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汪波、许超：穆斯林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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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波、许超：穆斯林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内容提要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中东动荡国家的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寻求庇护，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使得欧盟成员国纷纷收紧移民政策，欧盟多年来引以为豪的申根体系遭到破坏；难民危机加剧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大国国内社会的分化对立，政治分歧凸显，并导致欧洲国家出现了整体右倾化的趋势。此外，穆斯林难民问题还对欧洲社会的就业、社会福利、人口结构造成冲击，加剧了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导致欧洲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愈发严重，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愈加突出。
关键词
难民危机；欧洲；穆斯林；全球治理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图片来源：stepsofjustice.org
在分析穆斯林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难民与穆斯林难民的定义。难民是指受到迫害而逃往他国的一种非正常移民现象，毫无疑问，穆斯林难民是指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群体。由于当前逃往欧洲国家寻求庇护的难民以穆斯林群体为主，因此可以将此次难民危机称为穆斯林难民危机。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大量难民逃往欧洲寻求庇护。据估计，中东地区动荡已造成约450万人流离失所，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难民潮。这些难民远离家乡，通过陆路或水路到达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然后再进入德国、瑞典等其他欧洲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仅2015年10月，就有超过21.8万名难民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接近2014年全年的难民人数。整个2015年共有74.4万多难民前往欧洲寻求避难。迄今，叙利亚内战仍久拖不决，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家持续动荡，难民源源不断地跨过地中海涌入欧洲，造成欧洲多国面临难民危机。在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和俄欧关系紧张的当前，难民的大批涌入对欧洲社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堪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欧洲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难民危机冲击欧盟移民政策
二战后，欧洲为振兴经济，引入大量移民，劳工移民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群体。随着移民数量的大量增加，欧洲国家制定了各自的移民政策，并积极促进移民融入本国社会。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盟开始积极探索共同的移民政策。与更为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相比，欧盟的整体移民政策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它经历过以下几个重要时期：1985年《申根协定》的签署实现了欧洲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共同移民政策的重要前提；1990年签署的《都柏林公约》是有关难民这一特殊移民群体的重要文件；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将移民纳入到欧盟的框架内，正式拉开了欧盟移民政策一体化的大幕；1997年6月《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署使欧盟真正获得了部分处理移民事务的权力。2008年10月，欧盟27国通过了《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标志着欧盟整体移民政策的正式形成。为更好地落实整体移民政策，欧盟先后推出了 “坦佩雷计划”（1999年）、“海牙计划”（2004年）、“斯德哥尔摩计划”（2009年）三个五年规划。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欧盟整体移民政策作为欧盟司法与内务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欧盟的东扩，新老欧洲之间、欧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决策中的“一致同意”原则，都使欧盟整体移民政策的执行遭遇了极大阻力。特别是当前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欧盟整体移民政策实施的难度，甚至使该政策处于停滞状态。具体来说，当前的难民问题给欧盟整体移民政策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穆斯林难民问题对《申根协定》造成了巨大冲击。
1985年6月，德国、法国等五国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签署了旨在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关卡，实现人员自由通行的《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的协定，即《申根协定》。协定签署后，随着欧盟的扩大，申根区域不断扩展，至2016年12月已包含26个成员国，其中包括22个欧盟国家和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冰岛4个非欧盟国家。欧洲国家达成的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申根区域不设置国家边境检查，在这个区域内，申根区公民、非欧盟成员国公民、商业人士和游客都可以自由流动。
