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的事业
聂作平
01
许多年过去了，甲申年的血雨腥风已经烟消云散。这一年，江南吴兴的一个读书人被朝廷任命为西充县令。县令从家中带了两个仆人，晓行夜宿，好不容易抵达了位于四川东北部的西充县。
他到任后，招徕流亡，与民休息，经过几个月努力，这块原本人烟罕见、到处是杂树野兽的地方，渐渐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但生活条件依然非常清苦。尽管贵为一县首长，县令也只能和两个家仆一样，靠吃野菜杂粮果腹。
有一天，县令在县衙散步，不经意间走到了后园，后园长满荒草杂树，连路也看不见了，县令拨开比人还高的杂草找路时，突然瞥见草丛中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县令很兴奋，召来众人锄治芜秽，忙碌了好几天，荒草杂树砍伐一空，众人才看见，原来后园里还赫然立着几座精致的建筑。
一座建筑的东厢，有十多个木柜，柜门上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全是珍奇瑰宝。西厢也有十多个木柜，同样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井井有条地放着很多瓷瓶，瓶上还贴着纸条，写着御用字样。
县令知道，西充是张献忠驻扎过的地方之一，所谓御用，肯定就是这位大西皇帝的物品了。县令打开一个瓷瓶，里面是黄灿灿的糟肉。县令在西充这个几近于蛮荒之地，几个月来不知肉味，乍见糟肉，可以想见他的兴奋。
于是，县令和两个仆人的餐桌上，从此每餐都有糟肉送饭，三人都觉得此肉色香味俱佳。
过了段时间，县衙中的一个老吏，是为数不多的西充本地人，他听说此事后，委婉地告诉县令的仆人：张献忠曾经驻扎在此，那些所谓御用东西，都是他留下来的。我听说张献忠最爱吃人肉，他专门选择白皙肥胖的人，杀死后用椒盐香料做成腌肉，保存在瓷瓶里。你们在后园发现的那些糟肉，恐怕······
仆人听了，既惊且惧，急忙告诉县令。县令越想越不对劲儿，原来吃了几个月的佳肴，竟然是腌起来的人肉，于是呕吐狼藉，大病了好几个月。
在西南，尤其是四川，留下了许多这种关于张献忠的轶事。这些轶事，有的见之于正史，有的见之于私家史乘，有的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传说不免有夸张，但条分缕析地加以考辨，庶几则能判定，它们大体符合历史的真实。
仿佛就是为了给这些关于张献忠的办报事提供一道实证，2003年，修建成都新南门立交桥时，挖掘机在地表以下两米处挖出了堆积如山的尸骨。
这些阳光下看起来也令人发冷的尸骨，乱七八糟地沉睡在巨大的土坑里，即便是毫无考古经验的人，也能从这些尸骨扭曲的形状推断出一个结论：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果然，考古学家考证证实，这些尸骨均是明末清初埋葬的，且均系非正常死亡后从其他地点运送到此集体掩埋，而实施这一集体屠杀者，专家们认为，最大的嫌犯就是给四川人留下了屠川记忆的张献忠。
【七曲山大庙里的张献忠塑像，清代曾被拆除，近年重建】
02
甲申年正月，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称王之时，张献忠正屯兵湖北襄阳一带。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既是可以合作的盟友，更是势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的关系，远不是如姚雪垠那部著名小说《李自成》描述的那样，是亲密的战友。
他们虽然的确也有过几次合作，但那都是双方均面临大兵压境、两支农民武装都有灭顶之灾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摆脱了危机，两个农民领袖不仅分道扬镳，而且都各怀吃掉对方的异心。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对张献忠不啻一记闷棍，令他发自内心地感到不痛快。就资历而言，他比李自成老得多，当他和高迎祥称兄道弟、并肩作战时，李自成还只是高迎祥帐下一名位卑望浅的小角色。
现在，这个小角色不仅屡次三番扬言要收拾自己，还抢先一步占据关中，像模像样地建制称王。再联系到两年前自己打下武昌时，李自成以贺喜为名，派使者来威胁将要收拾自己，自己只好放弃武昌进入湖南，心性甚高的张献忠很难咽下这口恶气。
当即，张献忠召集部众，探讨下一步怎么走。有人提出顺江而下，攻袭南京。军师汪兆龄却认为，不如溯江而上，攻取四川，以四川为根本。张献忠采纳了汪的建议。
进川途中，李自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不时通过细作和商人传到张献忠军中。李自成的每一次胜利，对张献忠都是一次莫名的煎熬，同时也是一种鼓舞，他铆足了劲儿，要和李自成这个老朋友加老对手来一次政治和军事的大竞争，看看到底谁笑到最后。
然而，张献忠越来越失望，当他的部队刚入川不久时，细作就带来了一个令他尤其沮丧的消息：李自成已拿下京师，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自缢殉国。张献忠除了继续进军四川，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或是偏安之地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四川，张献忠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的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在襄阳战败，只得绕道进入四川。与四年前的狼奔豕突相比，这次卷土重来的张献忠本该意气高昂，但李自成的胜利冲淡了他的高昂意气，他有些落寞地指挥军队杀进四川。
截止到甲申年，张献忠起兵反抗政府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张献忠不仅和李自成是老庚，而且还都是陕北老乡，李自成老家在陕北米脂，张献忠老家在陕北延安。两地距离大约两百公里，却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个惹得天下纷争、江山易手的农民领袖。
事实上，明未农民起义领袖，几乎都出自陕北，由此既可看出当年陕北农民运动之激烈。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明政府当年若能拿出像样的银两安抚难民，或不致于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然而，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再也没有人有能力把它从容地合上。
