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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研究】李开盛: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2017-07-08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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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作者: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一、导论

有关中美冲突的研究众多,参见\[美\] 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陈琪、吴文成译,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p. 745; 张沱生、\[美\]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蔡鹏鸿:《中美海上冲突与互信机制建设》,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3037页;James Dobbins, David C. Gompert, David A. Shlapak and Andrew Scobel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RAND Corporation, 2011;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2131页;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2012;等等。其中也有论及第三方作为冲突诱因、竞争场域或争取对象,但强调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主动作用及其影响的论述并不多见。笔者曾经对第三方如何影响中美冲突结构以及如何从大国角度管理第三方因素进行了论述,但对第三方应该如何施策也只有笼统提及。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90106页。目前中美冲突关系中一个已经显然存在的事实是:在不少情况下,第三方的主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冲突态势。例如,2016年以前,越南、菲律宾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中国因此十分被动。但自2016年越共十二大以及杜特尔特出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这两个国家分别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逆转了中美南海博弈态势。考虑到这些事实,一个应然性的问题可以相应地提出来:处于一对权力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第三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有利于管控大国竞争?特别是在中美间结构性权力竞争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新老大国彼此间的政策调整空间可能在缩小,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如何管控大国竞争具有更加现实甚至紧迫的意义。

当然,此一选题可能不符合“国家理性”的逻辑,因为即使小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它也很可能从自身利益而非管控大国竞争的角度来决定其政策。事实上,有不少第三方国家为了所谓的“自身利益”去挑动而不是管控大国间竞争,例如,日本要求美国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韩国朴槿惠政府加速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均是突出例子。但本研究试图强调的是,管控大国竞争与第三方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当两只大象打架时,受害的常常是它们脚下的草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避免大国冲突对相关第三方而不是大国本身来说甚至更加重要。所以,第三方不能对管控中美冲突的问题作壁上观。第三方的积极参与不但有利于管控中美冲突,对其自身长远利益来说也是有利的,应该成为这些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逻辑与价值出发点。但是,考虑到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本质以及第三方的实力、地位均无法与中美两国相比较,它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有利于中美冲突管控,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

为对第三方的应然与可能选择做较详尽的分析,本文基于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第三方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大国冲突是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分析视角与解决路径也各不相同,对于提供给第三方发挥作用的地位、空间也不尽一致(有的可能完全忽略第三方的作用)。笔者试图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分析,对诸种理论以及基于其上的相应路径的重要性进行比较,为第三方的选择提供尽可能多的理论选项。以这些理论路径为指导,笔者对涉及中美冲突的几个主要东亚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从中指出今后这些国家在管控中美冲突、维护东亚和平方面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理论框架


中美两国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竞争关系。尽管在贸易、货币、人权等种种议题方面存在利益冲突,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根本矛盾仍然是分别作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权力消长关系。这种权力竞争是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最终陷入战争状态的根本动因,也是当前中美特别强调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背景。中美能否有效地管控冲突,最终前所未有地实现和平共处,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与实践中的最大挑战。从理论上看,两个具有权力竞争关系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共处,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路径:

(一)中美实现和平共处的路径

第一,权力现实主义。权力现实主义包括两个分支:一是“权力均衡论”,即双方较稳定地保持大致同等的权力,所以谁也无法向另一方发起挑战,因而实现和平。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强调: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美\] 汉斯·J. 摩根索著、肯尼思·W. 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当然,权力均衡并非意味着相关因素数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军队、导弹等)的完全对等,而是只要一方的实力优势不足以促使其有信心发动对另一国的战争即可。另外,之所以强调“较稳定”的均衡,是因为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重大问题往往基于对一定时期内敌我国力的估量,如果这种均势只是短时的,那么并不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决策的重要因素。二是“霸权稳定论”,即一方拥有稳定性的足够权力优势,使得另一方无法或不愿挑战而实现和平。当然,很难对“足够”设定一个量化标准。它可能意味着一国的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至少是另一国的两倍,使另一国无法确信自己能在一场挑战中获胜。而“稳定”则意味着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另一国无法跨过这一权力差距,因此也失去挑战其地位的信心与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与“权力均衡论”相比,“霸权稳定论”是以霸权良性为前提假定的,即享有重大实力优势的霸权国不会对挑战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没有理论上的推演与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一假定。因此,“霸权稳定论”只适应于管控新兴大国对于守成大国的战争动机,而无法阻止拥有更多权力的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战争欲望。

