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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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

作者：马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海洋法与南海研究项目主任。

本文来源：《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研究” (14ZDB165)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对前任政府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从对美国的“一边倒”到当前“疏美亲中”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杜特尔特政府回归传统的“平衡外交”策略，试图修复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陷入低谷的中菲关系的考量。同时，响应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对菲律宾的投资，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成为杜特尔特政府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诉求，也关系到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内政和主权事务的干涉以及杜特尔特个人的“反美主义”倾向造成了当前美菲关系的倒退。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仍将长期受到南海问题，美日对菲政治、军事影响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中菲关系；南海问题；杜特尔特政府；“一带一路”

二、

“疏美亲中”政策背后的战略考量

尽管在杜特尔特六年任期内，中美菲三国关系还存在变化的可能，但是并不影响学术界对其任期第一年实施的“疏美亲中”政策调整进行解读，并以此对未来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延续性做出一个大体判断。下文从四个方面分析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的考量。

1. 修正前任政府因南海问题而对美“一边倒”政策，重回对大国的“平衡外交”。历届菲律宾政府，大多采取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外交策略。马科斯执政的7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利和国际石油危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增强，菲律宾政府决定重新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寻求在中美两国中寻求平衡，这也成为了此后菲律宾对华外交的基本思路。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选择菲律宾充当自己与中国在南海博弈的“马前卒”，试图告诫菲方保障其国家安全的最优方式是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军事力量，并由美方自由使用其军事设施。但通过几年的南海博弈，杜特尔特清楚认识到，美国并不愿意正面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一旦菲方与中国的政治紧张转化为武装冲突，美国也不会出面保护菲律宾。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可以看出，美国在东欧、中东的军事基地的作用也只限定为防止大规模入侵，根本无心阻止俄罗斯对上述两国的军事干预。在当今国际局势下，不存在中国意图占领菲律宾大块领土的可能。一旦中菲交恶，封锁其捕鱼业，破坏其海上运输线，中国政府不必直接与美军交锋即可轻松办到。这对于菲律宾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通过中方的反应，菲方深知，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无法阻挡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另一方面，美国一旦对杜特尔特政权表现出不满，会在危机关头限制向其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军事援助，届时，马尼拉面对中国将别无他法；而听命于华盛顿，等于彻底放弃国家的主权地位。

正因为如此，杜特尔特自当选时就开始不断暗示，希望与中国在谈判桌上解决岛礁争议。最初是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于2016年8月成功访问香港，与中方进行了非正式会谈。随后，杜特尔特本人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并且取得丰硕成果。此外，菲律宾还积极寻求和俄罗斯进行双边合作。杜特尔特清楚，利用俄罗斯作为杠杆不仅能够对美国施压，也可以起到防止中国坐地起价的效果。杜特尔特多次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发展更高层次的军事、经贸合作，并且对普京总统个人对待西方国家的强硬表示了敬佩。可见，在疏远美国，加强对华关系的同时，杜特尔特并未放弃发展与俄罗斯等国的友好关系，这体现了其政府践行菲律宾历届政府“平衡外交”的思路。

2. 深挖中菲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兑现竞选中对经贸发展的承诺。当前，菲律宾贸易形势不容乐观，政府迫切需要减少逐年增加的贸易赤字。菲律宾2015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为1298亿美元，较2014年仅录得1.9%的增长，而出口更是出现了5.3%的负增长，贸易赤字达到了122亿美元，比2014年的32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有了大幅增加。在菲律宾2015年122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里，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就达到了近53亿美元，近乎占其贸易赤字总额的一半。表1显示，日本、中国和美国分别为菲律宾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但是三个国家的差距均在年均10亿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是菲律宾第五大贸易伙伴，如果加上香港与菲律宾的贸易量，中国与菲律宾将产生每年超过250亿美元的贸易额，远超过日本和菲律宾的186亿美元的贸易额。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台湾为菲律宾第六大贸易伙伴，且与菲律宾有着3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通过贸易数据看中菲关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尽管两国政治关系近些年走入低谷，中国仍然是菲律宾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次，菲律宾想要发展对外贸易，平衡贸易赤字，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势在必行，而南海局势的持续紧张直接影响到菲律宾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贸易来往，而三者加在一起占到了菲律宾贸易总比重的25.9%。可以说，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成败，将影响着其四分之一的贸易总额。

