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小米的和用华为的，还互相瞧不起？
大多数人都在从事”狗屎职业”，工作无法给他们带来太多身份上的优越性和意义感，就只有靠消费了。但在消费社会里，无论你有多少钱，只要你的消费欲望战胜了赚钱能力，你就是“新穷人”。在身份和收入差别不大的“新穷人”之间，由于他们都希望通过消费建立自己的独特性和优越感，又没有那么多钱支撑得起，于是他们选择小圈子抱团取暖、当“键盘侠”攻击他人。
全文约36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文/共小富
新民工和白领：一样收入，两样生活
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在电梯里接了个电话，因为要搬东西开了免提，电话是他老家的女朋友打过来的。寒暄几句后，女友突然说：”xx结婚了，咱们啥时候结？“小伙子脸色一变：”你着什么急？我这不天天攒钱呢嘛！等我攒够了，就回家结婚。“
他女朋友不知又说了句什么，这小伙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怒目圆睁地说：”你别看城里那些白领一个个像个人似的，穿的人模狗样，其实狗xx不是，他们都是狗x！“。
一位外卖骑手说：”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明明赚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还过着那么‘奢侈’的生活。明明赚着6000块的月薪，却背着两万块钱的包；明明家里拿不出买房的首付，自己却完全不存款，过度‘贪图享乐’。“
这便是一部分“新民工”眼中的白领形象。
在有些人看来，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是一种”互联网民工“，而白领，则和几十年前的纺织女工、几百年前的佃农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劳作场所换成了格子间，即使收入较高的互联网大公司程序员，也被戏称为”码农“。
有人走访统计过，新民工和白领之间工资差不多，甚至还高于白领：有半年以上送餐经历的外卖员每月一般可以有8k-10k的收入，而毕业三到五年的普通白领，除了程序员等少数行业的从业者，月收入大概也都徘徊在一万元左右。
难怪快递员、外卖员们会对白领的“奢侈”不满：既然大家赚钱差不多，为啥你活得比我容易，比我潇洒？
有一种解释是，白领们虽然收入和快递员差不多，但家境普遍比快递员们好上特别多……白领和蓝领收入差不多，但背后的家庭资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而且白领的家庭出身更能保障他们升学，在文化资本上相对优越。现实中，许多白领是教师、公务员、国企员工、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纯农民、农民工家庭出身的非常少。
但家里有钱的年轻白领只是一少部分，在还要几个钱包合力买房的情况下，即使小康或中产之家的出身，也不足以支持超前的消费。大部分白领，之所以敢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租房子，敢餐餐吃三十块钱的外卖，是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在未来赚更多的钱。
新民工们正是借由以中产者信心驱动着的消费力，以外卖、快递等方式介入到“中产阶层”的世界，才能谋得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然而，”一定会在未来赚更多钱“，很可能只是白领、中产们的幻觉。
若工作无意义，则消费以装B
多数白领们以为自己做着很有价值的工作、身处中产阶级，但回顾一下过去几百年来“工作”的演进，会发现很多人只是被养了起来，大部分工作都没有意义，“白领”的标签本身也不涉及穷富阶层认证——多数人事实上成了“新穷人”。
在封建社会，当时生产力下的生产部门，基本只有第一产业，社会分工也比较粗浅，大多数所谓穷人，也都在为社会直接提供广泛需要的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人们能直观感受到，正是这些穷苦的农、林、牧、渔、猎等各业从业者，在”养活“大家，所以在当时，穷人并不是什么太值得鄙视的身份，反而是富人容易在道德上受到歧视。古代”士农工商“的排位说明，富裕的商人往往是社会鄙视链的末尾。
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社会逐渐开始崇尚通过节俭和辛勤工作来积累财富。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讲求标准化的工厂管理方法日臻完善，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用纪律和惩罚来控制工业时代穷人的手段，并且兴起了鄙视穷人的思潮。
从此，穷人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或预备队而存在。人们在肉体上被规训，以服从原本在农业社会不存在的纪律规范——时间表、封闭空间、规定动作等，为了让工人服从纪律，工厂还会组织军事化的培训。
当时形成的工作伦理，使得不肯老实工作的穷人以及大量失业者，开始在道德上受到歧视，被贴上”懒惰“、”活该受穷“、”社会蛀虫“和”该被好好管管“之类的标签。这样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有助于驱使穷人们进入工厂，并为自己的新身份感到骄傲。
当大工厂时代过去之后，发达工业国家陆续有了更高效率的自动化生产能力，并且通过全球分工外包实现了更有效率的产出，于是第二产业的占比也降低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第三产业来容纳。