第二,新现实主义,其典型代表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核武器稳定论”。他主张,核武器是“巨大的和平力量”,极大地减少了核拥有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in Marc A. Genest,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6, 110.这是一种当代技术条件下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使得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从而保持有核国家的实力平衡。实现这一状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相关国家是否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在遭受对方先行核打击之后是否还有核还击的能力。所以,“有效威慑需要不断进行高投入的技术革新(现代化),通过有计划地提高安全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来维持国际战略的稳定。”\[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在达到这一标准后,双方间的核弹头数量多少并无意义。二是相关国家是否仅部署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一国建立了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取得了可以核打击别国但免受别国核报复的能力,这就破坏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鼓励拥有足够导弹防御能力的国家发动战争,因此不利于和平。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使得其成为国际合作的有效保障。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具体而言,制度要在国家间起到保障和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路径:其一,通过制度化的裁决或是协商,就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一般来说,越是不重要的利益就越容易通过制度的方式达成妥协,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的利益很少能够通过制度进行协调,甚至制度的成员国会预先将核心利益排除在制度协调的范围之外。其二,通过制度化的各层级交往(如外交磋商、战略对话、定期峰会等)减少误解与误判,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发生。其三,通过制度安排(如世界贸易组织、双边贸易协定等)生成共同利益或机会成本,从而使各方不愿意或不能够发动战争。其四,在冲突发生之前,发展出某种制度框架或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之下,通过信任建立措施和预防性外交,减少冲突的出现频率。其五,或许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像地区性组织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培养地区的集体身份与认同感,减少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与疏离感,以便从根本上避免冲突的发生。影响制度管控争端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的强度,如那种采取了多数表决的制度往往较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制度更加有效,因此联合国安理会体现出了较国际联盟理事会更有效的一面。另外要注意到的一点是:权力不同、性质不同的国家,可能受制度的影响不一样。理想地看,无论大小国均应受制度的同等约束;但事实上,权力较大的国家或是对制度认同感差的国家,即使已经加入制度之中,制度对其的约束力可能相对较小。

第四,“相互依存论”,即两国经济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即使它们之间也存在权力竞争,但也不敢随意发动战争。这一约束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平衡的。因为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常常不同,依赖程度小的一方更有可能受到较小管控,相对来说更有欲望和能力主动对另一方发动战争。对此,“相互依存论”提出“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概念。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敏感性和脆弱性均较大的一方更容易受到约束,而另一方受到的约束则较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经济上的依赖也难以完全压倒军事上的考量。即使一个国家在非对称相互依赖中处于优势,也可能遭受军事上的反击。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和对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发动进攻就是一例。\[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第五,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相信,无政府体系至少有三种文化,即强调敌人角色的霍布斯文化、强调竞争对手角色的洛克文化和强调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而且暗示三种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发展性进化关系。\[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7页。根据这种逻辑,如果国家间改变对方为对手和敌人的观念,彼此建构出伙伴或朋友的身份,也就意味着相信对方不会为权力而发动战争,或是建构一种愿意和平竞争的关系。相对于权力与安全均衡来说,观念建构往往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常常是双方发展关系的重要预防性手段。双方间观念的建构,至少要较国际体系文化的改变更为容易。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注重推动与其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变彼此社会、人民间的看法,从而避免未来的冲突。

第三方要在管控大国争端中发挥作用,也离不开上述路径。关键是要弄明白,在不同的路径下,第三方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二)第三方在管控大国争端中的作用

