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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

作者：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来源：求是理论网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持久关注。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学者主要考察了印度方面的因素，认为尼赫鲁坚持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声望和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于是尼赫鲁便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可以无条件地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是尼赫鲁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一种涣散或者软弱无力的状态，怎经得起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同时中国学者还分析了印度国内政治以及尼赫鲁个性和情报系统方面的因素。中国官修的中国外交史著作则强调，“1959年以后，由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①]

　　印度学术界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研究，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较为系统利用印度方面的资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第一，对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第二，中国当时面临各种严重的国内外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第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所以，印度决策者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冲突逐步升级的风险。他还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这并不是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也未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敌对开始为标志的，而不是印度军队的战败。他还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在印度学者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兰加纳坦（C.V.Ranganathan）和卡纳（Vinod C.Khanna）认为，由于中国存在着国内的困难，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全国性的饥荒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中国领导人通过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保持人民对其统治的信任。中国领导人期望通过这样的军事行动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中国还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挠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破坏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着重考察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1959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原因。他们强调，对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所持有的看待国际关系的观点，毛泽东表示了强烈而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③]在这个问题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 ）也持同样观点，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响的最大国家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其他亚洲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④]

　　而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⑤]

　　从上述学术发展史看，中国和印度两国学界的论点截然相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近解密的美国、苏联的外交档案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探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通过重新考察印度独立后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可以看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样，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因此，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不仅仅只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在边界地区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对冷战以及大国关系而言，这一事件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印度独立后外交的实质和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所怀有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⑥]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1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驻华大使K.P.S.梅农（K.P.S.Menon ）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是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的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相反它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很强大并持续上升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而且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至于同中国的关系，尼赫鲁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⑦]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⑧]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上述政策主要服务于两个战略目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于侵略的最好保证。”[⑨]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的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但重要的是印度在要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 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的一个堡垒……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⑩]

　　为了进一步加深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实质的认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的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 ），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可想象的。[11]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2]1948年4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Shankar 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13]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14]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1948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1948年8月指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1949年1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V.K.梅农（V.K.Menon ）说：“我们为什么不多少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15]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经将巨大的责任压在美国的肩上，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经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位置。”[16]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尼赫鲁决定1949年10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1949年4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对印度投资的限制。4月2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是由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17]

　　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倒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任务，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18]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19]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祖科夫（E.Zhukov ）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领导人显然认为印度推行的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20]斯大林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定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21]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尼赫鲁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某些基本的人性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的很多，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死板框子内部的矛盾正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动力。共产党人鄙弃可以谓之生活的道德面和精神面的那种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它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尼赫鲁同样谴责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镇压，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22]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23]

　　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24]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25]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 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Wesley 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乎逻辑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26]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54年底到1955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27]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解释了印度的“中立”政策。尼赫鲁说，中立并非是在基于专制和基于民主的政府之间无原则的漠不关心，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印度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国友好并非自己兴趣所致，而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需要。

　　尼赫鲁强调说，印度和中国有1800英里的边界，守卫如此之长的国界线将耗尽国家的资源，这样就肯定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阻止印度共产党上台。另外，同西方结盟将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印度无力防卫自己，负担将落到盟国身上。[28]因此，经过长期的考虑以及同英国的讨价还价，1949年4月印度最终决定加入英联邦。对此尼赫鲁表示：“如果我们完全同联邦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一时就要完全孤立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完全孤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环境所迫而倾向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那种向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倾倒就必须以互惠为基础……换言之，这就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义务。”[29]对美国而言，鉴于印度此前长期的反英立场、中立主义和反殖政策，印度加入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尼赫鲁公开倒向西方集团一边。《纽约时报》称赞印度的决定是“历史性的一步……它不仅促使英联邦前进，而且限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开辟了比大西洋更广阔的防务前景。”而苏联则将印度加入英联邦视为尼赫鲁投靠西方的又一证据，认为尼赫鲁“已经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作交易来打击印度人民”。[30]

