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文安立：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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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研究

作者：文安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讲座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史、冷战史学者之一；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曾于1998至2014年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LSE），是该校战略与外交研究中心创建主任。代表性著作有《全球冷战》、《剑桥冷战史》（联合主编）、《躁动的帝国》，以及《冷战：一部世界史》（待出）。文安立教授近期被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本文是文安立教授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原题为“国际史研究的新进展”。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由陈希系北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整理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授予文安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我希望今天实际上能够成为一场讨论会，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演讲。但牛可建议说，一开始还是先由我来谈谈当代国际史领域总体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可能的趋势。正如你们当中不少人所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背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以全球视角研究当代国际史，我的许多著作都与此相关；但另一方面，我也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尽管其中有些看起来带有国际的特征，但它们不仅仅是国际史。我最近写的有关于中国的一本书——《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正是尝试以融汇这两个取向。我试图考察全世界在一段颇为漫长的时期里的发展变化，但我同时希望将中国置于其中；这正是这本书的内容，它是关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我目前已经写作多年的一部新书——之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谈论它——是一本以世界史视角来看待冷战的书，它首要的内容是考察了19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该书以19世纪第一次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为开头，然后考察了主要国家工人运动的激进化，以及美国和俄国的扩张（两国都成了横贯整个大陆的帝国），最后以1990年代苏联的崩溃为结尾。因此，实际上这本书试图在长达一百年视角之下去理解冷战。上述这些就是我所研究的东西，我一会儿会更多地谈谈我的那本新书。我以这种方式切入我对当代国际史研究总体现状的思考。

超越外交史的国际史

我认为，目前基本上存在着三个态势。第一个是“国际史的扩大化”。“国际史”超越了狭义上的外交史或是国际事务史，这一点很重要，但倘若就 “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而论，那么“国际史”也仅仅是我们将会看到的一部分而已。我认为历史学的方方面面——社会史与经济史、思想史、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国家间和非国家组织的活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国际史研究而言，无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第一点。如你们所知，我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弘扬这一趋势，我认为它很好，非常之好！我们越是以一种更宏阔的方式看待历史，就越好。这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无关。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但我并不认为它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它研究更多的场所之下的更多人的过去，并且采用比我们以往更加多样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它深化了知识。如今，你固然可以通过研究一战前的外交往还（diplomatic traffic）了解到不少关于一战爆发的事情，或者让我们换种说法，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无法理解一战的爆发。但是，一战并非仅仅是由1914年7月的危机造成的，它也是由战争爆发之前一代人时间里整个一系列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我认为，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其他的概念工具，乃至于新的方法，这样一种看待国际史的新形式要更加宏阔，并且可能也更加深刻，对于旧的领域而言十分有益。这是第一个问题。

方法论：史料与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点方法论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家如何进行研究以及考察哪些种类的材料有关。例如，将口述史方法纳入到国际史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当代史从中收获颇多。但同时并非局限于此，它还与我们针对口述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有关。在我之前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总体上存在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当然也有例外，但在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他们十分坚定地相信，历史学就是关于更多的材料，最大限度地搜集证据，再经过历史学家的头脑形成看法，以弄清过去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当然很好，你能够掌握越多的材料就越好。但我认为问题在于，当你回顾1960、1970和1980年代的状况时就会发现，积累材料有时候代替了历史分析和我们所说的评价（judgement）。它同时还影响了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这在某些时候是有意地——尤其当你思考1970和1980年代美国历史学的趋势时；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无意和偶然的。所以这就出现了那些我们没有考察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当中存在的张力，那些关于事情的结果本来可能完全不同的想法。它们当然只是我们思考历史方式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必将会让位于另一种观念，即你不必最大限度地获得所有的信息，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给出最佳的分析解释形式。我认为这是缺点，并且我认为更年轻一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能够克服这一特定的趋势。历史学者必须获得好的资料，但尝试提出反事实的问题，关于事情如何可能变得不一样，以及事情如何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起作用的，关乎你如何运用资料和如何寻找资料。这个部分和你所考察的是什么有关，因为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方法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形成能够指导你研究的假说。我认为，我所属的这代学者只能够渐进地找出一种路径，可以借以摆脱前一代人的思考方式所产生的困难。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你就必须学会自我反思，你必须能够思考，为什么我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对我重要？我还可以提出哪些其他的问题？为什么拥有不同背景——民族背景、社会背景、世代背景——的人会对同样的材料提出不一样的问题？你必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能够有所反思，你必须理解为什么你要的问题是那么一套。这是艰难的，并不容易。每当我开启一项新的研究时，我都要纠结在这些问题上。当然我也没有能够每次都完美做到，你们当中那些读过我的书的人会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件你越有意识越好的事情。以上就是所有我所谈的第二点，方法论。