但是，当前涌入的大量穆斯林难民超出了很多国家的承受能力，一些申根成员国纷纷实行边境管制，严控难民入境。希腊、意大利作为地中海前沿国家离穆斯林难民来源国最近，通常是难民抵达的首站，使本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两国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往往随意让成批的难民进入其他欧洲国家。同样，以匈牙利、斯洛伐克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也承受着大批穆斯林难民入境的沉重压力。中东欧国家虽然不是穆斯林难民最理想的目的地，但这些国家也接收了大量难民。截至2015年7月底，匈牙利共收到96,350份难民申请，是欧盟各国中难民申请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2015年上半年，每10万匈牙利当地人口中就有665名穆斯林难民；每10万德国当地居民中有190名穆斯林难民，而英国只有23人。客观来说，中东欧国家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缺少接收外来移民的传统，并且其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各国。因此，中东欧国家对涌入的大批穆斯林难民采取了严厉的抵制态度。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家纷纷关闭边境，建立围栏，部署边防警卫和采取其他措施对边界严加监控，尽量把大批难民挡在国门之外。
另外，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此问题上也面临艰难抉择。为减轻希腊等欧盟边境国的难民压力，欧盟提出了难民分摊方案。为此，德国率先对这些穆斯林难民开放了与匈牙利的边界，表示欢迎所有难民进入德国寻求庇护。但2015年11月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立刻呼吁欧盟各国采取边境管控措施。德国政府积极响应，宣布恢复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管制、重新实行边防检查。德国的举措很快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奥地利、法国、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纷纷效仿，恢复了边境检查，使欧盟在整体上收紧了难民接收政策。
欧盟各国的边境检查和持续收紧的难民政策，破坏了作为欧盟移民政策基础的申根体系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欧盟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16年初涌入欧洲的穆斯林难民较2015年已大幅减少，欧盟委员会于2016年3月4日专门发布了《重新回归申根路线图》的文件，强调尽快恢复申根体系和消除内部边境管控对维护欧盟整体性的重要意义。
其次，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对《都柏林公约》造成了严重破坏。
《都柏林公约》是欧盟在《申根协定》签订的同时通过的一部法律，它明确了难民在《日内瓦公约》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这项公约建立了一个授权进入欧盟范围内的指纹数据库。《都柏林公约》旨在快速理清负责难民庇护的成员国，并实行入境国负责原则，规定只要一个成员国负责审查难民的庇护申请，通常负责的是难民进入欧盟寻求庇护首先进入的国家，以避免一名难民向多个成员国发起庇护申请。
《都柏林公约》体系的规定对希腊、意大利等海岸线较长的欧盟外围国家十分不利，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难民越过地中海抵达的首站，但对德国等地处欧盟内陆的国家却十分有利。由于规定本身的不合理性，受到《都柏林条约》约束的部分成员国正面临巨大危机，涌入这些国家的难民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它们的接收能力，造成这些国家的难民营环境急剧恶化，甚至连申请避难的难民也不愿意待在这里。而这些外围国家也不愿意承担为避难者登记注册的义务，希望让难民随意进入欧盟内陆国家，进而动摇了《都柏林公约》的实施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放弃了《都柏林公约》的规定，率先开放了与匈牙利的边界，允许大批难民进入德国寻求庇护，并承担起难民的登记、调查、甄别和审核工作。这虽然是对《都柏林公约》缺陷的一种灵活性修正，却导致大批难民涌入欧盟内部地区，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此，2016年4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对《都柏林公约》进行修正，但至今仍未制定出统一的难民应对方案。目前，如何重塑《都柏林公约》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已经成为欧盟各国面临的一道难题。
再次，大批涌入的穆斯林难民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裂。
在来势汹涌的难民潮面前，欧盟各国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难民的接收及其摊派上很容易出现分歧。加之欧盟始终未能制定出应对难民的统一策略，因而加剧了欧盟的内部分裂。在决定如何处理难民危机和谈判难民配额分配的过程中，欧盟国家之间原先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东欧和西欧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愈加明显。
对于欧盟强制通过的难民摊派方案，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较为乐意接受；英国、希腊等国家则以摊派政策会鼓励难民偷渡为由而拒绝参与；以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更是强烈抵制并投了反对票。围绕难民问题，欧盟各国之间相互指责不断。各国为维护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已将欧盟的整体利益抛之脑后，导致欧盟的整体移民政策逐渐陷入崩溃状态。
最后，穆斯林难民危机引发的欧洲社会问题推动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发展。
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素以反移民、反主流和排外著称，当前的难民危机为他们扩大势力提供了良机。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要包括法国国民阵线、瑞典民主党、奥地利自由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等，它们通过夸大难民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复强调穆斯林移民可能带来的恐怖威胁，在欧洲主流社会民众和穆斯林移民之间制造仇恨等方式，获得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近年来势力迅速壮大，并在地方选举和大选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例如，瑞典右翼民主党在2014年大选中获得了12.9%的选票；芬兰极右翼正统芬兰人党在2015年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组建联合政府；希腊极右翼金色黎明党在2015年大选中获得了7%的选票，成为希腊第三大党；丹麦人民党在2015年6月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了21.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已成为法国2017年大选热门候选人。