　　对美国的战略而言，遏制中国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杜勒斯的一句话可以明确表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实质。杜勒斯指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自治国家。它同共产党中国约有2000英里的共同疆界。现在这两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是自由方法还是警察国家方法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步。这种竞争直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民，它的结果最后也会影响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适当地继续给予印度某种技术援助和物资，使它能完成它的五年计划，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31]肯尼迪更加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他在1958年发表文章指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已经成功选择了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的道路，“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肯尼迪还强调，假如印度内部发生分裂或与中国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自由世界将不再是自由世界了。”[32]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认为，“印度和中国的斗争，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以及寻找机会证明谁的生活方式更美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将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前途，影响共产党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安全和地位。”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33]

　　因此，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1957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1号文件。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一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34]1958年3月初，美国宣布向印度提供2.25亿美元的贷款。在肯尼迪任内，美国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1961年5月，美国国会拨款5亿美元援助印度的经济发展。在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担任驻印大使期间，美国每年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约为6.7亿美元。肯尼迪表示，他看不出“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35]同时，肯尼迪政府内亲印势力也非常强大，国务院的官员强调，印度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笔财富，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盟国；这样，印度大约100万军队将会有助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压力。[36]

　　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时候，印度有关决策层就认为，中国这一行动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几乎来到我们的大门口”，从而给印度造成严重的威胁，建议对北部和东北部边境的防务早做准备。[37]为此，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SardarPani 36 53056 36 19541 0 0 7947 0 0:00:06 0:00:02 0:00:04 7946kkar）设想以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潘尼迦向尼赫鲁建议：如果中国在将来提出边界问题，最好的行动路线就是拒绝讨论边界问题，并采取尼赫鲁已经公开宣称的官方立场，即位于麦克马洪线印度一侧的领土不是讨论的议题。[38]到1954年，尼赫鲁已经决定采取上述方法处理整个北部边界问题，而不仅仅是东段，印度出版的地图反映了这一政策。1954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39]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年11月2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内容：“一、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经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二、在北方邦和其他北部地区，没有像拉达克那样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三、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的许多困难，应沿着我国边界努力集中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接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40]

　　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在1962年9月22日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联合会议上，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atan Kumar Nehru ）说，政府的立场是，“我们绝不能接受任何对东北边境特区之国境线的侵犯”，同时还应加强多拉地区的力量，“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即便是遭致中国人在我们力量薄弱的拉达克地区的反应为代价，否则我们会丢失更多的领土。”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当时要求把“将中国人从多拉赶出去”的命令记录下来。[41]这样，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43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美国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ly Smith ）1959年5月访问印度后，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及其亲密顾问在同他的会谈中，都表示了对中国的担忧。[42]虽然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Herter）曾暗示，美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不能确定印度和中国各自要求的是非曲直。[43]但美国的冷战战略使得美国采取全面支持印度的立场。艾森豪威尔1959年年底访问印度时向尼赫鲁保证，一旦印度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巴基斯坦保持中立。1961年3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M.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为此考尔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秘密访问印度，双方协商为上述情况准备一个应急计划。

　　[44]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尼赫鲁和梅农尚未充分理解这一任务的困难性，为此考尔强调，“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考尔甚至告诉这位美国大使，他已经劝告政府放弃对不结盟政策的承诺。[45]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46]

　　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书记处总书记拉纳迪夫（B.T.Ranadive）打电报祝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国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依靠印度所有爱国者的团结及斗争，印度肯定不会长期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之下。毛泽东在回电中还强调，同解放了的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47]中国当时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的渣滓”。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48]

　　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性质，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49]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在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50]陈毅在同一时期也强调指出：“亚非国家是天平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码，这个码子放在帝国主义方面，他们重了，我们轻了；把它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就重，他们轻了。”陈毅还明确指出：中间地带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中间地带正处于激烈的革命过程中，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陈毅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51]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毅曾称赞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K.P.S.梅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对于印度占领果阿，中共中央虽表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相信军事行动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但强调了中国会尽自己所能结束殖民主义。[52]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53]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54]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55]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56]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57]

　　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已初露端倪。鉴于历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决策时，充分考虑印度的反应。毛泽东1950年8月指示，由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因此中央“正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58]但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59]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连续照会中国政府，表明其立场。在这些照会中，印度坚持认为，“在目前，当国际形势如此微妙时，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扰乱和平的举动，会在世界心目中损害中国的地位。”因此，“印度政府当知道中国政府已对一个和平民族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就更加惊异了。并没有任何确证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任何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印度甚至声称：“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60]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的反应无疑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从而导致中共中央对印度整个外交政策的重新评价。

