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研究】张广翔、李振文：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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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

——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作者：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李振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

【内容提要】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总结之作，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拥护专制制度，而俄国专制制度的性质是君主的家长制统治，即国家与君主一体，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君主，国家机构只是君主的私人机构，而未发展成为公共机构。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数百年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变迁，认为它是俄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俄国1861年改革后，民族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则演变成独特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导致政权与社会的鸿沟加深，自由派与保守派无法合作，帝制最终倾覆。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太弱，是导致专制主义强化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对俄国专制制度在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太过简化。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学者们还需更进一步地理解与阐释。

【关键词】理查德·派普斯  俄国  保守主义  专制制度  自由主义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关注迅速增长，帝俄时期和俄侨中的保守思想家的著作纷纷出版并且多次重印。特别是普京当政之后，不少政界人士和政党都开始从俄国保守主义经典作品中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思想资源。在这种背景下，保守主义研究在俄罗斯逐渐热络，其标志便是2004年圣彼得堡大学保守主义研究中心的成立和一批有分量的著作的问世[1]。

著名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Richard EdgarPipes, 1923-）撰写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政治文化研究》[2]一书，显然与当今俄罗斯国内保守主义的升温有密切关系。作者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像1917年那样迅速放弃民主制度，转而屈服于“强人之手”以寻求保护，让他再次关注俄国的保守主义传统[3]。但追溯起来，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1959年，他翻译出版了19世纪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Н.М·卡拉姆津关于俄国保守主义的经典宣言——《俄国古代近代史报告》[4]。这份奏折在促使亚历山大一世放弃自由主义政策、罢免М·斯佩兰斯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派普斯历时十余年，为著名思想家彼得·司徒卢威撰写了两卷本的传记，研究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经自由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历程[5]。1970年，派普斯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是《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保守主义》[6]，引起了较大反响。该文虽然名为论述19世纪下半期，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莫斯科公国时期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形势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大致变迁。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并为35年后出版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所继承。它的缺点是太过简略粗糙，而且，将俄国保守主义按时间顺序分为教会保守主义、贵族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保守主义和官僚保守主义四大类，则显得过于机械和武断。1974年，派普斯发表了研究俄国政治史的专著——《旧制度下的俄国》[7]，认为俄国从未发展出私有财产的传统和国家与社会相互协作的传统。20世纪80和90年代，派普斯的学术兴趣转向苏联史，撰写了大量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2007年，派普斯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是作者历经数十年的学术积累而对俄国保守主义从16世纪初到斯托雷平时代数百年历史的总结。而何为保守主义？在派普斯看来，“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而正是这种文化决定着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什么。在俄国，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是专制制度，它是得到政府高层和主流舆论坚决支持的基本管理思想。“保守主义，即坚决要求不受法律和议会限制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俄国政治思想史的主导方向”[8]。这样，本书的任务就成了揭示俄国选择专制统治的历史原因和保守主义思想家们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依据。本书中，专制制度的“批评者”，指的是以某种方式企图限制君主权力的思想家或国务活动家，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主义者。因此，派普斯将本书界定为结合思想史与具体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著作。

一、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要理解俄国保守主义，必须分析俄国专制制度的特点。保守主义是对俄国政治制度的逻辑回应。理查德·派普斯在本书俄文版序言中说，他一直在思考，为何俄国人会拒绝民主、公民自由和法律至上？为何俄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国务活动家都断言，俄国必须臣服于专制权力，否则就会灭亡？为何俄国人在面临自由和秩序的选择时大多会选择秩序，而将自由视为混乱和犯罪？还有，自从彼得改革以来，俄国的文化、艺术、经济、军事都开始西方化，为何政治却没有这种改变？派普斯相信，俄国支持专制统治的保守观念在政治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他认为，要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回溯到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初的情况，并考察东正教和蒙古人统治对俄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一）俄国专制制度形成的条件及其与西方的差异