总之，极右翼政党之所以能对欧洲国家当前的执政党形成冲击，原因主要是它们通过广泛的宣传，将移民、宗教冲突和“伊斯兰恐惧症”引入到日常政治话语中。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政党为了争取选民，在竞选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应这些问题。随着这种社会氛围的加剧，欧洲政治出现了整体右倾化的趋势。目前看来，如果难民危机得不到有效解决，极右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随着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大和对政治参与的加强，欧盟的整体移民政策也必将受到更多限制，这将使欧盟多年来为整体移民政策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将遭遇重大挫折。
二、难民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穆斯林难民危机不仅严重影响欧盟整体的移民政策，而且对欧洲主要大国产生了具体而显著的影响，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5年5月，欧盟强制推出了分摊滞留在意大利、希腊境内约4万难民的方案，同年9月又制定了分摊在匈牙利、意大利和希腊境内12万难民的方案。但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英国却表示拒绝接受摊派任务。对于难民摊派方案，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明确表示，欧洲领导人关于难民在欧洲大陆分派的做法，会鼓励更多难民踏上潜在致命的旅程，甚至鼓励偷渡行为的发生。截至2015年9月3日，英国总共只接收了约5,000名穆斯林难民，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当日，3岁的叙利亚难民艾兰·库尔迪溺亡在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在舆论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卡梅伦表示，英国将承担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增加难民安置资金。随后，英国政府又提出在5年内安置2万名难民。
英国政府对难民的消极态度，源于对大批涌入的穆斯林难民会加剧英国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原有冲突的担忧。穆斯林在英国属于少数族群，主要来自英国的前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处理主流社会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承认穆斯林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穆斯林族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英国主流社会相处融洽。截至2014年，英国穆斯林人口约300万，占英国总人口的4.6%。然而，随着穆斯林群体在英国社会中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双方的冲突逐步显现。一方面，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服饰、清真食品、街头礼拜、宣礼塔、清真寺在公共生活中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在鼓励文化、宗教多样性的同时也导致了穆斯林群体的封闭和固化，不仅没有促使穆斯林族群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反而制造了一个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平行社会，使穆斯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远远低于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而英国民众对于穆斯林的排斥情绪也逐渐加剧。
近三十年来，穆斯林群体与英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并随着1989年拉什迪事件、2001年“9·11”事件、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等事件急剧升温，英国社会开始对穆斯林产生恐惧并存有戒心。面对涌入欧洲的大批穆斯林难民，英国社会更加感到担忧，担心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会加剧穆斯林族群与英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负面认知。英国普通民众担心，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不仅会抢夺他们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而且该群体会成为麻烦和暴力事件的制造者，其中还可能混杂着恐怖分子。因此，英国政府在接纳穆斯林难民时极为谨慎。英国广播公司数据显示，2015年全欧洲共批准了29万难民申请，其中英国仅批准了1.3万人，较德国的14万人相去甚远。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支持“脱欧”的背后，也可以看到穆斯林难民危机因素的影响。为防范难民由法国通过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2016年9月20日，由英国出资、在法国港口城市加来修建的阻止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城墙正式开工，这条城墙被当地媒体称为“加来城墙”，是英国防范和阻止难民的又一例证。
不仅如此，穆斯林难民问题也加剧了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分化。在叙利亚难民艾兰溺亡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在难民接收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决定在未来5年安置2万名难民，但这一数字与欧盟其他国家以及叙利亚邻国相比实在相去甚远。2016年以来，英国政府实际上逐步实行了收紧政策。作为对国家限制和排斥难民的回应，英国国内出现了支持难民的社会运动，难民委员会、“拯救儿童”等支持接收难民的组织，其中不仅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团体，而且还包括大批志愿者。这些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进行动员，组织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寻求捐款，努力提高公众对难民困境的认识。目前，这种支持难民的社会运动仍在英国持续进行，支持者走上街头向英国普通民众宣传难民的遭遇，以获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英国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的反欧盟、反难民主张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击败保守党和工党，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此外，独立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也表现突出。虽然英国独立党的崛起对英国当前的政党政治尚未构成威胁，但却反映出英国政治正在逐步右倾化的发展趋势。由于英国独立党坚定的反穆斯林难民立场，并已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英国政府对待穆斯林难民的态度也难免会受到独立党的影响。