几乎所有关于张献忠的史料，都一边倒地下结论认为他性情狡诈，反复无常。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这样的结论未必都是正史对农民领袖的厚诬之词，比如他曾两次向朝廷投降，又两次再度兴兵造反。
有两件小事颇能看出张献忠的性格：
其一，督师杨嗣昌于玛瑙山击败张献忠后，布告天下称：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地在杨的布告上写下：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其二，张献忠第二次投降政府后，又再次于谷城起兵，退出谷城时，他将历年来接受过他贿赂的明政府大小官员的名字全部写在墙上。
显然，尽管与李自成的性格和经历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张献忠仍然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信守的是丛林法则，生存总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义，为了这第一要义，任何国家法律与人间道德都必须让路。
江湖好汉的快意恩仇，职业军人的冷酷无情，农家子弟的睚眦必报，这些互相冲撞的性格就那么奇怪地集中到了张献忠身上。
【近年发现的张献忠金册】
03
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焦躁不安的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身死的消息。这一消息对张献忠来说意味着李自成几乎彻底地把自己甩在了后面，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一直在和李自成较劲儿，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
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差不多就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跃而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自暴自弃式的恶搞。
有关张献忠的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
张献忠攻占成都后，派出大量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大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
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
张献忠虽然一向残忍，但与除李自成以外的其他农民领袖相比，却未必就是最残忍的。只是，到了他进军四川，尤其是打下重庆之后，他的残忍在加速度地裂变，从而让后人看到了什么叫作嗜血好杀，什么叫作喜怒无常。
张献忠对李自成的忌妒与仇视，不知不觉转嫁给了四川民众，倒霉的四川民众注定要成为可怜的替罪羊。
仇恨转移并非导致张献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惟一原因，却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他的军队在四川遭遇到了明军较为顽强的抵抗，尤其是攻打重庆那次。
重庆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加上巡抚陈士奇决心死战到底，张献忠攻打重庆的战斗异常艰难。拿下重庆后，张献忠下令屠城。
大规模屠杀之前，张献忠先从这些无辜的平民中，选出青壮年，下令切去他们的耳鼻或是双手，然后驱往四川其他地区，以此警告各地军民：我的军队到来时，胆敢反抗的，一律照此办理；凡自动杀了王府官绅并封籍恭候我军的，则秋毫不犯。
史家们声称，这些被驱往各地的青壮年多达三十万。可以想象，这些缺鼻子少胳膊的受害者来到一个个原本就风声鹤唳的城镇时，他们所引起的震动和恐惧该有多么强烈，“于是各邑官绅自乱，献忠遂长驱入成都”。
甲申年的八月初五，张献忠大军兵分两路，步、骑兵由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和新津出发，两军相继抵达成都城下。两天后，成都失守，蜀王夫妇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投浣花溪而死。
攻占成都后，四川除了少数偏远地区之外，均在极短时间内落入张献忠手中。与当流寇时相比，张献忠第一次真正拥有了面积和人口均十分可观的根据地。四川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谈话时就曾精辟地指出，这里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事实上，这块在冷兵器时代因山川阻隔从而易守难攻的地盘，多次在乱世成为枭雄们建立偏安王国的上乘之地。从东汉初年的公孙述，到三国鼎立的刘备，再到五代十国的王氏前蜀与孟氏后蜀，四川是古代中国大行政区里，建立偏安王国次数最多的一个。
现在，张献忠已经据有了这个沃野千里的地方，相比饱受兵火蹂躏的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诸地，四川虽然也未能幸免于战乱，但毕竟受到的伤害程度要轻得多。
如果以四川为基地，张献忠进可在得到休养生息后问鼎天下，不论从蜀道间出北伐中原，还是顺江而下东征江南，都是完全行得通的选择；实在势力不济，犹可学刘备和王建这些割据者，凭据险要建立一个地方千里的小王国。
出人意外的是，张献忠很快就把四川拖到了血雨腥风的屠杀中，不仅他的帝业再也没有任何依托，就连他的性命，也要在四川断送。
【上世纪宣传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连环画】
04
关于张献忠为何屠川，历来存在有不少说法，每一种说法似乎都有理，又似乎都不是理由的全部。
其中民间的传说是，张献忠少年时随父贩枣到四川内江，驴子在一家大户门前拉了一把屎，大户的家丁强迫张献忠用手把驴屎捧走，张献忠由是对四川人恨之入骨，发誓以后一旦得志，一定要杀尽四川人。