在论述俄国专制制度之前，派普斯首先概括了西欧政治制度的特征，并且将二者进行比较。

派普斯认为，欧洲君主制的形成得益于三种因素的综合：罗马帝国的遗产、蛮族占领者的文化和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已经区分，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作的局面。在蛮族部落，首领没有无限的权力，而是实行集体议事制度；在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土地私有权，成为无限王权唯一无法逾越的障碍；国王的权力不仅属于他本人，他也有自己的义务。天主教会则要求按照教义统治。除此之外，欧洲政治传统因为封建主义和城市公社的出现而得到巩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后来演变成为立宪统治制度，而城市自治保护了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形成公民权利制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西欧专制王权，虽然剥夺了民众的政治权利，但不会侵犯基本的民事权利和财产。而且国家管理的不是原子化的单个的人，而是由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等级组成的社会。这样，西欧王权在出现之初就受到思想和制度的许多限制。西欧的君主专制是与封建割据相对立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主义和暴政。西欧的民主革命只不过是传统原则——“涉及所有人的事，应该由所有人讨论并得到所有人同意”——的恢复和扩大[9]。

但是俄罗斯国家形成的条件却与此不同。首先，派普斯认为，国家的稳定和自由与国家的规模和外部安全成反比，俄国广袤的领土和易受侵犯的边境产生了中央集权管理的趋势。在外部威胁之下，国家驱使除了贵族以外的所有阶层为国服役，这样就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团结合作的社会，其结果是俄国全民皆被奴化。

其次，俄国没有形成作为公民权利基础的土地私有财产。在农村，农民在广阔的土地上迁徙无常，没有土地财产的概念，认为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上帝所赐，由大家共同使用。在城市，市场关系发育程度低，大多数市民从事农业劳动，被固定在城市，禁止迁徙，也没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贵族虽然拥有领地，但领地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君主为换取贵族的服役而赏给他们的报酬，贵族只能临时掌握它们。随着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莫斯科公国吞并，那里的私有财产也随之消失。

再次，俄国未能形成西方那样能够限制君权的贵族。从起源上看，西方贵族起源于占领者，而俄国贵族则由被莫斯科公国占领的其他公国的统治者和王公卫队组成，他们要听命于莫斯科沙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民的迁徙，贵族的土地缺少劳动力，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开始了农奴化进程，农奴制将贵族与君主联系起来，迫使贵族不得不放弃政治野心 。贵族机构——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都没有立法权，其成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沙皇召集的，参加会议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民众的代表，不如说是沙皇官僚机构的附属物[10]。1722年《官秩表》的实施，让所有贵族无论出身都要供职服役，废除了大贵族的概念，各类贵族开始融合。

派普斯还批评说，俄国贵族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因此未能对君主制造成任何威胁。在1730年因彼得二世突患天花病逝而造成的皇位继承危机中，以Д.М·戈利岑为首的秘密委员会提请安娜登上皇位，并提出一系列限制君权、加强贵族参政的条件。但是大多数贵族仍然支持绝对君主制，反对秘密委员会，结果他们获得胜利，大贵族派被镇压。派普斯认同司徒卢威的看法——1730年危机是决定俄国的政治命运的关键事件，它促使君主与贵族达成妥协：君主给贵族特权，贵族则远离政治。到1785年，唯一有能力限制君权的等级——贵族就被君主一步步地收买了[11]。

最后，与西方天主教会不同，俄国的东正教会完全依附于国家。东正教会本来拥有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强大经济实力。蒙古人在统治罗斯的240年间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免除了修道院的赋税，而将负担转移到其他阶层身上。因此寺院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僧侣们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耕地。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开始腐败，他们依靠剥削农民维持奢侈的生活，作风腐化。因此，围绕寺院土地所有制和基督教原则，在1500年前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沙皇瓦西里三世支持了官方教会的利益诉求，而官方教会则在瓦西里三世离婚案中全力支持沙皇。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和教会形成联合，俄国的神权政治愈加发展。为了依靠政权保护自身利益，官方教会宣扬政权的神圣来源，支持沙皇权力无限，主张教会依附于王权。派普斯总结道，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俄国出现了两种政治思想，一是承认外在权威，二是追求内在使命和精神。结果外在权威战胜了内在精神，这决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教会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12]。

