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李晓，丁一兵：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点击上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可订阅哦！
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作者：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丁一兵，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3-16页
原文刊登在《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3-16页。
［摘要］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着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并正在陷入长期增长乏力、低迷的困境。究其原因，短期内自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但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美国经济金融化进程，是近五、六百年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它一方面使得美国经济超越了16世纪以来形成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电子·金融经济空间”，成为一个典型的依靠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和资本自由流动来掠夺全球资源的“金融国家”；另一方面，它在美国国内外形成了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国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在国际上则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竞争格局，导致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和以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阻力巨大。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存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产生一定影响，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各个层面国际经济协调的积极参与，也将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结构；金融国家；贸易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重大招标课题（2015ZDA017）
［作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丁一兵，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虽然在2010年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增长率曾高达5.5%，但随后便持续下跌，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危机后的复苏普遍比较迟缓，且复苏势头时有波动。一方面，与战后以往历次萧条之后经济快速复苏的情况不同，包括美国、日本、欧元区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经济恢复缓慢、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的现象，使得2011年至2015年间的世界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直到2016年，世界经济总体发展仍较低迷，世界银行对2016年全球增长率的最新预测值为2.3%，为金融危机后的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各领域的发展状况均陷入了严重的低迷状态。可以将其归纳为五点［1］：一是投资低迷，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投资（主要是私人资本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FDI），都处于明显的低迷状态；二是贸易低迷，与1986~2007年间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不同，2008~2015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且落后于全球GDP增长速度；三是油价低迷，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石油需求锐减，再加上页岩油开采成本下降，生产增长加快，使得全球石油供给增加，油价下跌，2016年初曾一度跌破每桶40美元；四是物价低迷，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和贸易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尤其是油价的低迷，全球通货膨胀水平普遍低下，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低于通常的2%的水平，更有1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负，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强；五是利率水平低迷，危机后全球范围内金融缓和政策特别是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普遍走低，全球利率水平从危机前的8%狂跌至目前的-1.5%，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
考虑到投资、贸易和油价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内涵及其表现，实际上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可以归纳为“三低”，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是自14~15世纪世界经济萌芽或形成以来的五、六百年间未曾有过的低增长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经济陷入低增长格局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分化的态势，这种情况在2010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时期甚至表现出相互间“脱钩”（decoupling）的现象（参见图1）。其直接结果就是，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不仅在政策力度上，政策周期的不协调乃至对立也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使得全球经济协调、治理的难度陡然增大，相应地，区域经济合作的动能再度增大。
第二，尽管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再度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苏迹象。美、日、英、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纷纷上升至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参见图2），商品贸易量也在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BRICS国家的生产和出口也出现一定反弹，使得各国际组织对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有所改善，但这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政府新一轮的短期刺激性措施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关系密切，并非意味着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了调整和恢复的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低”格局依旧没有改变的迹象。
第三，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其他领域的挑战，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经济增长便开始充满了不确定性。目前就短期而言，美国经济政策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欧洲政治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南欧国家债务问题的潜在威胁，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政”的不确定性，1难民问题的持续、恐怖主义蔓延以及朝鲜半岛“核危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世界经济走出“三低”格局的前景更加渺茫。
从长期趋势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呈现阶段性台阶式下降的趋势，全球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从黄金年代1950年至1973年的4.9%，下降为1973年至1998年的3%，［2］再降到目前略高于2%，降幅超过50%。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也曾先后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经济复苏，但势头均未能持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默斯（Summers，2014，2016）提出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假说，［3］［4］认为在通胀率极低甚至为负的前提下，由于名义利率面临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导致实际利率不能下降至足够程度以刺激投资并实现充分就业，也就是说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持续存在，相应的经济萧条则会旷日持久。［5］尽管对于这一概念以及萨默斯的解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但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现实却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考察现阶段其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或陷入困境的原因。由于中国经济比较全面且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世界经济前景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影响。因此，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自然成为需要深入研讨的重要问题。