和大多数用来解释历史的民间传说差不多，这个张献忠捧驴屎的故事也经不住推敲，它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今日检讨张献忠屠川的最重要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张献忠的农民军一向纪律甚差，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尤其是占领重庆之后，把几十万青壮年斩手割鼻并逐往他乡，这一方面当然瓦解了各地守军的斗志，但另一方面也给四川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心理，“故百姓惴惴不服，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
各地军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愤怒和仇恨，下一次的屠杀就更加变本加厉，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四川军民更大的反抗，张献忠落入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不可自拔。
一旦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张献忠就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在这位过份崇尚武力、仅具匹夫之勇的莽汉眼里，他无法认识到武力的征服和屠杀只会带来更加激烈的反抗。
其二，甲申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一方面，四川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乃至于张献忠派出的府州县官，有的到任两三天就被杀，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几任县官的。
另一方面，弘光政府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视作最主要的敌人，东阁大学士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驻兵遵义，主持对张献忠的进剿。王应熊手下将领杨展和曾英等人，都曾身经百战，对张献忠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威胁。
此外，川北保宁（今阆中）一带，被李自成部将马科攻占。张献忠名义上占领了四川，但他得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四川，就像一座外表看上去美轮美奂的建筑，其实建设在沙滩之上，随时都可能在风雨中轰然倒塌。
张献忠占据四川后期，李自成称帝、清兵入关、福王即位等一系列于他相当不利的消息接踵传来，他也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资本与上述三家逐鹿中原，他被他们收拾将是早晚会发生的必然之事。
因此，张献忠的潜意识中，便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成分：既然我不能长久地统治哪怕一个偏安的四川，那我就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杀光，把这块土地上的房屋烧光，把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抢光，留给你们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白地吧。
其三，张献忠个人的心理有严重问题。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建立者。这个混世魔王式的人物，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想把一切问题简单化，简单到用铁和血来决定，但现实却根本不是如此。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曾经亲自点评历代帝王，把西楚霸王项羽排在首位。这个评点很能暴露张献忠的信仰——终其一生，他坚决相信武力能够决定一切。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打天下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更何况治天下？
05
进入成都后，张献忠身边的亲信如孙可望、李定国等，发现他们的主公变得越来越焦燥不安。李自成在京师称帝的消息对张献忠是一个刺激。甲申年八月张献忠攻下成都，虽然只是偏安四川，但张献忠也要建国称帝。
然而，令张献忠郁闷的是，李自成的部将马科拥兵数万，虎视于近在咫尺的保宁，张如果一旦称帝，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这样，尽管称帝的筹备工作在八月十五就开始进行，但他仍然违心地保持着低姿态。
九月份，张献忠亲征马科并将其击败，十月份，张献忠回到成都。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中国历史总是难以走出由治而乱、再由乱而治的连环套。在由治而乱的过程之中，我们总能看到农民起义军的身影，他们因饥寒交迫去铤而走险，从而敲响了一个旧王朝的丧钟，但最终，即便他们能够推翻旧王朝，建立起来的也是一个与旧王朝没有根本区别的旧王朝的克隆版，比如刘邦的汉朝，朱元璋的明朝。
更何况，很多时候，他们只有推翻或是削弱旧王朝统治的力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本领，社会在为他们的行动买单时，总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李自成如此，张献忠亦然。（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张献忠称帝后，有几件事非常传神地刻划了这位农民领袖的粗鄙与不可理喻：
其一，当了皇帝，自然得有皇后，这皇后，不能是当年跟随他征战的黄脸婆。选来选去，张献忠选中了井研县原内阁大学士陈演的女儿，他向左右询问册封皇后之礼，礼部为此写了一个冗长的方案，张献忠很生气地说：“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其二，张献忠任命的夹江县令王某，派人送了些荔枝给张献忠。为保鲜，把荔枝剖开后渍上盐。这些加了盐的荔枝，味道想来不会太美妙，张献忠食后大怒，令近侍王珂前往夹江处死王某。