尼康改革是将教会置于国家之上的一次尝试。他主张沙皇不是宗教首领，无权干涉教会事务，相反，牧首有权干涉沙皇。改革的失败造成教会的分裂，到彼得一世时期教会已经丧失了残存的独立性。随着牧首制的废除和正教院的设立，俄国的政教关系得到彻底解决——教会成为国家行政部门的一部分。

（二）俄国专制制度的特点

从俄国统治者的三个名号可以看出，俄国专制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无限王权，二是“家长制统治”（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ыйхарактер）。

1480年，伊凡三世登基时接受了“专制君主”（самодержавец）的称号。它的本义是与“封臣”相对的、独立于任何外部权力的统治者，从16世纪中期开始有“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含义。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自称“沙皇”（царь），代表着俄国统治者开始追求帝国权力。按照拜占庭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皇帝。伊凡四世接受沙皇称号表明，俄国统治者至少企图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

不过派普斯看重的是俄国君主制性质的另一面，即家长制统治。而要理解这种家长制（或曰父权制），则需追溯到俄国君主权力的起源。以往，俄国统治者使用的是“君主”（государь）一词。它出现于1470年，起源于与“奴仆、奴隶”相对的“老爷、主人”（господин,господарь, государь）等称呼。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государь”显示了“自由民个人对非自由民（即奴隶）的统治权……因此，领主所有制近似普通的个人所有制……封建领主与其说是领主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倒不如说是他领地上的民事治理者”[13]。派普斯认为，这种定义是理解俄国专制主义的家长制性质的关键。

在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之前，罗斯大公只有私人权力而没有国家权力。在他的封邑范围内，大公不是政治统治者，而是私人所有者。在此之后，他们继续将领地视为继承而来的私产，大公对它的控制就像对待其他的财产一样。“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词也由“主人”（государь）演变而来，表明公国只是大公的私有财产。因此领地既是封地，又是公国，也是私产。在社会关系上，大公将公国的一切视为自己的财产，不允许社会特权和私人财产的存在；所有人都是大公的奴仆，他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直到莫斯科公国时期，最高权力仍然是私有的。大公按照私法继承国家，国家财产与大公的私人财产之间没有区别，国家的总体政策完全体现了私人领地关系。“在宫廷管理中，大公是拥有君主权力的领主；而在地区管理中，他是拥有领主习惯的君主”[14]。

派普斯认为，俄罗斯国家的家长制特征，使俄国统治者不仅像西方的国王一样负责立法和征税，而且还阻挠私有产权的出现和等级的形成，以防止对君权的威胁。沙皇和官员们不会将社会视为独立于国家、拥有自身利益和愿望的组织，也不会对其承担起责任。在他们眼中，“人民”是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服务于国家。

在西方，作为制度的国家和作为人的统治者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区分开了，但是在俄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俄罗斯国家从未独立于君主本人而单独存在。Ю·萨马林曾经批评尼古拉一世政府在波罗的海省份的民族政策，沙皇告诉他：“您既是向政府进攻，也是向我进攻，因为政府就是我，我就是政府，这都是一体的。尽管我听说您将我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我不承认这一点。”[15]在俄国，国家与君主密不可分，社会与国家密不可分，君主本人就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他，他就是唯一的政治现实。除了最高政权之外，沙皇不承认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沙皇不会关心臣民的需求和愿望，也不可能让他们干涉国家事务和参与国家管理。派普斯说，“这种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它经历了莫斯科公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帝国和苏联时代。”[16]任何人都无权关心国家整体利益，这是沙皇的特权。派普斯认为，由于统治者不需要甚至拒绝民众的支持，他们经常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又促使他们和保守思想家将专制制度作为保障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唯一手段。

