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闻原创 | 我印象中的邱兴隆教授
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但同时信息内容也变得像快餐一样，不给人们更多的细嚼慢咽、品味思考的时间，这也是情感上容易让人失落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意味着社会全面进步。当打开手机，邱兴隆教授因病逝世的消息突然映入眼帘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惊讶和思想上的冲击，转而怀疑信息真实性，继而感到遗憾和痛心。但同时，在情绪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的情况下，网络信息的更新似乎很快让人们开始淡忘这件事，所以在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时也变得有些迫不及待。
我和邱兴隆教授没有任何实际交往，只是作为一名中国刑法学的专业研究生，在学术思想上免不了与邱教授存在交集。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刑法学研究历程，主要是以高铭暄、王作富等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及其他们的知名弟子陈兴良、赵秉志、邱兴隆等教授为代表的中坚力量的学术思想轨迹。就学术思想而言，邱兴隆教授鲜明地侧重于刑罚问题研究，在24岁即出版《刑罚学》一书，从此学界一鸣惊人，我等后辈学人深感敬佩。
在我看来，对刑罚的研究，是打开整个刑法学研究的一把“金钥匙”，是整部刑法学理论体系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因为刑法理论的科学性最终都需要通过刑罚实施的正当性加以检验。从“现代刑法之父”贝卡利亚系统提出“犯罪与刑罚”问题以来，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除了深入研究犯罪行为特征和犯罪原因外，贝卡利亚实际已经指出了从刑罚问题入手的研究路径。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犯罪的治理不单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刑罚资源的配置问题。因此，对刑罚问题的研究，既需要直面国家刑罚权使用正当性的学术勇气，更需要包括统计学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此，我们的刑法学研究长期以来更注重犯罪研究，相比之下刑罚研究远远滞后。在这一点上，邱兴隆教授年纪轻轻即写成《刑罚学》大作，其学术勇气和思想远见令人景仰。
后来，邱兴隆教授因“经济犯罪”被判入狱又改判无罪的经历，又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传奇色彩。不平凡的是，即便在监狱中他仍然没有停止对刑罚问题的思考，开始研究监狱的亚文化，写狱中手记，以研究者的角色思考司法问题，将所想所感回归到继续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刑罚根据论》，这种不为恶劣环境而改变、反而利用恶劣环境坚持学术研究与真理追求的精神，是一种经过淬火历炼的学术品格，加上出狱后他重回人大泪洒博士论文答辩现场之感人场景，多年来为我等一直津津乐道，也感佩不已。
邱兴隆教授随后去西政、湖南等地执教，有些淡出北京学术圈，但他更像一名“侠客”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思想。一方面在三尺讲坛布道，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刑事辩护事业，不仅始终坚持“废除死刑”主张，在立法和重大司法事件中积极发声，而且通过大量案件的成功辩护获得业界肯定，赢得“三湘刑辩第一人”之美誉。
以上这些是我对邱兴隆教授的点滴印象，肯定不全面，但确是我作为一名刑法学人对前辈的深切感知。我更看重的是与这样一位刑法学家的精神层面交流，从邱兴隆教授一生的学术经历，我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是一名刑法学家秉持的“知行合一”态度。学术思想唯有充分结合实践才能获得真知，这种实践可以是自己的观察和短暂体会，但刻骨铭心的实践是亲自体悟，是全身心地投入和参与，只有这样得到的“知”，才可能是真知。邱兴隆教授一方面研究精深的刑罚思想，另一方面不论身处何境都将实践变成研究的素材，不忘初心，彰显的是一名法律人的求真品质。
二是学术研究最大动力来自于勇气而非其他。在我2002年参加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北大所倡导的“刑事一体化”思想，对于我国刑事法学与司法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刑罚问题在内的刑罚学、监狱学的研究，而刑罚问题更是重中之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月1日出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后，量刑规范化倒逼的刑罚问题研究将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未来如何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进一步规范司法量刑，将成为一个重大课题。邱兴隆教授的学术思想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吃水不忘挖井人，对此应该始终铭记。
三是刑事辩护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事业。邱兴隆教授的生平，有力地见证了作为一名刑法学家的思想贡献和社会担当，二者不仅可以并存，而且相互促进。思想高度决定了行动的力度，思想宽度决定了行动的广度，邱兴隆教授在刑事辩护事业上的成功，也是他的刑法学术思想的成功，这是值得法律人真正引以为傲之处，希望他的生平事迹能激励更多人投身到我国刑事辩护事业中来。
愿邱兴隆教授安息，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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