王珂走后，左右劝张献忠说，王某乃是乡下人，不知好恶，但罪不至死。张献忠难能可贵地纳了一回谏，派人给王珂送了一道圣旨：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罢。这道圣旨直到清朝中期还保存于资阳县，彭遵泗曾亲眼见过。
其三，张献忠开科取士，所点状元为华阳人张大受，张大受二十来岁，不仅文武双全，且长得一表人才。大臣们为了讨好张献忠，一个劲儿称赞张大受。张献忠大喜，召见张大受，赏赐丰厚。
次日，张大受入朝谢恩，左右又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更喜，又厚赏张大受。
又次日，张大受再入朝谢恩，左右又喋喋不休地称赞张大受，张献忠愈喜，召入宫中赐宴，诸臣陪宴，欢乐竞日。
第四天早上，张大受再入朝谢恩，诸臣向张献忠再拜说：陛下龙飞之始，天赐贤人，辅佐圣明，应该把张大受的画像传到四方，让四方皆知陛下得了如此异人，则敌人可不战而服矣。张献忠点头称善，又赏张大受美女、家丁和房屋。
第五天，张大受入朝谢恩，张献忠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
所谓收拾，乃是明末农民军的行话，意即把某人及家族悉数斩杀。因为爱一个人才而杀其全家，这种古怪的行为匪夷所思，却又在张献忠治下的四川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一旦生杀予夺的大权被张献忠这种不可理喻的武夫掌握，就好比核按钮置于疯子手中，生灵涂炭的局面在所难免。
06
清朝学者彭遵泗生于十八世纪初年的四川丹棱，其时，距甲申之变虽已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但当年曾亲历过甲申之变尤其是张献忠据蜀往事的父老尚不乏其人，包括彭遵泗的外祖父和祖父等人，都是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彭遵泗幼年时，就常常听祖父辈讲述当年蜀中遭逢兵火之惨状，成年后，萌生了要为明末清初四川大变革写一部书的念头，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到的有关明清鼎革之际的重要史料：《蜀碧》。
在《蜀碧》中，彭遵泗几乎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记下了他幼年时听祖父辈讲述的和成年后阅读大量四川方志及私家史乘获知的张献忠据蜀故事。阅读这些故事，最真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残忍。
如果说残忍和嗜血可以不断复制，当一个人一旦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人，那么残忍和嗜血就成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存方式。
很多年以来，四川民间便流传说张献忠在屠蜀期间立了一块碑，碑文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就是民间和野史所称的七杀碑。此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四九年前后不终所终。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发现另一块被称为张献忠圣谕碑的石碑，碑文与七杀碑略有不同，道是：“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一些对张献忠屠蜀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以圣谕碑上并没有杀字为证据，认为张献忠屠蜀乃清朝文人的厚诬，此不啻于诛心之论——不论七杀碑还是圣谕碑，不论碑文有无阴气森然的杀字，但立碑者那种自命替天行道，因而视众生若草芥的嘴脸都伸手可触。
除了《蜀碧》，还有大量前人的著作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紧随甲申之变后，天府之国四川遭受的那场漫长的荼毒。倘若认为这些记载了张献忠屠蜀史实的清代文人都在诬蔑张献忠，恐怕难以成立。
鲁迅先生就坚信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鲁迅全集》提及张献忠杀人不下十余处，尤以发表时署名为孺牛的《晨凉漫记》最为详细，并精辟地总结了他认为张献忠为何要在四川疯狂杀人的原因：
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06
倘若联系到向以仁君自命的崇祯，在末日来临的前夜也大开杀戒，连自己的女儿也下得了手，我们就得承认，多年来一向视杀人如家常便饭的张献忠，当他预感到自己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时，他的疯狂与嗜血无疑将十倍于崇祯。
过多地关注张献忠的杀人事业，似有偷窥先人痛楚的嫌疑，但如果就此略过不表，则无法让我们更清晰地洞见甲申之变给底层带来的无尽痛苦与折磨。
在此，姑且从《蜀碧》诸多血泪斑斑的记载中略举几例，以管窥当年：
杀降官。张献忠入川后，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员自杀殉国或是潜往他乡，更多的选择了投降。对这些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安抚，以示新政府仁德。
然而或许是张献忠骨子里对既得利益者的憎恶，他实施了无情的诛杀。其中一次，杀降官三百人。有亲信劝他，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么？
杀部下。某日早朝，张献忠突然令人牵出恶狗数十条，放入臣子中间，凡是被恶狗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
管理学校的某个祭酒之类的芝麻官做生日，收受了学生仅值十钱的礼品，张献忠将其剥皮实草。小官员如此，身居高位的高级官员也并不见得安全：右相严锡命本是张献忠倚为左右臂膀的人物，张献忠偶然经过严锡命的老家绵州，发现严的宅第十分壮丽，即命斩之。
杀士绅。传统社会，士绅乃是社会中坚力量，约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的政府，尤其是新得鼎的政府，才有可能国祚长远。