二、18-19世纪中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 

派普斯认为，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于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在伊凡四世时期，出现了主张扩大王权、维护专制制度的思想家。而伊凡雷帝也坚称，俄国君主有独裁的传统，权力分散必然导致毁灭。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彼得虽然是行动家而非理论家，但他也提出“共同幸福”的理念，并由此引出包括沙皇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为国服务的思想。不过在实践上，彼得一世仍然按照传统的个人继承原则来治理国家。直到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年）运用政权与社会的契约理论为彼得一世撰写《君主确定国家继承人自由法典》，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维护沙皇专制合理性的政治理论。而且普罗科波维奇还是第一个运用历史依据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家。他强调：“俄罗斯民族的本性是只有通过专制统治才能保护自己，如果采用了某种其他统治方式，它就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完整和幸福。”[17]

18世纪下半期启蒙思想大量传入俄国，促进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出现了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Н·帕宁（1718-1783年）。他支持宪法体制和保障公民权利，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提出建立帝国委员会，主张扩大贵族的政治参与来限制君权，但是遭到贵族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当时大贵族的代表是М·谢尔巴托夫（1733-1790年），他坚决捍卫大贵族的利益，批判《官秩表》，认为世袭贵族应该垄断对农奴、土地和外贸的特权，最高统治者应该与他们共治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非常推崇孟德斯鸠，但她也只是选择性地对待他的著作，她颁布的《圣谕》明确表示，“俄国君主是专制君主，因为其他任何权力形式都不可能管理如此巨大的国家……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对俄国来说不仅是有害的，而且会最终毁灭它”[18]。

虽然亚历山大一世宣称继承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方针，但派普斯认为他并不坚定。亚历山大一世坚持启蒙理想，但不愿割舍权力。他成立了秘密委员会，企图扩大参政院的权力，但没有成功。他的自由主义理想无法落实，没有任何结果，到统治的后期愈加反动。起初亚历山大一世重用М·斯佩兰斯基（1772-1839年），支持他主持改革。斯佩兰斯基继承帕宁的思想，提出政府要获得舆论的支持，要符合时代精神。他认定沙皇专制必将衰落，未来将走向共和；认为必须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使其从独裁转向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真正的君主制。限制皇权的手段就是法律，皇权名义上仍然是无限的，但只保留立法权，而将执法权和司法权剥离出来。他提出成立国家杜马以商讨所有法律，国务会议制定条例，各部负责执行，参政院负责司法。他的改革方案只得到了部分实施，而且他无力触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沙皇专制和农奴制。与斯佩兰斯基同时代的保守主义者Н·卡拉姆津虽然认同共和制是更好的统治方式，但断言它不适合俄国。他的《俄国古代近代史报告》是一份经典的保守主义宣言。他依照历史经验，认为俄国适合绝对君主制，他警告亚历山大一世，削弱专制对俄国是致命的危险，而每当专制遭到破坏的时候，国家就陷入混乱；他反对将法律置于沙皇之上，认为法律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员制定的，他们根本无权限制皇帝；沙皇就应该大权独揽，不能将权柄交诸他人，否则便会招致内斗；多灾多难的俄国只能适合专制制度，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沙皇也无权改变。卡拉姆津的思想后来被亚历山大一世所认同。1818-1819年亚历山大政府制定了立宪方案，宣称“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它集中于君主本人。君主是帝国内民事、政治、法律和军事权力的唯一来源”[19]。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的保守主义更加强化。原先接近十二月党人的普希金（1799-1837年）也由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保守主义者。派普斯认为，普希金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认同专制制度，支持高级贵族，支持书刊检查和强化思想控制。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政府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官方民族性”三原则，С·乌瓦罗夫最初提出它作为教育原则，但它成为尼古拉一世政府在革命形势下加强统治的思想基础。此时出现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按照派普斯的说法，П·恰达耶夫（1794-1856年）在后来已经改变了对俄国的负面看法，成为君主主义者，要求政治稳定。而斯拉夫派主张专制制度不应该干涉个人生活，而给其完全自由，这就启发了后来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将专制制度与公民权利思想结合起来。派普斯认为，支持专制制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者果戈理与激进的别林斯基之间的争论，是俄国社会分裂的开始。