第一,权力现实主义。面对权力竞争中的两个大国,是否与其中一国结盟或以平衡者身份出现,是第三方常常不得不面对的选择,也是其作用于两大国竞争的最直接路径。昆西·怀特(Quincy White)与肯尼思·华尔兹将“追随”作为平衡的对立面,前者指的是加入更强大的联盟,平衡则意味着与处在弱势的一方结成联盟。\[美\] 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载\[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江忆恩)、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从是否能够管控大国竞争的角度看,第三方因此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选边”:一是加入其中一方,使该方达到“拥有稳定性的足够权力优势”的地步,使得另一方放弃挑战的希望,促成一种所谓的“霸权和平”。对第三方来说,这意味着采取追随更强者的策略。其动机可能多种多样,有的可能出于对威胁的评估(例如冷战时期许多西欧小国选择加入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而不是近在咫尺的苏联),有的可能只是出于投机考虑。二是灵活地选边以实现均势和平,即总是拉拢劣势一方对抗优势一方从而达到双方权力基本同等、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向对方发起挑战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的安全也得以保证。近代英国就一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欧陆大国间扮演均势平衡者的角色,随时准备加入弱势的一边。当然,第三方也可以选择任何时候都不选边站的局外中立角色,但这个时候它对于管控大国冲突没有直接作用,因此不是本文要分析的对象。

不管是致力于霸权和平还是均势和平,并不是每一个第三方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对大国冲突管控发生直接作用。一般来说,第三方的选边要发挥作用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第三方自身相对于大国的实力体量。如果第三方的权力对于两个大国的权力差距产生不了有意义的影响,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影响到大国关系。第二,两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及其变化。如果差距小,第三方即使为小国,其实力加入某一国集团后也可能有实质性意义。如果在大国间实力差距大、第三方又是小国的情况下,第三方是否加入优势一方对后者来说并无意义,如加入弱势一方也很难改变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的加入对于管控大国冲突来说没有正面价值,甚至有消极意义,因为它的加入往往使得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以管控。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90106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第三方选择加入优势一方的霸权和平仅仅有利于管控较弱一方大国的行为,而无法遏制霸权大国的行为,因此具有较大的缺陷。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加入优势大国一方,甚至可能鼓励它主动向较弱势大国进行挑战。总体上看,由于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国家间实力消长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基于实力的国际政治斗争容易导致安全困境、新的矛盾甚至是“擦枪走火”等情况,而第三方的介入进一步加大了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值得提倡的。

第二,新现实主义(核武器平衡)。当两个大国达成核摧毁的恐怖平衡时,第三方的加入或不加入均没有意义。

第三,制度主义。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在两大国竞争时,第三方常常是小国,它们能够在两大国中间的制度构建和运行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正是因为两个竞争大国间的相互不信任,给了小国在制度创建与运作方面更多的空间,关于小国的制度性权力,可参见陈旭:《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权力论析》,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0期,第4142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角色。因为任何一个大国来牵头创建或主导某个制度,另一个大国都可能持怀疑与反对的态度,由第三方来牵头往往就是一个现实的折中选择。在有的情况下,甚至第三方能够主动介入大国之间,推动某些沟通机制的建立。例如,早在1989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迫使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采纳一整套有关信任度建设的方案,其中包括提前知会海军联合军事演习,共同采取行动以避免海、空难事故发生以及通过交流信息增加透明度,等等。\[加\] 阿米塔夫·阿查亚:《遏制、接触,抑或反控制?马来西亚面对新兴中国的对策》,载\[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当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扮演的角色,而欧盟的领导人也常常由小国来担任,其总部也设在比利时(而不是法国、德国)的首都布鲁塞尔。由于中美、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很难想象其中任何一方来牵头搞地区合作,但东盟的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东盟最初与中日韩成立“10+3”机制,后来发展成为包括更多大国在内的东盟峰会机制,东盟一直牢牢地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东盟国家意识到,如果大国都成为一个合作机制的成员,就能更好地与其打交道。Raymund Jose G. Quilop,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the Asia 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2, p. 68.当中日韩致力于发展东北亚合作时,2011年成立的三方合作秘书处也选择设在首尔而不是北京或东京。事实上,制度路径虽然仍面临种种限制,对第三方小国来说还是相对可行而且更加值得提倡。“选边”仍然是一种实力介入的方式,这一路径不但不是小国的强项(相对大国而言小国缺乏实力),有其固有的缺陷(如追随强势大国虽可抑制较弱大国,但可能鼓励强势大国的挑衅,更容易“擦枪走火”等),而且往往需要复杂的平衡外交技巧。相对而言,制度提供了一种对各方更为公平、更有利于小国发挥作用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国际冲突的管理最好还是通过机制化路径来进行。当然,小国发挥制度推动者的作用也是有前提的,既要具备相应的制度倡议、管理能力,还要受到两个大国的信任。另外,小国对于制度合作的方向性把握是很重要的。例如,东盟在形成“10+3”机制之后,无限制地把其他大国拉进来,反而削弱了原有机制的有效性与活力。相应地,这一机制在协调大国关系方面的作用反而降低了。