讲座现场

国际史研究的“国际化”

然后是第三点，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研究的国际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当代国际史领域内所做的多数研究都是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或国家(states)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并且这种情形有甚于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历史学领域。我认为这导致我们无法提出一系列更加本质性的问题。当我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时——那大约是20年前，大量的学位论文都会讨论某个国家或是另一个国家、又或是两个特定国家——比如美国和越南、美国和中国、1857年至1863年间的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认为，这一类论文、书籍和文章都是有价值的历史知识。但它们同时也十分有限，因为其出发点经常是民族国家。因此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益处，这在英美的历史学中尤其是一个问题。我想你们所说的“霸权性”很重要，我认为和你们讨论这个问题会很有意思。说霸权性，是因为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所以研究这些处于冲突中心的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它们的内部入手。因此，对于美国和冷战这一主题而言，讨论的中心始终是在美国本身；又比如英国和克里米亚战争，当他们和你讨论克里米亚战争时会告诉你一堆关于英国的事。我认为，这种路径时常令人回忆起作为一个领域的国际史或外交史所曾经经历过的最弱势的一段时期。因为在所有我知道的那代历史学家中，国际史是这样一个领域——你在多数情况下会认为它致力于研究民族国家，且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古老的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除了我提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当然还有实际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学术训练、学者的出身、语言等等。在我这代之前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基本上只掌握了一种语言，他们只能够用英语做研究。顺便提一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你追溯到19世纪的话会发现，更早几代的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语言更加的丰富，尤其是在英国。因此我认为，这个领域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单向的。不过，对于战后那一代历史学家而言，可能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实证主义的背景因素，或是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又或是霸权路径——特别是在美利坚帝国之下，最终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我在近些年看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时发现，即使是那些主要研究美国史的学生，也倾向于学习掌握其他的语言和文化，这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更多的国际比较研究。这对于国际史的未来真的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东西，有些人研究的是1930年代或1980年代美国的社会政策，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个国内史的论题，但现在他或她可能就会在国际比较的框架下审视这个题目了，而在一代人以前还并非如此。我认为，等到下一代学者接棒时，研究一个没有国际比较框架的论题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在哈佛的一位聪慧的准博士生，她正在进行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交通安全，有关于在过去的一代时间里政府是如何试图避免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她主要的精力放在美国，但她发现，如果能够考察一些其他国家的案例的话，她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她的确也有能力这样做，她是意大利人，所以能够阅读意大利文，这对她而言很重要，因为能够扩大她的比较。之后她又做了更多其他的比较研究。另外，我顺便还要提一点，在此我还是以这位学生为例。她对于比较方法十分感兴趣，她希望利用手头掌握的一些最佳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是来自瑞典的，而她从未学过瑞典语，也不会说。但她还是解决了这个困难，她想到她可以和瑞典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者以及博士生合作，和他们交流材料以使双方都能获益。再一次，你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很多国际化的现象。你的研究并不会仅仅因为你自己能掌握的语言种类而停滞不前，语言学习肯定始终存在限度。有些人批评我的路径，他们说，我要求的太多了，我要求研究者掌握太多的技能、太多的语言，我把那些真的想要研究德克萨斯州法律政治的人都赶跑了。对于这些批评我并不接受，因为我认为通过与他人合作你能够实现非常多的目标。我相信国际史的未来就是合作性的，这对于上一代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合作有很多种方式，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其中一些，但是影响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思考它究竟会怎样影响国际史，在某种意义上，你们在这方面也可以通过至今你们仅仅使用不过数年的各种电子通信方式，更轻松地与其他地方的人实现合作。这些方式的确使得合作变得更加得便利，同样它也让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得容易，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可以通过电子渠道获得，它们以一些形式被放在网上，即使你必须要检验且必须谨慎地使用它们。在此意义上，它也使得克服威权主义政权的信息管控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如果人们要得到一个信息，它从一个国家诞生，之后便散布到其他正在从事相似领域研究者手中，即使政府积极地想要阻止它们，那也变得十分困难，我想我不必告诉中国人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面对数字革命，重要的是如何提问

