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闻原创 | 平常心对待“捕诉合一”

平常心对待“捕诉合一”

2018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表示，下半年，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中央政法委关于优化机构职能体系的要求，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检察机关专业化建设，实行批捕起诉合一。

捕诉的分与合

批捕起诉合一，是指一个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由同一部门同一检察官负责，简称“捕诉合一”。从1978年至1996年，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行“捕诉合一”。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

1996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高检院提出批捕、起诉分设两个机构，调整工作方式，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由不同的内设机构分别办理，即“捕诉分离”。

2000年1月至2005年7月，深圳检察机关尝试实行“捕诉合一”。

2012年10月29日，高检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机构的检察院，一般应实行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办案模式，由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起诉、诉讼监督和预防帮教等工作”，即“捕诉监防”合一。

2015年，吉林、湖北、海南、广东四省在部分基层检察院推行“捕诉合一”。

2017年4月１日，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正式实行“捕诉合一”。

截至2018年7月25日，江苏省全省113个基层检察院刑检部门全部实行“捕诉合一”。

2018年7月25日，高检院检察长张军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宣布实行“捕诉合一”改革。

可见，“捕诉合一”作为办案方式，自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年的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一直存在。

对这次“捕诉合一”改革，支持、反对兼有，尚未达成共识。

正方观点

支持的声音，主要来自检察机关等官方，如在6月16日的“捕诉分离V.捕诉合一”学术研讨会上，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所谢鹏程所长认为：捕诉合一，有利于提升办案效率、提升办案质量、提高监督效果、强化人权保障、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提升检察官素质，有利于加强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功能。谢所长的观点，也是支持者的主流观点。

但是，高检院侦监厅的元明检察官，曾基于实证研究，撰写《捕诉合一解决不了案多人少矛盾》一文，指出：捕诉合一不是正确的方向，不利于保证案件质量、弱化了侦查监督、不利于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不能解决不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容易导致以起诉标准代替批捕的标准，公安机关会提出异议等。

此外，稍作检索，就会发现，提升办案质量、提高监督效果、强化人权保障、提升检察官素质等，也是检察机关论证实行“捕诉分离”的主要理由，这……。

检察机关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谁来监督检察机关”的质疑。1996年由“捕诉合一”改为“捕诉分离”，主因也是回应这一质疑，并不是这种两办案方式，在实际工作中真有这么明显的差别。2012年以来，未检工作实行“捕诉监防合一”，没有遭到口诛笔伐，甚至支持者众，就是适例。

反方观点

担忧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学界和律师界。

在6月16日的“捕诉分离V.捕诉合一”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孙远教授认为：捕诉合一，可能会进一步弱化必要性条件在逮捕审查中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逮捕的异化现象，不利于保护人权，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标准等。

在8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高检院组织的吉林省检察机关实地调研中，李奋飞教授认为：“捕诉合一可能容易导致审查起诉的把关功能的弱化，或会影响机关机关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角色扮演。”

在９月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举办的第三届“刑辩十人”论坛上，陈卫东教授指出：“捕诉合一会提高效率，但它是以简化诉讼程序、弱化诉讼环节为代价的。内设机构的改革、捕诉合一的建立，不能以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能以损害程序公正为代价来进行，更不能去挤压律师辩护的空间和时间。”

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律师界的主流意见比较契合。

许多律师认为：捕诉合一后，权力将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审查批捕的证据标准会趋于严格、批捕环节的必要性审查可能会弱化；已经批捕逮捕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改变强制措施的可能性会降低，起诉率会增加；审查起诉环节可能会形式化、会压缩律师的辩护空间。　

对“捕诉合一”，不必如此担忧。

“捕诉分离”或“捕诉合一”，对案件质量的影响，没什么区别。这种不同部门间的内部监督，核心功能是告诉社会：看，我们内部有分权制约！

“捕诉合一”不会影响、改变逮捕的功能，对审查批捕没有实质性影响。口供中心主义的现实，决定了在我国，逮捕的现实功能，主要是获取证据。这种功能的异化，有着强大的现实需要。同时，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责任，这种职责，会天然的产生对涉嫌犯罪者的羁押追求。

2012年，我曾在某直辖市公安局挂职锻炼，参与全市当年新刑诉法的贯彻落实工作，当年新刑诉法修订通过后，该市有两三区的批捕率，有两三个月出现明显下降，该市局立刻与市检察院进行座谈、沟通。实践已经证明，新刑诉法以不羁押为原则的立法精神和规定，没有得到落实。更何况，在现行的权力运行体系中，公安机关有着远超检察机关的话语权。

因此，无论是“捕诉分离”还是“捕诉合一”，都不会改变逮捕保障侦查取证等的现实功能，都不会改变检察机关构罪即捕、甚至附条件逮捕的工作实际（当然，附条件逮捕制度已经被高检院废止了，但这一制度的曾经存在，也足以说明问题）。

“捕诉合一”不会压缩律师的辩护空间，相反，它扩展了律师的辩护空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能否被取保，不仅和涉案事实有关，还受到包括承办检察官个人因素等许多案外因素的影响。在“捕诉分离”情况下，由于对案件情况掌握不全面、不充分，再加上批捕时间短，律师往往很难开展有效的工作。这种状况，不会因为实行“捕诉合一”而改变。但是，律师和承办检察官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渐进的、积累的过程。

“捕诉合一”，批捕和公诉的检察官是同一个人，这就有利于律师随着案件情况的变化，就羁押必要性、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及时、全程和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交流，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语

结

司法者坚守司法良心，敢于担当，是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缺少这一根本，任何具体办案方式、制度的改革，只是徒具其形。这种简单的办案方式的变化，不会对司法实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对“捕诉合一”，无须欢呼鼓吹，也无须忧心忡忡。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有多少司法者，已经麻木、机械，正在装睡，或者正准备装睡。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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