第四,相互依存论。相互依存是一种双向的行为,如果经由第三方传导,就会减弱其敏感性与脆弱性。如A国的产品先出口到B国加工后再出口到C国,那么敏感性与脆弱性关系主要是在A国与B国或B国与C国之间、而不是A国与C国之间产生。事实上,第三方直接介入两国间贸易时,还可能分散其相互依存程度,因此第三方在这方面起不到推动管控竞争的作用。

第五,建构主义。建构观念是一个双向的、主体间的过程,因此关键还是在于两个国家自己。但是,第三方可能在观念建构过程中提供重要协助。这是因为“在公共冲突发生过程中,当双方在进行坦率的交流和沟通面临一定的障碍时,第三方干预有利于消除人为的分歧和想象的分歧,促进双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徐祖迎:《公共冲突管理中的第三方干预》,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2期,第105页。具体来说,第三方在促进沟通方面的作用体现在:第一,在两大国观念交流过程中,由于双方观念很可能是对立的、冲突的,这时第三方可以扮演良性阐释者的角色,即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对一方解释另一方的观念,以促进双方间理解而非产生误解。第二,在两大国已发生观念冲突时,第三方可以提供“第三种观念”,促进双方的交集和妥协。第三,当两大国不但发生观念冲突而且处于物理上的隔绝或敌对状态时,第三方可以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避免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更大的对抗,甚至促成双方的合作。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在秘密促成中美建交中的作用,就类似于此。当然,要发挥上述作用,其前提也是第三方受到两大国的共同信任,并且要有能够使双方同时沟通的管道。

总结起来,第三方要促进大国间的冲突管控,主要是通过固定或灵活地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方面而起作用。同时,这些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参见表1)。表1第三方参与大国冲突管控的路径与条件

理论依据第三方角色具体路径前提条件现实主义选边(加入优势或劣势一方)霸权和平;均势和平自身实力与两大国间的实力差距制度主义制度推动者倡议、协调、“驾驶员”制度倡议和管理能力、大国的信任建构主义中间沟通者信息传递、阐释和协调大国信任、有效的沟通渠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案例分析


东亚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中美在这里存在最多的直接利益冲突,也是双方权力竞争最先接触的地方: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各地霸权(当然也包括东亚的霸权)为基础,而中国要获得相应的权力地位必须首先自邻国开始,周边外交因此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东亚许多国家同时与中美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不一定都会成为本文所要分析的第三方。在这里,第三方主要是指那种被卷入中美竞争或冲突关系中的国家,从而有意愿或动机,也有一定渠道或能力在协调中美冲突管控方面发挥作用。那些与中美竞争或冲突关系不大的国家,一般都不太愿意蹚大国竞争的“浑水”。例如泰国,尽管它与中国关系良好,也是美国的盟友,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与中美竞争无关。而那些被卷入中美竞争的典型第三方,一般是与一个大国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同时被另一个大国利用来牵制该国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的命运也就与中美间的冲突管控紧紧联系在一起。

符合这一条件的东亚第三方国家有:(1)日本。日本与中国存在地区权力竞争、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另外作为美国的盟友在牵制中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朝鲜。朝鲜与美国仍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与实际上的关系紧张,不安全感是其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同时它又与中国保持传统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充当着中国应对美国战略压力缓冲区的角色。(3)韩国。韩国与中国没有直接的重大安全利益冲突,但在朝核问题的处理上存在重要分歧,同时它是美国盟友。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美韩同盟的公然目标是朝鲜,但另一个不加言明的目标则是中国。这使得中国对韩国很不放心,也是当前激烈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重要原因。(4)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南海岛礁的主权争端,同时是美国的盟友。(5)越南。越南与中国存在南海岛礁主权争端,它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事实上已成为美国力欲争取的战略对象。(6)新加坡。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非条约盟友,它同时又对中国崛起抱有一定的戒心。在前总理李光耀的开创性推动下,新加坡一直希望在中美间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国家在中美间选择了不同立场,有的选择了选边站,如日本、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朴槿惠执政后期的韩国选择了追随美国并采取实质上反对中国的立场;有的保持比较平衡的立场,如朴槿惠执政前期的韩国、当前菲律宾以及越南、新加坡;有的则试图在两国之间玩火,如朝鲜。应该说,它们的政策主要还是基于自身的当前利益而非中美冲突管控和地区和平,甚至有的国家还在制造并利用中美冲突。在不少情况下,正是这些国家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间冲突的可能性,由此造成的地区不稳定事实上最终损害了它们的长远利益。这个时候,就迫切需要它们改变政策,把中美冲突管控与自身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正视自己可能发挥的作用。