可惜，士绅同样是张献忠所憎恶的。张献忠密令各地守军，把当地士绅以选举的名义召集到城中，凡是不至者全家处死，并坐近邻，等到士绅云集城中时，令其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数杀之。
杀学子。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仇视乃是亘古不变的，从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溺器开始，这些信奉强权和暴力的底层起家者，几乎从来不可能对知识保持敬畏，更不可能对学子保持敬意。刘邦因争夺江山的需要，后来稍微改变了一下对读书人的态度，可惜，张献忠无法和刘邦相提并论。
张献忠诡称开科取士，强令各地学子汇聚成都，他在贡院前设一条离地四尺的长绳，凡身长及绳者，都驱赶到西门外青羊宫集体屠杀。其所杀人数，“前后近万人”，读书人丢弃的笔墨纸砚，堆积如山。
当时幸免于难的读书人只有两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被张献忠留作书记员。这两名幼童中，有一个名叫欧阳直，乐山人，后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后，欧阳直方才得以脱身。欧阳直成年后流寓四川丹棱县，与彭遵泗的叔祖是连襟。
张献忠曾集诸生，出示新制的一幅纵横达一丈的旗帜，要求诸生在上面写一个巨大的帅字，必须一笔完成，能者免死。
夹江县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又以大瓦缸贮墨，笔入其中浸泡三日，然后双手提笔直书，在黄旗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帅字。
张献忠看了半晌，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仍令杀死祭旗。王志道死时二十七岁，乃是彭遵泗外婆的父亲。
彭遵泗这些亲戚的遭遇，大大增加了《蜀碧》的可信度。《蜀碧》之成书，也是彭遵泗大量采访当事人之结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甲申之变后，天府之国的人民遭到了怎样的荼毒。
如果说杀降官、杀士绅，甚至杀学子，都还可以勉强为张献忠找到一些理由的话，那么对底层民众，和他曾经一样卑微如草的底层民众的灭绝性屠杀，我们就只能以人性的疯狂来解释了。
张献忠对底层民众的大屠杀，并非始自攻占四川之后。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举不胜枚举，如在攻破襄阳后所实施的屠杀，使得这座荆湘大地的繁华富庶之城“一片焦土，居民十无二三”。
只不过，倘若说入川之前的屠杀还只是偶然行为的话，那么入川后的屠杀则已成为张献忠制订的基本政策。
可怕的是，张献忠把杀人的多寡作为考核部属的硬杠子，“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为了完成命令，当然也为了升官晋爵，孙可望等人每日杀四五县不等。
这些领命杀人的将士每天早出晚归，如同他们在加入农民军之前从事的农桑工作，他们拿出以前种田的勤恳，从事着新工作；不同的是，现在不是栽秧打谷，而是杀人越货。
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一条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奖励军功，按杀人的多少由国家给予相应的职位，不过，他们杀的不是本国治下的平民百姓，而是战场上誓不两立的敌人。杀自己治下的平民百姓以考核军人称职与否，遍搜诸国历史，除张献忠外，很难找出第二人。
当四川百姓被杀得所余无几后，张献忠的下一个屠杀目标竟是他手下的将士。以常理度之，一个纵横群雄之间的乱世草头王，军队就是他生存的根基，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自断根基、自屠军队的道理；但张献忠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有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哪怕像刘备那样割据四川也不可能实现后，他的理想是带领少数当年起事的心腹和巨额财富，隐姓埋名到江南一带做富商，但他面目独特，且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很容易被部众认出，于是便打定主意要把手下军队悉数屠杀以绝后患。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无从稽考。不过，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在几乎没有底层百姓可供屠杀后，张献忠确实开始屠杀军队，屠杀军队的顺序是先杀投降过来的原明官军，再杀在四川招收的川军，再及陕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军队。
多种私家史乘均有张献忠在成都南门和东门外集体屠杀军民的记载，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成都进行城市建设时，常常发现众多的骨骸，它们互为佐证，证明了三百年前甲申之变时，这个富庶之地发生过的一幕幕惨剧。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冤死的先人的骨骸，在地下沉睡了三百多年后，当它们被挖掘机从地下带到地面，在一番热闹的街谈巷议之后，并没有得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重新入土为安，而是被后人一把火烧成了垃圾。对三百年前的那场人类浩劫，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
07
当张献忠决定撤离成都时，他不可能不感到大势已去。1646年深冬，统治成都及周边地区两年多以后，张献忠率领所部人马取道保宁，打算从川北撤往他的老家陕西。
当这支被恐惧和绝望所笼罩的部队行进到川北的西充县凤凰山时，主帅张献忠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
此前，镇守川北的守将乃张献忠部下刘进忠，刘进忠因与李自成部将马科作战失利，张献忠屡次派出使者前往刘进忠营中责骂，并扬言要尽坑其众，刘进忠惊恐交加，逃到汉中，投降了当年初刚被清政府任命为靖远大将军的肃亲王豪格。
