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口述历史:一个从苦难年代挺过来的人(音频)

《云南日报》6月11日头版发布的杨维骏逝世讣告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于6月9日在昆明去世，享年98岁。因在晚年以“年龄最大、职位最高”的“反腐斗士”闻名，杨老先生的辞世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

我在2014年11月的一天，曾在昆明杨老先生的家中与他有过一次长聊，当时我们主要是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从李嘉廷到白恩培等，臧否云南政坛高层人物；2、杨老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杨家家史。

我已把第一部分内容写文披露（链接：我举报了褚时健:“副省级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臧否云南政界人物）。现把第二部分也整理成文披露如下。这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杨老先生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主要经历，以及北洋与民国时期云南的政坛风云，特别是，杨老先生详细叙述了其父杨蓁被杀之前后经过。

在对话中，杨老先生告诉我，他是一个从苦难年代一路挺过来的人，而在苦难当中，他仍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这信念给予他精神支持。而回看杨老先生坎坷又不平凡的一生，也许能够溯源他在晚年何以会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反腐斗士”。

仍需特别说明的是，文中受访者所述内容，并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一

刘向南：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你的遭遇是怎么样的？

杨维骏：反-右，我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是在头一年，1956年，费孝通，（当时）他是国-务院专家局的副局长，周总-理是兼专家局的局长，周总-理派他到西南来调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他是受周总-理的委托，到云南来调查知识分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通过省委，（当时云南省的）省委书-记是谢富治，谢富治就叫我来接待他，我就接待他了，帮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刘向南：那时你是什么职务？

杨维骏：我是民盟的秘书长。

刘向南：专家局是一个什么概念？

杨维骏：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专家局，是要向科学进军，要调动大大小小专家的积极性。中国科学技术要发展嘛。

刘向南：当时怎么把你打成右-派了呢？

杨维骏：还不是费孝通来，谢富治叫我接待，我就接待他。他就搞了一套调查研究，很深入的，个别谈话啊，有小型，有大型，都是在各校的dang委书记同意下进行的，最后的结果非常，后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就代表省-委，来开一个座谈会，各高等院校的书记、校长都参加，大家一致肯定，说：费先生，来到云南，给了我们云南很大的支持、鼓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工作方法，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非常感谢费先生。省-委统战部就召开一个民主党-派的会议，听取费孝通这一套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新方法，省-委统战部长就代表省-委再一次感谢费孝通，怎么样子推动民主dang派，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向科学进军，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又是高度表扬。在一片掌声中送走了费孝通。因为他做的事情完全是好的嘛。省-委高度肯定，各大中院校也是高度肯定。群众也是深受鼓舞。后来，第二年，反-右来了，说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黑干将，那他到云南来肯定不会做好事，肯定是反dang，向dang进攻，反dang反社hui主义。

那么，谢富治不能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他就叫人来通知我，叫我揭发费孝通，怎么跟费孝通策划于密室，研究怎么反dang反人-民。费孝通已经落马了，已经定了，但是我不能落井下石，编造一些谎言，反正费孝通已经完了，假如我编造谎言，说我跟费孝通策划于密室，我做人不应当这样做。

刘向南：当时是有人指使你这样做？

杨维骏：是统-战部的人告诉我：书-记说了，假如你揭发费孝通策划于密室，你就可以不戴帽子！我不能这样子做嘛，我就没有揭发他。

刘向南：后来呢？

杨维骏：后来就戴上了帽子。

费孝通

刘向南：戴上右-派的帽子？

杨维骏：1958年，11月，已经进入人民内部整风了，反-右已经过掉了，我是补上去的。

刘向南：补上去的右-派？

杨维骏：右-派。没有开批判会。不敢开批判会。假如他们问我谁叫你这样子做，我说谢富治叫我这样子做。

刘向南：没有批判会。

杨维骏：不敢开批判会。

刘向南：只是戴上了帽子而已？

杨维骏：就戴上帽子。

刘向南：那对你的生活、工作什么影响呢？

杨维骏：那个时候，谁都知道，反dang反社-会主义是敌对分子，就是敌人了嘛，人民的公敌了嘛。这个比刑事犯还要严重啊。这个是终生的.