从这一目标出发,如果第三方想在中美间发挥主动而且积极的作用,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并维护地区和平,那么它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根据前面的理论框架,本文对以下三种路径逐一进行分析:

(一)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

如前所述,第三方能否在中美间促进和平,关键在于自身实力能否对中美间两国实力对比造成有意义的影响。中美均为超大体量国家,总体实力远超其他国家。根据美国丹佛大学国际未来数据库(International Futures)提供的预测(见图1),展示了中美以及相关第三方从19602030年的国力及其对比。从该图可知:第一,中美两国的国力对比处于剧烈变化之中,总体是中国相对上升,美国相对下降。2005年时,中国的国力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但大致在2021年,中国的国力开始超过美国。第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包括日本在内的第三方对中美间实力对比的影响在缩小。由于中美的国力远超其他国家,第三方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选边站,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实力对比。第三,一个例外的时期是2021年前后,由于这是中美国力接近平等的年份,因此即使第三方的国力很小,也可能通过选边站,对改变中美实力对比产生一定的影响。


图1中美及相关第三方的国力对比(19602030年)

资料来源:美国丹佛大学的International Futures(Ifs)数据库,参见http://pardee.du.edu。根据该数据库,一国的国力指数由该国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科技发展水平等分别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加权计算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选边站的行为对中美冲突管控产生的后果十分复杂。整体上看,由于第三方国家的国力远逊于中美两国,无论这些国家如何选边,一般都无法对中美实力差距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从而无法形成霸权和平或均势和平(除非是中美双方自己实力变化所致)去管控中美冲突,反而会因为其介入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从而引发冲突。所以,当前一些东亚第三方所执行的政策,如东盟奉行的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从管控中美冲突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作用的,甚至还有负面影响。那些选择与美国保持同盟的国家,更是起到了激化中美冲突的作用。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一边倒向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结果导致中美在南海冲突可能性的上升就是一个例子。尽管第三方在2021年中美国力对比转换期时其行为有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其引发的后果仍然是复杂的。如果这些国家奉行均势逻辑,不管它们是在2021年前加入中国一方或是之后加入美国一方,即使形成均势也会被中美间的迅速实力变换不断打破,从而仍然难以维持所谓的“均势和平”。如果这些国家奉行的是霸权和平逻辑,它们在2021年前应该加入美国一方,但由于中方实力迅速与美方接近,并且将在几年之内形成其他国家难以填补的差距,因此也难以形成稳定的“霸权和平”。第三方的霸权和平逻辑仅仅在2021年后它们加入中国一方才有用,因为在那之后中国实力持续超过美国,第三方的加入有助于更快形成稳定的霸权和平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第一,当前一些东亚国家与美国形成同盟或准同盟的关系牵制中国,其作用不在实力,而在地缘因素,即以其邻近中国的位置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桥头堡”。第二,在中国实力超过美国之后,如果第三方想要管控中美冲突实现地区和平,其合适的逻辑应该是加入中国而不是美国一方。但是,从当前多数东亚国家的安全政策倾向来看,这一前景在近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前面所强调的基于实力的第三方介入更能引发更多的风险,第三方的任何选边政策都是不值得鼓励的。目前的危险趋势是,一些第三方国家特别是日本正在加紧联美制华。冷战结束后日本基本上选择的是与美国结盟来牵制中国,“加强的美日同盟第一次将日本和中国对立起来”。\[美\] 迈克尔·乔纳森·格林:《应对中国——来自日本的观点》,载\[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2015年4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时与美国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出美军支援日本保卫和夺回岛礁的联合作战以及日美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等。刘江永:《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第12页。这就使得中美与中日矛盾纠缠到一起,进一步增加了东亚冲突的可能性。