豪格向刘进忠打听张献忠身在何处，刘进忠据实以答，于是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从陕西南部直赴川北。张献忠完全没有料到清军铁骑竟然神兵天降，当士兵向他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时，他正在吃饭，不但不肯出营应战，反而责骂士兵妖言惑众，一连斩杀了三名谍报士兵。
然而清军并不因张献忠的不相信而停止进攻的步伐，仓惶之间，张献忠的衣服只穿了半边，甲胄也来不及披挂，率领亲兵数十人走出营帐。这时，远处的刘进忠向豪格指示谁是张献忠，豪格立命神射手雅布兰射之，雅布兰张弓搭箭，正中张献忠喉部。
关于张献忠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雅布兰这一箭就射中了他，他拔箭在手，向众人大喊：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说完倒地身死。
另一种说法是，这一箭只是让他受了重伤，混战间，他逃伏到柴草堆里，很不体面地被清兵俘虏并押到豪格面前。豪格拔刀告天：张献忠罪恶滔天，流毒百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诛，谨敢为百姓复仇。说罢，手刃了张献忠。
张献忠的尸体被示众于辕门，深受其害的川人争相割其肉、碎其骨。张献忠临死之前，犹自怒视其部下之投降者。
不论哪种说法属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646年十二月隆冬的寒风中，一代枭雄张献忠毙命于川北凤凰山。给他的人生划上句号的，正是志在夺取朱明天下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们。（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08
张献忠虽死，但四川人民的痛苦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漫漫长夜刚打过三更鼓，离天明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一样，张献忠之死尽管对苦难深重的四川人民来讲是一大幸事，但这一大幸事却无法冲淡乱世的残酷与血腥。
崇祯初年开始的大饥荒虽然主要限于陕北，并未波及到富庶的四川，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四川本身虽然没有大饥荒，但朝廷变本加厉的加派三饷和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的征战杀伐，使得原本被称为天然府库的四川其实也到了崩溃边缘。张献忠攻陷四川和随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大屠杀，四川被祸之惨，甚至远甚于陕西。
甲申之变后，四川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流流贼，贼流流，上天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民谣往往是底层民众命运和心声的真实反映，这首民谣所描绘的，便是四川在遭受张献忠屠杀之后，还得经受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瘟疫、饥荒和虎患。
多年的动乱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被迫充当政府或农民军的炮灰，大量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的另一面是大量田地的荒芜，而田地的荒芜意味着粮食收入的逐年减少，于是乎，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骇人听闻的大饥荒。
1644年前后，四川即已连年饥馑，到张献忠窜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后两年间，饥馑更甚。是时，粮食卖到了糙米每斗二十金、荞麦每斗七八金的天价，但久之亦无卖者。至于可供果腹的野菜和树叶，早已被饥民们采食一空。
到了粮食有价无市的时候，有人用两升珍珠想换一升面粉竟然也不能成交，有人身揣数百金，想买一顿饱饭吃也无法如愿以偿。这种极端的困境下，人相食就成为必然——两千年的中国史，人相食的乱世不胜枚举，但惨痛之甚，则莫过于甲申之变后的四川。
彭遵泗的一个亲戚给他讲，此人为了逃避战乱，曾经逃入深山，有一天经过一家茅屋，叩门进去想看看有没有人，只见厨房的大锅里正煮着一堆人的手脚，此人不由得骇愕失声，幸好当时茅屋的主人不在，否则他也一样成为别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个老仆人也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他告诉彭遵泗，在他家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条大道，不少人饿毙于途，当地人把这些尸体悉数掩埋了。当天晚上，某人饥饿难忍，打算去挖些尸体当食物。等到他挖开新埋的坟时，发现已经只有一具尸体了，其他尸体早已被别的饥民先行挖去煮食。
彭遵泗幼年时，曾看到他的亲戚中有几个老叟目黄如蜡，惊问其故，才知道那是因为吃了人肝落下的后遗症。死者既众而得不到安葬，再加上人相食，瘟疫的流行也成为必然。
人口大面积地灭绝，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几乎都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甚至不少十年前还人烟稠密的县城，此时竟然空无一人，只有日趋破败的房屋独立斜阳，旧时的大街长出了比人还高的野草。
狗本是由人调教出来的家畜，由于饱食死人肉，这些狗不仅变得膘肥体壮，对活人也狺狺狂吠，有如虎狼；原本生活于深山老林里的虎豹，这时也深入城市以劫后余生的遗民为食。
虎患之烈，异于常人想象，不仅乡下和一般的县城中，老虎成为人类的天敌，即便是成都这样的通衢巨邑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即看见十三只老虎大摇大摆在从城墙根儿下走过。
甲申之灾所带来的连年战乱、饥饿和瘟疫，使四川成为斯时人类的地狱；对这些生长于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几千年来未有过的乐园。
09
修于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总结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莒迁徙，丁口稀若明星。”