　　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61]

　　1959年3月1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藏叛乱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62]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因此，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尼赫鲁也懂得，他们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西藏的平叛，改革一定要进行，“缓冲国”也幻灭了。剩下来就是冷战。他们想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搞一个印度、中国、西藏的三角会议，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印度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但它并未死心，还在试探。必须把这条路堵死。[63]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可能有错觉，想利用达赖讨价还价。在1950年我军进藏时，印度就露骨地进行干涉。由于我军在昌都一役的胜利，西藏上层才被迫谈判，印度才罢手。我们现在军队开到边境，关起门来平乱。我们必须给以反击，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高潮，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64]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65]毛泽东甚至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毛泽东强调，“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情，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一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来，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66]在1959年西藏叛乱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对“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部失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67]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印度无疑是支持西藏叛乱的，在他们看来，尼赫鲁认为达赖喇嘛在印度人的计划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没有达赖喇嘛西藏会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没有达赖喇嘛，西藏的事情办得更好。[68]周恩来和陈毅在1961年7月16日接见拉·库·尼赫鲁时明确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印度不应当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69]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据印度方面的资料，1954年10月尼赫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曾提请中国关注有关中国地图对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划定。1956年周恩来回访印度时，尼赫鲁再一次提请中国方面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回答说，尽管中国反对麦克马洪线，但中国已经接受这条线作为中国和缅甸的边界。中国准备做一些修改后，也接受这条线作为中印边界线。[70]但这种说法后来遭到周恩来的否认和严厉反驳。

　　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周恩来说，1954年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讨论边界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周恩来强调，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上述信函中有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说法，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形成的边界线，并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71]

　　1959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再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照会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照会指出：“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二、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哪里？照会认为：“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限。”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关于传统习惯线的看法，无论在西段、中段或东段，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且为大量事实资料所证明了的。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东西两端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三、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照会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之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照会明确指出中印双方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有待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之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界的安谧。[72]对这一照会，毛泽东曾经指示，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73]毛泽东后来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候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负人了，决定打他一下。”[74]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由此确立相应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影响到对印度的政策。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75]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2月明确指出：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帜则是鲜红的。[76]他强调：“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同盟者，总之，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印度反动派反华，印度人民并不反华，他们痛恨本国的反动派。”[77]毛泽东在1962年2月底明确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场新的反华大合唱。

　　这个反华大合唱，很不得人心，很少听众，任凭他们怎样使劲地唱，归根到底，也不可能唱出什么大的名堂来。即是说，他们不可能阻止马列主义在世界上的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革命在世界上的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各国的发展。“[78]

　　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79]“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80]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所以又吹起‘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81]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82]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中苏关系

　　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将来会更加密切，共同发展友好合作的精神。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83]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84]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并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所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85]

　　在此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Yudin ）的一篇重要文章，反映了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和尼赫鲁的基本政策。尤金的这篇题为《对尼赫鲁“基本方法”的回答》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12月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尤金批评了印度政府的内外政策，认为尼赫鲁的方法是“模糊的、主观的和矛盾的”。针对尼赫鲁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尤金强调，当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使用暴力对付人民，首先是对付工人和农民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暴力是对付社会的敌人。但尤金却称赞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领袖”，赞扬他在争取印度民族解放以及争取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还强调，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但社会主义国家将是印度人民的“真诚、可靠和无私的朋友”。[86]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苏联给予印度3.78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87]在1961年，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适于在中印边界地区修筑公路的设备。1961年4月，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此前印度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1962年7月，印度还购得了米格-21型战斗机。[88]