(二)制度推动者

考虑到第三方通过实力介入管控中美冲突的局限,探讨东亚第三方国家如何通过扮演制度推动者与中间沟通者的角色协助管控中美冲突或许更有现实意义。在制度推动者方面,根据前面提出的理论条件,第三方最好是具备如下方面的条件:制度倡议、管理能力和大国的信任。条件越充分的国家,就越可能扮演制度推动者的角色。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在内的东盟目前就扮演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推动者角色。作为一个整体,东盟不但是东盟峰会机制的核心角色,还主导了包括东盟国家、东北亚、南亚、大洋洲和美国等国在内的东盟地区论坛。但是,尽管这些机制都把中美包括在内,它们在实践中并未起到协调中美关系的作用。事实上,当中美共同参与这些机制时,更多的时候是在相互进行政策宣示甚至批判。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时宣称南海事关美国国家利益,而中国外交部部长当场进行了愤怒的反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4, p. 7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恰恰就出在东盟对于自身作用的认识与把握上。东盟之所以推动东盟机制不断扩大,从根本上讲还是基于实力平衡而非制度协调的理念。东盟希望在众多大国之间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首先是通过“10+3”机制在中日间保持平衡。随着中国的崛起,又拉拢印度等加入,结果形成了“10+6”机制。最后加上美国和俄罗斯,形成“10+8”机制。从制度协调与效能的角度来看,在缺乏有效沟通与决策机制的情况下,把如此之多的国家拉到一起是不可取的,其结果只能是随着成员的增加而逐渐弱化,东盟机制失去了有效协调的能力,也无法对管控中美冲突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要改变这种情况,东亚的多数第三方就必须改变基于实力考虑的平衡政策或结盟政策,真正把目标放在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上来。这首先是必须做到认识上的转变,东盟坚持大国平衡政策为时已久,而那些与美国结盟的东亚国家则视这种同盟体系为理所当然,把任何批判都视之为改变现状的不良企图。如果不能转变这种观念,东亚国际秩序可能就永远处于一种缺乏区域性有力制度的碎片化状态,东亚特别是东北亚的地区秩序碎片化分析,参见李开盛:《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2138页。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无法根除。当前,东亚第三方要推动中美间制度构建,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

第一,充分利用好现有机制,特别是注重提高其制度效能,如中美均参与的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根据东盟1995年制定的一份概念文件,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应经历三阶段:推进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推行预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和探索解决冲突的办法(elaboration of approaches to conflict)。Raymund Jose G. Quilop,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the Asia 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2, p. 64.当前东盟系列机制应将重点放在如何落实并推进这些构想。

第二,考虑到东盟系列机制任务的广泛性,一些特殊的东亚第三方可以探讨专门针对中美冲突管控的机制。例如,韩国和菲律宾既是美国的盟国,又与中国存在重大利益关系,如果这些第三方能够出面推动建立某种“2+1”机制,在不同的地区(韩国在东北亚、菲律宾在东南亚),针对不同的议题(韩国针对朝核与半岛议题、菲律宾针对南海议题),在中美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打通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同盟体制与中国之间的安全隔阂,最终建立一种三边安全机制,可能是一条更为直接、有效的路径。同时,这种机制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

(三)中间沟通者

如前所述,中间沟通者的作用在于平时促进大国间的互信、消除彼此间误解,而在危机时刻则重点是促进沟通以消除误判,避免冲突的发生。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前提条件是同时获得两个大国的信任以及拥有可与两国多方面沟通的中间渠道。在东亚第三方中,在这方面发挥过作用的是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小国,但却是中美间的一条特殊沟通管道。作为新加坡的奠基者,李光耀也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同时获得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信任,并建立了与中国、西方领导人的广泛交流渠道。相对而言,新加坡领导人“比该地区其他领导人更加意识到‘声音’在形成任何讨论措辞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并不怕自己的观点被听到。”\[新加坡\] 袁丰康:《新加坡经济和政治接触的时机》,载\[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早在中美建交前,李光耀就在同美国领导人如尼克松的接触中重复同样的观点——同中国接触有好处。而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围堵中国之际,李光耀则提醒西方不要试图放缓或使中国发展失败,从而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排外的、沙文主义的、对西方极为仇视的国家。\[新加坡\] 袁丰康:《新加坡经济和政治接触的时机》,载\[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51页。另一方面,新加坡领导人也试图向中国灌输关于西方的正面信息,推动中国持续进行改革开放,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接轨。