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统计，虽然此时距甲申年已过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来年的休养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区区九万余。
地近成都的温江，本是四川物产最丰饶、人丁最兴旺的上县，素有金温江之称。1659年，该县清查人口，仅仅只有人民三十二户，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
新都县地处成都正北要冲，所受荼毒亦惨烈无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县令对该县人口的统计表明，该县仅存六百零三人。
与新都和温江相比，偏处川南一隅的富顺县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该县因盐而兴，虽地理偏远，但既得沱江河运之便利，复有其辖下自流井兴旺的井盐开采业，向来是四川人口最多的县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县已有户一万零二百九十六，口九万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长到了口十二万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里，“至是蜀难已极，无可复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豚绝种已数年，斗米数千金，耕牛一头售银三百两，皆遵、黔重利轻生之辈，远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时距甲申年已过去将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顺知县杨种彩奉命查田编户，全县仅有户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刘菹乃富顺人士，甲申之变后流亡他乡，数年后他回到久别的故里时，仅仅他一门之中，即有十人死于战乱。这位欲哭无泪的读书人，在安葬了亲人的遗骸后，写下了一首纪实风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远眺水平浮。
长松渐护同文塔，恶卉丛生夺锦洲。
莹寝周开狐狸穴，招提宜见虎豺游。
河干握手诹遗老，故国凄凉阅几秋。
富顺自古以来就以文人辈出而知名，向来有所谓富顺才子的说法；同文塔乃当地士绅于明代所建，意为富顺的文风之塔，承平时代，士绅常在塔下分韵作诗，聚众泥饮；夺锦洲则是沱江中的一个小岛，林木苍翠，景色秀美，因就在县城东门外，故自宋元以来，政府即把县试的考棚设于岛上，与城中的文庙一样，都属于万众景仰的风水宝地。经此战乱，文风之塔竟被乱松掩没；县试考棚内外长满杂草，古人所谓黍离之悲，亦不过尔尔。
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感叹四川经甲申之乱后，“即今休养五六十年而元气未复，诚古今之所罕见”，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下结论，而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真实现状。
仍以富顺县为例：康熙十九年（1680），甲申之变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彻底消灭南明势力和农民军余部也有十六年之久了。
这一年，浙江海盐人、进士钱绍隆被委任为富顺知县，他从成都带百余部下前往距成都两百多公里的富顺，一路所见，仍然触目惊心：
早年商贾行人不绝于途的官道，如今长满荆棘，举目四望，既看不到村庄房舍，也看不到五谷稼禾，更听不到鸡鸣狗吠，除了他所带领的那支小队伍赶路的声音，四下里一片死寂。
钱知县想找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根本就是一个奢望。经行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都是“空城不闭，炊火无烟”。作为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井盐基地，自流井一带从事井盐开采的商人和盐工，都逃亡到了邻近的威远和荣县，他们无从守护的家被土匪和乱兵洗劫一空，床几当作了薪柴，大户人家深藏的稻谷被悉数抢去喂马，原本生产繁忙的自流井已停产多时。
到达富顺县境后，劫后余生的父老听说父母官来了，纷纷拥向钱知县的马首，向他哀哭“耕牛尽失，米谷无存，今冬之残岁难支，来岁之春耕无具”。钱知县也一筹莫展，只得慰劳再三，长叹而去。
甲申之变导致四川连绵近二十载的大乱，到底有多少四川人死于非命，我们恐怕永远也没法搞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明史》的说法是“六万万有奇”，这一数字显然不足为训，盖当时全中国人口也没有六万万——即六亿之多。
彭遵泗的哥哥彭端淑则认为“献忠入蜀，杀士民、兵军、释道、技艺之众，数百万有奇”。数百万虽然也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数，但根据彼时的总人口来推断，也许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本身。
张献忠据蜀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四川人口的锐减，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面对无民可牧的窘境，不得不实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数百载岁月之后，今天的四川人九成以上都是那些清初移民的后裔了。
张献忠据蜀晚期，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他一面下令大杀军民，一面下令毁掉成都。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高达丈余，系后蜀时所立。