　　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是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中印边界冲突极度恶化了印度共产党的处境，导致印共的分裂。在1961年印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尽最大的努力，使得亲华的印共党员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同时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另外一派所提出的批评中共、支持尼赫鲁的决议。苏联的这些行为当然为中共所知晓，并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第三，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1959年9月8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表明苏联决策部门已意识到同中国可能产生的边界问题。最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快，对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也不例外。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后，苏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苏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89]苏联的上述考虑和相应决策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苏联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中。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90]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91]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同时还批评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92]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超越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这样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赫鲁晓夫明确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就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你们应该能够看出我们同尼赫鲁的一些差别。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那就会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尼赫鲁的印象。塔斯社的声明使得这个问题仅仅成为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关于西藏问题，赫鲁晓夫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面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仅表示要痛斥“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一面”，而且要“通过我们的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陈毅在会谈中批评苏联发表的声明并强调说：“你们不知道尼赫鲁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吗？你们不知道如果印度的进步力量要取胜，尼赫鲁必须被排除掉吗？”对于边界冲突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93]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冲突正是为了把苏联拖进去。他想把我们置于除了支持他以外别无选择的境地。他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对苏联的政策，赫鲁晓夫坚持说，“由塔斯社声明表达的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那样采取行动或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只能把印度奉送给美帝国主义者。”[94]

　　苏联的立场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赫鲁晓夫访华结束后，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这一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表明苏联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95]有关1959年西藏叛乱，报告虽然认为，印度的反动集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叛乱，但同时却强调，“如果结合西藏的历史特点及时实行民主改革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推进西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对反动势力保持适当的警惕，西藏的叛乱是有可能不发生的。不幸的是，对苏共中央有关反动势力正在从事以武力将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的活动的警告，中国同志对此置若罔闻。”报告指出，在西藏问题上，帝国主义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为“中印两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使亚洲两个大国相互争斗，恶化南亚地区的局势，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等。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的上述策略，而对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认为中国的这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同印度的关系。有关中印边界问题，报告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96]

　　这样，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 ）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97]1960年1月19日，周恩来会见契尔沃年科，就中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周恩来强调：“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一边。印方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两天后，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98]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99]

　　其次，中共中央无疑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反动政策。1960年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100]对苏联的这一立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指出：解决边界冲突应该去影响印度，而不是中国，因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他根本就不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01]在1960年9月18日同苏共代表团的第二次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批评苏联在中印之间发生边界冲突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对苏斯洛夫有关中国并没有受到侵略者的威胁的看法，邓小平强调中方不能同意，他还指出：你们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闻，你们居然能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采取中立立场。[102]

　　中共中央在表明上述立场的同时，还对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支持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周恩来在1962年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忍耐克制态度，他们侵犯我国领土，打死打伤我们的人，我们除了自卫外，从来没有出击，没有进攻，从来不先开枪。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欺侮，现在还准备了两个旅要进攻。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103]同时，中国针对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批评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核不扩散问题致苏联政府一份备忘录，并将备忘录分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备忘录中强调指出：“无论苏联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它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卫问题。譬如，在中国防御其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上，苏联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104]对印度拒绝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会谈的建议，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明确表示：目前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衅引起的，印度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进攻中国境内的边界哨所。印度之所以一意孤行与中国对抗到底，根本原因就是借此对外从美国那里要钱，对内得到国内反动政治势力的支持。中国强调，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最终会把两国关系损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105]这些外交行动明确向苏联表明：中国不仅坚决反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且将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因此，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完全了解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完全清楚它在即将到来的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的后果。

　　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Ajoy Kumar Ghosh）在1960年11月21日的发言中还特别指责中国低估了中立国家的意义，他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不对，中共对印共的关系也是高傲自大的表现。对此高士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何那样去对待印度这样的中立和平的国家；以及中国党如何那样对待一个与此有关的兄弟党。高士以及与会大多数代表都表示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106]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大国外交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中印双方都在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部署，以便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周恩来在结束1960年4月对印度的访问后，于5月5日在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鉴于印军趁中印联合公报未提停止巡逻，已在西段开始蠢蠢欲动。为此周恩来建议，命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这一建议。[107]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加强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周恩来在1962年5月22日批示：“对中印边界可能的武装挑衅，要做充分准备，并且要在六月底前准备好。如果到时印方竟敢开火，我方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全胜，并且要收复印军侵入的土地。”周恩来强调，“中印边境不会单打大战，如有，将是敌人的牵制方面，我们不要受敌人的牵制，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仍应在海上，而东南亚又是敌我长期争夺的场所。”[108]周恩来在1962年7月多次听取有关方面关于中印边界由于印度军队继续实行“前进政策”而引起的紧张局势的情况汇报，并在7月底两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962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形势，并制定了重要的方针政策。[109]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的情况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指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以为他的癞皮战术很有办法。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斗争，不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即“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存，犬牙交错”。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工作报告上批示指出：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10]10月5日，周恩来在总参获悉的关于印度已决心向中国发起攻势的情报上也明确批示：印军“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以同时歼灭其若干据点。”周恩来同时还命令总参谋长罗瑞卿加快进行军事部署。[111]时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的刘伯承元帅多次对作战计划提出详尽的意见。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刘伯承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10月18-19日，刘伯承对新疆作战部队的作战提出重要意见，“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112]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藏军区组建了对印作战的指挥机构——军区前进指挥所（代号419部队），任命柴洪泉为司令员、阴法唐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原18军的三个主力团：154团、155团和157团，后来又增加了55师和11师。军区前进指挥所在张国华的领导下，详细研究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113]