我还认为数字革命的其它方面同样也会影响国际史学家们的工作方式。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国际史领域中使用大数据（big data）的问题。当我们思考大数据对于历史学家的用处时，你们大概知道，它可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想当你能够分析材料时，你就能够更容易地动用很多复杂的资料。而机器使得有些人可能做其他类型的分析。因此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分析上和解释上的，而不是资料方面的。我上周和斯坦福大学正在主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聊了一会。正如我们现在正在日益拥有一个大型的文库，如果你拥有巨大数量的文件资料、书写材料，它们来自于各个不同的来源且有关于各个方面，我们该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真正一头扎进这些材料，并且分辨出其中哪些是最重要的？这正是计算机能够大大帮助我们的地方。不过，我们必须首先告诉计算机我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而这就是我认为的在这场数字革命兴起之时大数据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目前正在从事一项研究，她想弄明白美国国务院内使用的专门用语（terminology），哪些用语是最成功的。就是在文件中术语流通情况，被使用的情况如何，它们走了多远。有些文件中包含了某些用语，比如“民主”、“反共”，对，还有“发展”，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词在整个链条中走得有多远，它被送到副国务卿那里了吗？或是国务卿那里？另外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看看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词的使用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极为有用的知识。它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有关越战爆发的原因吗？我想可能并没有，但它会让我们了解当事人是如何思考，以及它们思考的有效性如何，让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取得丰硕收获。现在假想一下你们正在将这种手段用于中国的国际史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从外交部获得一段时期内的档案资料，考察它们使用术语和专门用语的情况，通过适当的程序看它们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你们在这里的人一定知道，中文中有一些标准语汇有很强的功能，不仅是从政治化的意义上，而且从文化的、语言学本身意义上也是如此。看它们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将会非常有趣，比如“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一种措辞表达它来源于何处？随着时间变化，所有这些专门用语是如何被使用的？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方法对头的话，国际史能够从数据研究中真正获益。但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并不是要使方法论成为研究课题本身，因为当历史学家太过痴迷于新技术，方法会淹没研究课题。有人说：“哦！快看我们拥有了多少资料，并且现在还有了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我们很快会得到结果。”对此我的回应是，你只是为好的方面欢呼雀跃，而没有首先问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又怎样？”面对材料，即使它已经变成了数据，你首先必须做的还说提出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会告诉你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总体而言，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乐观的。我认为它正在朝着我以前没有预见到的方向发展，我想其中大部分都是积极的，我尤其想强调的是这个领域的国际化，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当然，也存在着挑战，包括一些我没有提到的方面。但是从整体来看，我认为历史学和国际事务领域正处在一个发展得不错的时代。在过去十五年里，很少有其他次级学科领域有比这一领域更加朝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就此而言，我对我能够在这一领域之中所做的工作感到十分荣幸。

我的三次思想变化

应牛可要求，关于我个人的思想演变再说几句。我1960年出生在挪威东北沿岸地区，那儿正好是和苏联接壤的地方，可能部分由于这一原因，我后来对研究冷战产生了兴趣。上大学时，我主修的是语言和哲学，我认为学哲学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哲学训练的经历，我想我会变成完全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毕业后我最初并没有想要从事学术研究，我在多个国际组织工作了几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也很深。

就思想变化而言，我想主要有三个。第一次思想变化发生在1980年代我在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即将毕业之时，我受到当时政治竞争的氛围影响很大，可以说我当时的政治立场非常左。但我后来——大概是十年后——在学术研究中却对自由主义持批评立场，这与1980年代时我的看法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发现，八十年代里根保守主义实际上有复杂的构成（compositive）它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我看来正是它推动了冷战的终结。这使我更加批判地对待左翼历史学家，也让我明白或许你可以不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但一定要认真对待它们。我的第二个思想变化与中国有关，我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我也有幸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在这几十年中，中国变得更加富强、更加自由，民众也更加幸福。我在中国发生变化的一开始，对于发生的改变基本上都持积极评价的态度，但现在我会带着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改革。第三个变化是我对苏联的看法。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联，对我而言，苏联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国家，它很沉闷无聊，社会运转得不好，但现在我会对苏联抱有更加积极的评价。苏联是一个面对强大的美国，在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政治模式上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并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在即将要出版的新书中试图对苏联领导人决策行事的逻辑给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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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