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都人文｜第5期：梁启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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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梁启超（上）

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新会茶坑村的秀才梁祥徽（莲涧）的赵氏夫人喜产一子，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梁启超。梁启超天资聪颖，5岁就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背诵如流；8岁就学会作文，9岁能写上千字的文章。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摇头跺脚急叫：“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调皮地往竹梯上再攀一级，还脱口念了两句诗：“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一听不由地宽怀笑了，感觉到自己的孙儿非同凡响。10岁的梁启超随父亲上县城，夜里住在李秀才家。李家大宅里有个杏花园，拥红簇翠，彩蝶翩翩。翌日清晨，早起的梁启超来到花园玩耍，正摘下一朵杏花，却见父亲与李秀才谈着话走过来。梁启超急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仍被父亲看见了。父亲碍于朋友的面子，就用对联的形式来责备儿子，他吟道：“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仰头凝思，瞥见对面厅檐挂着的“挡煞”大镜，即念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李秀才不禁为小启超的敏捷才思拍掌叫绝，于是也随口出一联考他说：“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立刻对上：“策马入长安”。李秀才连声赞妙，称赞他文思敏捷，年少志气大。

新会茶坑村有座山叫凤山，凤山顶上有座熊(ni)子塔，又叫凌云塔。童年时期的梁启超时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登高远眺。11岁时，梁启超曾给祖父交作业写了首《登塔》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1884年（光绪十年），12岁的梁启超上广州参加考试 ，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亲们称为“神童”。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应己丑恩科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乡亲们引此为荣，如过大年一样兴高采烈，燃放炮仗、舞起龙狮。有一年,梁启超到江夏(今武昌市)游玩,拜访了当时坐镇江夏的张之洞。趾高气昂的张之洞出一上联来考梁启超：“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就是借地名“江夏”， 张之洞自诩数一数二的学者。梁启超稍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三教，指儒、道、佛；三才，指天、地、人。这个对句，梁启超表面自卑为“小子”，实则自负不凡，张之洞不得不刮目相看。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在广州攻读期间，梁启超得同窗陈千秋介绍，到南海万木草堂拜见了康有为，接受康有为的改良维新的思想学说，就读其门下。几年中，梁启超协助康有为校勘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又手批《四库提要》数十册，他成为康有为推行改良维新的最得力助手，被当时合称为“康梁”。1891年，梁启超入京与李蕙仙完婚。这段婚姻是梁启超在考举人时深得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其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的。李蕙仙是十分传统的贤妻良母。婚后她随丈夫南归，在新会县茶坑村住了一年多，她的大女儿思顺(令娴)就是在茶坑出生的。李夫人既贤且能，使梁氏无后顾之忧，从没有为家事而分心。梁启超自己曾经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年青时无钱买书，多得夫人的陪嫁首饰变卖资助。