根据已有的研究，2012年以来中菲关系恶化，严重影响到了两国的全面经贸往来。在阿基诺总统2011年访问中国时，两国曾提出到2016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截至2015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仅为176亿美元，与当初设定的目标有着巨大差距。菲国内也一直有着中国方面会利用贸易制裁手段来迫使菲方改变其南海政策的担忧。具体到制裁手段，菲律宾国立大学的蒂娜·克莱门特（Tina Clemente）认为，中国可以使用包括限制进出口、将菲律宾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和对菲律宾形象负面宣传来减少游客等方式实现制裁。从两国贸易数据中可以看出，2002年至2011年之间，除了2004年和2009年两年，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均维持着顺差，而从2012年南海局势升温后开始，菲律宾连续三年对华贸易成逆差状态。这也印证了南海问题的升温直接影响了菲律宾对中国的整体出口额，波及到了两国的经贸关系。

杜特尔特上任伊始便试图在外交上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其背后也蕴藏着减少贸易赤字，借中国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战略考量。此前，菲律宾与中国经贸合作发展缓慢，在东盟成员国之中，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落后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新加坡位居第五。菲律宾作为一个GDP年均增长7%，东盟区域人口第二大国和海上距离中国最近的东盟国家，其对中国出口增长潜力亟待挖掘。此外，大力引进中国投资可以进一步助力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在阿罗约总统执政的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中菲总共签署了超过83项双边投资协定，而在阿基诺执政的2010年至2016年六年中，两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仅为9项。截至到2014年年末，中国对菲律宾的贷款总额仅为1.15亿美元，远远低于日本对菲律宾超过31亿美元的贷款总额。借助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成为了落实杜特尔特竞选承诺的执政期间菲律宾GDP以7%—8%的数值增长的一大核心。

2016年10月，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也把重点集中在了两国经贸合作上。在投资方面，中国同意协助菲律宾修建基础设施，同意解除此前对其热带水果等农产品的制裁，并且承诺会鼓励游客和企业赴菲旅游和投资。菲方也公开提出，愿意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设立自贸区和积极参与中国牵头的亚投行的投资项目。比起加入美国主导的TPP所需要对本国经贸安排做出改变以及该协议的不确定性，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收益。在两国共同发表的《中菲联合声明》中，两国一次性签署了13项双边经贸合作协定，内容涉及基础设施投资、农业、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产业合作。根据报道，中菲此次签署的投资协定总额达到了240亿美元，其中150亿美元将用于中国对菲律宾的项目投资，预计今后的5年内将为菲律宾创造200万个就业；此外，中国金融业还将为菲律宾提供9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发展菲律宾本国金融产业。

3. 对美国干涉菲律宾内政的不满，引发对美政府激烈的批评。早在竞选时期，杜特尔特就提出内政的重点是打击毒品犯罪，在对外政策中要改变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的主导。执政后，菲政府的政策切实反映了杜特尔特的竞选承诺。第一，菲律宾政府对毒品犯罪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警察和军队可以对贩毒嫌疑人直接击毙，同时鼓励民众自发打击贩毒，并对有功的民众给予奖励。第二，承诺通过修改宪法，将菲律宾政体改为联邦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来平息国内的种族叛乱。第三，杜特尔特承诺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缩小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第四，承诺严厉打击腐败，特别是清除政府、警察和军队中腐败的顽疾。第五，尽管杜特尔特反对外国人在菲律宾购买土地，但希望通过修改宪法来消除对外国资本来菲律宾投资的种种限制。

杜特尔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强力禁毒”政策遭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其禁毒中罔顾人权的强烈批评，使之成为了杜特尔特与美国产生龃龉的另一个导火索。据西方媒体报告，因为政府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而导致的人员死亡已经达到了近3000人。担心被菲律宾各个“林奇”法庭（以18世纪美国种族主义者林奇名字命名的法庭和私设法庭）迫害而向国家申请保护的“瘾君子”和涉毒犯罪分子达到70万人。这些未经正常法律程序而由政府政策造成的民众死伤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要求菲律宾当局停止这项杀害贩毒嫌疑人的政策，要求总统本人保护本国公民人权并且遵守国内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国会负责对外援助的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过程中存在“滥用权利”的嫌疑。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公开表态认为，作为一个民选政府，杜特尔特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不要低估菲律宾民众对美式民主的热爱。