刘向南：之后具体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杨维骏：我要自杀了嘛。我就没有前途了嘛。我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反-动派的命。现在我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就想自杀了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了嘛。这个没有刑期的。如果你一个刑事犯，判个五年十年，这个没有刑期的。你是敌人了嘛。

刘向南：后面的日子都会不好过。

杨维骏：不但是不好过。假如我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起义人员，那还好一点。我没有做过（反dang反-人民的事），我一生都是革-命的。现在一下子把我打成是一个反革-命，你想想看。我想自杀。我就跟我爱人讲，我说我们两个离婚算了。(我们)刚结婚啊。反-右结束以后，我以为是安全了。我们两个才结婚。我35岁。

刘向南：反-右结束了，那时候你还没有事，还没有戴上帽子呢？

杨维骏：没有。我还是反-右办公室的主任。谢富治还曾经把我还有民盟的几个人找去，商量怎么批判右-派。我还是左派嘛。

刘向南：还是站在dang的立场上去批判。

杨维骏：他认为我是左-派嘛。我还是反-右办公室主任。

刘向南：是哪个反-右办公室？

杨维骏：是民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民盟主委叫寸树声，他是左派，大革-命时代他就参加了dang的革命斗争，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当时云南的统战部叫我们替他写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反-右开始的时候，在什么报上发表了，这就是一个信号，等于是反-右开始了。这个文章是谁写的？是我写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被谢富治看为是响当当的左派。就是因为费孝通被定为是章-罗联盟的黑干-将，他来云南肯定不是干好事，肯定是干反dang的坏事，就是这个逻辑，一下子就把我打成右-派。那个时候右-派是什么概念，就是敌人了。我一辈子都是敌人了。我怎么想得过来呢。我就想结束我的生命。

刘向南：当时你说要离婚，你爱人怎么说？

杨维骏：她不肯。她说你是个好人，我怎么能跟你离婚。很多人就是这样离婚掉了。丈夫被划为右-派，妻子就离婚，划清界限嘛。那个时候政-治上高于一切。革-命与反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嘛。

刘向南：完全是敌对的。

杨维骏：敌对的嘛。丈夫被划成右-派了，我作为你的妻子，不跟你断绝关系还行啊，就变成反革-命家属了嘛。所以很多人就离婚。我是主动提出，我说你还年轻。她才22岁嘛。我比她大13岁。她也长得漂亮，还年轻。我说我们两个离婚吧。她不肯。她不肯离婚，那我就要对她负责任，我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刘向南：那帽子什么时候摘的？

杨维骏：到1960年才摘掉，是提前摘掉的。

刘向南：那1958年到1960年之间这两年是怎么过的？

杨维骏：改造嘛，劳动改造。

刘向南：到哪里劳动改造？

杨维骏：农场。

刘向南：下去劳动？

杨维骏：劳动。我这个，说是照顾我了，保留我的云南省政协委员的职务。我是省政协的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这个职务拿掉了，保留我省政协委员的职务，还给我保留了一个副科长职务。说这是照顾我了。其实这个照顾，反而对我是最大的惩罚。

刘向南：为什么？

杨维骏：送到劳改队去劳改，大家都是劳改犯，彼此彼此，我这个，照顾我留在机关，又去劳动改造，全机关的干部都是我的监督者，我一个人是被监督的。所以，白天劳动，旁边人都是监督我的。如果我这个锄头慢一锄头，或者汗流到眼镜上，我抹一把汗，都不行，都要叫起来，吼起来：老实点！

刘向南：为什么你有了这个身份他们就成了你的监督者？

杨维骏：因为那个时候是左的年代，他们就相信我是真正的反革-命。不是说我是反dang反社会主-义吗。我是保留了政协委员，我就留在机关劳动改造。机关上山下乡。全民都是上山下乡嘛。

刘向南：是跟机关其他普通的非右-派一起下去劳动，他们不是劳改犯，你是劳改犯？

杨维骏先生生前在昆明所住小区（刘向南摄）

杨维骏：他们不是劳改犯。我一个人是劳改犯，全部都是监督我的人。白天我是监督劳动，精神压力很大。精神是决定一切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你稍微慢一点，人家就叫起来吼起来：老实点！这样很不好受啊。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还要来一个批斗：老实点，你要交代，你为什么反dang反社会主-义？没完没了的。