1895年春，梁启超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再次名落孙山。他曾四次上京会试都落第了，这并非他的考试文章不出色，而是食古不化的考官都认为此考生的头脑“新”得出格，文字“锐”得难容。应试的举人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的时候，清廷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而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这个消息引起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18省举人响应，1200多人署名。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虽然上书没能得到清政府接受，但是这“公车上书”的事件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于1896年在上海创刊《时务报》，他亲自任主笔、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数万字的连载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变法图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变法运动大造舆论。1897年2月，梁启超在澳门创刊《知新报》。该报刊除了宣传变法方针外，还选取兼具时效性和趣味性的译文来强调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重科学。其所涵盖的知识范围可满足各阶层的需求，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它与《清议报》成为维新派的宣传舆论中心。这一时期，梁启超与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谭嗣同、严复、黄遵宪、容闳、章太炎等交往频仍、书信不断，讨论国事、历史、西学、国学等，这对梁启超的知识积累有很大裨益。当时，广东新会籍的伍廷芳出任驻美国公使，邀老乡梁启超随任使馆参赞，并送上旅费银千两。梁启超却以“上循公义，下迫贱事”为由委婉推辞，仍然致力于他热衷的报业和社会活动。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邀请，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开民智、伸民权的系列变法思想。他先后与友人创设“不缠足会”、女子学堂和大同译书局，提倡女权和发展文化事业。在康、梁的影响下，严复在天津主编了《国闻报》，唐才常等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各地建立的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新式学堂、出版报馆达300多个。国民关心国运、议论时政蔚然成风。康有为5次向朝廷上书，在梁启超全力协助下于京都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某些开明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心革新，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1898年7月，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史称“戊戌变法”。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经济上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减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办大学等等。对于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却阳奉阴违，深恶痛绝。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捕杀康、梁；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手无实权，纸上谈兵，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重任。维新派的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为首的腐朽官僚，举兵保皇。不料，却被野心家袁世凯出卖了。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当天中午，朝廷禁卫军杀气腾腾地包围了京都的南海会馆，而康有为预先得到光绪帝托人传递消息，在政变前夕悄然避开了京都的血雨腥风。当日，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寓所对坐商量，谭嗣同闻噩耗却从容地对梁启超说，回天无力，唯有等待死期了!并劝梁启超试入日本使馆找友人致电上海领事求助。梁启超不敢怠慢，即刻进日本使馆找了其馆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一见面，梁启超上气不接下气地在纸上写出几行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满面悲怆的梁启超接着补充说了眼前的危机，托友人利用外交关系设法解光绪的幽闭，同时救助康有为。他说到自己也许被捕杀时表示：“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死不足惜！”林权助承诺尽力帮忙，同时劝梁启超别做无谓的牺牲，遇到危险就到使馆里躲避。梁启超听了林权助的话潸然落泪，匆忙告辞而去。当晚，梁启超仓惶地跑进了日本公使馆，得到林权助帮忙藏在厢房里。林权助将这实情告知了伊藤博文（前任日本首相，当时来中国游览)，征得他的同情，协助梁启超逃往日本。恰逢日本领事刚从天津到北京办事，林权助便让梁启超乔装打扮，随他避开使馆门外守候的捕快耳目，马不停蹄地离开京都。当梁启超到了天津车站时，在月台上被清朝的捕快手发现，梁启超和日本领事沿着白河河边奔跑，慌不择路地跳上一艘小船，求船家撑船直向白河上游的日本军舰驶去。清朝的捕手也乘坐小蒸汽船追赶，但向白河下游直奔，并停泊在日本商船的舷侧守株待兔。故此，梁启超虎口余生，乘了军舰东渡日本。途中，梁启超在军舰上挥笔写了著名的《去国行》，其中有“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吁嗟乎!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表达了他离乡别井、前途渺茫的惆怅和伤感。慈禧太后操纵戊戌政变，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所有新政措施，除了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并通缉外逃的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没几天就被绑赴刑场，慷慨就义。仅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彻底失败，故历史又有“百日维新”之称。梁启超得到同情中国维新的日本大臣犬养毅等友人支持，在日本继续开展维新救国活动。当年12月梁启超联合旅日华侨，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揭露清室“桎梏刑戮”的苛政，指责慈禧专制，要求还政于光绪，实行新政。在日本友人的调停下，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代表陈少白会面。当时孙中山首次重阳武装起义失败也逃亡至日本。梁启超与陈少白同是新会人，彼此热心地洽谈两党合作，后因康有为阻挠而没有结果。梁启超在联络旅日华侨创办学校的同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初步拟定两党合并，党魁由孙中山当正、梁启超为副，两党一致进行“排满革命”。康有为极力反对，并勒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合作之事化为泡影。梁启超在横滨时还创办了《新民丛报》，着力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学说，而他反对暴力夺权的观点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发生激烈的摩擦，其主持的报刊与同盟会的《中国日报》《民报》进行了几年的激烈笔战。然而，他撰写的文章对国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影响却很大。在1902年写的《干涉与放任》一文中，梁启超预见“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在1904年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梁启超引经据典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吾中国固夙（早的意思）有之”的观点。辛亥武昌起义后，中国社会各派系对民主政治亦充满幻想，纷纷组织政党，政坛呈现党派林立、鱼龙混杂的局面，一时之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达300多个。为谋求社会稳定、反对暴乱，一贯以袁世凯为政敌的梁启超改变策略，提出“和袁慰革（命）、逼满服汉”八字方针，联合操有朝政实权的袁世凯。袁世凯窃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又以“拥袁”政策，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统治方案，并向袁世凯详细呈列了“理财、治政、组党”等多项建议。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回国。仅仅2个月就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了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他对新的政府寄于厚望。梁启超积极为组建统一、共和、民主的三党联合而奔忙，并举行联谊会，在演说中强调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他希望通过开明人士与袁世凯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开明专制的中央政权，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当时，任内阁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发表了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规划了进步党人改造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提出了发展实业、制定工商法规等一整套计划，体现了浓重的进步色彩。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5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同时，北洋政府在天津成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梁启超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他于3月开局就职，受命后即上书袁世凯陈述币制为国家财政命脉，他草拟的各种改革计划都如泥牛入海。当时政府政客忙于争权掠地，梁启超的经济救国策略仅一纸空文。抱负无法实现，他干了没半年就提出辞职，袁世凯却不允。（作者：廖振明、叶杜生；鸣谢：江门市美术馆；发布时略有改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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