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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顾景舟在上海仿古的日子

2017-09-24 紫砂壶鉴赏与收藏秘籍


上海仿古的经历在顾景舟的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顾景舟有机会亲近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等历代高手的真品,眼界大开,感受先贤的精神状态,与之交流、碰撞。广博的识见和精湛的壶艺,都从这里汇聚、出发。解读他从未公开的仿古生涯,我们只能从零碎的后人记忆里,推理而不是杜撰当时的种种可能。



1939年,对顾景舟是个有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有个名叫郎玉书的上海古董商人,来宜兴丁蜀,郑重聘请顾景舟去上海郎氏艺苑参加制陶工作,月薪60元大洋。


按当时的物价,面粉才几分钱一斤,猪肉也只1角几分钱一斤。60元大洋的月薪,是一份非常高的收入了。况且,是去上海。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顾景舟来说,那是梦一般的地方……



到了朗氏艺苑,顾景舟才知道,这里的“制陶工作”,原来是做仿古的枪手。对此,他并不是一点没有心理准备,郎老板出60元大洋月薪,总是要物有所值吧。


朗氏艺苑聘用了一批壶手仿古,但他们每个人的作坊是分开的,郎老板不让他们之间有接触。即使看到一些东西,也只能装着视而不见,所以顾景舟郁闷是难免的。

▲顾景舟 供春


紫砂艺人,心是自己的,手往往是别人的。在他之后的一生中,朗氏艺苑是一个永久加密的限制词,但数十年后,在提到当年仿古生涯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去上海仿古的名手里,手艺最高的,当数陈光明。


▲陈光明制段泥光明石瓢壶


并不是所有的仿壶都有实样可依,“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这其实是向顾景舟们提出挑战,一个艺人除了临摹,还有多少创造能力。


顾景舟交出的考卷,无疑是合格的,有时他觉得,自己的壶完全超过了原作,但心里的一份成就感无处安放,因为壶底不能打他的印章,打谁的印章,他又不知道,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要跟自己离别,自此天各一方,再无会期。


▲顾景舟 藏六方


即便将来见到,说这把壶是顾某人所制,谁会相信呢?于是,顾景舟在壶里留下的印记,几乎堪称绝活,有人称此为“暗款”。


据考,顾景舟当时仿古的参考资料,还有《故宫月刊》和日本人奥兰田所著的《茗壶图录》。



前者,1929年创刊,是当时极为难得的一份刊登钟鼎彝器和其它奇异珍宝的杂志;后者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收录了32幅各个时代紫砂名壶的线描图画和印章拓本。




许多年后,顾景舟带徒弟潘持平受邀去北京故宫鉴定紫砂器,见到一件天鹅樽,印款是陈鸣远,情不自禁地“哎呀”了一声。


顾景舟告诉潘持平,当时他在朗氏艺苑谋生,必须从公共租界进出,把守在租界门口的日本兵盘查很严。有一次,他把刚做好的天鹅樽素坯放在一只篮子里,被检查的日本兵碰坏了底座。当时天气炎热,泥坯干燥,虽然后来经过修补,但烧成后还是看出一点细微的补痕。


这件作品底款是陈鸣远,但在天鹅樽的里端,却镌着一个细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景”字。这是顾景舟当年仿古时的特定印记,是顾景舟在特定环境下,难得泄露的天机之一。


▲顾景舟 僧帽


时隔多年后,顾景舟的徒弟李昌鸿回忆说:


“讲到当年在‘朗氏艺苑’仿古时,师傅是有顾虑的,他说,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做枪手很郁闷的,和外界完全隔绝。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干活,吃饭时,饭菜由墙上的一个小木窗里递进来。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老板说了算。有时,老板会拿来一把老壶,让我仿制,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但我仿制的茶壶,并不比原作差,有的,肯定超过了原作。有时,做到一件满意的作品,却不能打自己的印章,就在壶的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印记。”


这是顾景舟与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先生的交谈中透露的一点情况,当时李昌鸿也在场。关于仿古生涯,这大概是顾景舟对外人讲得最多的一次。


▲顾景舟 掇只


1995年,在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任东方艺术部主任的谢瑞华和香港中文大学黎淑仪女士曾经问到上海仿古的经历,顾景舟说:“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有制作者的创造”。


因为有些古董商的商业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样说是不推卸责任的自省,也是对于当时自己作为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得到学习机会,在艺术上从中得益的承认,这一时期他的印章“武陵逸人”四个字,表明自己的心绪。


▲顾景舟 武陵逸人印章


顾景舟在朗氏艺苑仿制的紫砂古器到底有哪些?这是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根据目前能收集到的资料以及我们的亲身体会看,可以确定的作品有:

《时英款方壶》香港茶具文物馆收藏 1件  

《陈鸣远款方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直嘴方壶》黄正雄先生收藏1件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三峡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六方壶》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陈鸣远款笋形水盂》南京博物院收藏1件  



《陈鸣远款龙把风嘴壶》故宫博物院收藏2件  

《天鹅樽 》(据潘持平老师所说) 2件

《供春款的供春壶》(不确定)



日本人统治下的孤岛,市面萧条,古董生意愈益艰难,朗氏艺苑的运转有些每况愈下,顾景舟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遣散人员的名单上。此后不久的1942年早春,顾景舟终又获得一次赴沪就职的机会,就是上海标准陶瓷公司,是顾景舟上海生涯的第二站,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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