刘向南：那你都怎么对付呢？

杨维骏：我实事求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他们听了就叫啊，喊口号啊，说要老实，你这个右-派分子不老实。你不能想象的。人的精神是主宰一切的。精神被打垮了，你什么就都完了。精神折磨比肉体折磨还厉害啊。你们现在不能想象那种情况。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我是革-命者。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把我打伤，追杀我，差点被他们杀掉，是这样子过来的，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我变成反dang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你想想看，能受得了吗？

刘向南：那1960年为什么提前摘掉帽子了呢？

杨维骏：我不知道啊。他们也许也是知道我是勉强被划上去的吧。我表现也好。

刘向南：其他人有提前摘掉的吗？

杨维骏：其他，有些起义人员。因为影响台湾，影响解-放台湾。是从影-响台湾这个大局考虑。起义人员起义了，现在又被打成右-派，这样子台湾就会说嘛：你看，共chan dang照顾起义人员是假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提前把一些起义人员的帽子摘掉了。我不是起义人员，我就是自己的特殊的情况，把我给提前摘掉了。

刘向南：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在对待上有什么区别？

杨维骏：表面上，就你不是右-派了。你可以做你的那个副科长了。我原来是副秘书长，当时还保留了一个副科长，降成了一个副科长。我可以真真实实地去做副科长应该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我还是“摘帽右-派”，在政-治上还是右-派。老百姓、一般干部，还是认为我是右-派。

二

刘向南：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什么遭遇？

杨维骏：我提前摘帽，还是“摘帽右-派”，继续劳动改造，继续那样对待。即使摘帽，你还是右-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劳动改造，差不多二十年了。

刘向南：一直在劳动改造？

杨维骏：断断续续的。

刘向南：一直带着“摘帽右-派”的身份？

杨维骏：嗯。文化大革-命，我是“九种人”人嘛。地-富反-坏右，我是右嘛。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我是经过这样子的折磨，这样过来的人。你们现在不能想象，不能体会，不能想象折磨我们那个厉害。我记得那个时候发给我生活费，我的份上，一个月可以有25块，我本来的工资应该是一个月一百四十五还是一百五十五（块钱），后来降到八十多块，后来又降到一个月25块。我的妻子，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一个人五块。不够吃嘛，不够过嘛。我卖家具，卖家里面的衣服。我爱人就买了一个缝纫机，给人家做活，做缝纫的活。就这样子勉强地度过这个艰苦生活。是这样子艰苦过来的。

刘向南：这个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吗？

杨维骏：嗯。就是这样子生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刘向南：哪一年彻底平反的？

杨维骏：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平反了。我是怎么挺过来呢？我是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分配我放牛，我把牛放到大山里面，安静了，牛不会跑了，我就读《马恩选集》，找到了精神支柱，以前我看过《马恩选集》，没有真正的看，现在我认真地看，从《马恩选集》里面找到了我的信念，坚定我的信心，找到我的希望，我觉得社会不会永远曲折、倒退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向前进的，黑暗总是暂时的，我找到了精神支柱，我就挺过来了。

刘向南：当时你认为那是历史的倒退吗？

杨维骏：我觉得是倒退。不是整个倒退，我觉得我是受倒退的影响。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我赞成保-皇派，因为保皇-派是老工人，是劳模，是gong chan dang员，因为他们造-反派要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把整个dang都要摧毁掉，我就反对造-反派这一边。

刘向南：保-皇派还是维护旧秩序的。

杨维骏：我觉得把整个gongchandang员都打倒了，整个gong产dang就垮掉了嘛。全盘否定，否定gong产dang ,这个不对嘛。那个时候我对毛zedong还很崇拜嘛。那个时候我还会高呼他万岁。我没有自觉到觉得喊他万岁不对。我觉得没有毛zhuxi就没有新中国。我还是这种传统的观念。我是身临其境嘛。我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我父亲被国民-党的军阀杀害了。国民-党是卖国的。蒋介石是消极抗战，他被迫抗战，他是迫于全国的压力才抗战的，他不是真心抗战。一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gong反-人民。所以我觉得毛zhuxi领导人民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我非常感激。我这种思想感情根深蒂固。所以我还是高呼毛zhuxi万岁，早请示晚汇报。我觉得有点不对了。早请示晚汇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个我觉得过分了。