　　与此同时，中国还继续对印度展开外交活动，在坚持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的基础上，力争有利的国际舆论的支持。1961年10月底，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时指出，尼赫鲁在帮助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获取独立方面，做出过独特的贡献。现在迫切需要中国和印度共同携手努力。周恩来强调，某些大国为了自己的国家目的正力图影响尼赫鲁先生，并试图扩大中印两国之间的分歧。班纳吉在会谈后给印度外交部的电报中认为，周恩来对尼赫鲁的研究很细致，他试图重新获得尼赫鲁的信任，并尽量减少两国进一步出现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但对边界冲突、进入有争议的地区等问题都避而未谈。[114]1962年8月4日，周恩来会见班纳吉时表示，中国同意和印度进行谈判。当班纳吉询问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问题时将怎么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印度必须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并不再侵犯中国领土。周恩来批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而且还采取相同的策略和态度。周恩来强调说，现在不幸的是，尼赫鲁失去了对其政府的控制，印度人民也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周恩来还严厉批评印度庇护西藏叛乱分子。班纳吉将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迅速向印度外交部做了汇报，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115]

　　8月下旬，班纳吉从朝鲜访问结束回到中国后，收到了印度外交部秘书德赛（M.J.Desai）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指示班纳吉立即拜会周恩来，通报印度政府准备派遣部长级的代表团到北京，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地讨论一切双边问题和争端。在无法拜会周恩来的情况下，班纳吉在第二天受到了陈毅的接见。陈毅表示，如果印度政府没有毫不含糊地和公开地取消它对中国领土的一切虚构的和错误的要求，这个建议是不可以接受的。陈毅强调，目前的建议充满了印度的宣传攻击中国的火药，是一个圈套，因此不能接受。班纳吉随后打电报给印度外交部，汇报他同陈毅会谈的情况，但同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8月22日，印度外交部向中国驻印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再次建议两国政府举行会谈，以便确定采取步骤恢复在过去五年内以武力而改变的拉达克地区边界的原来状况。中国拒绝了印度的这一建议。[116]

　　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试图对中印双方施加影响。1962年5月14日，在印度向中国发出照会之后，契尔沃年科拜会班纳吉，询问班纳吉是否就印度政府的照会同中国方面联系，如有联系，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在听到班纳吉对情况的介绍后，契尔沃年科非常失望。他对班纳吉说，根据他从莫斯科获得的消息，克里希纳·梅农、葛罗米柯和陈毅在日内瓦已讨论了印度方面的照会，并同意希望这一照会不仅可以为中国方面所接受，而且还能够为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气氛。对陈毅同意印度照会的说法，班纳吉表示怀疑，同时他也怀疑照会所建议的将阿克赛钦公路用作民用的可能性，因为印方相信，这条公路事实上在中国完全的军事控制下继续用做军事目的。契尔沃年科对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苏联和印度应该继续努力和平解决同中国人所存在的“误解”。[117]班纳吉抱怨印度外交部的低效率，因为印度外交部根本没有向他通报这样重要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已经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62年10月20日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群和各团属炮兵对克节朗地区的印度军队实施了15分钟的火力急袭，摧毁了印军的炮兵阵地和部分工事。7时4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发起冲击，迅速突入印军阵地。11个小时后，克节朗战役结束。11月18日8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和刘伯承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多越好”的指示精神，按计划对印军发起总攻，在东段展开了历时30天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阵亡671人，负伤811人。[118]有关印度的伤亡情况，根据印度的资料，阵亡1383人，失踪1696人，被捕3968人，90%的伤亡是在东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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