杜特尔特公然多次言语攻击美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试图批评其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所持的立场。毒品犯罪在菲律宾有愈演愈烈之势，2015年上半年的该类犯罪比2014年同期上升了46%，甚至出现过一次44名警察被毒贩杀害的惨案。杜特尔特竞选获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该领域提出的强力禁毒政策得到了本国民众的支持。杜特尔特将强力打击毒品犯罪、清除警察部门的腐败设定为落实竞选承诺最为关键的一环。杜特尔特认为，西方大国干涉菲律宾内政事务，侵害菲律宾主权。他曾表示，“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我们早巳不再是殖民地...除了菲律宾人民，我再没有其他什么主子。”尽管美国出于对菲律宾作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上重要的一环，而尽可能对杜特尔特对人权的“挑衅”采用冷处理的方式，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多次以人权为借口来干涉他国内政，此前甚至操纵国际刑事法庭(ICC)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提起刑事诉讼，使两人因为“人权犯罪”遭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而入狱。从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看，菲政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本国国民的“犯罪”，作为一个小国的总统，未来杜特尔特难保不被美国、欧盟国家“秋后算账”，以“人权犯罪”遭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

在此背景下，杜特尔特寻求非西方大国的支持和谅解，特别是在人权领域获得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标准和认识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与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同，中国一贯秉承着尊重合作伙伴内政的态度，对菲律宾的该项政策表示理解，并提出愿意和菲律宾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此外，中国曾经同样深受毒品的危害，因此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问题上，与菲律宾和众多东南亚国家有着相似的观点。

4. 杜特尔特本人“反美主义”的倾向和领导风格影响了对美政策。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身份影响着其外交政策，而国家身份由社会文化、集体的身份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来共同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家身份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甚至和其国家实力有着相当的决定作用。国际关系学者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将“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定义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其外交政策的反对和反抗，并且认为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等“后殖民主义”国家中。菲律宾长期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反美主义”文化和政治经久不衰。虽然从总体上看，菲律宾社会的“反美”情绪并不普遍，但是菲律宾受到“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对美国在结束殖民统治后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干预和在菲律宾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两个问题上，仍然耿耿于怀。具体到菲律宾国内“反美主义”的根源，集中体现在美菲战争（1899—1902）、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时期（1898—1946）和两国1999年签署的《军队到访协议》（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三个时期，均使当代菲律宾社会产生了对美国的负面印象。

杜特尔特本人将当前菲律宾社会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殖民统治的后遗症，这与其政治背景密不可分。杜特尔特来自菲律宾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棉兰老地区，穆斯林在当地的人口比例超过了20%，普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不满情绪，认为菲律宾应该尽可能少地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多年来，美国政府协助菲政府在棉兰老地区打击“伊斯兰极端武装”，激起了更多对美国的负面情绪，也遭到了杜特尔特本人的多次批评，认为美国的介入使当地局势更加恶化。此外，杜特尔特认为自己既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决定了其在内政中致力打击贪污腐败，试图肃清毒品泛滥对菲国内政治的影响，在外交中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倾向。甚至有西方媒体分析，杜特尔特有可能效仿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反美主义”，在东南亚地区走一条民粹主义的政治发展路线。

杜特尔特个人的“反美主义”倾向从其成长经历中也有所体现。少年时代的杜特尔特曾经遭到教堂美国神父的“猥亵”，成年后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讲述了这一段不堪的经历，认为这段经历对其身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青年学生时代的杜特尔特曾经同情越南共产党，支持其对美国的抗争，对其影响颇深的大学老师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是菲律宾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杜特尔特任达沃市长期间，也曾经多次指责美国支持恐怖分子在该市从事爆炸等破坏活动，并且在一次当地酒店爆炸案后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幕后黑手。在市长任内，杜特尔特曾数次阻止美军使用当地机场。在其竞选总统时，杜特尔特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会做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左翼”的总统,并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对美国政府的“仇恨”。