刘向南：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当时还是那样去做的？

杨维骏：还是那样去做。不能不做啊。你是右-派嘛。你不做还得了啊？就变成现-行反革-命了嘛。

忠-字舞

刘向南：早请示晚汇报。怎么早请示？

杨维骏：有一个毛zhuxi像，我们就在毛zhuxi像那鞠躬，念毛zhuxi语录，这个是早请示。

刘向南：大概是每天早晨几点？

杨维骏：一起来就早请示。几点几分我就没有记了。晚汇报也是搞这一套。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还跳忠-字舞，这个我也不赞成。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感谢毛zhuxi的。没有毛zhuxi就没有新中国，我当时赞成这个。后来我是看到《人民日报》，有两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大体意思是说，新-中国建立之后，犯了“两急”，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急于求纯。急于求成，就是大跃进，通过大跃进就把生产力提高超英赶美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结果一斤钢铁都没炼出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急于求纯，“纯洁”的“纯”，斗-私批修，跑步进入gong产主-义，一下子就进入gong产主-义，怎么可能？《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谈“两急”，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见过，有些人看了也许早就忘了。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一大版的，是两个人发表的这个文章。这就唤醒我了。我就觉得对啊，这个说得对。

三

刘向南：杨老，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你父亲的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维骏：我祖父是城市贫民，他是挑水的工人，在昆明。昆明那时候，自来水有没有我不知道，有的话也供应量很少，基本上是用井水，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井的，有的人家有井，有的人家没有井，没有井的人就需要从有井的人的那个地方打水，把水挑去，供应没有井的人家，那么就需要挑水工人。我祖父就是挑水工人。挑水工人的收入很少，是城市贫民。我祖母是缝帽子的工人，女工，也是城市贫民。

我父亲就是出生在这种城市贫民的家庭里边。他念书靠什么？他跑到私塾老师的窗子外面听，听私塾老师讲课，私塾老师在室内教那些富家子弟，他长年累月在外面听。有一天，私塾老师就觉得奇怪了，把他叫进来，就问他一些问题，他对答如流，那些富家子弟答不出来的，我父亲就全部答出来。那个私塾老师就免费收他在私塾里边念书，他就念好了，成绩非常好。后来有一个大官看中了他，说这个孩子，穷苦出来的人，他喜欢他，就保送他进一个师范，他从这个师范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陆军讲武堂。

刘向南：陆军讲武堂也在昆明？

杨维骏：在昆明。那时候，保定有一个讲武堂，云南有一个陆军讲武堂。那是清朝末年，要训练新军，要有讲武堂培养教官。他在到陆军讲武堂之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去之后，他又联络其他的少数的同盟会员，在里面宣传革-命思想。朱-德跟他是同班。他就向朱-德宣传革-命思想，后来他又发展、介绍朱-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他又跟朱德结拜了弟兄，成为金兰之交。

我父亲是穷苦人出身，他治军带兵，他叫士兵不要忘本，说你们是从农村来的，不要忘记你们的出身是农民，他组织士兵自己种菜，种稻谷。他不准官长打骂士兵，不要说打，骂都不能骂，官兵平等。士兵不准跑到老百姓家里面去，借东西也不行。这个军队开进一个村子，就在外面，不准扰民。大小便你挖一个坑，走的时候你把坑填上。就等于是和后来的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的，不准向老百姓家里要一针一线。他教育士兵不要忘本，你们家里面遭遇什么地主豪绅压迫，你告诉我。有士兵家里被压迫的，告诉他，他就写信给省政府，转到县里面，让县政府去处理土豪劣绅。那时候，他当到一个团长，那时不像现在的团长，那时团长很少的，是有力量的。士兵家里受到土豪劣绅的压迫，通过这个方式就解决了。他给士兵讲岳飞，唱满江红，灌输士兵爱民、爱国的思想。所以他培养出来的士兵，觉悟很高。

