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冰冷的传统之道

其实，自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发现情感位居政治生活的核心，在各类典籍中均有所论证。人们耳熟能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敏锐地描述，战争的原因在于雅典权力的增长，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这种类似于安全困境的原始朴素描述，何尝不可以用来反观今日世界的权力转移之争。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那里，情绪亦是一个核心的讨论话题。在他所著的《修辞学》中，情绪与演说成功与否紧密相关。成功的演讲，在于说服听众，这就需要通过演说激发听众的情感，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爱或憎恨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是不同的。

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封）

从一开始，分析情感及其与理性的关系，成为哲学思辨的一个永恒话题。尽管有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不同流派的争辩，但抽象的思辨，或许有助于锻炼逻辑思维，却无助于客观理性地辨别世界。直至20世纪，在现代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形成之时，情绪与情感这个传统的老家伙，在一种深刻的认知偏见下，从人们的分析工具中排除出去了。这直接受制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约束，即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于政治世界观的影响。现代政治分析，最为推崇和主流的分析工具，是理性人为代表的经济人，而非心理人模式。

这种分析工具，肇始于1957年安东尼·唐斯，在他经典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了后人无法超越的“理性人”模型。他认为，一个理性人，就是一个经济人。当我们考虑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性时，是不考虑他复杂的动机，他的情感、情绪以及人格等心理因素，换言之，理性人是排除了那些非理性的心理因素的人。他只有一个单纯的动机，比如在政治世界中，政治人要么追求权力，要么追求利益，安全或其他效用的最大化。具体来说，理性人的特点有多个维度，比如，理性人不是疯子，面对选择，他总是可以作出自己的方案选择；进而，理性人总是知道自己的偏好，或许也明白他人的偏好。这就是说，无论是选民，还是上街表达爱国情感的民众，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再次，人的偏好具有可传递性，比如我最喜欢北京，其次上海，最后是广州，那么对于我来说，北京要好于广州。最后，当重复理性选择时，人们总是能选择相同最高的偏好，这就是说，今生你最喜欢范冰冰，那么无论何时何地，抑或是下辈子还是她，而非李冰冰。唐斯被视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鼻祖，规定了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的具体内涵，人们的决策就是追求最低成本而收益最高的一种计算。由于人性本是自私和理性的，所以，这种将情感因素视为非理性的分析工具，一直受到热烈追捧，成为人们看待政治世界最为主流的思维方式。

将情感带回国际政治当中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虽然理性人的逻辑广受欢迎，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但它仍是过于纯粹，过于理性，遭受到现实世界的越来越多的挑战，试想要找到几个这样的理性人，无疑是难上加难。心理学的基础是精确和客观描述人，推进我们对于理性人的认识。这首先要归功于战后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认知科学家对于有限理性的深刻揭示。

其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人是一种理想模型，现实世界中人们决策，走的是认知和情感的捷径。比如，人们寻找伴侣的过程中，不乏着各种“理性”的比较，这种理性更多是物质，但现实是你无法穷尽所有的信息，进行成本效应分析，所以很多人遵循内心的“满意”原则。对于总统的对外决策也是如此，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当然有着有强大的理性目标和原则，即从美国利益维护出发，对战争或其他各种手段进行精心的比较和选择。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的复仇吗？在全民空前支持小布什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这种爱国情感和热情，难道不是推动战争决策的重要元素吗？小布什在《抉择时刻》中回忆到，当他收到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信息时，正在某地的学校视察，那时候涌上心头的是一种他所一贯坚持的道德原则，他想的是那些可爱的孩子遭受袭击时的情景。凡此种种，皆预示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体现在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充分、决策环境的压力，以及人所具有的各种认知偏见，从而会产生种种错误知觉。这就是罗伯特·杰维斯最为著名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主题。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

其二，情感是有害于人的理性的。在认知偏见主导的时代，杰维斯成为那时最为杰出的学者。但这种政治观仍然受到时代的局限，正如2004年他在采访中讲到，如果那时候他的著作有所遗憾的话，那么就是过于受到西蒙等认知科学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情感对于人的认知的影响。在他之后，几位学者完成了情感对于决策的负面作用的论述。贾尼斯等人在1977年的《决策》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情感对于决策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述，与其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决策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不如说是小布什个人道德观以及美国社会情感的回应。