二、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
当前，针对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国内外主流声音认为是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我们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的确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直接的严重影响，但探索当今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或陷入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既要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也需要从更为长期的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中去寻找。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启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美国不仅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成为一个以其发达的、具有深度与广度的金融市场为基础来操控全球资源的“金融帝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基本分工格局，3并将这种新的“中心—外围”关系内部化，导致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意大利著名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指出，自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萌芽以来，每当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极限时，就会出现金融扩张，即资本积累随着时间推移导致利润率下降，导致实体经济竞争日益加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加大，资本积累的流动性偏好就会增强，为金融扩张创造了条件。［6］因此，金融扩张便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伴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并进入经济高速增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度日益成为美国经济扩张的重大制约（所谓“黄金魔咒”），由于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不愿通过紧缩来压缩消费，提高利率水平，对外则必须忍受不断累积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由此产生的黄金储备的减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新经济政策”，关闭了黄金窗口，开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大门。自此，美国不再遵守其在1943年至1944年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期间所坚守的欠债还钱、赤字国必须做出结构或政策调整的“债权人逻辑”，而是利用美元的网络外部效应，最大效用地利用美元地位优势，强求其他盈余国家进行必要的调整，1985年的“广场饭店协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并实施的。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并非所谓的“特里芬难题”所致，而是美国不愿再遵守自古以来人类所恪守的“债权人逻辑”，不愿再遵守国际金融规则，转而实施以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为中心的“债务人逻辑”：欠债不还并强求盈余国家进行结构或政策调整。41979年，保罗·沃尔克任美联储主席后，为了遏制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不断恶化的滞胀形势，于20世纪80年代初毅然实施了大幅度提高短期联邦基准利率的政策，虽然该政策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使美国经济率先走出了滞胀泥潭，但与此同时，不仅使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得到迅速提升，更使得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金融化的道路。1995年鲁宾财长的“强势美元”政策可谓是美国经济金融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它不仅使得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得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迅速增加并在调节经常收支赤字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从此可以摆脱国内储蓄率低下的约束，恣意利用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资源，填补日益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在此过程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体系”的建立、发展与成熟也对美国经济金融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同冷战结束、IT技术进步等相结合，促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参见图3、图4），并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5
关于当今世界经济中“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分工格局，日本学者速水和夫曾做过更长历史时段的深入研究。他利用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的观点及其分析方法，借用“漫长的21世纪”的概念，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影响做出了精辟阐述。他认为，如同漫长的16世纪一样，当今世界处于漫长的21世纪当中，其基本特征就是正在经历着“利率革命”和“空间革命”。前者表现为利率低下，具体体现为资本收益率、从长期来看亦即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降。如图5所示，英、日、美三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一路走低，迄今只有美国略高于2%，但英、日两国均低于2%，日本甚至接近于0。长期利率低下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和丧失，类似状况只有在17世纪初期意大利热那亚出现过，其结果是欧洲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并且从领主制走向了民族国家体制。与此同时，与16世纪的“空间革命”表现为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将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同，当今世界经济的“空间革命”一方面表现为除中亚、中东和中部非洲等少数地区外整个世界都已被工业化浪潮所席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美国并没有构建取代现有体系的新的体系，而是如图6所示，在地理大发现形成的世界经济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的基础上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空间”——“电子·金融经济空间”，借以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生存空间）。［7］
这一过程正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就目前来看，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一个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
第一重“中心—外围”结构是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导致的资本利益与劳动者收益的脱节、分离。一方面，如图3、4所示，由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产值、收益越来越超过制造业，经济增长、资本（投资）利益同劳动者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于制造业中的大量中产阶层的利益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空前增强，其收益增长同本国境内劳动者阶层收益的增长日益脱离，导致GDP增长同普通劳动者收益增加的关系越来越弱化。如果设定名义GDP与劳动者收入的关系弹性为1，即每增加1%名义GDP劳动者收入亦增加1%，则表明两者一致，那么在1865年至1998年的130多年间该弹性英国为1.01，日本为0.97，两者基本保持一致，但在1999年之后这种正相关关系崩溃了，到2006年均表现为负值。［7］同样，在此过程中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如图7所示，美国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进入经济金融化阶段之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图8反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1929年大危机之前的1928年，美国前1%人群收入占GDP比重为23.9%，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该数值为23.5%，两场大危机之前两组数值惊人地相近。而且该比重在1976年达到近90年来的最低值8.9%，此后便是美国中产阶层没落进程的开启。这也正是特朗普得以竞选成功的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二重“中心—外围”结构主要表现在“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空间，且“贸易国家”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里所说的“贸易国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凭借IMF\GATT等全球多边性的金融、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典型的“规模扩张”过程，暂时解决了传统经济危机的困境。但后果是工业化进程的全球性扩散。