总而言之，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支持专制的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1730年的皇位继承危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初期的立宪协商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俄国的臣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不存在平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只有一些争权夺利的帮派，他们互相攻击，无法联合，因此对自由和人身权利的追求只限于思想领域，无法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派普斯认为，只有掌握财富的有产者的联合才能限制政府权力，而俄国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财富，商人阶层弱小，地主和农民互相争斗，都需要得到君主制的支持，因此给了政府无限的权力。

三、改革后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实行了一系列涉及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举措，国内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处于“辩证关系”之中，它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对方，不理解这种相互关系便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 

（一）保守主义

对于保守主义来说，改革后的专制制度不再仅仅依靠贵族和官员，其统治基础扩展到全民，于是保守主义思想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民族主义。派普斯认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俄国保守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而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保守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旧的保守主义者不会反对西方，他们认为自己本身就属于欧洲，他们只是想与欧洲大国平起平坐。而在斯拉夫主义的影响下，新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俄国比西方更优越，西方反而是有害的。他们坚持反西方主义，认为俄国的弊病来源于欧洲和欧洲化的俄国人。

其次，专制制度开始依靠民众，不再把贵族视为主要支撑力量，因此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保守主义者大多成了反贵族主义者。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保守主义者遵从孟德斯鸠的说法，认为“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主张君主与贵族联合。但是农奴制废除以后的新保守主义者，除了卡特科夫、法捷耶夫、列昂季耶夫等人之外， 都是反贵族主义的，因为他们将贵族视为最西方化的，认为最高政权应该依靠广大民众，应该与农民而非精英联合。

复次，激进主义对保守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侵染了年轻人的头脑，被保守派称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认为，一切思考与活动的最终意义就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其他的一切文学艺术都一文不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价值和制度，于是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和恐怖主义。改革后，革命者的恐怖活动接连不断，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大多数人转而反对恐怖灾难，支持专制制度。对此，保守主义者指责虚无主义割裂理论和生活，脱离现实土壤，认为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化运动割裂了受教育阶层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他们将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视为知识分子的特征，反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

1863年波兰起义被保守主义者视为西方对俄国的进攻，激起了俄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专制制度的支持。М·卡特科夫（1818-1887年）是民族主义社会舆论的代表，波兰起义也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转折点。卡特科夫原本是个自由主义者，60年代初成为最早反驳虚无主义的人，在1878年查苏利奇案件之后，卡特科夫彻底转为右派，认为知识分子是俄国灾难的根源。为此他号召专制制度不必迎合社会舆论，而是要加强专制力量，并且批评政府在与异见思想的斗争中不够坚决。对他来说，专制制度就是俄国历史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现实的现实”[20]。

坚决反对虚无主义的还有著名作家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派普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首先是政治小说，探讨道德原则和虚无主义的后果，他的伟大不在于政治分析，而在于思考激进主义暗藏的心理实质。陀氏认为虚无主义是知识分子脱离民众、信仰缺失的后果，宗教的衰落导致了恐怖主义活动，“在丧失信仰的心灵，对人类的爱只会生出对人类的恨”[21]。他是坚定的专制制度支持者，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要求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在于人的内心。这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典型立场。

改革后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Ю·萨马林（1819-1876年）和А·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萨马林在废除农奴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的强盛在于社会的活力。在改革后的立宪提议之争中，萨马林认为俄国只存在两种正面的历史力量：民众和专制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的传统，是适合俄国的统治方式，其他的任何形式都会导致暴政。在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时候，宪法包含的多数原则只能依靠贵族施行，必将导致欺世盗名的“伪宪法”[22]。他反对贵族特权，认为应该在专制制度范围内施行地方自治，让农民参与政治，为未来的立宪做准备。阿克萨科夫是与卡特科夫齐名的政论家，也跟萨马林一样支持反贵族的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大改革期间，他提出俄国只有无知的人民，而不存在社会，因此国家要发展民族文化，倡导言论自由，同时国家还不应干涉社会的活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阿克萨科夫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后来他越发激烈，成为公开的反犹主义者和热情的泛斯拉夫主义者。