护国的时候，他是先行部队。蔡锷是一个月之后才带着军队进去的。他带了一个团，另一个团的团长跟他关系好，听他的，他等于是带了两个团，把北洋军阀的叙府攻下来了。后来，北洋军的援军，大量地从北方调到四川，显然是敌强我弱，我父亲就主张不要去跟他们硬拼，硬拼拼不过他们，兵力悬殊太大了，他主张凭地形构筑工事，跟他们打持久战，等待孙中山号召全国起来反袁，不能就靠护国军一个军就把北洋政府给打倒了，不可能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当时蔡锷是改良派，他是梁启超的学生，改良派是保皇派，他们最恨革-命派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改良派是在保存封建统治秩序下的改良，不是把这个封建制度推翻，他们走的是这一条路。所以，改良派最恨革-命派。蔡锷就骂革-命派是捣乱派。蔡锷当时跟梁启超约好了，他说我们进-步党没有根据地，我们就要打下四川，把四川作为我们这个进-步党的根据地。他就急于求成了嘛，打速决战，一战就把四川都占领了。不可能的。这是冒进，是军事冒险计划。我父亲就反对，蔡锷就讨厌我父亲，借口叫我父亲回去找救兵，就把他排挤出，排挤他回云南来了。

民国时期的昆明

后面的电视剧啊，小说啊，全部是跟事实有出入的。好像护国就是蔡锷发动的，不是他发动的，他来之前唐继尧已经在北教场举行了讨袁誓师大会了，上午举行誓师大会，下午蔡锷才来的。不是因为蔡锷来了才护国的。护国早就定了。护国那么大的举动，不是两三天啊，几个月了。我父亲是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中下级军官在昆明西山开了个会，决定三点：假如唐继尧拥护护国，我们则拥戴之；假如唐继尧中立，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我们就礼送他出境；假如唐继尧要拥袁，我们就杀之。后来，我父亲联络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得到了大多数上级军官的赞成，形成了一个反袁的爱国力量。在这个力量的逼迫下，唐继尧微服私访，到军中去看，发现军中已经变了，他控制不住了，假如他不反袁，他就完了。所以他就被迫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他不是真正自觉的，他原来还是想当云南王。他还是想走那条道路。他曾经把孙中山派来的一个革-命dang人杀掉，这个就是证据了。

蔡锷当了总督之后，他(我父亲)就反对蔡锷，他就觉得蔡锷的矛头是指向革-命dang的，蔡锷是假革-命，是混入到革-命队伍里的。蔡锷不能容他，他就走出去了，就找了孙中山。他觉得擒贼先擒王，把袁世凯刺杀掉，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他就想北上去刺杀袁世凯。他还没有北上，形势变了。他半路回来。回来后，很多滇军的将领就保他，因为他是革-命会会员嘛。

辛亥革命，在云南的首功不是蔡锷，人家拥护的黄毓英。黄毓英是辛亥第一功。他是革-命dang人。发动辛亥重九起义，就是黄毓英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说我决定要去起义，诸位如果不起义了，我不幸被敌人擒了，我就要把诸君招出来，以免诸君的英名不至于被后人忘掉。他是这样子的。大家没有办法，只好起义了。

辛亥第一功是黄毓英，不是蔡锷。当时大家都拥戴黄毓英当都督，他就推辞，他说他不能当。不然，就不是蔡锷当这个都督了，那就是黄毓英了。黄毓英不当了，唐继尧他们才推蔡锷出来当都督。蔡锷当都督之后，他就镇压革-命党人。他就派兵把滇西起义的张XX镇压掉了。又出兵到四川，镇压四川革-命dang人建立的革-命政权。蔡锷就是搞反革-命了。袁世凯赏识蔡锷，又调到北京去，他还献计献策，如何镇压革-命党人，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个就有历史记载。