新加坡的这种作用离不开其对自身地位的正确把握。其领导人与中国的交流渠道是从邓小平开始的,邓小平欣赏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并在1978年到访新加坡,自那以后就树立了新加坡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多年以来,新加坡高层领导人,从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到各个部长都坚持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新加坡进行磋商。”\[新加坡\] 黄朝翰:《中新关系前景:新加坡面临的新挑战》,娄宝翠译,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67页。这种特殊管道使得新加坡在向西方解释中国、向中国解释西方方面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同样,新加坡领导人的认识也十分关键。李显龙曾在中国的演讲中强调:“中美关系融洽与否,对整个区域,都有影响。新加坡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和中美两国都是朋友,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恶化,更不愿意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新加坡的影响力有限,但是我们尽可能通过言语和行动,从旁促进中美关系。”《李显龙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全文》,联合早报网站,http://www.zaobao.com/special/sgcn/bilateral/story20120907107210。这种观念决定了新加坡在中美矛盾中不轻易加入任何一方,同时对化解冲突持一种异常积极的态度,这与其他的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除了扮演观念沟通者外,还试图在中美间发挥实力平衡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一度萎缩,新加坡对此是反对的。2000年4月20日,美国和新加坡两国海军签署了一项协议,使其樟宜海军基地成为美国海军自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湾以来在东南亚开辟的第一处航母驻泊基地。而据前面的分析,东亚第三方的实力平衡政策往往加剧而非缓解了中美冲突。新加坡的例子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前,李显龙在中美间的作用一度明显向平衡者而非沟通者的角度倾斜,如在2016年8月访美时,他力挺事实上压制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直接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国对新加坡产生很多不满。在随后(2016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在与李显龙的会晤中要求对方“加强沟通,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尊重”。杜尚泽、杜一菲:《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3日第2版。中国的一些媒体也一反以前的态度,直接对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展开了批评,甚至直言“与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相比,它从平衡路线转向了剑走偏锋,定力被狂躁取代”。《社评:装甲车自投罗网,新加坡应当反省》,载《环球时报》2016年11月29日第15版。新加坡未来能否继续在中美东亚冲突管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于其重点是扮演沟通者还是平衡者的角色。


四、结论


在中美结构性权力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尤其是确保双方在利益竞争最激烈的地带同时又是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东亚发生冲突,是一项无论对中美而言,还是对东亚其他国家来说都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正是基于此一背景,第三方无法也不应对如何避免中美冲突的问题保持超脱或逃避的态度。第三方往往以国力小、作用有限作为不发挥作用的理由。但本文通过研究表明:在东亚的第三方能够通过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在中美间发挥冲突管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一些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第三方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缓解中美冲突的管道与桥梁。目前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东亚第三方国家选择了以实力手段(即选边站的方式)介入中美冲突之中。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坚持甚至强化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东盟事实上强调其大国平衡角色而非发展其机制效能,像新加坡这样曾经在中美间扮演观念沟通者的国家一度将大国平衡置于观念沟通之上,使得东亚第三方在协助管控中美冲突方面的作用下降,并通过地区的欠稳定化,反而最终影响到了自身的安全。

第三方之所以做出与管控中美冲突方向不符的选择,有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如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对越南、菲律宾等国而言)、地缘政治中的权力争夺(如日本)甚至是领导人个人认知的变化(如新加坡)。从短期来说,这些国家的选择可能是理性而且对其有利的,因为它们通过在一些情况下与美国的进一步合作而固化了自己的安全利益。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例如菲律宾和日本就在黄岩岛对峙、钓鱼岛“国有化”中损失了更多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中美冲突更可能让它们成为两面不讨好的牺牲品。另一些国家则是不愿意去蹚大国竞争的“浑水”,因此对促进中美冲突管控抱着事不关己、城门观火的态度。然而,对许多东亚国家来说,不管它们是否愿意,它们所在的地区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场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要改变自身的认识与政策,在协助管控中美冲突方面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特别是在中美间扮演好制度推动者与观念沟通者的角色,真正推动两个大国在东亚的持久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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