为了烧掉它，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再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烈焰冲天，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
数十年后，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昔年的歌舞欢场，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千，赋诗云：
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
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
10
张献忠于1646年底撤出成都，次年，忠于南明的地方部队将领、参将杨展占领成都。由于成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这座不幸的城市成为南明军、农民军和清军不断争夺的目标，直到顺治八年（1651），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抚高民瞻才由保宁提兵攻占成都。
这位清朝首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见到的千年古都竟是一派令人欲哭无泪的惨况：“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实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糜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不可复识。”
显然，甲申之变给四川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自古以来即为四川巨邑的成都，此时已因人口的稀少和城市的严重毁坏，无法继续作为省会了。
于是乎，清朝初年四川的省会不在成都，而是选择在了相对来说条件稍好的保宁，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秋天，才勉强由保宁迁回成都。
张献忠死于非命后，其余部由他的四个义子，也是他生前最为信任的四个部将——即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统辖。
这时的南明也在清军铁骑的凌厉攻势中江河日下。1646年在广东肇庆这南天一隅被瞿式耜和吕大器拥戴称帝的桂王朱由榔，史称永历，这位南明诸帝中在位最长、命运却最悲惨的小朝廷天子，算是一个明白人，他看清了当时的局面：
如果一方面要抵抗清军，一方面还要围剿农民军，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退而求其次，他同意大臣们提出的联合农民军——包括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的余部——共同抗清的想法，而此时的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一方面不愿意再被人称为流贼，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张献忠大屠杀的阴影中走出来，双方一拍即合，孙可望、李定国等四支张献忠的旧班底均接受永历招抚，成为南明官军。
孙可望、李定国诸人归顺永历政权，说明在清军这个外来的异族面前，农民军与政府虽然原本是敌人，但这时他们均认识到更大的敌人其实是清军，是关外铁骑。
可惜，这一觉悟来得晚了些，如果当弘光称帝于南京时就有这种觉悟，能够联合张献忠以及其他农民军——李自成乃逼死崇祯者，从感情和伦理上讲，弘光均难以与李自成达成妥协——那么几家建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清军，则天下究竟是否会为清朝所有，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无常，历史的机遇也只是神龙一现，它只垂青于那些紧紧扣住机遇的明智之人，而弘光这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庸常之辈，再加上马阮集团把持朝政，把中兴的厚望寄托于他们身上，相当于企图从菜牛里发现千里马一样荒谬可笑。
与甲申之变刚刚发生时南京组建的弘光政权完全不同，永历小朝廷已经到了残汤剩水、油枯灯灭的地步，当忠于永历的大臣瞿式耜和吕大器等人相继殉国后，他惟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从前坚决与明政府为敌的张献忠的部下们。
此后十多年里，永历和李定国等人为了一个中兴之梦而率领小朝廷东奔西窜，吃尽苦头却地盘越来越小，最终，无路可走的永历竟然只能逃往邻邦缅甸容身，但在吴三桂的步步紧逼下，缅王交出了永历及其儿子，永历父子被押送回昆明后，吴三桂用弓弦将其绞死，此时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这时距甲申年已经十八个年头了。
闻知永历死讯后，孤忠的李定国原本就缠绵病榻，永历之死相当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定国不久就病死于异国的莽莽丛林中。临死前，他告诫儿子和部众，要求他们宁死化外，也不得投降清朝。
但他的儿子和部众既看不到坚守化外的希望何在，同时也被热带雨林恶劣的生存环境折磨得英雄气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中国大陆最后一支奉明朝正朔的人马至此不复存在，只有孤悬海外的郑氏还凭借着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继续奉朱明正统，虽然这正统连象征性的意义也微乎其微。（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值得一说的是，李定国之子率部投降后，其部下仍有千余人宁肯困死边地，也绝不投降。他们聚居于今天云南德宏州和缅甸交界处的大盈江下游地区，在与当地人通婚后自成一部落，自称“桂家”——盖永历称帝前封爵为桂王，以示不忘根本。
在该地，有一高地名为望乡台，是这些来自中原的大明遗民每逢节日之时登高东望故乡之地。只是，作为大明王朝最后的臣民，这些渴望故乡的人，最终只能死在遥远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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