信息产业时代，即使是还在发展中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第三产业中一些白领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上班”摸鱼“，而不影响整体产出和个人所得。相当一批职业变成了从效率上讲可有可无、更多是为了维持普遍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狗屎职业“。
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了一本叫做《狗屎职业论》的书，专门讲了一下这些“狗屎职业”的出现。在大卫·格雷伯教授看来，狗屎职业分布广泛，高中低端都有，来自于金融、营销、法律、学术、人力资源、公共关系、行政以及外卖等行业。
在他看来，一百多年前这个问题还不显著，因为当时西方社会还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制造业和家政服务业。但是如今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从事“专业、管理、文书、销售和服务的工人”数量翻了三倍，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至于生产性工作，则很多都被机器取代了——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就业，实际上还可以替代得更多。
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预测说，等到20世纪末技术将足够发达，英美等国将实现一周15小时工作制。但现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在自动化大行其道，以至于取代了很多人工作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每天工作八小时甚至更多呢？
格雷伯教授提到一种可能性：尽可能降低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听起来好像是为了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实则是为了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免失业的人们无所事事，导致社会动荡。
为了维持普遍就业和社会稳定，人们就只好创造出那些看似每周要做40、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的职业，让人们把时间花各种会议、培训、考评和摸鱼上。而大部分做着狗屎工作的“白领”来说，每天工作看不到意义何在，身心受到压抑，工作无法给他们带来太多身份上的优越性和意义感（同是狗屎工作，“白领”赚钱还真不一定比“外卖员”多）。
那就只能靠消费来获得了。
消费文化应运而生，宣称消费是人生成功、快乐和尊严的标准。而且消费风向是所谓“上层阶级”导向的，容易接受消费文化的人，比如上文中过着“外卖员”眼中“奢侈”生活的“白领”们，更倾向于跟随上层阶级的消费来装点自己不如人意的生活。其实外卖小哥说的话并不全错，这些白领都在通过营造一种上层阶级的氛围来满足自己不堪一击的骄傲，并得意洋洋地宣称“我和你们不一样”。
于是，所有人都在诱惑你种草。
若消费难装B，则抱团互骂傻B
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定义，在消费社会里，无论你有多少钱，只要你的消费欲望战胜了赚钱能力，你就是“新穷人”。你被消费诱惑到不得不服从这一体系，继续工作以维持消费。
就像有人说：“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你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的确，有车有房有娃杠杆加上去了的中年人，虽然可能赚得不少，但更可能是个“新穷人”。
14亿中国人，可能有不下10亿的“新穷人”。
网络小说、手游、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网站，甚至拼多多和趣头条，之所以能崛起，并不是因为岁月静好、消费升级，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下沉普及到了众多的“新穷人”群体。”新穷人“有大量没有收入的闲暇时间，这些移动互联网应用可以帮助他们以近乎零成本消磨他们“不值钱”的时间，甚至可以让他们觉得有机会花点时间占些小便宜。
无法在大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的新民工，和一心渴望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白领们，注定有着巨大的行为差距。新民工们希望在大城市挣钱，尽量压缩开支以便能留下更多在老家消费，在大城市只要有吃有住能上网就可以。而白领却愿意花更多的钱追求生活品质，以便和所在的城市和自以为所处的阶级相称。
但本质上，他们的区别也不过是消费意愿弱的“新穷人”和消费意愿强的“新穷人”罢了。在事事以金钱为标尺的社会，中低收入的白领注定被人质疑，他们竭尽所能维持体面、试图占据鄙视链的优势地位，却很容易招来新民工们对他们“虚荣”、”可笑“的鄙视评价。
这些穷得不敢消费的“新穷人”们，不愿意出入大型消费场所，甚至没有正视琳琅满目的消费品牌的勇气，他们宁愿在网上自娱自乐。
在身份和收入差别不大的“新穷人”之间，由于他们都希望通过消费建立自己的独特性和优越感，又没有那么多钱支撑得起，于是他们选择小圈子抱团取暖、当“键盘侠”攻击他人。
于是，隔阂甚至矛盾冲突，就在“消费观念不同”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单单一个手机，用苹果的、用三星的、用华为的、用小米的、用oppo的和用Vivo的，就能互相瞧不起，在各大论坛吵个昏天黑地。
被消费门槛排斥在各色消费场所之外的“新穷人”们，似乎在网上发现了，他们该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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