К·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年）作为亚历山大三世的老师和正教院总监，对政府的影响无人能及。他坚决要求政府不应该向社会舆论让步，而应该实施毫不妥协的反动。在М.Т·洛里斯—梅里科夫主政的时候，以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卡特科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为例，反对召开国民代表机构。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后，波别多诺斯采夫促使沙皇否决了洛里斯—梅里科夫提案，并且为沙皇起草了即位诏书，要求厉行专制，巩固皇权。他不仅为沙皇提供反动原则，而且还提出具体建议，他笼罩俄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结果为1905年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23]。

К·列昂季耶夫（1831-1891年）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思想家。他可以称为斯拉夫派，但与真正的斯拉夫派有所不同。他反对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但也不是西方派。他是突厥主义者，用拜占庭主义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号召重建拜占庭帝国。他认为，文明的实质在于其丰富的多样性，只有专制统治才能保证这一点，而自由民主只会带来整齐划一。在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影响下，列昂季耶夫提出文明发展的三段论，认为社会主义将会带来暴政，只有专制制度才能让俄国免于欧洲的命运，只有使用暴力才会让国家免遭分裂。总之他不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影响有限。

（二）自由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要求改变现状，但前者希望通过革命摧毁现存制度，后者希望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良。俄国的自由主义出自西方，其支持者大多为西方主义者，尽管有的也认同斯拉夫主义的某些观点。因此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外来的、次生的，缺乏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那样的深厚基础。派普斯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1855-1895年，自由主义遵循温和的保守主义路线，通过牺牲民主来换取公民权利；1895-1917年，认识到公民权利与专制制度无法共存，于是开始政治行动[24]。

派普斯认为，罗曼诺夫王朝的最高政权是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源泉。历史上彼得一世、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进行过深入的改革，而亚历山大二世一纸命令，就让上千万农奴获得自由，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专制制度在自由派中的威望。由此出现了独一无二的“自由保守主义”学派，他们拒绝政治民主，并希望专制君主奠定自由制度的基础，并期待进而会催生出立宪制度。而广泛传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自由是中央集权国家取得胜利和教育得到普及的结果”[25]。俄国自由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К·卡维林（1818-1885年）和Б·齐切林（1828-1904年）。

卡维林的政治观点在大改革期间非常流行。他是“国家学派”的创始人，强调国家在俄国历史中起主导作用，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在西欧则依靠社会团体和个人。俄国的一切发展是自上而下的，而欧洲则是自下而上的。专制制度是俄国管理的天然形式，在历史紧急关头俄国人都会依靠它。卡维林相信，俄国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是有意义的，它会导致人的解放。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专制国家。因此，他反对通过立宪制度削弱皇权，他认为立宪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在民间缺乏坚实的基础”[26]。

齐切林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自由保守主义学派的领导人。他的理论将自由原则、权力原则和法律原则结合起来。他支持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和公民权利，同时也支持专制制度。他认为自己的“保守自由主义”与所谓的“反对派自由主义”不同，他反对后者不承认任何权力、将必要的国家机构和官员视为专政的看法。他反对放纵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极端发展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因此需要强大的政权。他一方面不同意俄国社会主义者对农民的理想化和对欧洲文明的诅咒，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造成残酷的暴政。不过在亚历山大三世开启反改革时代之后，齐切林转而否认专制制度能够推动自由，并断言改革后的俄国无法在未改革的政权之下生存，无限的皇权带来灾难，唯一的道路就是限制皇权。

派普斯认为，俄国的自由保守主义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学说。他们希望不受限制的君主制会尊重公民权利，这是脱离现实的。专制政府不可能促进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反而将其视为障碍。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开始激进化，其领导权也转移到了地方自治局手中。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

19世纪下半期，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日渐兴盛，官僚制度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并引发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

发起于19世纪60-70年代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城市杜马改革，准备并不充分，政府希望自治机构协助管理教育、医疗等非政治类事务。不过，自治机构的活动方式与官僚机构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被后者视为异己，双方陷入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之中。正如С.Ю·维特所言，“官僚机构与自治机构之间存在着全面的根本性的矛盾”：“在专制国家中，地方自治与政府或者说最高当局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府权力的基础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君主意志，是人民代表的无限的自主的活动。而地方自治遵循另一种原则——它是受君主及其所信赖之人监管的民选代表的活动。”[27]专制政府担心自治机构的联合会有反政府倾向，便加紧控制。1890年的地方自治反改革，使其附属于官僚机构。这让地方自治局认识到，与官僚机构的合作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并且寻求全国性联合。这让沙皇政府如芒在背。