与英国相比，法国在接收难民的问题上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姿态。在政策上，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欧盟整体难民政策来解决难民危机。在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难民摊派方案中，法国同意接收2.4万名难民，这一数字仅次于德国。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的难民接收名额非但没有减少，奥朗德政府还宣布将难民的接收名额提高到3万人。但是，当前的穆斯林难民危机与法国遭遇的恐怖袭击威胁等相互交织，加剧了法国主流社会与国内穆斯林群体的分化。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其前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目前约有50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近10%，其中有近一半人取得了法国国籍。在对待穆斯林群体的政策上，法国不同于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做法，采取了彻底的世俗化政策，旨在使穆斯林群体彻底融入法国社会。
然而，这一世俗化的族群融入模式，却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法国穆斯林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比较贫困、落后的地区。伊斯兰教在当地社区发挥着重要的凝聚功能，吸引了大批年轻穆斯林。这些聚集在一起的穆斯林男青年因缺少工作，往往容易形成犯罪团伙，从事贩毒等犯罪行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法国的穆斯林群体非但没有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反而逐步形成了对主流社会的对抗心理。在他们当中，“他者”的身份认同不断增强，特别体现在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断裂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的贫困与窘境使得他们不断反抗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同时，这些人中的激进分子更容易被“圣战”组织招募，这也是近年来暴力事件在法国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法国本土的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了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和2016年7月的尼斯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大多由“伊斯兰国”组织指使，由境内外恐怖势力勾结实施。袭击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严重威胁了法国的国家安全。虽然经查证这些事件与当前进入法国的穆斯林难民无关，但穆斯林难民的身份还是在法国造成了恐慌，对穆斯林的敌视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在难民接收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但反对接收难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他们担心恐怖分子借难民的身份进入法国，从而在申根地区自由流动。这不仅会威胁法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对整个欧洲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奥朗德政府一再宣称恐怖袭击事件与难民无关，难民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不应成为恐怖主义的替罪羊，接收难民是一种人道主义责任。为消除民众的恐惧，奥朗德政府还决定进一步加大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力度。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奥朗德政府迅速调整其中东政策，不再以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为目标，而是正式对“伊斯兰国”组织宣战。
与此同时，穆斯林难民问题也加剧了法国的政治分化，推动了右翼政党的迅速发展。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给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法国极右翼政党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工具，使他们坚定的反难民立场获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这些右翼政党利用恐怖袭击事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抵制难民涌入的做法已经初见成效。2015年12月，在法国本土大区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素以反难民著称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6个大区的选举中得票领先。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安全问题面前，执政的法国社会党支持率越来越低，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教育部长贝努瓦·哈蒙的民调支持率在10%左右，社会党几无连任的可能。而主张取缔伊斯兰组织、驱逐非法移民、关闭清真寺的“国民阵线”则迎合了民众对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的担忧，支持率大幅增加。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前，民调显示，极右翼候选人马丽娜·勒庞在首轮选举中将获得26%的选民支持，其竞争对手曼努尔·马克龙为23.5%，弗朗索瓦·菲永为20.5%。有评论指出，“移民、难民问题愈演愈烈、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因素滋长出的法国国内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恰恰在标榜‘真正法兰西’、‘法国第一’的勒庞及其领导的‘国民阵线’身上找到了‘燃点’。玛丽娜·勒庞虽然能复制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式胜利，成为欧洲的又一只黑天鹅”，但势必会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上升，恶化法国的政治生态，穆斯林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矛盾会更加严重，法国的安全形势也会愈加严峻。