因此，从传统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80年代之前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典型的“利润率下降危机”，即生产竞争加剧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但在里根—撒切尔货币主义革命后，世界经济开启了真正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天，主要发达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均在下降，包括BRICS国家在内，全球性产能过剩日益明显。［1］相应地，这也是典型的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不论在全球、还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家、阶层所控制，重新分配，越来越少地进入原有的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并导致泡沫横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扩张”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结构扩张”过程——经济金融化。这是美国摆脱传统经济危机规律约束的过程，一个创造新的经济发展规则的过程，即通过货币扩张、资本泡沫寻求利润增长、开辟新的利润边疆的过程，也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金融危机的过程。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推进TPP的重要背景。从这意义上讲，尽管特朗普总统目前终止了TPP，但美国为了确保其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仍必须对全球经济、贸易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奠定“新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因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7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经常项目失衡是美国（美元）控制世界、谋取全球利益的前提条件。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这种不平等发展格局中，新兴经济体（BRICS，下同）能够凭借以往的发展模式再创经济增长的奇迹吗？在一定意义上讲，BRICS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产物，或者说，它们的发展乃至“崛起”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8］一方面，美国为其提供最终商品市场，导致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它们贸易盈余的相当大一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等多种形式回流至美国，支撑着美国金融体系的运行和经济增长。因此，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迄今为止BRICS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模式。但在今后可预期的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的消费高潮难以再次出现。一方面，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心—外围”结构的内部化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中产阶层趋于破产，消费能力提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欧洲、日本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消费能力也大大缩减。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BRICS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世界上除南部非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劳动人口已经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其后逐步下降，预计到2035年后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而且除美国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即预示着消费水平的下降，也表明全球GDP水平的走低。
显然，当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长期增长困境并非是短期因素所致，而是人类近五、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诸多结构性问题的产物。其中，美国经济金融化不仅使得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周期难以保持一致，出现严重脱节，更使得美国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日益不合拍，一方面使得全球经济协调步履艰难，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掌握了更多地采取孤立主义经济政策的余地或空间。与此同时，“贸易国家”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与BRECS之间以及BRICS内部的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几近走到尽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与BRICS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低”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世界经济增长将陷入长期低迷。
其次，就现阶段来看，世界经济的“三低”状态以及各主要经济体短期性刺激措施不尽如人意的效果，也同样意味着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更多体现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这也是萨默斯认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长期性停滞”问题的重要原因。从供给侧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要素积累、生产率增长、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以及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二战后，世界经济总体处于持续较快增长状态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于生产率增长、市场结构调整和全球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具体而言，一是在20世纪中叶第三次科技革命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了生产率增长；二是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调整了市场结构；三是战后新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时至今日，这几方面因素都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第一，生产领域技术进步速度放缓，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世界经济面临着“技术前沿面”拓展的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创新尤其是技术范式的创新始终难以产生重大突破，导致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从1999年至2006年间年均增速2.6%降至2014年的2.1%，达到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而且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态势（图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全球“技术前沿面”扩展到一定程度，技术复杂度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尤其是能够带来整套新产品序列和全新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间、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并惠及整个社会的创新进入到一个瓶颈阶段。考恩（Cowen，2011）所提出的“技术荒原”（technological plateau）概念表达了类似的含义，即新技术并未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就业机会，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9］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IT与信息技术外，在其他大部分生产领域大规模的技术进步相当有限，切特等人（Cette，2016）的研究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信息技术进步的势头就已经放缓，其效果也大多已经释放出来。［10］其他被人们寄予厚望的领域如生物工程和纳米材料等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进展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创新活动从实体经济领域转移出来，这些因素都导致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率增长受到限制，从而抑制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
不仅如此，在有效创造市场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放缓的同时，一系列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有效需求与劳动力供给，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也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导致技术进步成果难以施展。