保守派大臣С.Ю·维特（1849-1915年）对地方自治局颇为反感，他认为，没有高效的官僚机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维持的，而地方自治局的存在扰乱了行政部门的活动，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管理和控制俄国，才能维持其大国地位。1895年，面对地方自治机构的参政请求，登基不久的尼古拉二世宣布，他将继承乃父遗志，维护专制制度，不允许地方自治局参与国内管理。在派普斯看来，沙皇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在向俄国社会的温和派宣战，这是一次致命的失误，将温和派推到了激进派一边。从此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分裂，大多数人强调只有立宪才能救国，小部分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自由保守主义立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П·司徒卢威（1870-1944年），后者的代表人物是Д.Н·希波夫（1851-1920年）。前者认为不彻底的改革就会出现革命，因此组织成立解放同盟拥护立宪；后者为了维护君主制而反对立宪，主张成立谘议性的代表机构，而非立法机构。到1905年，自由主义运动正式分裂成两派，大多数跟随立宪派成立立宪民主党，少数人成立10月17日联盟。

维特坚决反对立宪运动，他在1904年说，“如果在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下最高政权考虑给俄国一部宪法，那这就意味着俄国的终结。俄国承受不起欧洲意义上的宪法。带有议会和普选的宪法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并毁灭俄国。”[28]但是1905年革命让他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他知道没有别的选择——他在尼古拉二世签署十月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俄国开始有了宪法和议会。但是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拒绝了他的入阁邀请。这表明，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鸿沟太大了，已经无法合作。

П.А·斯托雷平是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位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但认为君主制是不断发展的。他一方面用暴力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实施改革以铲除革命的“深层原因”。他的改革纲领是让权利和私有财产成为国家的基础，他希望通过废除村社、培育农场主，为专制制度再造根基。但是他的活动得不到君主的支持，同时他的强硬镇压措施也招来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敌对。斯托雷平的行动遭到杜马的掣肘，使他不止一次遭遇组阁难题，不过他也将杜马视为政府的执行机构而非真正的议会。他的改革方案，除了农业改革之外都失败了，而他本人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敌意。这说明，政权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已经无法消除，俄国已经不能找到平衡点，只能在红与黑的两极之间摇摆。 

四、总结与评价 

笔者认为，派普斯的《俄国保守主义及其批评者》是一部简明而深刻的俄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它虽然主要研究俄国保守主义的思想与根源，但实际上涉及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形势的演变，还展现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关系。因此，这部作品的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作者在勾勒、引用和评论时常有独到的新鲜见解，令人眼前一亮。

要描绘五百年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众多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和变迁轨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派普斯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资料，但并不掉书袋，而是行文简洁，观点明了。他旁征博引，但又引用得恰到好处，这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强大功力。他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历史叙述之中，既不拖泥带水，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更重要的是，派普斯将思想文化与历史现实结合起来，展示了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和历史变迁，针对为什么在俄国盛行支持专制制度的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有深度的解释。他指出了俄国政权的性质——源自于中世纪的家长式统治，即君主认为国家主权与自己的财产是一体的，而从未将俄罗斯国家从私人机构变为公共机构。而且这种统治方式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农民的好沙皇观念便是明证。农民将沙皇视为国家的主人，不反沙皇，而是借沙皇的名义反对地主。派普斯认为，要实现广义的自由、政治民主和公民权利，需要民众之间相互信任，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俄国社会缺乏这些条件。民众指望政权保护自己，赋予其不受限制的权力，为了安全稳定而拒绝自由。因此，“只要实际中的沙皇、皇帝、总书记、总统等等没有破坏他在民众意识中‘真正的君主’的形象……他就可以安枕无忧”[29]。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俄国社会发展程度太弱，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主义强化。这就是俄国的命运。