受到欧洲难民危机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德国。在此次穆斯林难民潮中，德国是难民的首选目的国，也是最大的难民接收国。2015年上半年，德国收到了20万份避难申请。至2016年年底，已有80万左右的难民涌入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的整个过程中，默克尔政府实行了不设上限的难民接收政策，与英法等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移民组织调查显示，从2015年1月至10月间，总共有超过75万难民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几乎比2014年增加了三倍。欧盟的统计数据还显示，这些难民都无意再回归祖国，已有超过70万人申请庇护。而德国是难民最受欢迎的目的国，已经收到了大约一半难民的申请。此外，德国还积极推动欧盟的整体性难民应对方案的出台，在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难民摊派方案中，德国承担了3.1万的最高份额。德国之所以对难民采取如此慷慨的接纳态度，除自身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大国担当外，德国历史上经历的难民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期间，大量德国人尤其是犹太人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而背井离乡，沦为难民，这些人曾得到过美国等国家的慷慨接纳。2015年德国举行第一次难民纪念日时，德国总统高克就表示德国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为难民提供庇护，因为二战期间德国人也曾经是难民。
当然，在德国政府看来，接纳难民的政策也给德国带来了积极影响。一方面，难民的涌入将缓解德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德国近年来人口出生率较低，老龄化现象越发严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而这次进入德国的穆斯林难民中，80%的难民申请者年龄在35岁以下。德国政界与工商界都期待通过有效的移民融入政策，促使这些难民进入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职业培训将他们训练成专业人才，满足德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使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并促进经济发展是德国政府最现实的考量因素。
另一方面，德国大量接纳难民也是为了彰显德国作为欧盟领导者的担当精神，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威望。与英国的拒绝摊派和法国的犹豫不决相比，德国在接纳难民问题上表现积极，并承诺接收难民不设上限，彰显了其大国风范。在此过程中，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敢于担当的政治和道德典范。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默克尔多次鼓舞民众：“我们德国人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和人道主义责任。二战期间我们数百万同胞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沦为难民，今天他们已经成功融入当年寻求庇护的国家中。”
为了减轻希腊、意大利等国的难民压力，德国积极推动难民配额机制，还暂停了都柏林议程，允许大量难民进入德国寻求避难，不失为对《都柏林公约》的灵活运用。默克尔还多次呼吁欧盟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难民危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管控难民潮，消除公众绝望和抵制的情绪。2015年10月，默克尔访问土耳其，就难民安置与难民过境问题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进行商讨，促成了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有关难民危机协议的签署。根据协议，在2016年3月20日或以后，土耳其每接收一名经过该国试图进入希腊的难民，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将安置一名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或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这一措施对减少更多非法难民进入欧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批难民的涌入也给德国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德国张开双臂欢迎难民，一时间数十万的难民如海啸般涌入德国，大大超出德国的接收能力，如何安置难民和促进难民融入德国社会遂成为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德国对待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政策不同于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和法国的彻底世俗化模式，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客籍工人”（guest worker）模式，允许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强力促进他们融入德国社会。这种看似多元的政策在族群融入方面并不成功，反而造成穆斯林作为一个封闭群体与主流社会平行存在。早在2010年，默克尔就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因此，当前大量穆斯林难民的融入势必会造成德国民众的恐慌和抵制，甚至民怨沸腾。特别是2016年跨年夜发生的科隆性侵案，经调查嫌犯全部是穆斯林难民，进而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克隆性侵案发生后，德国政府最初试图加以掩盖，但事件最终却成为国际丑闻。而德国政府力图掩饰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实际上，科隆丑闻只是难民带来问题的冰山一角，穆斯林难民类似的负面新闻正在德国各地出现，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甚至德国儿童都恳求父母保持清醒并保护他们的安全。