在技术进步及劳动力供给面临困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转向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一方式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投资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增速逐步上升，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恰成对照（图10）。也就是说，当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本投入时，投资对增长的边际推动作用实际上在削弱。投资边际效益的递减反过来弱化了投资意愿，导致资本深化减速，又迫使政策当局依靠宽松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刺激已经弱化的投资意愿，最终导致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以及市场对其的依赖。二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改善，使得生产率的增长更加难以实现。这也意味着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效力边际下降。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银行近年来实施了近20年来力度最大的量化宽松政策，但也未能使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摆脱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本身不仅出现了许多矛盾与问题，甚至难以为继，迫使其不得不再度推出量化宽松“新政”。
第二，市场活力下降，在经济缺乏明显的新生产领域、新增长点的情况下，市场结构趋于集中化，新企业进入壁垒在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中寡头垄断的程度呈上升趋势，寡头垄断的产业范围不断扩大。造成这种“新寡头经济”现象的成因，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层面竞争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产能过剩条件下降低成本的需要。［11］如克罗蒂（2013）所指出的，自然寡头垄断的企业必须相互合作，把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以上，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盈余，才能避免亏损，同时也能为大型的资本品投资和技术进步提供资金。规模经济的存在，使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少数企业的相互合作在操作上可行。对市场的控制力和相互尊重的竞争还提供了稳定的、有利可图的环境，使企业能够承受巨大的固定资本项目投资的风险。［12］但是这种集中不可避免地会提高行业进入壁垒，并对创新形成某种限制。以美国为例，2005年至今，美国企业中的新公司占比持续下降（Cardarelli & Lusinyan，2015）。［13］由于公司的新陈代谢放缓，落后的生产形式难以被更高效的新形式取代，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三，在国际制度安排与政策层面，目前全球主要多边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效率低下，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也暴露出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存在的种种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尤其是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发展，使得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的那种资本依附于国家的两者一体的关系，转变成资本超越国家，国家从属于资本的新型资本—国家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控制资本或资本流动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资本凌驾于国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却将普通劳动者留在国家边境以内，结果不仅导致诸多的移民、难民问题，更使得发达国家因中产阶层破产而导致民主制度遭受挫折，传统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互为一体的关系遭到破坏。但迄今为止，在资本流动监控、监管和控制其破坏性等方面的全球多边制度安排依然阙如。二是如上所述，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各国对于参与全球各种多边制度安排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和成本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导致一些多边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如WTO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相反，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却越发浓重。三是在一些领域如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现行的国际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以“美元体制”为特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仅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扩大化、持久化，而且对处于“中心—外围”结构中的“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而言，双方的成本和收益过于不平衡。相应地，现行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也受到多方质疑，这无疑降低了相应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可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有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已无法更有效地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14］
不仅如此，近年来，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挑战。一方面，“逆全球化”趋势的抬头导致全球化进程面临严重威胁。2016年被称为全球经济“黑天鹅之年”，英国脱欧事件、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以及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决等具有代表性的黑天鹅事件，反映出在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移民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中出现并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在短期内构成了对多边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框架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波动联系的弱化，反映到政策层面将进一步带来各国政策当局的政策分化及相应的不对称冲击。显然，无论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本身的低效率与非对称性，还是其面临的各种冲击，对于长期获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都并非是积极信号。
总体而言，在现阶段技术进步特征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市场结构垄断化程度提高，以及原有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面临冲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确面临着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走出长期停滞的阴影。这一背景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持续增长，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及其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贡献
针对世界经济变化与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伴随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未来经济增速将由过去30年的10%左右下降至6%~7%左右，需要实现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这就要求将中国经济逐渐由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为由国内消费与投资平行驱动的集约式增长模式，因而调整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实现经济在较高速度上的可持续增长，关键还在于供给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当前大力倡导并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指向了重振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层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低迷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贡献，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低”状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有着双重影响。
第一，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相对低迷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弱化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度。由于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在危机后复苏比较缓慢，进口水平下降，且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下降，从危机前最高接近70%降至不足50%，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最高峰的10%下降到2%~3%的水平。与此同时，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201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5%左右，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66.4%快速提高到71%。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在经济增速和一些产出总量指标方面仍面临一些压力，但是不少结构性指标都在改善。［15］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和主要驱动力量已经与全球金融危机前有了比较明显的不同。