最后，杜特尔特的领导模式强化了其执政过程中出现“反美主义”的几率。杜特尔特当选总统也在菲律宾政坛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位来自达沃地区的总统，第一位由市长当选的总统，第一位超过70岁才首次当选的总统。杜特尔特之所以能够当选，和其采取的不同于以往总统候选人传统的竞选模式不无关系。首先，杜特尔特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参选，减少了对手对其执政纲领的攻击时间；其次，杜特尔特采用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竞选，影响了众多青年选民；最后，杜特尔特将竞选当成一次发动全民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传统地去赢得各精英政党以及党派联盟的支持。他将自己塑造成为政治强人并采用非传统竞选方式赢得大选，菲律宾国内就有分析指出地方领导出身的杜特尔特很可能会将菲律宾未经过滤的地方政治色彩带入全国层面。同时，对领导人领导力的研究显示，在民主国家中，年龄偏大的领导人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激进的方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这些均预示着杜特尔特有可能将自己的“反美主义”意识带入到未来的政策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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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的前景

第一，杜特尔特政府就任还不到一年，在未来五年里其外交政策连贯性还有待时间检验。历史上，菲律宾大选前后向来充满着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振兴经济的口号。前总统拉莫斯在1992年当选时提出要大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1998年当选总统的前著名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也曾提出要大力帮助贫困人口，并提出“我是你们中一员”（Erap para sa mahirap）的竞选口号；其后的阿罗约总统提出“相信我”(Magtiwala ka)的竞选口号，承诺当选后大力打击腐败，振兴经济。然而，在菲政坛上，鲜有总统能够在任期结束时完成当初的竞选承诺，埃斯特拉达和阿罗约更是因为任内贪污腐败在卸任后锒铛入狱。因此，杜特尔特能否坚持竞选时承诺的国内外政策仍然有待观察。

特别在处理菲美关系上，杜特尔特现行的政策还有待时间检验。有菲律宾学者认为，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属于刻意释放“模糊”(Deliberate Ambiguity)，目的在于增加在中美两国之间重复获利的可能性。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当前92%的菲律宾国民对美国有着良好印象，这一比例是亚洲各国中最高的。而出于菲律宾政体的“三权分立”，其国内不时发出希望总统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声音。此外，在南海问题上，杜特尔特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Antonio Carpio）对杜特尔特提出了警告，认为如果他无法保护菲律宾的领土主权，将黄岩岛丢失，就将面临因为违反宪法而被弹劾的下场； 同时，该大法官认为，菲律宾应该坚定地通过仲裁案裁决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法律上与中国争锋相对。虽然目前杜特尔特的支持率很高，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86%的民众支持杜特尔特的现行政策，但也面临着若干重大承诺能否兑现的执政挑战。菲律宾的行政改革、打击分离主义、维持地方政治的平衡都是影响杜特尔特执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政策目前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

第二，菲律宾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也使其短期内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美国制定“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数额逐年增加，2016年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达到了7900万美元，其中4200万美元用于加强菲律宾海军实力；同期，美国给予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三个南海国家的军援总额仅为3250万美元。此外，美国还大量将二手武器输送给菲律宾军队，供其提高战力。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菲律宾总共进行了14次海上军事演习，其中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达到了9次，远远超过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军演的次数。当前，美国战略界正在评估菲律宾与美国“疏远”之后对美国在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其中一位评论家认为，菲律宾仅仅是美国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但菲律宾却离不开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部署在菲律宾的美军使命包罗万象，包括协助菲律宾政府的反恐行动，如果他们撤出，必然会使菲律宾的安全受到威胁。此外，也有战略评论家认为，通过此次菲律宾外交转向，美国反而应该加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支持，如果菲律宾希望挑战中国，美国应该果断地通过军事手段给予帮助。另一方面，美方也对杜特尔特提出了警告，如果其一味地依靠中国，打压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菲国内的政治反对势力将会有所行动，届时杜特尔特能否完成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还将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中美日在南海上的博弈不会因为中菲关系的缓和而有所减弱，美日等国将会不断制造新的议题来裹挟菲律宾共同制约中国。在杜特尔特访问中国期间，美国海军的“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前往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中方的反对，美国国内也有评论认为，此举与此前美国政府宣称的“自由航行”行动维护全球海洋秩序的纲领背道而驰，更像是对菲律宾发展和中国关系提出的警告。另一方面，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重返菲律宾”的军事部署。自1991年起，美国在菲律宾的领土上再未驻扎过军队，在阿基诺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才推动菲方通过了归还美方在苏比克湾的军事基地和另外四个基地设备的决定，实现了军事上的“重返菲律宾”。菲律宾仍然是控制从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海上战略走廊的最便利的“前进基地”，美国战略界不会因为杜特尔特个人的政策偏好而放弃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美国现任国务卿蒂勒森曾经表示，美方可以阻止中方接近其控制的南沙岛礁，一旦南海局势恶化，利用在菲律宾军事基地部署的美国海空军，是把中国舰队封锁在南沙岛礁水域之外最为可行的方法。