四

刘向南：你父亲后来怎么被人杀害的？

杨维骏：后来袁世凯垮了，唐继尧当了都督，唐继尧又走军阀的道路，又被下面一个叫顾品珍的军长联合人赶走。顾品珍上台之后，我父亲当到混成旅旅长。混成旅就相当于昆明的警备部队。我父亲就主张，拥护孙中山的北伐。顾品珍是省长。孙中山不是说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嘛，南方的革命人后来都变为军阀了，主张联省自治，跟北洋军阀隔江而治。我父亲就反对这个联省自治，主张北伐。省长顾品珍就担心我父亲把精锐部队调走去北伐对他不利。他就把我父亲骗去开军事会议，到山上就捆绑起来，要杀。当时的部队里的官兵知道了，马上架起一个大炮，对着那山，说假如你要动他，我就要大炮轰你，同归于尽，顾品珍就不敢了。那个时候，驻昆明的法国领事、英国领事也出来调停。双方达成协议，他放我父亲出去，我父亲就去广州找了孙中山。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昆明，在军阀统治之下，也不安全，我们就全家去了上海，我们住到租界里面。

我父亲找了孙中山之后，先是当秘书，参谋，后来，南北军阀围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来势汹汹的，孙中山手里能调遣的部队毕竟有限，蒋介石就主张撤退，我父亲就反对，一撤退军队就垮掉了，他主张要坚决抵抗。孙中山就采纳了我父亲的建议，拨了7000多人给我父亲，我父亲能打仗，就分别地把南北军阀给打败了，保卫住了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呢，他跑到上海去了，他不好意思回来了，因为他是主张撤退的，这是错误的，孙中山不采纳他，他是参谋长，他不好意思回来。孙中山就委派我父亲当代参谋长，就是代蒋介石，代了没多久，孙中山就北上，后来病死在北平。

唐继尧是军阀，他又出兵广西，想和北洋军阀夹击广东革命根据地。那个时候，广东呢，孙中山走了之后，胡汉民代帅，代孙中山的大元帅。胡汉民就下令我父亲率领滇军、粤军两部分，去支援广西。那时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打不过唐继尧的军队，滇军是很能打的，他们着急了，就打电给胡汉民，要求支援，胡汉民就派我父亲带领滇军和广东军来支援广西。中途因为滇军的几个军阀要作乱，就把广东军留下来，我父亲就指挥着范石生这个军到广西，一到广西就把唐继尧的军队打败了。龙云是唐继尧的得力干将，他被围困住，眼看胜利在望。范石生就起了坏心了，他想取代唐继尧当云南王。我父亲就反对。军队要支援广西，举行过誓师大会，誓词是我父亲写的，范石生也同意，我父亲说，誓师的时候已经声明了，我们是去镇压封建军阀，我们进入云南以后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选文人当省长，废除军人干政，反对军阀割据，誓师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不能改变。范石生就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大障碍，后来就指使下面的人把我父亲杀害了。

我母亲知道了，就到广州去奔丧。那个时候，谭延闿是代国民政府主席。我母亲就找到何香凝。何香凝对我母亲说：仲恺也是被奸人所害，这个事情，你写一个陈文，我送给代主席谭延闿。我母亲就写了一个陈文。

范石生把我父亲害了，而他的军队本来是靠我父亲指挥的，他那个军队也是不行的。我父亲待士兵很好。士兵知道我父亲被害之后，军心涣散，后来就被唐继尧打败了。兵败之后，范石生又率领一些旧部，跑到广东投奔了蒋介石。谭延闿本来是要严惩范石生的，后来一打听，他已经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掌握重兵，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杨维骏的父亲杨蓁（1888-1925）

刘向南：他是怎么指使人杀害了你的父亲？

杨维骏：我父亲治军很严。范石生的一个干儿子，打仗缴获了云南的鸦片烟。那个时候，云南的烟是财政啊，财政不是靠税收这些，没有多少税收，种鸦片烟，云烟有名，鸦片烟带出去卖掉，就变成军饷了。这边一打胜仗，就缴获了唐继尧的鸦片烟。缴获应当充公，他不充公，他让他的干儿子拿到广州卖掉，把钱存在了他私人的银行里边。就被我父亲察觉了，我父亲就说你这个干儿子怎么胡作非为，缴获的应该充公，你看我们的士兵，冬天了，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军饷都欠了几个月没有发，怎么这样子做。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范石生，也得罪了他那个干儿子。