不过，笔者也认为，本书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派普斯对俄罗斯历史的阐释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而是按照“西方标准”看待俄国。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有存在的权利，因为俄国文化（特别是在彼得改革之后）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标准的极端化就会造成对体制的不正确认识。作者武断地将西方文化作为自由主义的典型，同时分析俄国的现实与这一模式是否相符，最终导致他对俄国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例如，派普斯将西欧中世纪与莫斯科公国对立起来，以寻找俄国与西方发展路径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这种差异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像派普斯所描述的那样形成了对立面。莫斯科沙皇并非像派普斯所言那样不关心民瘼；东正教会虽然主张神化王权，但同样主张王权也要受到东正教规的制约，沙皇也将维护东正教作为首要任务。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如果君王违背了基督教义务，教会便有权指责王权。这种习俗连君王也得尊重。

第二，派普斯对俄国历史的认识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作者难以避免地夸大了作为对立面的俄国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例如，他对莫斯科公国时期专制王权的描述是明显夸大了的。首先，作者选择了性格暴虐的伊凡四世作为专制君主的代表，并没有选择17世纪经由选举或者缙绅会议推荐的沙皇，这是具有误导性的。其次，作者仅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王权的“无限”，并没有考虑莫斯科沙皇的权力在实际中受到的限制。这种限制也许不是明文规定的，但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一些制度性和习惯上的约束，这种约束甚至比法律的约束力更强。再次，作者粗率地否定了贵族机构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制约王权的作用。实际上，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有波雅尔杜马的参与，只有一般性的事件才由沙皇自主决断。波雅尔杜马是仅次于沙皇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案件都由其全权审议。因此波雅尔杜马是一个限制皇权的非官僚机构，这种限制贯穿于整个17世纪。缙绅会议的职权范围很广，负责审议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尽管缙绅会议同西方国家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议事机构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它仍不失为限制皇权的代议机构[30]。

第三，派普斯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首先，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在本书中，他基本上将保守主义等同于支持专制制度的思想，以此串联起众多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实际上，俄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要丰富得多，例如：俄国要走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自主之路，俄国要追求强大而完整的国家，加强东正教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承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等[31]。这也就导致作者对保守主义其他方面的思想认识不足，例如斯拉夫派。对于这一重要思想流派的叙述薄弱，也是本书的一个缺点。其次，对于改革后的国家与社会，派普斯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力量开始崛起，公民社会开始形成。而且作者对专制制度的适应性和活力估计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重要进步，也并非像作者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还需学者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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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研究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有：ГросулВ.Я, ИтенбергГ.С, ТвардовскаяВ.А, ЩациллоК.Ф, ЭймонтоваР.Г.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XIX столетия. Идеологияи практика.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 Традиция, 2000; Христофоров И.А.«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опозиция Великим реформам （конец 1850 –середина 1870-х гг.）. М. ООО. «ТИД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 РС''»,2002; Минаков А.Ю.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Воронеж: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ронеж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клопедия / отв. ред. В.В. Шелохаев. М. РОССПЭН, 2010.

[2] Pipes Richard, Russian Conservatism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5.俄文版见Ричард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иегокри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итуры. М.: Нов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08.

[3]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7,12.

[4] R. Pipes, Karamzin’s Memoir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Cambridge, Mass.,1959.

[5] R. 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ruve,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Nineteenth Century”, Slavic Review, 1971,Vol.30, №.1, pp.121-128.

[7]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the old regime. 2-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 1995.

[8]Ричард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7.

[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6.

[10]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39-40.

[11]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8.

[12]Там же. С.64.

[13]В.О.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许昌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7-58页。

[14]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43.

[15]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7.

[16]Там же. С.44.

[17]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1.

[18]Там же. С.99.

[1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11.

[20]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64.

[21]Там же. С.178.

[22]Там же. С.169.

[23]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80.

[24]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7.

[25]Там же. С.201.

[26]Там же. С.203.

[27]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09.

[28]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4.

[2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8.

[30]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31]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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