中国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虽然现阶段产业转型速度相对较慢，但经济增长继续从制造业和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和消费驱动。在制造业内部，也开始出现合资品牌被国内品牌替代的现象。尽管在短期内，受需求增加和刺激措施带来的增长动能的影响，中国制造业从2016年末到2017年初呈现出复苏势头，2017年2月制造业PMI达到51.6，高于前值和预期，并连续7个月高于荣枯线，但是在中长期内，需求重心转向消费和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内部优化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成型。从这一点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并非无益。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外部冲击仍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足够大的影响。因此，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困境及其各种不确定性将会对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形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于贸易的依赖程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仍处于更高的水平，无论是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变化或经济波动造成的需求变化，还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等，都会通过进出口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的经济与政策冲击带来的压力现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及国内利率的压力，从而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内的政策空间。因此，中国政府需要通过合理的调控手段和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上述冲击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确保实现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转向“中高端”的经济“新常态”。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可能做出特殊贡献。
根据萨默斯的观点，世界经济要摆脱“长期性停滞”，不能依靠货币政策手段，而需要依靠新的技术革命或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或者依靠主要经济体集体性的财政扩张。［4］在目前条件下，发达国家在这两个方面实现突破都存在较大困难。尤其就后者而言，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比金融危机前增长了近50%，财政扩张的空间已很狭窄，同时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又与财政政策相互制约，相互掣肘，使得发达国家很难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做进一步施展。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提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做出贡献，同时也相应地提高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从全球角度看，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低迷属于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不易解决，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距离全球技术前沿面仍有一定距离，意味着快速技术进步仍有可能，从而能够提高全球整体生产率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仍能支撑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意味着它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正外部性的发挥仍然有很大空间。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资本的相对稀缺都限制了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变现。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持续高于全球平均速度的经济增长加之需求结构的变化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性的出口市场，这种“市场提供者”功能的发挥一旦促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产品和资金的良性循环，对双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中国“市场提供者”和投资者功能的发挥能够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高达1/3，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也将对全球经济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
第二，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角度看，目前全球正面临着二战后最大一轮的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与重构。如前所述，现有的多边国际经济制度安排面临着诸多问题。事实表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架构，在国际制度安排中引入新的思路和新的愿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和多边制度安排中一支较新的主导力量，有条件提供这样的新思路与新愿景，从而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对G20平台的新构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这一国际公共品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倡议建设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RCEP、FTAAP等多元化经济合作组织与机制，无不体现出对中国政府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新想法，以及谋求多极化格局的机制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长远战略规划和长远愿景，［16］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国家主席在瑞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是在对近五、六百年西方文明兴起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进行重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有关全球化与人类文明走向的伟大构想，也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中国方案。这正是当前重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所需要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有助于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充分表明，在目前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国家“逆全球化”风潮加剧，全球化共识正在遭遇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倡的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也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在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处于“三低”状态、全球经济政策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可以支撑中国及其他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不仅对于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提升未来中国在国际制度安排中的主导地位，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现阶段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具体条件的“中国模式”。［17］
第三，在技术进步与创新领域，中国也可以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不同类型的创新中，能够带来新的需求与市场空间的新产品创新尤为重要，而新产品的创新某种意义上需要突破原有的产品创新的路径依赖，在这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结构和消费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特征，也有可能提供某些新的可能性。比如在互联网与物联网经济方面，中国就有能力提供新的业态模式与新的产品和服务类型，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能力提供更适合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中国对世界市场的总体参与水平依然较低，经济结构转变也尚处于起始阶段。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转型这样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在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多方面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18］同时，中国还应该在全球治理和多边制度安排构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大力推进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这三个层面上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如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并对国内外的不安全因素予以有效的震慑和遏制，最终将可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19］中国也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长期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民.世界经济：结构性持续低迷［J］.国际经济评论，2017（1）：9-22.