因此，穆斯林难民问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德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的对立。2015年7月16日，当默克尔在德国北方城市罗斯托克向青少年发表题为“在德国的美好生活”的演讲时，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孩用流利的德语向默克尔控诉，她和她的家人正在遭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小女孩表示，她也想和其他人一样去读大学，但当她看到别人享受美好的生活她却不能时感到非常难过。默克尔略显无奈地与小女孩的合影流传到网上时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同情，但民众的愤怒依然迫使默克尔政府收紧难民政策，并承诺对难民进行严格管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担心恐怖分子伪装成难民混进德国，对穆斯林的恐惧感也日益增加。目前，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在德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党外，甚至执政联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和财政部长朔伊布勒都批评默克尔对难民过于慷慨，并警告难民危机正在演变成德国的国家灾难。德国民众的质疑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默克尔的执政根基，默克尔的支持率也开始下滑。由此可见，难民危机显然已经成为默克尔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难民危机加剧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间的矛盾
中东难民的大量涌入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突出体现在难民危机加剧了主流社会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无论是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法国的彻底世俗化政策，还是德国的所谓“客籍工人”模式的多元族群融合政策，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欧洲地区，穆斯林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宗教特征的少数族群，非但没有很好地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反而愈加封闭，而由此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日益严重。穆斯林难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社会的混乱，欧洲各地蔑视法律的情况频频出现，政府预算大为增加，犯罪、福利成本增高，失业率增加，恐惧和仇恨正在欧洲蔓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抢占了欧洲国家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难民进入欧洲后，欧洲国家就要为其提供粮食、住所以及工作机会。难民的安置往往是一项长期工作，欧洲各国都必须花费相当部分的财政支出。反观当下，欧洲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衰败、市场失灵、失业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移民自然会被当作就业机会的争夺者。同时，一百多万难民的涌入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带来冲击，给各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系统带来压力，这无疑也要以牺牲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为代价。
其次，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将改变未来欧洲的人口结构。虽然穆斯林人口目前在整个欧洲所占比重较低，但从长远来看，穆斯林族群的高出生率已经让欧洲国家感到担忧。皮尤研究中心关于全球穆斯林人口的调查显示，2007年欧洲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达3,800万，占总人口的5.2%。与此同时，欧盟范围内约有1,600万穆斯林，占欧盟总人口的3.2%。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报告指出，穆斯林人口出生率为2.2%左右，而非穆斯林人口的出生率仅为1.5%。由此推断，到2030年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8%。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民众的担忧，并被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加以利用。瑞典右翼分子曾公开指出，按照当前趋势，15年后瑞典人将成为本国的少数民族。欧洲一个反移民网站还宣称，男性穆斯林难民可能会娶很多妻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会彻底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构；急剧增加的穆斯林人口，将会侵蚀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尽管一百多万穆斯林难民还不至于在短期内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构，但这种担忧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欧洲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冲突。
最后，当前穆斯林难民的大量涌入也使欧洲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挑战。从目前的情况看，难民的涌入确已导致暴力、排外事件不断增多，特别是当难民与恐怖分子联系起来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曾经有欧洲学者对1970年至2007年间154个国家进行过分析，表明接收难民较多的国家通常更容易滋生国内外恐怖主义。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所有这些假设被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所利用，特别是来自波兰、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政治人士，更倾向于把当前欧洲的穆斯林难民与恐怖分子挂钩。他们因此敦促关闭申根边境，减少难民在申根区的自由流动。欧洲右翼政治活动家帕梅拉·盖勒曾传播了一段来自匈牙利的视频。在视频中，穆斯林难民像洪水泛滥般涌进边界，高喊“真主至大”，并被盖勒解释为“战争宣言”。对此她强调，穆斯林难民是敌对的入侵者，因而有必要敦促政府禁止穆斯林难民进入。对于大批难民来说，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也使他们遭到不公正待遇，这种歧视和不公正很容易在他们当中滋生极端主义思想。