此外，日本的安倍政府越来越体现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趋势，由此提升了菲律宾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日本作为最早响应美国在南海上进行“自由航行”行动和在仲裁案裁决公布后明确表示支持该裁决的少数国家，凭借着经济上对菲律宾的重大影响力，也将南海议题列入到日菲关系中。日本高官表示，如果菲律宾搁置与中国的南海争议，将造成“对国际司法裁决的轻视”，并计划敦促菲政府继续以裁决为依据来制定南海政策。在杜特尔特首访日本之前，菲政府发言人表示，南海问题不在日菲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之内，菲方希望与日方仅就经济和防务合作进行磋商。然而，在杜特尔特抵达日本后，日本政府随即提出“愿意借此机会与菲方在南海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并且表示将未来对菲律宾的经济、军事援助和投资和菲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统筹做出安排。此外，安倍首相还要求菲方就发表的“与美国切割”的言论进行解释。从双边关系看，杜特尔特对日本的访问，加强了菲日关系，两国声明会共同维护南海上“自由航向和飞行”的权利，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是保障地区海洋秩序稳定的保证。由此可见，日方希望通过其对菲律宾的经济影响来引导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为中菲关系发展设置障碍。

第四，仲裁案的余波仍然可能破坏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菲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争议还将长期存在。杜特尔特上台后始终没有做出不以仲裁案裁决为基础进行中菲在南海问题上谈判的承诺，也没有切实计划和中方在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油气资源。此外，菲渔民重返黄岩岛捕鱼的行为也并没有得到两国政府书面的肯定。杜特尔特本人曾表示，之所以不以仲裁案裁决为基础来处理未来的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法无法有效地得到执行，菲律宾无法依靠美国来替其充当执行者，这与中方秉持的不接受强制仲裁，希望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中菲南海问题的政策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菲国内也不断有质疑总统政策的声音，认为保护领土完整和专属经济区不受他国侵犯是宪法的规定，任何一届菲律宾政府都需要遵守。未来，不能排除在美日的干涉下，仲裁案再次被炒作，影响中菲两国当前相对良好的关系。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迅速做出的疏远美国、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外交举动，使原本因为南海问题紧绷的地区安全局势得到了缓解。尽管菲律宾学术界普遍认为杜特尔特政府不会继续前任“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菲关系会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这种急速的转向还是超出国际观察家的预料；特别是学术界未能准确预判其对待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杜特尔特“疏美亲中”外交政策背后有着重新回归菲律宾传统的平衡外交和借“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菲两国经贸关系的战略考量。此外，美国对菲律宾内政的干涉也激发起杜特尔特本人的“反美主义”情绪，加深了其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分割”的信念。尽管如此，杜特尔特执政初期“疏美亲中”政策的延续性和未来该政策如何影响中美菲三国关系的发展，还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有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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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副教授领衔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海外投资风险、华侨华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军事存在、地区动荡与证券市场、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反腐机制研究。本团队欢迎关于“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课题合作，请用单位抬头纸加盖公章，打印合作需求，发送到邮箱[e-mail]

 

编辑：张添之