后来我父亲把龙云的军队围困了，要在援军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工事，以防备援军来救援。后来我父亲又听人说根本没有搞什么工事，他不相信，就亲自去看，果然没有搞工事，一个团长，在里面赌钱，我父亲问为什么不构筑工事，团长说土太硬了，我父亲就亲自挖一个散兵坑，示范给他看：你看，怎么是土太硬，你根本没有挖。就要处罚他。这个还得了，打仗的时候，叫你挖工事你不挖。正在这时，敌人的侦察兵枪响了。我父亲就叫这个团长带着兵去抓奸细。这个团长带兵到下面兜一个圈，根本不敢去抓，就回来了。回来后，我父亲问，他说没有看到。我父亲就问其他的士兵，其他士兵老老实实地说了。这个太过分了嘛，我父亲就把他罚跪。那个时候，一个团长是威风凛凛的，被罚跪，他认为是奇耻大辱。他就告到范石生那里。范石生就利用他的干儿子和这个团长。他说我现在没有太多办法，何况你们。他们就开一个秘密会议，就是要把我父亲除掉。

我父亲和范石生住在一个庙里面，同一间屋子。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点蜡烛，那天晚上，范石生就点了几十根蜡烛，他说他要看书。其实，他就是怕他的兵跑进来，光线不好，开枪误中了他。我父亲也大意了，没有防范。范石生还架了一个帆布床，睡在帆布床上。这是明显的标志。到了凌晨，他的干儿子领着十几个兵跑到总指挥部来，我父亲是总指挥，他们就说逮着了敌人的奸细，要向总指挥汇报。守卫看到是自己人，就放他进去了。我父亲听见他们的动静，想从枕头里面拿出枪来抵抗，还来不及拿出枪，他一枪就把我父亲的脚打断了，我父亲就喊范石生：你看，你干儿子乱搞。范石生翻一个身，不吭气。他们就把我父亲拖出去，拖出去后就开高级将领会议，商量怎么处置我父亲。有个别人的意思，是说杨蓁已经残废了，脚被打断了，不会妨碍我们了，把他送到广西军那里去，他跟广西好，送去就算了。范石生就不同意。很多人都不同意。特别是我那个姨父，是我母亲的亲妹妹的丈夫，这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最早是追求我母亲，那时不是自由恋爱，是通过媒妁之言，我的一个大舅，觉得这个人不好，就不同意，后来我大舅就看中了我父亲，把我母亲许配给了我父亲那个人就妒忌，后来他就娶了我母亲的妹妹。他一直妒忌我父亲。这次杀害我父亲，范石生是事先征求了他的意见的，他也掌握一部分兵权的，他同意了，范石生才大胆。这里边又有这么一个曲折的情节。

我父亲去世之后，很多士兵半夜都哭，因为我父亲对士兵是非常好的。士气就瓦解了，士无斗志了。他们继续追打龙云逃走的部队，龙云逃到云南来，布置好重兵，等待。范石生把军队交给了我的这个姨父。我这个姨父不行的，士气也不行，一打就败了。我的姨父在逃走的路上，得了瘴气，就死掉了。临死前，他说对不起我父亲。好多杀我父亲的凶手都死掉了。他们兵败之后，就像刚才我说的，国民政府谭延闿本来想严惩范石生，他投靠了蒋介石，就没有办法，不了了之了。

五

刘向南：他们开会后，是怎么处置的你父亲？

杨维骏：是掐死掉了。出了100块大洋，就由他这个干儿子，领着一个男护士，在监牢里边，把我父亲掐死了。

后来，守监牢的这个人，他自己给他的一个堂弟讲这个情节。所以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我父亲是被范石生所害。我大哥就报父仇，把范石生杀掉了。

这个是到民国了。范石生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就想在解决了龙云之后，用范石生来暂时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他解决掉一个军阀，不是马上由中央政府派人去代替这个当地军阀当省长，因为这容易引起地方上的势力的反抗，他就找一个二把手，把一把手杀掉了，把二把手支持起来，过度一段时间。他都是这个策略。他就看中了范石生，把范石生放回云南来，表面上是回来看病，实际上是一个棋子，摆在那里。所以我大哥把范石生刺杀之后，龙云就非常高兴，他就支持法院依法判案。

