当中找一个还不大有呢。”

在《危险的愉悦》这本书里，贺萧很生动地描述了妓女们抵制收容和改造的手段。当曹漫之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时，一个妓女喊了一声“姐姐妹妹，哭！”几百个妓女哭了足足两个钟头。然后是午饭时间，她们盛完饭，就把饭泼在地上，“没有一个不泼的，没有一个吃的。”“思想混乱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的。”

恐惧部分来自传言，譬如妓女们可能被枪毙，或被共产党“共妻”，以及抽血供应战场上的战士等等。抵制或许更多因为自由的失去，以及未来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妓女也分三六九等，“么二”就不如“长三”优越有地位，站街的所谓“野鸡”就更差了。妓女中既有遭受虐待、充满血泪心酸者，也有生活奢华、乐在其中的姐妹。

在上海解放前一年，一份调查报告给出的统计数据，颇能说明这一点。500名妓女中，有高达56%的比例表示对自己的职业满意，这主要是因为收入还算高的缘故。其中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幻想着有一天从良后，找一个土豪丈夫。对当时的政府管制，包括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她们心生抵触，也是因为害怕会因病而失业。

在1951年的年底，已经失去自由的她们，在收容所里进行性病检查的结果是，有大约一半的人患有性病。不过，政府出资给她们进行了治疗。

治病，是上海妇女教养所针对妓女所进行的三个主要工作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教育——教授妓女从识字到理解共产主义理念；劳动改造——她们要生产袜子、毛巾等物。劳动的意义，除了使她们改变“寄生”状态、为再就业打下基础外，还可以给政府创造财政收入。

教养所的教育带有鲜明时代痕迹，控诉会是当时颇有特色的集体行动。妇女教养院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妓女被收容一个月之后召开，12月27日下午，在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民主妇联和文化局等机关的组织下，三个小时的控诉会上，五花大绑押到台上的5个妓院老板，接受了16个新生姐妹轮番的悲愤控诉。主办者认为，这既有助于让妓女认识到反动封建的娼妓制度罪恶，也有利于展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和正确性。

03

上海妇女教养所的规模是逐步扩大的。第一批妓女被抓进来之后，上海巷弄里的妓院消失了，但街头仍有暗娼，在更为私密的角落从事卖淫活动。1952年9月，警方通过周密的行动，又抓获了几百人。后来的行动扩大到舞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带有色情意味的陪侍现象，已经在公开场合消失。

对教养所教育改造方式，一直存在着两种迥异的评价。同样是对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探访，德国人彼得·施密特的观感就和上文提到的《新民晚报》截然不同。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这个劳教所与一所监狱差不多——四面灰墙，大门上方有一颗红五星，关在里面的人与外界隔绝，只有每两个月一次的亲属来访……院内有一块黑板，上面用中文大字骄傲地写着劳教所的宗旨：‘我们与妇女的堕落进行战斗，努力创造新人。’”

在施密特的描述里，教养所的工作人员是“反色情主义的化身”、“没有一点母性的慈祥”，与新政权的官方文宣以及当事管理者后来的回忆，构成鲜明对比。

从1953年7月开始，妇女教养所内被改造的妓女，经过审查小组的处理后，开始陆续离开通州潞大院，迎来自己的新生。有的回到了老家，有的嫁到了别处，有的被分配到附近城镇的工厂里，也有的则踏上了火车去了遥远的新疆、甘肃等地，在那里成家、劳作。

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原址上，现在是刚被开发不久的商业住宅区。高楼替代了平房。附近年长的居民对南都记者说，当年教养所的围墙只有大约两米高，曾经还有几个妓女偷着爬出来，其中一个摔坏了腿，她们向路边卖猪肉的商贩求救，商贩不置可否。在这次事件后，教养所曾有在墙上拉电网的计划，但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他们怕电到自己调皮的孩子。

一位66岁的老人回忆，1950年代中后期，他们常常在附近踢球，有时球进了院墙，还可以和教养所某位负责人的孩子一起进去拿，他记得院内一排排的平房。被收容的妓女们，晚上5点可以出来放风，当时路两边很多摊贩，她们买东西，也会聊起织袜子等工作上的事，“那时对她们管理的就比较松了”。妓女们看上去大多都很普通，长相一般，“但也有两个很漂亮，像是混血儿。”

当妓女们接受了管教干部的教诲，并劳动了一定时日之后，就陆续走出了这面白色的院墙。去新疆的妇女有960余人，她们在1955年启程，融入了当地的厂矿、农场和其他服务行业里。

官方的记载是，到1958年，上海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已全部安置就业，其中1100多人安排在上海工厂和企事业单位，600多人留教养所工场当工人，2500多人成为过硬农场职工，2400余人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200多老无所依、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家可归者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

新政权反色情主义的试验，至此告一段落。一直到1984年，在情色场所复燃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再度批准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名字和此前无异，具体管理者则由民政局转为市公安局治安处。

韩福东饶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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