难民中那些带有极端主义情绪的人易被极端组织招募，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进而对欧洲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关于“穆斯林难民是入侵者和恐怖分子”的言论在欧洲不绝于耳，恐惧和仇恨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很明显，当前穆斯林难民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就业、社会福利和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本已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差异使得两种文明长期处于敌对甚至战争状态。欧洲是一个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区域，二战后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穆斯林作为劳工涌入欧洲并在当地定居下来。此后，欧洲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推动这些外来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但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涌入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加，在公共生活领域通过穿戴宗教服饰，建设清真寺，每日按时礼拜来强化自己的宗教身份，使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存在和扩大。穆斯林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和族群差异，导致欧洲社会反移民势力的逐渐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反移民团体针对穆斯林移民发动的种族主义攻击和排外情绪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开始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2004年的马德里恐怖袭击和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等，使欧洲社会主流人群开始对穆斯林反感并加以谴责，导致“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情绪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当前的穆斯林难民潮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欧洲地区的“伊斯兰恐惧症”。特别是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和2016年元旦科隆性侵事件发生后，这种恐惧感在进一步上升。肯尼斯·罗斯对此评论道：“此次难民潮彻底激怒了右翼反伊斯兰势力。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可能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反感和愤怒，这不仅是难民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社会福利的问题，真正的原因是难民是穆斯林。”
四、余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社会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在融入欧洲社会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并没有起到桥梁的作用。与此相反，伊斯兰教寓于生活之中的特点实际上对融合起到了一种阻碍作用。在欧洲，伊斯兰教往往被建构成西方价值观的对立面，逐渐形成了一个“我们”与“他们”严格区分的平行社会。在欧洲主流社会看来，当前大量难民的涌入必将增强欧洲穆斯林的势力，这将使欧洲国家的社会分裂不断强化并日益朝着有利于穆斯林的方向倾斜，最终穆斯林将在文化和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曾明确表示拒绝穆斯林难民，认为“那些到达我们国土的难民代表着另一种宗教，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他们绝大部分不是基督徒而是穆斯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欧洲的身份认同是基督教。为了保护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关闭我们的边界阻止穆斯林进入”。同样，斯洛伐克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运动，共收集了14.5万个签名请愿书拒绝穆斯林难民进入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民众的压力下，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zo）在331个难民申请者中仅给予了14人难民身份。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偏见和敌意无疑在此次难民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酵，“伊斯兰恐惧症”一时间也是甚嚣尘上。对穆斯林极为恐惧的欧洲人，也许会想起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生前的预言：穆斯林在欧洲最终将取得胜利，不用枪，不用剑，也不用征服，在几十年后欧洲将成为穆斯林的世界。感谢奥巴马和欧洲政治家，他们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破坏，将使大量穆斯林可以涌入欧洲。”
当前，穆斯林难民潮带来的“伊斯兰恐惧症”还被欧洲右翼分子所利用，民粹主义在欧洲各国开始盛行，欧洲政治出现了整体右倾化的趋势，“伊斯兰恐惧症”甚至成为政客在选举中为赢得大选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常常会通过一些想象的威胁来扩散仇恨和分裂民众。很多中间派政党也开始接受极右翼政党带有“伊斯兰恐惧症”倾向的观点，例如禁止建造清真寺，禁止穿戴穆斯林头巾，实行监视方案，以及奥地利2015年出台的歧视伊斯兰教的法案等。实际上，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和壮大的最根本原因是欧洲至今仍未走出欧债危机的阴霾以及由此带来的失业和社会福利削减等问题。在当前的穆斯林难民危机中，极右翼政党又不断渲染难民带来的威胁，将伊斯兰教描述成一个暴力、偏执、反民主和淫乱的宗教。这就使欧洲国家底层民众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对穆斯林难民的敌视不断增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欧洲政治出现整体右倾化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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