我的名字叫杨维骏，我大哥叫杨维骞。我大哥刺杀了范石生后，就投案自首。后来法院公开审判，双方请律师，辩论，相对地还是比较公正的。后来有人出来证明我父亲是被范石生所害，子报父仇就成立了，就不是无故杀人了，是有故，罪不至死。故意杀人就是死罪了。是为报父仇杀人，罪就减轻了。第二，我大哥是自首，又减轻。最后就判了九年零五个月。后来他是害了严重的风湿病。那个时候监牢条件很差，阴暗潮湿，得了风湿病，如果再关下去，人就完蛋了，后来经过医生证明，就保外就医。他在里面关了不到一年时间。

后来，国民党的元老李根源和李烈钧，这两老是国府委员，他们在国民政府里提出来，杨维骞是子报父仇，范石生是军阀，子报父仇是情有可原，就主张国民政府发布一个特赦令。当时的国府委员，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内情。国民政府开会，就通过了这个特赦，特赦令还在报上公开了，就特赦了我大哥。

我大哥比我大10岁。他活了87岁。

刘向南：你父亲被杀害的那一年，你多大？

杨维骏：我三岁。那时我们已经转到上海了。我出生一个月就吐血，医生开了药，让我母亲三分钟喂一次，本来小棺材都买了，放在旁边。后来喂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又转过来了，我被救活了，才活了下来。一个月之后，我们全家才到上海去，住在租界里面。后来我就一直躲在租界里，就怕被范石生斩草除根。我躲在租界里，一直到15岁。日本人打到上海，我们全家就又回来了。

我小学五年级，就在上海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所以我是在家仇、国恨、苦难当中成长起来的。我母亲给我讲父亲的生平事迹，我也受到这个教育。我觉得我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子弟。所以我从小就同情穷人。

刘向南：你是什么时候进的民盟？

杨维骏：我1944年就进民盟了，罗隆基给我宣的誓，当时我是云南大学的大学生。我是云南大学自治会的主席。是我组织起来的。当时，周-恩-来派华岗到云南来做统战工作。统战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势力，就是龙云，地方的爱国人士，一个就是学生。那个时候gong产dang员没有什么名气，怎么去发动学生啊。就是要通过爱国教授，爱国教授在学生当中影响很大。像闻一多，他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学生一看到闻一多在台上，就热烈鼓掌，不安排他发言，也让他讲几句话。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罗隆基影响也很大。你gong产dang员没有什么名气，怎么来发动学生呢，发动不起来。所以，民盟，gong产dang，民主开明的地方势力，加上名教授、学生，四个方面的结合，昆明才成为民主堡垒。一般不知道这个内情。我在我的自传里就详细讲了这个问题。

刘向南：你的自传出版了吗？

杨维骏：就要出版了。

刘向南：这太好了。这些事情，都写在里面了？

杨维骏：都有。我写了我的出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我母亲给我讲的我父亲的故事。我母亲还骗我。我父亲打了很多胜仗，那个时候打胜仗就发奖金啊，他官衔不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小康之家。我们在上海，存了几万块钱，存到钱庄里边，因为钱庄的利息比较高，我母亲领着我，每个月去钱庄领利息。我母亲就骗我，说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接济我们，长大了之后你要还这个债，还你父亲生前的这些亲朋好友的债。当时我就觉得我比拉黄包车的人还要穷，因为他们没有债。

我母亲还送我到一个学校里读书，是一个工匠发财之后办的一个义务学校，专门免费收贫穷人家的子弟上学，现在这个小学不在了，它质量很高，小学毕业就等于外面的初中生毕业，什么都会了。我四年级进去。那时候我身体很弱，因为我一生下来就吐血，是救活过来的，每年都要高烧两次，一次就要一两个月。所以我进那个小学，一半以上时间是病在家里面，我就跟不上。一年二十几篇《古文观止》，要背。《古文观止》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学，怎么背啊，我背不出，就罚站。到了学期末了，我的国文不及格，英文不及格，数学不及格。我留级，留了一年半。

后来，我的身体好一点了。有一次写一个作文，我写真实情况，就是写老师来之前，教室里边乱七八糟，学生站在桌子上大喊大叫，讲台也搞得乱七八糟，老师来了立刻鸦雀无声。好了，我把这个真实情况写出来。老师就把我这篇作文念出来，说太好了，说这个写得非常好。这一下子就鼓舞了我。我就对语文感兴趣了。那一年，我马上就在班里考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