同理，如果不了解恐怖主义的仇恨从何而来，就无法理解恐怖主义者自我牺牲的报复式袭击。在一部2017年并不受好评的恐怖主义者影片《无人机》中，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主角沙邦贵，在牛津接受的教育，家人被受雇于美国中情局的远程定点清除无人机驾驶员本恩无辜消灭，因而远赴美国复仇并进行道德审判，这是恐怖主义者自身情感损失所造成的非理性恐怖袭击报复。

电影《无人机》剧照。

为情感正名：一个有别于人工智能的政治世界

情感和情绪是非理性的，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也有着哲学观点的支持。确实，当一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网络言论充斥于互联网空间时，人们就会认为，别让这些负面情绪绑架了外交决策者，我们需要一个理性与平和的民众政治观。然而，这种认识亦非是全面的，并没有展现一个客观看待情感的图景，当下已进入到一个为情感正名的时代。

首先，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预示了情感构成了理性的本质要素。哲学思辨无助于认识情感的理性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人类大脑黑箱的打开，要归功于认知和情感神经科学家的功劳。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顶尖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成为这一革命的先驱。他在临床中发现，某些病人的大脑某块区域受到创伤后，情感和情绪能力丧失，但保留了完整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100多年前的美国建筑工人盖奇，就是这样一位没有情感的人，因为在某次施工中，一根钢筋直穿了他的大脑，但他神奇般地活了下来。这些没有情感的人，看似正常，却怪事连连。比如，他无法决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的人格特质发生了变化，行为怪异，不懂遵循人情世故。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达马西奥在临床医学分析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情感构成了人的理性的本质要素的假说，而这为我们在政治世界中谈论情感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

美国第28届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资料图）。

其次，情感在政治世界中的理智能力。犹如上文所言，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你的对手的需求是什么。但是现实是这样的吗？美国知道俄罗斯最为关切的是什么吗？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参加一战，明确表明美国要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使命，是他一开始就确定的吗？明显不是，威尔逊总统内心只关注国内政局，与国会的斗争，以及如何获得大选胜利。正如乔治夫妇在经典名著《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所精彩分析的，是他的好基友、核心幕僚豪斯上校，不断游说、说服、塑造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世界观，从而将自己的雄心壮志通过威尔逊总统来实现。威尔逊总统和豪斯的铁杆友情，似乎成了美国国际政治战略转变的驱动力。

在政治世界中，情感发挥着多种理性作用。比如，可以传递战略利益和敏感性，促进国家间合作。牛津大学郝拓德教授的分析就是如此，他认为德国向以色列的道歉，传递的是内疚的情感，而当时德国国内是一片反对的，但正是这种内疚的表达，改善了德以关系。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等国及时向美国表达了同情的情感支持，从而为美俄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情感成为了理解当今政治世界的一个核心要素，它重构了理性的基础，让这个世界中的人和国家变得鲜活起来，充满激情，充满人性。如果缺乏积极情感，比如战略信任，国家间的合作是无法维系长久的；即使消极情感也是具有积极的进化作用，比如在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眼中，恐惧有助于人们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恐惧是国家获取安全的基础，也是合作无法形成的进化理由。

 特朗普

迈向谈论情感的国际政治时代

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表达情感，诸如对于朝鲜的各种战略威慑，动不动要来一场“愤怒对决”。他的这些言行，不乏是信号的表达，但事实上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也激发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情感反应。盟友们会感到欣慰和安心，对手会感到恐惧，而周边国家会经历不安。这些情感都是驱动领导人和国家选择不同战略，采取不同应对的重要心理基础。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当今国际社会的风云动荡，经互联网技术的即时传播，所产生的情感与情绪反应更加及时和迅速，也更加激烈。总而言之，一个忽视情感与情绪，不谈论情感的时代，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由于传统的偏见，要有效地分析和谈论情感，仍受到方法和技术的限制，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工具可以使用。一个充斥情感的国际政治世界中，你我都是其中一员，深刻理解各种情感表达及其政治逻辑，是建设一个理性和谐的政治世界观的必需。（完）

（本文为尹继武教授 “战略与心理学” 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豆姑娘。合作、转载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