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那些在黑暗中点亮烛火的小人物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
宋徽宗即位期间，长期任用蔡京为相。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贪官，也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被称为“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之首。
崇宁元年（1102），蔡京发起“元祐党案”，开列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程颐、秦观等120人，将名字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
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蔡京政见不和，有的是曾经批评蔡京搜刮民财，搞得民不聊生。蔡京将这些人统统称为“奸党”。
到崇宁三年（1104），“奸党”名单扩充到309人，并且由蔡京亲自写下碑文，立于首都汴京皇城的文德殿端礼门。之后又将名单发放到各州县，令各处也刻石立碑，警示天下。
于是，全国州、府、县、郡，都纷纷奉命刻元祐奸党名字碑。碑文明令名单上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子孙不许留在京师，也不许参加科考。
要求刻碑的公文也发到了江西九江。九江太守不敢怠慢，派人找到石匠李仲宁，要求立即刻碑。
李仲宁是九江当地著名的刻字工匠，他所刻的字工整、精美。黄庭坚还曾为他的作坊亲提扁额“琢玉坊”。
李仲宁打开公文一看，苏轼与黄庭坚都在黑名单上。李仲宁认为苏黄二人是忠良之臣，不肯刻碑。
地方官派人去传李仲宁时，被李仲宁一口回绝。李仲宁对官府派出去的人说，自己家庭贫困，后来干了石匠，靠刻苏轼、黄庭坚这些人的诗文才能养家糊口，现在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诚不忍下手”（自己实在是下不了手）。
这件事记载在南宋王明清撰写的笔记《挥麈录》中：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刊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刊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谌旭彬老师在《秦制两千年》一书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但谌旭彬老师在书中并没有说石匠李仲宁的结局。
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作对，结局自然好不了。
在拒绝刻碑以后，江西太守敬佩李仲宁的为人，没有为难他。但是九江不乏蔡京的眼线，李仲宁最终还是被下狱，折磨致死。
不愿意刻碑的，还有一个名叫常安民的石匠。在接到刻碑的任务以后，常安民去找地方官，说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明白刻碑的深意，但听说司马光是个正直的人，他不忍心将司马光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很生气，要治常安民的罪。于是，常安民提出，朝廷下达的任务，自己不敢不从，但是刻碑以后，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不要让后世知道自己刻录了这个碑。
石匠常安民的事迹记载在宋人邵伯温所撰笔记《邵氏闻见录》一书中：
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 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
谁才是真正的奸党，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在当时，对刻碑这事提出抗议的，却只有两个小小的石匠。
为虎作伥者不计其数，然而这两个小小的石匠站出来，用极大的勇气向权贵宣告，自己不愿作伥，只想做一个人。为此，石匠李仲宁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通过刊石立碑，反对蔡京的人都被整得很惨。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他又上奏朝廷，请求焚毁“奸党”诗文，从舆论上彻底消除影响。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张旗鼓的收缴“奸党”诗文，予以焚毁。对保存他们诗文的人也给予惩罚，“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
在这次焚毁行动中，苏轼因为文名太盛、影响太大，损失也最大。由苏轼书撰的碑统统被毁，就连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无一幸免。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当年被毁，后世根据拓片重刻复制的。
“元祐党案”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大宋朝堂之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25年后（1127年），金兵南下灭亡北宋，掳走徽、钦二帝，是为靖康之耻。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风雨如晦极其黑暗屈辱的时代。
然而，当万马齐喑，全天下都在噤若寒蝉时，却有两个小小的石匠，用自己的勇气拒绝了蔡京的一手遮天。以一句“诚不忍下手”，表明了自己不愿为虎作伥的决心。
谌旭彬老师在《秦制两千年》里说：“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这两个普通的宋朝石匠，他们的故事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多少人记住，但他们其实远比那些史书上的帝王将相更加重要。
他们凭借朴素的正义，在黑暗的长夜擦亮了一根火柴，足以慰藉后人心灵，也守住了那个时代最后的人性之光，而没有让它彻底堕落至无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