［2］Maddison，A.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er，2001：126.
［3］ Summers，L.Secular Stagnation? The Future Challenge for Economic Policy［R］.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Toronto April 12，2014
［4］ Summers，L.The Age of Secular Stagnation［J］.foreign Affairs，2016（95）：2-9.
［5］张明.世界经济如何摆脱长期性停滞［J］.中国外汇，2016（2）：12.
［6］〔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中文版：35-55.
［7］〔日〕速水和夫.资本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危机［M］.东京：集英社，2014：12-77.
［8］李晓，李俊久.美元体系内的东亚权利转移：性质及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1）：38-46.
［9］ Cowen，T.The Great Stagnation［M］.Dutton，June，2011：10-49.
［10］ Cette，G.，Fernald，J.，Mojon，B.The Pre-Great Recession Slodown inProductivit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6（88）：3-20.
［11］张宏.发达国家市场结构寡头垄断化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06（3）：102-106.
［12］詹姆斯·克罗蒂，向悦文.为什么全球市场会遭受长期的产能过剩?——来自凯恩斯、熊彼特和马克思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3（1）：37-45.
［13］ Cardarelli，R.，Lusinyan，L.U.S.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lowdown：Evidence from the U.S.States［R］.IMF Working Papers 2015（15/116）：1-23.
［14］何帆，邹静娴.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J］.中国金融，2016（20）：37-39.
［15］徐奇渊，张斌.中国经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释放人力资本红利［J］.上海金融，2016（1）：7-13.
［16］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30-59.
［17］丁一兵.离岸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J］.东北亚论坛，2016（1）：21-30+126.
［18］李晓，裴祥宇.中美经济脱钩演进及其测度研究——兼论中美经济联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5（11）：3-11+39.
［19］冯维江，张斌，沈仲凯.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1）：4-35.
1.2016年9月21日，日本银行推出了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内容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日本银行将通过负利率政策和购买国债相结合的方式控制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并制定了一个短期政策利率和一个长期利率的市场运行指导方针，最终达到调节收益率曲线的目的。第二，银行除了购买国债以外，还要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余额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余额会以每年6万亿日元和9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第三，日本银行将承诺扩大基础货币量，使通货膨胀率相比上年同期水平有所扩大，并实现通货膨胀率长期稳定在2%的目标。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的主要变化就在于，以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价格）曲线作为操作目标替代了以往单纯的数量控制目标。
2.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受到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平移到了一个低水平的轨迹发展。”参见朱民.世界经济：结构性持续低迷［J］.国际经济评论，2017（1）：12.
3.所谓“金融国家”，是指掌握着“金融霸权”的国家，其本币就是世界货币，其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近代的霸权国家都是“金融国家”。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4-18.
4。今天，世界上所有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无论是拉美各国或是“欧猪”国家，IMF或世界银行以及债权国为其开出的药方无一不是紧缩财政开支、经济结构调整、勒紧裤带还债……唯独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继续可以放肆地扩大消费、扩张政府开支（赤字），并通过债务扩张刺激经济增长。
5.关于“美元体系”及“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关系的相关研究参见：李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视点与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亲爱的各位朋友，为了加强不同群体朋友之间的交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拟创建微信交流群，分别为公务员群，教师群，学生群，爱好者群，企业群以及媒体群定期举行交流以及活动。请添加微信1264273178添加时备注您的信息将您拉入对应的群中。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ID：sinozhuge
长按二维码关注
万里常安研究院是由国内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国际新闻评论员黄日涵老师领衔的专业研究“一带一路”以及海外风险的智库，旗下中国最大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社区拥有15万的关注者，投稿或课题研究合作请联系邮箱：sinozhuge@126.com，另外“海外利益研究”
（haiwailiyi）微信公众平台也期待您的加入。
责任编辑：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